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抢劫的政治

气候抢劫的政治

•在巴西，从第一轮总统选举开始计票，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赢得了46％的选票-足以表明他很可能在三周后获得第二轮胜利。

•在韩国仁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披露特别报告的结论：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以下,须在当代时间内，“要求社会各方面进行迅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化”。 [1]

这是知识分子悲观的标志性时刻。我们将需要进行反右翼民族主义的斗争，挫败其反动的气候政策并采取理智的做法，这样的岁月是我们所没有过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种灾难交相回馈互动，每一个都使得另一个更难解决。[2]

由于气候变化助长现实中和想象中的社会紧急情况，在缺乏基于群众的团结政治的情况下，基于恐惧，呼吁使一个小区获得资源以抵御其它小区的需求，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当然，诸如巴黎协议之类的中间主义措施从来都不是寄予希望的理由—即使创造这些措施的世界政治并未因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而被抛弃。

博尔索纳罗直接针对亚马逊雨林和居住在那里的土著小区。他上任后不久，就签署行政命令，将对土著保护区的监管移交给农业部，该部受制于农企业的利益，尽管此举后来在国会受到挫折。在他当选的鼓舞下，特别是在投票支持援他的地区，暴徒团伙的非法砍伐和掠夺活动增加了，对土著小区的袭击也增加了。

博尔索纳罗政府成员已向非土著人民开放农业和采矿权，认为这将使土著人民从其土地中获得经济利益。高级顾问奥古斯托•赫勒诺•佩雷拉将军（General Augusto Heleno Pereira）否认亚马逊是世界遗产的看法，呼吁发展并主张亚马逊“应由巴西处理以造福巴西。” [3]

很难找到更清晰的例子，说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通过占有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和自然资源被经济以外的手段（有时是法外手段）加以征用，以促使进一步的开发。[4]

哈维认为，合法正规地剥削工人的劳动只是资本积累的动力之一，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进程也依赖于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即通过公共物品私有化，军事和准军事征用以及盗窃等手段积累资本。

哈维主要使用此概念来分析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动态，但似乎同样适用于各种私人利益（通常与国家政府内部的要素有密切联系）在面对气候危机的时候，以合法乃至法外手段占有自然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博尔索纳罗的明确议程是掠夺世界自然资源，并确保 “我们”的生存和财富，对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他们”，这议程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极右翼让气候与地球一起变化的方法。

传统上，气候变化活动分子要求世界清醒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现实，而否认气候变化者则将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一些大型石油公司和工业污染企业过去惯于屈服或提倡气候变化否认主义，如今，已经接受缓解环境损害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其定价的语言，而否认气候变化主义则成为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公开报仇者的庇护所。

然而，即使对于他们来说，否认气候变化主义也已经成为小圈子受众的信息---煽动基层的肥肉，而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却引导着掠夺性的积累形式。对于许多倾向于新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民族主义的主要社会团体来说，面对气候变化的现实，与其说是阻止气候变化，不如说是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维护资源控制和攫取更多。

随着人为触发的气候变化的加速，“经济发展”和建立资源控制作为气候争辩的方法，成了当务之急，变得越来越公开。

例如，就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发布前几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报告，假设到2100年全球温度将升高达到惊人的4°C（超过7华氏度），[5] 以支持特朗普冻结联邦燃油效率标准的决定。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意识到将气候变化的损害限制在1.5°C内需要社会各方面进行迅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化---并且得出结论，既然显然这不会发生，我们不妨继续前进，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因为相对宽松的美国燃油效率标准所造成的总增长幅度很小。

同样在五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提出，北极融化的海冰不是危机，而是亚洲与西方之间贸易的机会，但前提是西方国家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对手争夺领土主张。[6]

能源部为争夺奖项，决定将其推向最极端，能源部已开始将化石燃料称为“向世界出口的美国自由分子”。[7]

当然，在民族主义国家元首和各种不同形式的网络极端主义者之间，对气候变化现实的极右翼响应是不同的。在极右翼种族灭绝的边缘，生态法西斯主义是新兴趋势。 2019年3月纽西兰基督城枪击事件中闯入了现实世界。射手的宣言将自己确定为“种族民族主义者，生态法西斯主义者”。

尽管环境激进分子甚至生态恐怖分子通常是由左派产生的意识形态驱动的，但生态法西斯主义将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引入了白人民族主义价值体系。

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发展反移民形式的“救生艇伦理”，认为种族应该留在传统家园中，社会应该采用纯素食，工业化前的生活方式，而且面对环境崩溃，应该允许人们死亡。

芬兰偏向法西斯生态论的资深生态学家彭蒂•林科拉（Pentti Linkola）问道：“该怎么办？”当一艘载有一百名乘客的船突然倾覆而只有一艘救生艇时，怎么办？当救生艇已满时，那些讨厌生命的人会试图让救生艇装载更多的人。那些热爱和尊重生命的人将抓住船的斧头，切断粘在船舷上的多余的手。” [8]

不难指出这种论点存在明显的矛盾，例如，当白人民族主义者宣称对澳大利亚或纽西兰等殖民地拥有自然统治权时。这里的重点是认真对待这些想法，而不是将其视为必须回答的价值体系，应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症。

尽管即使是最右翼的议会党派也拒绝大规模枪击事件，但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主流政治舆论中，越来越强硬的反移民言论盛行，让全世界互联网的阴暗角落得到鼓励并采取行动。他们的灵感来自美国不太公开的大规模政治性抢手以及像ISIS的精通媒体的超级暴力恐怖分子。生态法西斯主义和具有生态意识的白人民族主义右翼的“精简”形式可以巩固其在极右翼亚文化圈中的地位。[9]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加剧社会压力，使大量移民和难民流离失所。2007年至2010年叙利亚的干旱加剧农村贫困和向城市中心的迁移，这是导致2011年起义的因素，最终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内战和难民危机。[10]

中美洲的干旱使本来很贫困的地区的生活更加艰难。预计孟加拉国将遭受气候变化，严重洪灾的打击，而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居住的考克斯集市地区可能特别脆弱。

印度希望季风季节有所改变。克什米尔气温上升和水资源短缺可能会加剧印巴紧张局势。[11]

预计北非将会变得越来越干热。干旱和粮食短缺加剧达尔富尔、奈及利亚和索马里的危机。跨学科的学者小组在2009年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装冲突增加50％以上。[12]

如果将特定的冲突主要归咎于气候变化，那将是错误的，在中短期内人类更容易控制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很关键。但是，纵观全球形势，很明显，除非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否则我们应该期望在未来几年中看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这类人类危机。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一方面是移民政治和难民危机，另一方面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兴起的危机，两者之间，开始出现回馈作用圈。

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担任总统的头两年，其边界危机宣传比现实更夸张。特朗普上任时，对无证件过境人员的担心已有多年下降，在2007-09年经济危机期间及之后，有大量移民流回祖国。

在2010年代，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干旱和政治僵局的加剧，中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进一步恶化。在回馈作用圈的短期例子中，特朗普将注意力从旅行禁令转向边境，加剧修建隔离墙和隔离家庭的威胁。

消息开始在中美洲小区传播，说如果你们正在考虑加入大篷车行列，现在是时候了--- 在特朗普成功地完全关闭边界之前。所有这些都导致无证过境者急剧增加，尽管远低于2008年前的水平。[13]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气候变化，真实存在的移民难民与幽灵似的移民难民两者，以及极右翼的政治之间的回馈循环作用已经相当开敞，尽管其形式在整个大陆上差异很大。英国退欧的部分原因是仇外心理，尽管这部分针对的是东欧人寻求经济机会以及欧盟难民政策。

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意大利强势突起，因为他强调强硬的、往往是戏剧性的反移民政策，使其对环境更为友善的联盟伙伴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黯然失色。

在法国，国民阵线宣称自己是最强大的单一政党，即使政治主流仍然可以团结起来否定其真正的执政力。导致“黄背心”运动的危机表明，通过增加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来减轻气候变化危害的技术官僚计划可能会面临抗议和民众的拒绝。

在丹麦，由于主流政党本土主义丹麦人民党（nativist Danish People’s Party）拥抱仇外心理，在民意测验中衰落。六月份，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支持反移民政策，夺取右翼的声势，赢得了巨大的胜利。[14]

在希腊，金色黎明（Golden Dawn）活动家经常对移民进行身体攻击。同时，对希腊经济的困境，期待出现任何议会或群众行动解决方案，这样的希望已经消退，因而，移民支持和团结工作已成为左派活动人士工作的关键成分。

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Victor Orbán）拜访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终于获得国际合法性，而波兰执政的法律和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反对移民的规则，尽管波兰很少见到移民或难民。

美国西部和澳大利亚，与“主权公民”运动相关的反联邦政府牧场主和农村商业利益，一直是否认气候变化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这里反映了巴西的基本问题：关于公共土地使用的斗争，是出于公共利益管理公共土地，还是按照私人利益进行“明智使用” 公共土地。[15]

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应对气候变化和旱灾，以及尊重土著主权，面对这些争议性要求，释放公共土地进行钻探或放牧的逻辑，反映了剥夺性积累的相同逻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建立对资源的控制，直至包括使用法外民兵。

面对气候变化和移民幽灵，征用和开发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政治以及严格的边界制度，符合世界势头上升的极右典型。但是，并不总是采用这种形式。也可以采取“气候变化中产阶级化”的温和自由的形式。

迈阿密小海地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一倍，因为拥有海平面房屋的居民试图逃离不断上升的水域。[16] 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很多人逃离气温上升的凤凰城。

由于加州的野火威胁有可能成为马里布（Malibu）等富裕地区的生活常态，而且保险公司收取天文数字费率或拒绝再次补贴重建工作，因此许多居民决定搬迁到远离森林的“天然景区”，带去房地产业渴望的便利。

这就提出了问题，即自由主义和大多数左派如何应对右翼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气候灾难。在最坏的情况下，有趋势可能会将自己孤立在部分受到修辞或文化抵制的孤岛中，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将自己限制在飞地内。

这里，禁止麦秆稻草之类，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是容易达成的目标，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原封不动并且不对系统性理解开放，道德消费的概念，例如“用自己的钱投票”支持“可以控制的事物”，就与飞地的逻辑有关。

加利福尼亚的自由城市，如旧金山和圣克鲁斯，已经变得中产阶级化，以至于可能缺乏其长期以来象征着进步政治的客观基础。如果边界依靠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和边界巡逻等机构，分裂土地的掌控依靠民兵，则飞地同样地依靠警察。

有了默契的理解：在飞地内，您有言论自由，拥有丰富的文化世界，种族和性别多样性以及反对派政治，但是治安将维持基本的经济和种族秩序。因此，在某些方面，自由主义飞地可以客观地站在“堡垒欧洲”一边，禁止移民进入，或是由美国西部分离主义民兵控制的地区。

主流和有组织的激进左派大多无视极右翼和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言辞和实践上的这些变化。有时，似乎我们仍在与昨天的否定气候变化主义作斗争。与此相关的是，关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所有人”的过时观念有时会被重新包装为环境运动中的新观念。

例如，历史学家迪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撰写过有关另类实践研究和生态学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气候变化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但气候变化却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层面，因为“与资本主义危机不同”，这里没有为富人和特权阶层提供救生艇。” [17]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与其祖父母的世界相比，当今的富裕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将继承在生物学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世界，但却忽略环境危机的意识形态面。还没有看到“救生艇”的隐喻会变得多么令人不安。

即使救生艇没有多大用处，最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也会要求击败其它人以确保其拥有救生艇。这种救生艇逻辑延伸到拟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意义不在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在于创造后人类的未来，让少数富人可以逃脱遭诅咒的星球。

希望有不少富裕和中产阶级的人们可以从本质上成为阶级叛徒，为每个人争取更美好的世界，但对他们有些人而言，阻力最小的途径，将是利用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城乡的飞地，远离乱民，掠夺剩余的环境资源。

气候危机并没有超越阶级因素。而是加剧乃至激发其新法西斯主义元素，并使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或生态野蛮主义（ecobarbarism）的替代品变得难以置信。在气候变化方面，新法西斯主义的动机是加速主义的，尽管散布着恢复控制和使民族国家再次强大的幻想。

瑞•泰拉达（Rei Terada）指出，应对掠夺和边境暴力政治“需要一种语言，即法西斯主义如何影响人们的死亡愿望，这是大多数政治所没有的。” [18]

即使是最夸张的言论，也可以窥见一斑。 “使美国再次伟大” 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列根时代，但有显著的不同，就是列根向支持者传播乐观主义的能力。

如果你反对列根，当然想吐，但这是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故事，支持者可以毫不尴尬地欢呼。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我们将赢得让你烦倦”，具有民族统一主义的英雄式“迷失之因”言论的优势。回到1950年代美国的“辉煌时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将其视为凯恩斯主义和稳定工作时代，还是白人至上和尊重传统性别等级制的“绅士主义”形式，都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可能有意无视对某些事情，但并非天真。实际上，至少在另类右翼和更广泛的千禧世代和60年代环境中，弥漫厌世情绪。

这些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我们真的不能退缩。他们希望有人为他们而战（白人和传统性别/家庭价值观认为的“我们”）；他们希望有人看到他们的敌人受苦。眼看着世界在燃烧，这太可怕了，但他们拥抱了前景中令人紧张的东西。

回到有些令人心烦的短语，参与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野蛮主义的斗争将需要逃避飞地的逻辑和界限。为生态公义的未来而战，不能再被视为立即进行环境正义斗争的替代选择。

认为气候变化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事业，这个观点应该被理解为某种理想主义，对于激发阶级叛徒可能是有用的，但将面临对土地和资源的积累控制的争夺。环境正义是由阶级驱动的、种族化的、现时现地的气候斗争。

立岩（Standing Rock）地区的斗争也许是这个时代的起始政治斗争。拉科塔苏族（Lakota Sioux Tribe）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主义者汇聚在一起，展开政治斗争，象征着奥巴马政府的结束和特朗普时代的开始。

在世界各地，各阶级年轻人已经进行罢工，呼吁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气候危机。当今的斗争，例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不应被视为足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或减轻气候变化危害的立法方案，而应视为旧时的过渡性要求，并且将整个气候和社会正义的当前可能性，同进行更根本改变的计划联系起来，从而有可能在受损的星球上实现凝聚性社会生活。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政策制定者摘要，各个政府批准的全球变暖1.5°C的特别报告 - IPCC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

[5]艾尔佩林（Eilperin），丹尼斯（Dennis）和穆尼（Mooney），“特朗普政府认为，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7度。”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

[9] 胡克（Huq）和莫奇达（Mochida）， “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气候变化的安全化”，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

[10] 克雷（Kelley）等人，“新月沃土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其对最近叙利亚干旱的影响。” https://scholar.google.co.uk/sch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