一、什麼是托派？

1924年列寧去世後，聯共(布)內在蘇聯經濟建設、對外政策、黨內民主等方面的爭論日漸激烈，先後出現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派。到1926年春夏，這兩派結合形成了“托季聯盟”，共同反對斯大林的內外政策。

為了對付反對派的攻擊，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的多數派以聯共(布)十大關於維護黨內統一的決議為武器，運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權力，於1926年7月將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銷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同時解除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職務。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開除出黨。後來，由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表示悔過，才於1928年得以恢復黨籍。

托洛茨基由於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於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在流放地，托洛茨基與各國反對派分子建立了聯繫，繼續批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決定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反對派與斯大林多數派的諸多爭論中，中國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大革命失敗前，雙方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共產黨人要不要退出國民黨、要不要支持蔣介石的軍事行動等。在大革命失敗後，雙方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責任，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性質、任務等等。

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即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同年7月，他們再次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從中國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長鐵路給中國政府等主張。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國民黨的右轉。然而這些建議均遭到斯大林多數派的嚴厲譴責。

在1927年5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托洛茨基等人堅決反駁了斯大林等人為其中國政策所作的辯護，堅決反對依靠武漢政府，認為這將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們提出要維護共產黨的獨立性，成立蘇維埃政權，建立工農武裝。這些主張再次遭到了斯大林多數派的斥責和嘲笑。

大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猛烈抨擊斯大林等人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提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應該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認為正是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聯共(布)內的爭論和鬥爭，自然影響到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列寧學院等學校學習的中國學生。一些在國內經歷了大革命風雨和飽受大革命失敗痛苦的學生，瞭解到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爭論的具體內容後，十分贊成托派(托洛茨基反對派，後同)的見解，特別是在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上，他們對斯大林等人諉過於人，堅持自己一貫正確的做法非常反感。

托派成員王文元回憶說：

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我幾乎是直覺地同意了反對派……過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懷疑的，第一，是我們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國民黨發展組織，我從來就覺得可笑；第二為什麼我始終把希望寄託在高級軍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騙又自願地為另一個騙子去效勞?第三，為什麼要把武漢工人的槍械繳給唐生智?為什麼要壓制湖南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些懷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後來聽說這都是陳獨秀犯的錯誤，是違背了國際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編輯過了的討論檔中，我卻終於看到：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聯共的中央，是斯大林。

在中央派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

這樣，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中，有一批人不顧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數派打擊的危險，從思想上和感情上開始傾向於托洛茨基反對派，還有人秘密參加了反對派。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遊行集會，斯大林等蘇聯高級黨政軍領導人站在主席臺上檢閱隊伍。當中山大學的遊行隊伍走到紅場入口處時，隊伍中的托派學生突然從口袋裏掏出事前準備好的旗子揮舞著，呼喊著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頃刻間，擁護斯大林的學生與托派學生便扭打起來。然而，緊接著的隊伍中又有人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旗子，還有人大聲呼喊，聲援隊伍前面被圍攻的托派學生。

在斯大林與托派鬥爭十分激烈的當口，紅場事件使雙方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程度，從而也促使斯大林加快了處置托派的步驟。托洛茨基先是被開除出黨，後被流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被開除出黨。而在紅場事件中向斯大林發難的中國托派學生，則全部被開除黨籍或團籍，除少數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邊界服苦役外，大多數人於1927年底被遣送回國。

斯大林沒有料到的是，這些被遣送回國的托派學生非但沒有停止活動，反而將托派主張和觀點帶回中國，並感染了一批人，最終導致在中國也出現了托派組織。

1928年12月，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在上海建立。這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構為“全國總幹事會”，史唐、陸一淵、張特、梁幹喬、區芳、陳亦謀、宋逢春、蕭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為托派中央和各區負責人。

這個托派組織成立之後，便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創辦地下刊物《我們的話》，也創辦了一個同名的油印刊物，作為宣傳托洛茨基理論的機關刊物。由此，這個托派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

托派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活動，尤其是《我們的話》的刊印，使托洛茨基關於革命的一些觀點開始在非托派組織人士中傳播，而且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效果。鄭超麟回憶說，當他第一次從尹寬那裏看到油印得並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時，仿佛有什麼電光閃過他的頭腦，他昏亂了，一時間竟判斷不出文章中的話是對是錯。但他最終還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

“我們的話派”不僅將自己的刊物在上海等地傳播，而且還通過關係拿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散發。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等學校中，也有《我們的話》在流傳。

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收到了從中山大學截獲的《我們的話》，這一情況引起書記處副主任米夫的高度重視，他隨後給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寫了一信，指出: “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檔轉給公開的托洛茨基分子……請速告，為克服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黨在做什麼工作。”

此時，遠東局和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已經注意到了中國托派分子的活動。他們認為，受托洛茨基理論影響的，是一些理論水準不高，又不瞭解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人。鑒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已經將托洛茨基反對派定性為“國際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和反對共產國際的工具”，並開展了對反對派的嚴厲打擊和批判，遠東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國托派的動向，以便隨時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堅決肅清反對派的一切企圖。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遠東局成員參加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中專門談到托派反對派問題，提出要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

二、陳獨秀為何主動成為托派分子？

1929年5月，陳獨秀從歸國學生王平一手裏，拿到從蘇聯帶回國的一些托派資料，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等文章。認真看過後，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觸動。但是，陳獨秀畢竟是一個受過政治風雨磨煉的人，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後又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壓力，所以他對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還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經過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複雜的思想鬥爭過程。

對此，鄭超麟有如下回憶：

我們並非一下子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張的。就我個人來說，我經過了多次考慮，多次討論，然後同意這個主張。問題牽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抵抗最長久的是陳獨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寬談話，都提出不同意見，經過尹寬解答後，還是不同意，但下次談話，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了，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茨基的意見)為基礎，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又一層的討論下去。到了我們其餘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時，他個人還有不同意見。

然而，陳獨秀最終還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陳獨秀作出這一選擇，是有思想基礎的，這就是他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推卸責任的不滿。自從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覺得自己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自然對大革命失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他認為，莫斯科方面也有責任，是它將共產黨與國民黨綁在一起，並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國民黨，結果使共產黨失去了自主權，被動地受制於國民黨。然而莫斯科不是誠懇地檢討自己的失誤，而是採取了諉過於人的做法，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中國共產黨人身上。而中共中央因受共產國際的掌控，所以不得不把責任全部攬下。

感到孤掌難鳴的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後，終於找到了知音。他驚喜地發現，早在大革命時期，托派茨基就反對過國共黨內合作，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這與他自己當時的主張完全是不謀而合!而托洛茨基所總結的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尤其是對斯大林派的譴責，也正好是說出了他的心裏話! 陳獨秀不由得從思想上和感情上貼近了托洛茨基。他在後來曾毫不顧忌地告訴共產國際領導人：

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檔。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地系統地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真正的根源所在。當你們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也並且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然遭到的結果。

8月5日，陳獨秀又提起筆來，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論後，向中央全面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一封信。在信中，陳獨秀反思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八七會議”後黨的失誤以及目前黨的政策存在的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於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陳獨秀認為：

是因為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而產生機會主義政策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地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大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

        關於中國革命當前的形勢。陳獨秀分析說:

“八七會議”後的臨時中央，由於不能勇敢地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個既成事實，沒有採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觀上肯定革命高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採取了直接進攻政策，使得敵人得著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把我們整個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黨中最積極的戰士因之喪失殆盡。

據此，陳獨秀指責：

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群眾的聯繫；若不馬上改變政策，從群眾自身的日常生活鬥爭中獲得廣大的群眾，若不估計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情緒到了若何程度，而隨便暴動，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群眾更加離開我們，甚至於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動派的宣傳。當時的中央對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這些錯誤呢?我以為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根本上也同時存在。

陳獨秀在信中特別提到黨內民主問題，強調民主對於黨組織的極端重要性，並指責中共中央聽不得不同意見。他說：

同志間關於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論，是黨的進步的現象，決不是壞現象；反之，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這正是黨之幼稚的表現，爭論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會為大眾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眾批駁下去，以後才不至隱藏在黨內，遇著機會便要發作出來……如果你們老是固執著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地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地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地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

“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地或無意地阻住了黨的進步。

在信的末尾，陳獨秀說明寫這封信的目的：

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地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這封信貢獻於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狹性，平心靜氣地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並希望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

這一次，中共中央並沒有如陳獨秀所願，將他的信刊登出來。但在中共中央於8月13日發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中，將反對中國的托派的鬥爭和反對黨內機會主義殘餘的鬥爭聯繫起來，並且明確指出了機會主義與托派的關係。

《通告》說：

現在中國機會主義思想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正憑藉著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與他一無二樣地來反對現實黨的正確路線，企圖掩蓋過去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故在現時中國黨內鬥爭的路線一方面是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一方面必須努力於肅清機會主義殘餘的鬥爭，且機會主義復活的企圖在中國黨內更有他的歷史殘留的根據，中國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又必然要利用這一鬥爭，以便掩藏在黨的組織之內，來擴大他自己的活動範圍。因此我黨在無產階級最高原則之下，必須堅決地反對黨內任何小組織的活動，反對機會主義殘留的復活，以肅清黨內各種不正確的思想，以消滅反對派所能利用的黨內基礎。

《通告》中沒有點陳獨秀的名字，但明眼人完全可以看出來，中央所說的“黨內機會主義殘餘”，就是陳獨秀及其追隨者。難怪中央沒有將他的信刊登出來，因為此時中央已不再將陳獨秀作為可以平等討論問題的同志，而是將他作為與托派結合的黨內機會主義的殘餘了。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認為在黨內目前存在兩個較為嚴重的問題： “第一是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第二是獨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見的發表。”

信中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幾封信，決不是偶然的，他一向認定中央是一貫的盲動主義者，殊不知他卻永遠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來觀察中央的正確路線。

對於陳獨秀8月5日給中央的信，中央說：“陳獨秀的見解已證明他由機會主義走到了取消主義——顯然與托洛茨基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取消觀念無二致，借此來反對黨現時的正確路線，來掩蓋他過去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8月28日，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找到陳獨秀。談話中，遠東局指出中央的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批評陳獨秀不應該發表與中央不同的意見。中央領導人則解釋說，由於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公佈他8月5日致中央的信。至於談話的其他細節，陳獨秀後來在給中央的另一封信中有這樣的表述：

談話時，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地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地說中央絕對不允許把我的信公佈出來，並且堅決地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國際代表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的公開討論，我不責備這位代表，我只感到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最後，你們還拿出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

9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和庫丘莫夫致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再次詢問中共中央對托派的態度，提出“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信中指示：“採取揭露和徹底消滅托派的各種措施時(中國黨還不大想像得到托派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還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在黨內右的危險是主要危險……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鬥爭。”

在信的末尾，米夫和庫丘莫夫嚴厲地指出：“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麼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麼決定他的黨籍問題。”

陳獨秀沒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勸告，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而在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往來的檔中，陳獨秀的名字從此便較多地與“托派取消派”、“取消派”、“取消主義”等連在了一起。這樣一來，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