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陳鏡林
楊林
2007年9月陳鏡林受邀到日本參加陳獨秀學術討論會，作了《陳獨秀思想的三次飛躍》學術演講。
在陳鏡林逝世周年的日子，我萌生了寫篇悼文的念頭。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延宕了四個多月才擱筆。與他七十四年來積澱的深厚友誼相比，這四百多天時間的磨礪，絲毫沒有消減我對他的深沉悼念。2019年6月28日，他突發大面積心肌梗死，入院搶救，昏迷了一個星期後，我到醫院重症監護室看望他，見他沉睡在病榻上。我壓制抑鬱的心情，在他耳旁大聲喊：我來看你啦！握住他的右手持續搖晃，用左手摸他的臉頰，好一會兒，發現他的眼皮輕微顫動。我喊得更起勁了，終於見他半開了眼，並微微點頭。我高興得連忙叫他女兒，你爸爸醒啦！接下來他的病情有所改善，轉到普通病房，大家充滿希望。經歷了一個多月，卻終於再次惡化，於2019年8月7日與世長辭。我陷入無邊的沉痛之中。
陳鏡林1930年生於溫州農村，原名陳兆魁。家無耕地，全靠爺爺手工做紙維持一家生活。幼時的他飽受饑寒貧困的蹂躪。村中大多是無地或少地而租種地主田地的農民，生活都很困苦，一張張愁眉苦臉給他幼小的心靈刻下深深的烙印。他父親出身棉布業學徒，上過四年私塾，粗識文字。憑著勤懇和辛苦經營，使家境有所改善，這才使得陳鏡林有條件上學。而整個小學和初中階段都在抗日戰爭中度過，親身經歷日本帝國主義對溫州多次飛機狂轟濫炸，百姓死傷無數。三次軍事佔領，每次都姦淫燒殺，大肆掠奪大米、黃豆、食糖、牛、豬、雞、鴨、木材、布匹及各種戰略物資。瘦弱的他還曾被抓去抬稻穀，因無力而被日本兵的皮鞭抽打。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恨之入骨。
1945年秋，他考入當時溫州最高學府溫州中學高中部。這裡彙集了溫州一批最優秀的青年。他們學習成績優秀，思想活躍。課後擠滿了圖書館、運動場，還有多個課外小組，自由參加。面對腐敗的國民黨統治，搜刮民財、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對時局不滿的同學，關注社會問題，參加時事討論小組，對中國社會現狀和社會性質，蔣介石買辦資產階級與美帝國主義勾結下中國的前途等問題開展熱烈討論。開始時，陳鏡林專注於功課，對古今中外歷史有濃重的興趣。直至國民黨發動內戰，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尤其是1947年南京學生自治會主席于之三被國民黨殺害引起的席捲全國的“六二”學潮，陳鏡林被捲入浪潮的漩渦之中。他與班級同學編寫壁報，創作反饑餓、反內戰歌曲，書寫標語直至深夜才回家。他積極參加反蔣反饑餓反內戰示威大遊行，高喊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征糧，號召全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遊行過後，陳鏡林陷入深思：中國革命的前途是什麼？共產黨的同學爭取他參加讀書會，介紹他閱讀《新三民主義》，對他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他對農村實行“二五減租”政策產生反感。他認為孫中山都說“耕者有其田”。回憶幼年貧困農村，農民一年忙到頭，好容易盼到秋收，把糧食挑到家，卻要把大部分好的稻穀送給地主，自己留下小部分，甚至不夠全家一年吃的。後來認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他認為中國要革命，首先要沒收地主的土地，均分給農民。與他同班的托洛茨基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認為中國革命應如俄國十月革命，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其買辦階級相比要弱小得多，不能領導中國進行並完成民主革命，因此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先奪取政權，在革命進程中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進而建設社會主義。他在托派組織的讀書會中閱讀了恩格斯的《共產主義ABC》、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恩格斯著林超真（鄭超麟）譯的《自然辯證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多部馬列主義原著。從這些經典書籍中逐漸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和路線。酷愛歷史的他特別當讀到有關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的著作——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才恍然大悟中國這次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斯大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由他指揮的共產國際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造成的。共產國際要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個人的身份參加國民黨，要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准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許共產黨獨立創辦日報，使中國工農群眾聽不到共產黨的革命號召，使中國共產黨依附于國民黨，完全失去獨立性。斯大林基於大國沙文主義，根本不把中國革命利益和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裡，從自身利益出發，依靠、扶持甚至縱容蔣介石掌握政治和軍事大權，施行軍政獨裁，推崇蔣介石反革命集團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武裝蔣介石，而反對武裝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反對共產黨掌握革命領導權，把共產黨壓低為國民黨的附庸和苦力。
托洛茨基主張中國共產黨要成為無產階級獨立政黨，要豎立鮮明的革命旗幟。一貫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多次提出共產黨要退出國民黨，吸引工農群眾到共產黨周圍，號召工人建立蘇維埃，使之成為一切真正革命組織的吸引中心。
當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佔領南昌時，便建立他的反革命中心。但這時他正面臨唐生智等反對他的壓力，正孤立無援。斯大林再次支援挽救他，及時簽署聯共政治局會議決定，電令鮑羅廷向蔣介石表示支持：“同意總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線關係駐在南昌，但國民政府駐在武漢。”當蔣介石以辭職相威脅時，斯大林電告鮑羅廷向蔣表示：“我們理解形勢的複雜性和你所面臨的困難。但是我們認為，你有哪怕是暫時的退出領導崗位的情緒也是危險的。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你的領導。”蔣介石在得到莫斯科的支援，站穩腳跟後，即轉而發表反共演說，制裁共產黨，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接連搗毀南昌、九江、安慶、南京等地的共產黨黨部和總工會，以回報斯大林。
針對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1927年3月18日刊登的《論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與國民黨》的社論所強調：“中國革命此刻的任務中的任務，乃是國民黨的地位，在南部中國屬於領袖地位的國民黨之往後發展。”托洛茨基發表《論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批評道：“這樣看來，任務中的任務竟不是數百萬工人在職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覺醒和統一，不是將貧苦農民和手藝工人吸引至運動主流，不是加深共產黨爭取無產階級的鬥爭，亦不是加深無產階級爭取數百萬被剝奪了產權的群眾之鬥爭。”斯大林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哪裡去了？托氏指出：“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幫忙將工農的血液注入國民黨的政綱，不會產生什麼結果，也不能有什麼意義。那裡也有另一種工農血液。中國工人正在流血，不是為階級覺悟的任務流的（被蔣介石屠殺的血）。加入國民黨的工人將是國民黨的黨徒，這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的原料將在那個小資產階級的孫中山模型裡重鑄過。要阻止這種事情發生，工人們必須在共產黨中受教育。可是為了這，共產黨必須完全解脫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領導工人鬥爭，且以列寧去對抗孫中山主義。”托氏進一步指出：“進行不獨立的共產黨政策，供給國民黨以工人，乃是準備了條件，讓人們最成功地在中國建立法西斯專政，而且在不很遠的將來，無產階級不管如何，總是被逼從國民黨中退出來的。”托氏1927年4月3日這一預言，不幸在九天后被蔣介石的上海“四·一二”和三個月後蔣汪聯合的武漢“七·一五”兩次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大屠殺，而最終被逼退出國民黨所準確證實。
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關於中國革命的第一次演講》指出：“三月十六日，在蔣介石政變短短一個月前，《真理報》的一篇社論宣佈反對派（指托氏）的罪狀，因為反對派相信資產階級居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首，且在準備叛變。《真理報》非但不把這一真理明白告訴中國工人，反而憤慨地加以否認。社論爭辯說：‘蔣介石是服從國民黨紀律的。’還是在四月五日，即在蔣介石政變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動分子會議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見，且再度聲明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七天之後，蔣介石用機槍和屠刀表明他的反動的國民黨的紀律性。斯大林為掩蓋錯誤，隱藏了他四月五日的講話記錄，並說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命令中國共產黨投奔武漢汪精衛政府。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托洛茨基作第二次演講時指出：“斯大林在此地再次宣佈反對建立工農蘇維埃。理由是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已經是足夠的手段和工具，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負起了，而且要國際也負起國民黨與武漢政府的政策的責任。我們與這個政策無共同之點，我們絲毫不要替武漢政府和國民黨領導者的政策負責。我們迫切地勸告共產國際拒絕負擔這個責任。我們直接對中國農民說：假使你們服從武漢領袖，不組織你們自己獨立的蘇維埃，則汪精衛一類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一定要出賣你們的。土地革命是一樁嚴肅的事情。汪精衛型的政客，在困難情形中，將十次地與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和農民。……我們對中國工人們說：假使農民不由你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而由小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那末不能將土地革命進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們的工人蘇維埃，將它與農民蘇維埃聯合起來，由蘇維埃武裝你們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們到蘇維埃來。……只有經過農民兵士蘇維埃，你們才能爭取蔣介石兵士大多數到你們方面來。你們，前進的中國無產者，假如相信不到二十五萬人的那個領袖的組織（國民黨）、小資產階級與妥協成性領袖組織，能夠代替那包括成千百萬人的工農兵蘇維埃，那你們便是你們的階級與你們的歷史使命的叛徒。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將在蘇維埃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失敗。
由於斯大林害怕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聽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思想，將它們完全封鎖，執行他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結果導致蔣汪聯合反共的武漢“七一五”大屠殺，中國共產黨被迫退出國民黨，宏偉的中國大革命終於以失敗告終。
陳鏡林惋惜和痛恨這場深刻影響中國革命發展進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偉大歷史事件的前途，被愚蠢而專橫的斯大林所斷送；而對於被斯大林封鎖，匱缺情報資料的情況下以高度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無誤判斷中國革命形勢，給出準確事變預言，提出正確的革命策略和路線的托洛茨基敬佩不已。
接著陳鏡林又讀了《震撼世界的十日》、《列寧傳》、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及上海托派多數派出版的《青年與婦女》、《求真》和少數派出版的《新旗》等書刊，思想上基本接收托派的無產階級不斷革命論；而在組織問題上採取慎重態度，直至1949年2月，由徐聯芬介紹參加溫州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之後積極領導兩個周邊組織“讀書會”，宣傳馬列主義和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1950年秋，他考入了久久嚮往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對清代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進行系統研究。北大優越的學習環境使他孜孜不倦地沉浸在歷史研究中。
1952年12月23日的全國肅托運動中，陳鏡林在北大被捕，判刑五年。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掀起反對個人迷信，揭露斯大林在列寧死後謀取領導權，對聯共政治局除他之外的所有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大批堅持馬列主義的老布爾什維克，捏造各種莫須有罪名，清除異己，用各種嚴刑拷打，驅逐暗殺，製造震驚世界的莫斯科審判案。當年6月，公安部和北京公安局將北京天津“勞動改造”的托派成員集中到北京，組織參觀北京十項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然後學習總結。負責學習的幹部告訴陳鏡林等人：“你們都是大專學歷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這樣的人才。”大家都等待分配工作。然而秋風帶來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風向變了，生活也變成半天學習，半天勞動。直至1957年2月28日，正是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發表的日子，陳鏡林被提前十個月釋放，回到故鄉溫州。他繼續堅持研究中斷了四年多的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
1993年他參加北京陳獨秀研究會，並先後瞻仰四川江津陳獨秀晚年舊居和安慶陳獨秀陵園。並在《風雨人生》第五期上發表《訪江津，仰獨秀》，文章以一首七律引路：
遙路三千訪江津，連年心事竟成行。
文章光澤潤百代，意氣高昂壓群英。
山花寂寞先賢去，江水長流後繼頻。
問道當年德與賽，光焰萬丈照今程。
繼而詳述石牆院的情景和陳獨秀在江津的生活經歷和觀感。最後表述：“二十世紀前半葉，曾在中國近代史上叱吒風雲的陳獨秀，死後他的英名正如史學家王觀泉先生1994年說的‘像盜天火的普羅米修士被綁在恥辱柱上，終於沒有走下高加索’。他是一顆彗星，不可與世人見面，深恐烈火再度把天空燒亮。然而經過苦難的中國人很快從愚昧中覺醒，曾幾何時，禁區打開了，陳獨秀問題又浮出水面，多年壓地，他又將是一個巨人站起來，“民主、科學、社會主義”又向我們走來。
他積極投入為陳獨秀被誣“右傾機會主義”等罪名平反的努力。當他細讀了中央文獻出版社《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叢書》1—6集，贊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獨秀研究會會長唐寶林主編《重新認識陳獨秀》中的論文《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紀實》《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和他的巨著《陳獨秀全傳》中的觀點和論據：“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思想家、革命家、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但同時也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最大冤假錯案的受害者。”自1927年八七會議直至1951年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不實地給陳獨秀扣上了十頂帽子：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事實上，上述《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叢書》揭示，證實斯大林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左右共產國際，強迫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執行中國革命的各項決議和政策。唐寶林在《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中指出：“1923至1927年，斯大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作出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總方針）到小的決定（如何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找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什麼問題等等）考慮全面細微，然後命令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直接執行或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執行。中共中央還要直接受加拉罕和鮑羅廷等人的指導和監督。所以陳獨秀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在革命緊急關頭，針對蔣介石反共，陳獨秀提出中國共產黨要有獨立性，應與國民黨黨外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都被斯大林嚴辭拒絕，哪裡可能有什麼陳獨秀的主義和路線呢。而斯大林獨斷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貫徹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例如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決定：指示中共必須“避免加劇關係”，指示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瓦西裡耶夫起草《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共：（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執行”，“黨團不要發號施令”；（二）“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三）“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這個指示以“謹慎”束縛共產黨，令共產黨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位，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的領導權。
再來看忠實貫徹斯大林主義的穆辛提綱，強調：“現在革命勝利後走向全國政權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在人民革命取得勝利時，中國無產階級只能指望自己目前常常是奴隸般的地位有一定改善，……所以現在共產黨應該做國民黨的苦力。”提綱主張：（一）“共產黨不應公開提出壟斷工人運動的要求。”（二）“農會不應由共產黨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國民黨人參加。”（三）“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國民黨）軍隊”，為此，“應該取消軍隊中建立的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高級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斯大林是多麼害怕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領導權，因此再三強調中共要放棄獨立性和領導職位，捆綁共產黨人手腳，做國民黨附庸和苦力。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查閱上述所提檔案資料。斯大林限制共產黨，而關心國民黨，扶植、武裝、縱容和鼓勵蔣介石，結果導致中國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人頭落地，大革命失敗。這是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最可恥的幫兇。而更可恥的是他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推卸罪責，使用卑鄙手段將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在陳獨秀頭上。因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不存在的。
唐寶林研究員在《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紀實》中指出：“加給陳獨秀的托陳取消派、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與托派相結合。陳獨秀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蔣抗日”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做過許多抗日工作。托派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陳獨秀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希望。這在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和策略上沒有錯，只是運用到中國實際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聯繫到中共勝利至今的歷史，也很難說陳獨秀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注釋：“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承認了托派不是間諜、漢奸。而對於這起斯大林指使王明、康生捏造事實、造謠中傷、影響非常惡劣的嚴重政治事件，用“流行著”來推脫罪責，未免不夠嚴肅了吧？
所謂“托陳取消派、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實際上是陳獨秀反對斯大林的右傾錯誤路線，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主場反而受到的誣陷。2001年中共中央黨校組織全國著名學者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成了繼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之後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傳統錯誤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國際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指示，作出了一些錯誤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在黨內占了上風”。在三十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通過各種方式，終於悄悄地放棄原來加于陳獨秀的“十宗罪”。
2007年陳鏡林和陳良初、黃公演參加南京奚金芳牽頭舉辦的陳獨秀研究會期間，與會的日本代表東京大學著名教授、日本陳研會會長佐佐木和慶應義塾大學著名教授、日本陳研會事務長長堀祐造與他們三人進行交流，邀請他們到日本研討參觀。當年9月4日由北京陳研會會長唐寶林率領代表團一行起程去日本。佐佐木教授、長堀祐造教授和日本大學中國語教授、陳研會會員山口守親自到成田機場迎接。先到日本最著名的名勝風景箱根休息參觀了兩天。該地整個是溫泉區，濃蔭綠樹，空氣清新，孫中山和魯迅都曾到此遊覽、居住。
9月7日在東京大學和9月9日在慶應大學特意為代表團舉辦了兩場陳獨秀學術討論會。中方代表唐寶林團長作了《陳獨秀和日本》的學術演講，論述了陳獨秀受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參加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被打敗的刺激，尋求救國道路，五次留學日本。直至日本軍國主義長期對華侵略戰爭最嚴重關頭的1942年去世，日本對陳獨秀一生榮辱，有極其深刻的影響，產生持續一生的強烈的救國救亡的愛國主義情思；他也從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介紹的西方民主思想和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中獲取救國救亡之路的啟蒙和知識。其他三位代表，陳良初作了《陳獨秀早期思想的演進》，黃公演作了《陳獨秀晚年與托派》，陳鏡林作了《陳獨秀思想的三次飛躍》學術演講。
四人演講結束後，日本學者評述、提問、互相討論，氣氛十分熱烈。特別值得提出的提問是：“陳獨秀後期與托派結合，其基本主張是反蔣抗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後來又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些主張與共產黨沒有區別，為什麼把他說成是漢奸、反革命、叛徒？” 答：“托派的基本主張之一是黨內要有民主、容許反對派合法存在；在黨外，容許反對黨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許這兩個存在。陳獨秀問題的要害就在這裡，儘管他許多政治主張和活動與中共是一樣的，但由於陳公開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所以中共其他幾次路線錯誤的領導人，雖然也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犯了錯誤，也曾受過“替罪羊”式的處理，但沒有受到像陳獨秀那樣嚴重的打擊，像被冤枉扣上漢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這種情況，生活在像你們這樣“兩個允許”的國家中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由於在代表團到達前日方已在報紙上刊登了討論會的消息，所以參加這次學術討論會的各方來賓十分踴躍，還有多家新聞社記者到場。日方以這四篇演講的論文為中心，出版日文版專輯。佐佐木教授曾發表過多篇論文，把陳獨秀的思想和活動，放在亞洲和世界科學史上，與其他世界偉人進行比較論述，給予高度評價。把陳獨秀和伽利略、馬基雅維利、福澤諭吉並列，稱為世界民主和科學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會後日方還安排了四天參觀考察。這次中國陳研會代表團訪日受到日方如此高規格熱情接待，深切表明日本友人、陳研會學者對中國陳獨秀研究的高度重視。
回顧陳鏡林一生的思想發展軌跡，從少年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地主及兩千多年來的封建道統的守舊思維，到青年時期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買辦國民黨蔣介石一黨專政的反動統治，再提升到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高度。晚年的他仍一直關注和思考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金融化、資訊化和人工智慧化的演化，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日趨劇烈，無產階級革命需求和革命動力問題更加突出，他堅信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景一片光明。
2020年12月23日於紅楓山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