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冤案未彻底平反(转载)

裴毅然

 

      王实味(19061947)冤案并未彻底平反——未恢复党籍,这对众多国人来说,怕是一个多少还有点爆炸性的新闻。当然,这只是一则旧闻,旧闻成新闻,乃是因为它一直被有意无意捂着盖着。

      众所周知,19822月,中组部发文〈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集团只平反了四位,缺席最主要的人物——王实味。王实味的平反,一波三折,延时十年。199217日,由公安部派人至湖北十堰王遗孀刘莹处,当面交送〈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与一万元慰问金。83岁的刘莹(1908~ )对姗姗来迟的〈决定〉出奇平静,未发一语,其子王旭枫反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刘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将此金交十堰文联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以纪念丈夫。但是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相当一批研究者)都未注意到:这项影响如此巨大的平反要案原本应是中组部的差事,何以由公安部完成?而且,既然平反,何以没有恢复党籍?绝大多数国人也认为冤案已经昭雪,完成大团圆

      笔者也是最近读了《温济泽自述》,才豁然开朗,探得谜底。温述关键一段转录于下:

我在1988年给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后了解,1991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次,再也没有人提起。[1]

     

      十几位老人,想来是邓小平、陈云、彭真、习仲勋、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诸老。说是中组部复查,最后还得老人画圈,并按老人的集体意志定夺。十几位老人 都同意平反,故有公安部的平反,公安部出面只证明王实味无罪,只负责刑事部分的错杀,但不涉及组织关系。恢复党籍,只有两位老人画圈,因此不能恢复,不能由中组部出面,表明王实味仍然有错,说了写了不利党的话,拥有不利于党的思想,做了不利于党的事,犯有仍须批判的政治错误,不能让他的灵魂回到党的怀抱,即最终不承认当年批判王实味有错,错杀不等于错捕,错捕不等于错批。至于开个小型座谈会,大概都认为毫无必要,翻检这桩没光没彩的陈旧老账,有那必要么?竟无一人画圈。

      十几位中共老人的批示,不仅说明他们对王实味冤案的态度,也说明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认知水平,尤其说明他们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无一人表示应该开个总结教训会,即无一人认识到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意味深长且含蕴多多呵!就是从情理上,冤枉人家49 年,开个会,请遗孀来一下,安慰安慰,让当年打过王实味的尚存者表示一下忏悔,而且向外界树立不回避历史错误的光辉形象,政治得分多多,能花几个钱? 能费多少事?笔者认为,十几位老人的这一集体态度,其实表明中共的一大通病:不愿认错。除了痛及全体老干部的文革,无论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清污、六四,就像王实味案一样,没有一桩彻底认错。就说反右,至少打了55万余人(最近有资料表示右派总数实为3178470人,中右 1437562人),[2] 认一声错又抵得上人家22年的受得罪么?但至今坚持扩大化,仍然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五人平反,因为还得留着他们证明只是扩大化

      不愿认错,表明中共不愿授人以柄的敌对思维定势,不肯开启反思的逻辑起点,坚守第一雄关——我们没错,毋须反思,更毋须忏悔。然而,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态么?

      说来不信,如此轰轰烈烈的惊天大案,王实味家人居然20年后才开始得知。文革初期,女儿王劲枫从高音喇叭里听到毛泽东1962年的一段讲话,方知父亲的下 场,但不敢也不愿将此讯告知母亲。不久,儿子王旭枫也从一本书中得知父亲被杀的结局。最后,王妻刘莹于1978年从广播中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听清已于 1947年处决,顶着三项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

      中共建党老人、长期担任统战部长的利瓦伊汉,1981年向中组部提 出复查王实味案,并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提出一个悬案,确认王实味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而非敌我矛盾、与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而非现实问题、是个人问 题而非组织集团活动。饶是有利瓦伊汉这样重量级人物出头,王案平反仍被长期搁置。1984811日,利瓦伊汉去世,临终前向温济泽托付王案平反。[3] 被搁置的原因是198111月托派骨干王凡西在境外出版《双山回忆录》,内有这么一句: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 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最后被杀害了。就这么一句不负责的晚年回忆,却坐实了王实味的托派身分!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月刊《九十年代》再发表《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详细交代自己与王实味的交往,尤其1930年春重逢上海的细节,在他与另一托派分子陈其昌交谈托派观点时,王对某些观点表示同 情,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又因王已结婚,生活拮据,依靠写作翻译度日,因此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王凡西在文中着重表明自己在《双山回忆录》中的那段话说得不准确: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原文着重点改为下划线——编者)”“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4]

      1942 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旋正式进入整风。527日,在康生(总学委副主任、社会部长)授意下,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 会,开始纠偏,最初几天还局限于思想偏向,态度尚温。61日起,会议中心从批评转入批判,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帮劝转入急风暴雨的敌我斗争;王实味抵 抗了几天——称病缺席,后被抬着担架至会场接受批斗;64日王正式提出退党,6日被迫收回退党要求;194341日被捕,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正式下令,戴上三顶大帽: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最后一项罪名牵连到赴延不久的两对夫妻——潘芳、宗铮; 陈传纲、王汝琪,乃是为了突显这一案件的反革命组织性,从而证明整风运动之必要与抢救审干之实绩。1947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王实味被押解撤出,行 至山西兴县,71日由康生批准秘密处决,推尸入井。

      铸成王实味冤案除了中共内部的敌情思维,还有一些外因。王实味两篇最著名的反 动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被国民党印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油印、铅印,还加按语:中 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 望,便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国民党来说,王实味的杂文可谓递了攻击延安的炮弹,乃是求之不得的内部异声。这也是王实味自己都感觉 抬不起头来的致因。他对前来帮劝的温济泽痛哭流涕: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爱党的好心啊!”[5] 抢救他的温济泽、李言也认为王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但康生批评他们是温情主义,指称王是托派分子与国民党蓝衣特务,要他们不要麻痹。温济泽躬身自检,觉得当然是领导看得远见得深,撰文《谈温情主义》发表于《解放日报》。

      王实味案说明延安时期的中共,就已沦入两个凡是的毛式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延安整风其实是1957 年反右的前期预演,形式、程序一模一样。19423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向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即最初的动员鸣放,属于布饵阶段。王实味在院内墙报《矢与的》上发表短文,提出绝对民主必须有大至大刚的硬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6] 当然,王实味的所谓托派言论今天已被证实完全正确,而且发出预言般光芒:斯大林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责苏联对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7]

      历经半个世纪,1992年的中共对王实味案仍不能直面正视,说明什么问题呢?一粒水珠折射阳光:承认错误的难度自然就是距离真实真理的差距。

2008年秋于沪·三湘

 

注释:

[1]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6月第1版,第156页。

[2]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页。

[3]黄昌勇:《王实味传》,第254页。

[4]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6月第1版,第153页。

[5]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6月第1版,第144145页。

[6]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6月第1版,第144页。

[7]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6月第1版,第146页。

 

【中国信息中心《观察》双月刊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