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和种族不平等

阶级和种族不平等、健康和COVID-19

K曼

关于COVID-19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率的人口数据，媒体的收集和报导侧重于年龄和某种程度上的性别。虽然关于失业造成的大规模困难，也有普遍的报导，但我们很少听到关于阶级或种族的冠状病毒染病率或死亡率。尽管如此，有明确证据表明，阶级及种族同健康及疾病一般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染病率、恢复率和死亡率，很可能密切反映出各国内部以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阶级分化。个人和家庭收入，一般地反映了阶级结构，是不同阶层如何经历这一流行病及其后果的关键因素。工人、穷人和有色人种可能比有更多特权的阶层和种族群体遭受更大的痛苦。

社会学家、社会流行病学家和其它研究人员早就注意到阶级、种族和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关于COVID-19、中国和意大利的两个案例报导的较多，但是，对于我们当前危机中的阶级或种族问题，那些报导几乎没有涉及，关于阶级的收入或其它指针的资料，要么没有收集，要么没有公布，而且两国都没有美国那样的分层种族结构。虽然病毒通过人与人的密切接触或者与受感染表面的互动而传播，这是没有阶级区别的，但是那些病人的模式、他们的恢复率和死亡率很可能与社会阶级有关。更多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出中国和意大利明显的阶级分化。随着疫情的展开，我们可以预期，美国社会流行病学的模式，将明显地沿着种族和阶级路线进行。通过比较收入数据与衡量婴儿死亡率以及预期寿命等健康指针的资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阶级结构和阶级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健康和疾病率之间的联系。这些仅是一般的估计，因为收入并不是衡量社会阶层的完全指标。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急剧加剧。虽然这显然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特别是自198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较低级别的80%的工薪阶层的国民收入比例减少，高端与底端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本身就是生活设施，例如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设施，质量下降进一步加剧的因素。像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这样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比GDP更加决定人类的健康（威尔金森[Wilkinson]，1996年;（威尔金森[Wilkinson]和皮克特[Pickett]，2008年）。研究人员经常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计算收入不平等的尺度为0 - 1;完全平等的社会得分为0.0，而完全不平等的社会，即所有财富都属于上层，得分为1.0。美国目前得分为0.49，是全球北方国家中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得分为0.55，意大利为0.33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在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是由于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减免、工会组织率下降、新自由主义的管制放松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几乎所有这些收入都聚积到资本家利润里，而不是更高的工资。与此同时，从1990年代以来，至少五分之三的工薪人口的工资和薪金处于停滞状态中。

联邦政府收集的收入资料将赚取工资的人口划分为20%的区段，通常称为"五分区段"，显示每个区段阶层总收入的百分比。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最高的20%工薪阶层的收入所占比例急剧增长，最后两区段的比例已经萎缩，中间部分的比例停滞不前。工人大致可以说占据了收入阶梯的下层五分之三。五分之一最低区段的人的收入，1980年占总收入的4.3%，2000年占3.6%。占领华尔街运动通过针对1%的阶级，呼吁人们注意阶级不平等。1%的人确实吞噬了收入中越来越大的比例--- 17%和财富，近年来为34%。但前10%和前20%的人也增加了他们的工资财富份额。顶层20% 的人的收入占1980年工薪的43.7%。到2000年，他们的份额增加到49.6%，到2010年略多一些，略高于51%。到那时，最大幅度的涨幅进入到了百分之一的人的手里。

让我们快速看看收入等级的底层，那些占据底层20%区段的人们，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人。美国政府根据食物和其它生活成本与收入计算（一个非常错误的公式，大大低估了真正的食品和生活成本）贫困线。目前，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约为25000美元。目前，美国的官方贫困率约为12%，即约3600万人。更合理的估计是25-30%左右（25%将代表8850万人）。其中许多是儿童或退休人士，他们将不会在劳动力中。还有数百万人稍微超过贫困线，而其实际生活条件与贫困线以下的人相似，但政府统计中却没有这样的数字，没有资格得到公共援助。对于那些符合资格的人来说，援助金被一连串的"福利改革"削减，从克林顿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幅削减福利，到特朗普政府在疫病袭击美国之前宣布的最新一轮削减。在工作年龄的穷人中，有长期或间歇性失业的工人，而许多其它的人是快餐或零售业的低工资工人、非正规经济成员或"gig（临时）"工人。这些低工资工人中有许多收入低于贫困线，没有病假、养老金或健康保险。尽管奥巴马的医保增加了数百万参保者，但仍有约2000万人没有医保。

针对美国阶级结构的背景做快速检视，我们可以查看与阶级相关的健康数据。总体而言，中上层阶级的自我报告里健康良好和优异的情况，远远高于低收入阶层。根据社会与健康中心的一份报告，“贫穷成年人健康状况报告中，其健康状况一般或糟糕的成人数量，几乎是家庭收入在联邦贫困水平400%以上的成年人的五倍......并且他们因慢性疾病而有活动限制的可能性是其三倍多。美国低收入成年人患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和其它慢性疾病的比率也比富裕的美国人高（Woolf等人，2015年）。”

社会的健康状况，可以通过观察几个因素来衡量，如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肥胖率等，更不用说多种心理健康因素了。在这里，我们简要地看一下其中两个，即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两者都与许多其它因素相关）。早在1901年在英国约克发表的研究表明，阶级差别、生活条件和婴儿死亡率有明显相关的模式。在英国约克进行了一项研究，收集了三个不同工人阶级群体的婴儿死亡率资料。这三个群体根据生活条件和收入不同，最贫穷的人生活在最狭窄和最拥挤的条件下。

在一些最贫穷地区，婴儿死亡率最高，为每1 000名活产婴儿中有247人死亡，每1 000活产婴儿中有184人死亡，以及每1 000活产婴儿中为173人死亡。研究指出，居住在最清洁、最不拥挤的小区和家庭的公务员的婴儿死亡率为94。对21世纪人口的研究揭示了相同的相关性。根据200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20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父亲属于顶级社会阶层的活产婴儿中，婴儿死亡率为每1 000人死亡3.7人，生于在最底层社会的婴儿，死亡率为8.1人。在单身母亲中，这一比率为7.6。.." （国家统计局，2001年）。

预期寿命也是衡量人口整体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所有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都位于全球北部，日本和香港84岁以上, 位居榜首，而所有寿命最短的国家都位于全球南部。中非共和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2.8岁。

根据无党派的国会研究局（艾萨克斯[Isaacs]和乔达里[Choudary]，2017年）的报告，在美国，"1960年出生的男性，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其寿命可能比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男性长12.7年"。所有这些都表明，一般来说（除个别例外），越穷，他们预期的健康就越差;而，越富，他们可以预期的健康越好。甚至有证据表明，在1%的人中间，上半部分人比下半部分的人健康更好。

种族也与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但相关性比阶级少。非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白人低得多，而其婴儿死亡率高于白人。美国的总预期寿命约为78岁。大多数研究发现白人和黑人之间一般有4-5年的差距。男性黑人平均寿命比男性白人少9年左右。在美国，根据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资料，非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百分比）（以婴儿在一岁前无法存活的人数来衡量），为11.4%，而白人的死亡率为4.9%。

有色人种小区的人们健康状况不佳，这个情况反映了黑人、拉丁人、亚洲人和土著人种族和阶级的重迭，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在穷人队伍中所占比例过高。根据标准资料集，黑人和拉丁裔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过去几年大部分时间，黑人和拉丁裔的贫困率一直在25%左右，而白人的贫困率为8%）。黑人的糖尿病发病率远远高于白人，而糖尿病则使人面临明显的冠状病毒风险。研究表明，种族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弱于阶级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高收入的黑人、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比其收入较少的相应群体成员的健康更好，而且这种收入梯度同健康的联系，似乎比他们的种族或民族更强。（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2015年）。

非裔美国人的高监禁率也会导致黑人小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因为监狱是传染病传播的温床，而监狱医院更没有能力应付突然涌入的病人。在这次危机中，有色人种在与各级卫生保健工作者（包括与医生）的互动中，经历了大量方式的文化种族主义，将继续恶化有色人种的状况。而且，与贫困、营养不良和不平等有关的所有问题，在不卫生和拥挤的移民拘留中心可能会扩大。

冠状病毒的特殊性将加剧阶级和种族差异。例如，尽管在大城市中心区所有阶级的人都使用公共交通，但在某些地区，劳动人民更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较少可能选择自己驾驶汽车，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感染。例如，在米尔沃基贫穷的黑人小区，每户的汽车拥有率为20-30%，而白人和富裕地区的汽车拥有率为90%。《纽约时报》3月3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混乱的底特律，人们利用长途公共交通从拥挤的街区上班，可能是个因素，导致在黑人、工薪阶层密集的贫穷的城市里冠状病毒感染突然激增。有一些市县，那里大部分的人无法使用交通工具，在这些地方，对车内人员不下车而进行新冠病毒测试的效果会比较差。

关于在大流行期间阶级、职业和自我隔离能力以及保持安全距离的数据已经汇编完毕。4月3日的《纽约时报》网络版报导，1500万智能手机使用者移动信息显示了明显的职业和阶级分划（《纽约时报》文章没有讨论抽样问题）。“整个美国，许多低收入工人继续四处走动，而那些赚更多的钱的人则呆在家里，避免接触冠状病毒”。例如，“最富有的人，那些收入最高的10%的人，比同一大都市区最底层的10%的人更限制自己的行动。”

根据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一个研究小组资料中心的研究，“对收入和贫困的估量可以表明，小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遵守COVID-19缓解措施（如‘待在家里”和“隔离生病的家庭成员’）。（资料中心，2020 年 3 月 25 日）” 资料中心首席人口统计员艾尔森·普莱耶（Allison Plyer）告诉《新奥尔良太阳先驱报》（2020年4月3日），“人生活在贫困中时，他们住得更近，可能有四个人住在一居室的房子里，”他说，“这意味着很难隔离。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家庭成员间的传播。”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白领往往住在更大的生活空间里。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房屋面积从1，800英尺跃升至2，400英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隔离生病的家庭成员（Frank，2015年）。购买这些房屋的人，很可能是第三区段上端和第四区段下端的人们。

贫穷、有色人种或两者兼而有之，使一个人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或住在封闭小区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大量和突然的失业和低工资，特别是在高租金地区，增加了人们生活在拥挤的生活空间的可能性，使得维持社交距离特别困难。根据许多消息来源，在这种紧张时期，生活在封闭的空间，也使妇女面临家庭暴力的更大风险，这些消息来源，记录了特别与COVID-19危机有关的，针对妇女和同性恋双性恋者（LGBTQ）人群的暴力行为激增，（《卫报》，2020年4月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pr/03/coronavirus-quarantine-abuse-domestic-violence

同样，同白领工作者相比，蓝领工人往往工作在更密集的场所（一些性别型职业的"粉红领"工作，如秘书工作，也转移到偏远地方，而其它工作，如房屋清洁工作则没有）。在目前情况下，白领员工从事的大量网上工作已经转移到舒适的家庭（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高薪医生工作是一个例外），而工人阶级和大多数有色人种从事的蓝领工作，不能在家里做，这导致一些人失业，而另外的人则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情况。

数字鸿沟使许多穷人和农村劳动人民以及有色人种无法获得互联网或高质量的互联网，或者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等，他们有可能得不到最好和最新的健康相关信息。这也损害了他们跟随学校教学工作步伐的能力，现在这种教学工作已经转向远程在线形式，这将进一步加剧阶级和种族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12%的美国家庭没有互联网接入。新奥尔良市只有61%的家庭拥有宽带，该市整体贫困率为23.8%（2018年），而遭受COVID-19的打击最大。20%的人没有任何互联网连接（资料中心，2020年）。

据路易斯安那州资料中心介绍，中国武汉的发病率早期研究"已经查明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通常与吸烟有关）、慢性肾病和癌症作为预先存在的健康问题，可能会增加COVID-19感染者出现严重结果的可能性"（资料中心，2020年;杨，2020年）。非裔美国人，以及各个种族的低收入人群，都深受其害。底特律大约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患有哮喘和糖尿病。

教育与阶级重迭，尽管教育是健康的比较独立的因素，但教育是与阶级相关的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另一个断层线。目前，12%的美国人口没有高中文凭，65%没有大学学位。32%的白人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而只有16%的黑人和9%的拉丁裔拥有大学学位。

贫穷，无论怎么衡量，通常伴随着营养不良，这反过来又对许多（如果不是所有）健康措施有负面影响。这无疑影响到婴儿死亡率和最终的预期寿命。营养不良与阶级和种族不平等有关，很可能是有关冠状病毒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一些在呼吸机短缺的情况下，考虑谁优先使用呼吸机的政策，也会反映出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月27日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一封来封信认为，“患有严重心脏、肺、肾或肝衰竭、严重创伤或烧伤或晚期癌症的患者，可能没有资格接受呼吸机或ICU护理。”相反，这些患者将接受"疼痛控制和安慰措施"。这些条件在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小区中更为普遍。

美国是全球北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体系的国家。在美国，贫穷者和接近贫穷的人很可能没有医疗保险，因为大多数领取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他们工作场所的雇员超过250人，而有色人种工人更有可能在不提供保险的小型企业工作。从理论上讲，失业、就业不足和不享有奥巴马医保（ACA）的小企业的工作者将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但许多人被排除在外，部分原因是医疗补助被削减，共和党州长拒绝联邦政府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提议。

缺乏定期获得保健服务会损害整体健康，并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因此，没有定期获得卫生保健的阶层，可能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并遭受最严重的影响。

因此，阶级划分上的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获得保健的机会受到限制，它当然在阶级和健康差距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全球北方其它等级分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健康不平等，但这些国家都有全民保健体系。最近有报导称，英国有全民医保，其基尼（GINI）指数低于美国（其基尼指数0.35，美国为0.49），但仍相当可观，英国高收入阶层的寿命比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寿命长10年。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不能在此全部分析，但英国的例子表明，阶级不平等的破坏性质和严重不公平性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缺乏全民医疗体系，既是美国阶级不平等的体现，也是工人阶级和穷人健康状况较差的原因。但是，英国贫富阶层之间10年预期寿命的差距，证明了当代新资本主义急剧分层的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因为处于贫穷状态、有色人种和/或工薪阶层在"正常"时期面临职业健康危害，在目前的危机中情况更糟，这是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深控诉。多年来，备受吹捧的高质量意大利医疗体系，一直受到新自由主义式公共卫生经费的削减，严重加剧了COVID-19危机。

我们的保健系统被十年的资金和经费削减所蹂躏，已经虚弱不堪了。370亿欧元被削减，7万多张床消失于无形。目前，ICU病床数量仅为5，090张，而卫生部表示，要应对危机，还需要2 500张ICU病床。床位与人口的比率目前为3.6/1000，低于1998年的5.8/1000。. .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削减措施的实施，这一制度日益分散到区域管理中，打破了国家管理，阻碍了国家筹资体系。这导致经济较强的地区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较弱的地区则落在后面。更糟糕的是，近年来，公共财政支持已经流入了日益壮大的私人医疗保健系统。因此，意大利的医疗保健系统在危机来袭时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即便如此，意大利卫生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仍然是一个单一的支付者体系...(泽卡[Zecca] “Covid-19 opens up a new political period in Italy）。

英国、法国和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大幅削减公共卫生系统预算的情况，这些福利国家以前都是社会民主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现在这些福利国家充斥着新冠病毒患者。

COVID-19疫情所揭示的，全球最富裕国家的严重社会不平等、结构性医疗保健不平等和对医疗体系预算的新自由主义削减致命结合，有力地突显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总统竞选纲领中的核心要点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全民医保，并通过累进税1%、10%和20%的征收而对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他关于免费大学教育的建议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如这里所建议的那样，教育与健康也密切相关。

虽然社会民主方案将解决收入不平等和缺乏全民保健制度的双重问题，但这里概述的阶级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阶级分化的存在，因而阶级社会本身不可避免地剥夺了社会大多数人健康生活的手段。COVID-19危机暴露出的阶级不平等，意味着只有消除贫困和急剧缩小社会不平等，才能为地球上所有人民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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