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寻求社会主义

吉迪恩·利维、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

以下乃加布里埃尔·利维（GABRIEL LEVY）对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Ilya Budraitskis）《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异见者》(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 的回应，以及布德拉伊茨基思对这一回应的回应。[1]

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的这本书中，"新冷战"是最具政治吸引力的文章主题。2014年夏天，俄罗斯军队涌入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武装的分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民兵以及加入他们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雇佣兵和志愿者并肩作战，当时他写下了这一本书。

布德拉伊茨基思认为，在公共舆论中，"新冷战"的存在已经被视为"明显和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舆论的生产已经走在了现实的前面"（第112-113页）。

为了进一步质疑这些舆论背后的假设，在题为"知识分子与冷战"（“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此处为英文）的文章中，布德拉伊茨基思考虑了原始冷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1年期间发生在苏联集团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冷战的性质。他写道，冷战是一套"世界秩序原则"，由统治精英解释，然后在知识界舆论和群众的日常活动中得到确认（第112页）。

持续的心理动员，以及对全球军事冲突的担心令整个社会神经紧绷，这个现实，成为一种实在的手段，作用在两代人中，其中对信仰的忠诚结合着恐惧和面对命运的无助感。

冷战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民众被系统地剥夺了活动能力，这个前提，无疑对我有用。我怀疑布德拉伊茨基思是否知道冷战期间作为分裂对立一方的"西方"所做的努力，即尝试分析这一鸿沟的中心面 —— 例如希勒尔·蒂金（Hillel Ticktin）等人在社会主义杂志《批判》（1973年）早期期刊上所做的工作。（蒂金写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诠释。期刊网站在这里。）

布德拉伊茨基思认为，今天，冷战的二元意识形态限制继续存在。"今天仍未克服在敌对阵营之间作选择而造成的创伤"（第123页）。例如，他引用了对俄罗斯参与乌克兰东部战争的反应，一方面，是俄罗斯极右翼的"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另一方面，是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请参阅此处（仅俄语）和此处。）

对杜金来说，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相当于"俄罗斯回归历史"。对斯奈德来说，这证实了乌克兰最终必须承认它是欧洲的一部分。杜金的反欧洲或斯奈德的欧洲，没有第三条路的余地，布德拉伊茨基思沮丧地如此断言（第120页）。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比较乐观。不可否认，精英控制的公共论坛日益被这种两边一面的舆论所支配。在"左派"方面，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反映在"地缘政治"立场上，这种立场以帝国主义集团的有关性质为基础，整体上否定或阻止社会的作用，特别是否定或阻止社会运动。但是这些社会运动是存在的，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声音反映了这些社会运动。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和苏联，知识分子开始转变，"从能够单纯地执行意识形态规则的一个团体，转变为准备独立制定规则，使其更精确并且复制的团体"，布德拉伊茨基思这样写道（第113-114页）。在苏联，知识分子受到国家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政治政策的限制。这不仅界定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科技革命和"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辩论，甚至界定了1970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关于"国家"和"普遍人文主义"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讨论。

布德拉伊茨基思认为，知识分子的"第三条路"，即避开"东西方（国家）冲突的二元对立结构"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不需要上层的特别确认"。对他来说，证据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20年里，官方的"马列主义"完全失信，"这种崩溃"只能理解为军事政治集团[即西方集团]的胜利。"（第115页）。

为了更加谨慎并且有把握起见，我读了这篇文章。我承认，西方关于上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崩溃"的自由主义说法在西方那些被称为"公众舆论"的空间---报纸杂志，学术界等等---变得无处不在，势不可挡。但在西方和前苏联国家，知识分子中肯定有部分人是持异议和批评意见的，特别是以更广泛的苏联时代常有的方式去理解的话。

在俄罗斯，这些公共空间正在以新的方式形成，不受审查。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新闻业处于鼎盛时期，在联合控制和普京时代的审查收紧之前，直接猛烈抨击腐败和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恐怖。在电影中，开始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从莱姆·克利莫夫（Elem Klimov）的《过来看看（Come and See）》（1985年）到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被太阳烧毁（Burnt By The Sun）》（1994年）。在文学中，维克托·佩莱文（Viktor Pelevin）的"‘P’一代（Generation “P”，生长于普京时代的人）"（1999年）奇幻地将叶利钦的政权变成了一个荒谬的幻影。

这些只是当时开始俄罗斯旅游的西方左派的记忆（也许是玫瑰色的？）。但是我想知道，这种丰富而混乱的发酵物是如何配合布德拉伊茨基思论点的。

布德拉伊茨基思著作的中心部分是一篇较长的论文<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异见者>，追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社会主义倾向。这是一篇引人入胜且有价值的作品。

布德拉伊茨基思描述了（第34页）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社会不满浪潮"，呼应了匈牙利、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起义——从车臣（1958年）和哈萨克（1958年）的大规模暴乱到对穆罗姆（Murom）和亚历山大罗夫（Aleksandrov）的共产党办公机构的抗议和袭击（1961年），并最终导致诺弗切尔卡茨克（Novercherkassk）叛乱（1962年）——不仅形成了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后斯大林主义"解冻"的背景，而且还导致了第一波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出现。他们大多由大城市的学生和年轻工人组成，他们总是秘密见面，通常彼此隔绝，他们的活动几乎总是因逮捕而中断。

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曾有先例，如"青年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Youth）"（1948年在沃罗涅日成立）和"争取革命事业联盟（Union of Struggle for the Cause of Revolution）"（1951年在莫斯科成立）。这些学生团体很快被逮捕和长期监禁镇压。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解冻"带来了这样的公共论坛，如在莫斯科聚会，在弗拉基米尔·马亚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雕像前读颂诗歌和讨论，并相应扩大政治活动。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保守派，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为首，在政治上向右翼渗透，对我来说，布德拉伊茨基思对此的描述是最有趣的段落之一。

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迫移民后不久，就对社会主义这一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发起了猛烈抨击。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后者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受"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曾提出"经济、教育和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他认为可以通过非法出版物（samizdat），并通过包括对共产党成员施压这样的官方管道，来追求这一目标。。

梅德韦杰夫作为一方，索尔仁尼琴及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克·哈罗夫是另一方，除其它分歧外，双方为了捍卫社会主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要向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发出呼吁，但双方在呼吁措辞上产生严重分歧，关系紧张到了必须了断的程度。梅德韦杰夫蔑视皮诺切特的"智利复兴和巩固之年"（其基础是杀害和折磨数千名反对者）。布德拉伊茨基思对此作了描述(pp. 65-66)。

在文集《从废墟下面（From Under The Rubble）》（1974年），索尔仁尼琴谴责"清理"同官方路线的分歧"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显然想到了梅德韦杰夫。后者在地下出版物上回应说，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思想与其在现实中的实施没有任何区别”；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中获胜，正是因为那里数百万人在资本主义下的生活苦难是如此的严重。布德拉伊茨基思写道（第68页）：

然而，对于地下刊物读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说，这些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相反，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即索尔仁尼琴）相比，梅德韦杰夫的立场被认为是适宜和合作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持不同政见者的环境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语言的使用 —— 这在苏联政治和学术界（梅德韦杰夫工作过的地方）是完全主导的 —— 本身就是负面的。“在对立的思想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苏联语言’，使用这种语言是不体面的”。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开始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不仅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面临的，而且是任何想根据俄罗斯革命和苏联经验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也面临的。我热切地请求布德拉伊茨基思进一步展开这一主题。

布德拉伊茨基思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地下团体，既没有梅德韦杰夫的威信，也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名声，他们冒着被捕和监禁的危险，试图恢复"社会主义"的含义。这个思想曾如此有力地激发了19世纪工人运动，激发了俄罗斯工人、农民和士兵举行1917年的革命，在苏联战后时期，这一思想的意义完全被弄乱了。每本教科书中无生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都是笑柄。这种语言确实变得不雅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1990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我向新独立的工会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看着我，好像我有两个头。在我天真的西方头脑中，这个词的积极内涵根本就没有记录在他们"社会主义"的生活经历中。

社会主义思想被糟蹋了;其意思已经翻了个身。这个问题——我不了解，那些工人可能也不清楚—— 是持不同政见者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争论的。今天，在"社会主义者"巴沙尔·阿萨德和"共产主义者"习近平时代，仍未得到解决。

布德拉伊茨基思关于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没有继承者的遗产》（“Nasledie bez naslednikov”）并没有澄清这个问题。他争辩说（第130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不是出自阶级斗争本身的动态";相反，只是摆出一幅康德式必行态势;"列宁主义政党承担了这一道德负担：一个国家向没有任何定义准备的社会主义过渡 "。很公平。但是布尔什维克试图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这种"社会主义的建构"，在俄罗斯及其境外，对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理解产生了怎样的腐蚀作用？

在我看来，在布德拉伊茨基思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研究中，更有效地寻求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主义灵魂。他解释了（第56页）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如何成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的关键文本。在革命前讨论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时，列宁最充满希望最民主的尝试 —— 与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具有远见和乌托邦式的想象不同 —— 正式出版了，因此，在苏联可以广泛引用。

列宁格勒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Mikhail Molostvov）于1956年成立了讨论小组，不久后被送到监禁营7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工人在图书馆里四处走动，在一些《国家和革命》书本中的一些段落下划重点线，这些段落呼吁定期选举和罢免所有官员，并限制其薪酬在平均水平。那一代的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鲍里斯·威尔（Boris Weill）在监禁营会见了工人，这些工人用绘有铁丝网的包书纸重新遮盖了正式出版的列宁著作而被捕。

这些故事提醒我，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 —— 尽管他在1970年代倒向右翼，但对我来说，这些小说仍然大为有助于我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 —— 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参考作用。在‘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第19章），他讲述了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中，关于每个厨师都能参与国家管理的沉思。如索尔仁尼琴想象的那样，斯大林的想法是列宁做过承诺，这些承诺变成了击打斯大林背部的棍棒。每个厨师都能管理这个国家吗？他（列宁）究竟在想些什么事情？每个厨师星期五不去做饭，但去地区行政办公室工作？厨师就是厨师：她必须做饭。但指导人民 —— 这是伟大的召唤，只能信任特殊干部，特别是所选的干部。

《第一圈》（第90章）中的人物讨论苏联特有的精神变态的"公正不平等"（？！）。在《癌病房（Cancer Ward）》（第29章）中，帕维尔·鲁萨诺夫，这位代表苏联"工人国家"的人事官员和恶霸，受到主角英雄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谴责。当你有如百合般的白手时，你对工作了解多少？

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这些发表在地下刊物上并在西方出版的书中，索尔仁尼琴显然已经摆脱了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扭曲语言的束缚 —— 而此时他还没有发展出明确的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学生和持不同政见工人也有这种突破吗？还是像罗伊·梅德韦杰夫一样，他们在语言上，因而在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上，仍然受到官方框架的制约？布德拉伊茨基思从他们的政治宣言中引用了引人注目的一些话，其中许多将苏联经济描述为剥削性的，其政治制度是等级制度，这让我想知道得更多。

有一些相关问题，就是关于监禁营作家（索尔仁尼琴最广为人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布德拉伊茨基思所研究的一小群学生和工人。这些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监禁营 —— 在许多方面是一个隔离的世界—— 融入了他们对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呢？他们读过索尔仁尼琴吗？瓦拉姆·色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呢？我想，他比索尔仁尼琴在精神上更接近左翼持不同政见者 —— 他的社会主义人文观，他成型于年轻时20世纪20年代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后来作品的悲观情绪。在这里也如此，我用局外人的眼睛，在我伦敦的家里舒舒服服，读着这些不是地下刊物的书。但我也许不是唯一的西方读者，以索尔仁尼琴和色拉莫夫为垫脚石，需要尝试同布德拉伊茨基思所指的这些垫脚石联合起来。

布德拉伊茨基思对小型地下组织的关注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他们远不如国际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引人注目。他解释道，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几乎都把苏联制度描述为具有阶级分化特点的剥削制度。1956-57年，卢沃特·皮梅诺夫（Revolt Pimenov）与鲍里斯·威尔（Boris Weill）在列宁格勒建立了持不同政见团体，他起草了一些文章，声称在苏联，"国家已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者、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思想者"。布德拉伊茨基思写道（第49页），对于皮梅诺夫，苏联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财产不能社会化;国家财产和社会主义是相互排斥的。另一个由莫洛斯特沃夫（Molostvov）组织的列宁格勒集团，虽然宣称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都走上了官僚主义的道路，但与皮梅诺夫不同，提出了政治方案，清楚地看到了改革前进的道路，主张"广大劳动人民被纳入国家管理中"（第50页）。

一些左翼持不同政见者 —— 如果我正确理解布德拉伊茨基思的说法 —— 因为苏联所有的反动特点，将其视为迈向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踏脚石。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公社联盟（the Union of Communards），其主要纲领档取名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并收进了列宁倡导建立共和国的一篇题词，提出要有选举和罢免所有官员，"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没有国家官僚机构"。

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的国际主义，在1950年代，国际主义支撑着他们对东欧工人起义的支持，1968年又支持了"布拉格之春"。布德拉伊茨基思强调（第 73-76 页）乌克兰和其它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他们试图将社会主义思想与从俄罗斯帝国主义手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相结合，这与索尔仁尼琴和其它俄罗斯右翼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尖锐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政治"解冻"的结束，揭开了持不同政见者处境史上的新篇章。改革分子对苏联官僚机构"自我改革"的希望破灭了。布德拉伊茨基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异见继续遵循着两个平行的趋势：一种是工作在大城市的持不同政见环境和人权组织中的人，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等知名人士;另一个包括"延续'解冻'传统的地下社会主义团体 "（第61页）。

在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这些团体在整个苏联各地反复和重新出现：布德拉伊茨基思撰写了（第77-78页）在基希涅夫（Chisinau，摩尔多瓦）、敖德萨（Odessa，乌克兰）、塔林（Tallinn，爱沙尼亚）、沃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现为乌克兰卢甘斯克）、里亚赞（Ryazan），萨拉托夫（Saratov），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高尔基（Gorky，现下诺夫哥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现在的叶卡捷琳堡），以及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团体。"实际上，他们几乎都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和'清理净化'[' ochishchenny ']的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共产主义]党已经堕落，苏联是某种或其它一种剥削社会"。这就是梅德韦杰夫和索尔仁尼琴冲突的背景。

苏联独裁政权严重依赖控制和限制信息流通（在这方面，至少在21世纪是无法复制的），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在令人窒息的封闭环境中工作，经常只在监狱里才了解彼此的存在。据我所知，布德拉伊茨基思的文章是后苏联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开始总结、比较和思考他们共同的经历 —— 这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的。我希望很快被翻译成其它语言，并且希望关于持不同政见者遗产的讨论将不仅在前苏联国家进行，而且还在国际上进行，他们为了恢复被苏联禁锢的社会主义的意义而英勇战斗，同样重要。

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环境如何界定"第三立场"的可能性

我可以说，我加倍感谢加布里埃尔·利维（Gabriel Levy）对我的书的回应：这不仅是细心和受过教育的读者的评论，也是政治活动家的评论，这位社会主义活动家在将近三十年前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利维的政治立场，帮助他对这个戏剧性的过程，及其多样性和矛盾作了评估：一方面，社会运动的气氛，强烈寻求苏维埃制度的民主替代物，广泛的矿工罢工，以及独立工会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残酷的原始积累、转向市场的破坏性过渡、大规模贫困以及后苏联政权演变的开始，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些过程的后果中。

这一经验产生了问题，从本质上讲，过去二十年来，俄罗斯左派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在反对官方当局和自由反对派对苏联遗产的历史政治猜测方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反对些什么？最后，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延续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传统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呢？

显然，我的文集《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异见者》没有彻底研究这些问题，但我希望有助于将问题正确地提出来。该文集中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大纲在内的文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到在苏维埃制度的无批判性道歉和激进的反共产主义之间建立 “第三立场” 的可能性。

今天，"新冷战"的言辞 —— 再次更多的是"闹剧"而不是"悲剧" —— 重新引出了强制人们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作选择的逻辑，过去的许多知识分子，从萨尔特（Sartre）和萨哈罗夫（Sakharov）的都屈从于这一逻辑。要摆脱这种选择，摆脱其所显示的政治独立性的丧失，这些尝试，往往被视为逃避责任，对社会解放或争取人权的真正斗争漠不关心（在二中选一的冷战逻辑中，人们被迫相互对立）。

这样，"第三立场"的可能性不是一劳永逸的教条，而是由具体的力量情况确定。来自左翼的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些环境的不断压力下采取行动 —— 不仅是苏联政权的镇压，还有知识分子情绪的"右转"。从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就显而易见。（苏联和后苏联知识分子的矛盾社会和政治性质问题，是我文集中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苏联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及其特定意识的崩溃。加布里埃尔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惊人文化人造物基本上反映了这一阶段，即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瓦解，以及一般社会意识的分裂。从"格拉斯诺斯特"时代（大胆地触及过去创伤，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知识分子转向19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是教条式的政治判断 —— 最重要的是，关于"苏联"的永恒幽灵，因为这个幽灵阻碍了后苏联俄罗斯向全球现代性和"正常性"的过渡。（我在《永远寻找红色人类》（Eternal hunt for the Red human）一文中写到这一点，在我的书里也有。

在我看来，《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异见者》中提出的思想可能不仅对俄罗斯左派，而且对目前国际上关于现代俄罗斯的政治性质及其与过去的苏联的关系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其它人希望加入这个讨论，请给我发电子邮件投稿，按照通常的准则 [2] ，我很乐意发布这些来稿。

[1] 《持不同政见者中的异见者》(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于2017年自由马克思主义出版(俄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