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冤案未徹底平反

王實味冤案未徹底平反（轉載）

裴毅然

王實味（1906～1947）冤案並未徹底平反——未恢復黨籍，這對眾多國人來說，怕是一個多少還有點爆炸性的新聞。當然，這只是一則舊聞，舊聞成新聞，乃是因為它一直被有意無意捂著蓋著。

眾所周知，1982年2月，中組部發文〈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但“五人集團”只平反了四位，缺席最主要的人物——王實味。王實味的平反，一波三折，延時十年。1992年1月7日，由公安部派人至湖北十堰王遺孀劉瑩處，當面交送〈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與一萬元慰問金。83歲的劉瑩（1908～）對姍姍來遲的〈決定〉出奇平靜，未發一語，其子王旭楓反而激動得熱淚盈眶。劉瑩堅決不收慰問金，後將此金交十堰文聯為青年文學獎勵基金，以紀念丈夫。但是絕大多數國人（包括相當一批研究者）都未注意到：這項影響如此巨大的平反要案原本應是中組部的差事，何以由公安部完成？而且，既然平反，何以沒有恢復黨籍？絕大多數國人也認為冤案已經昭雪，完成“大團圓”。

筆者也是最近讀了《溫濟澤自述》，才豁然開朗，探得謎底。溫述關鍵一段轉錄於下：

我在1988年給中組部的報告中，提出了三條建議：一、對王實味錯劃為托派的問題，予以平反；二、王實味被開除黨籍應予恢復；三、開個小型座談會，我和當年參加過批判王實味的人參加，總結一下從此案中應吸取的教訓。事後瞭解，1991年，中組部把我的這三條建議送請十幾位老同志審閱，對第一條，十幾位老同志都畫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條，畫圈的只有兩位；第三條，無人畫圈。因此，王實味的黨籍沒有得到恢復。談到總結經驗教訓，除胡耀邦說過一次，再也沒有人提起。[1]

十幾位老人，想來是鄧小平、陳雲、彭真、習仲勳、薄一波、王震、鄧穎超等諸老。說是中組部復查，最後還得老人畫圈，並按老人的“集體意志”定奪。十幾位老人都同意平反，故有公安部的平反，公安部出面只證明王實味無罪，只負責刑事部分的錯殺，但不涉及組織關係。恢復黨籍，只有兩位老人畫圈，因此不能恢復，不能由中組部出面，表明王實味仍然有錯，說了寫了不利黨的話，擁有不利於黨的思想，做了不利於黨的事，犯有仍須批判的政治錯誤，不能讓他的靈魂回到“黨的懷抱 ”，即最終不承認當年批判王實味有錯，錯殺不等於錯捕，錯捕不等於錯批。至於開個小型座談會，大概都認為毫無必要，翻檢這樁沒光沒彩的陳舊老賬，有那必要麼？竟無一人畫圈。

十幾位中共老人的批示，不僅說明他們對王實味冤案的態度，也說明中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認知水準，尤其說明他們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態度。無一人表示應該開個總結教訓會，即無一人認識到歷史是最好的教師，意味深長且含蘊多多呵！就是從情理上，冤枉人家49 年，開個會，請遺孀來一下，安慰安慰，讓當年打過王實味的尚存者表示一下懺悔，而且向外界樹立“不回避歷史錯誤”的光輝形象，政治得分多多，能花幾個錢？能費多少事？筆者認為，十幾位老人的這一“集體”態度，其實表明中共的一大通病：不願認錯。除了痛及全體老幹部的文革，無論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直至清污、六四，就像王實味案一樣，沒有一樁徹底認錯。就說反右，至少打了55萬餘人（最近有資料表示右派總數實為3178470人，中右 1437562人），[2] 認一聲錯又抵得上人家22年的受得罪麼？但至今堅持“擴大化”，仍然不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等五人平反，因為還得留著他們證明只是“擴大化”。

不願認錯，表明中共不願授人以柄的敵對思維定勢，不肯開啟反思的邏輯起點，堅守第一雄關——我們沒錯，毋須反思，更毋須懺悔。然而，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應有之態麼？

說來不信，如此轟轟烈烈的驚天大案，王實味家人居然20年後才開始得知。文革初期，女兒王勁楓從高音喇叭裏聽到毛澤東1962年的一段講話，方知父親的“下場”，但不敢也不願將此訊告知母親。不久，兒子王旭楓也從一本書中得知父親被殺的結局。最後，王妻劉瑩于1978年從廣播中聽到王實味的名字，聽清已於 1947年處決，頂著三項罪名——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托派分子。

中共建黨老人、長期擔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81年向中組部提出復查王實味案，並在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中提出“一個懸案”，確認王實味的問題是思想問題而非敵我矛盾、與托派的關係是歷史問題而非現實問題、是個人問題而非組織集團活動。饒是有李維漢這樣重量級人物出頭，王案平反仍被長期擱置。1984年8月11日，李維漢去世，臨終前向溫濟澤託付王案平反。[3] 被擱置的原因是1981年11月托派骨幹王凡西在境外出版《雙山回憶錄》，內有這麼一句：“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最後被殺害了。”就這麼一句不負責的晚年回憶，卻坐實了王實味的托派身分！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月刊《九十年代》再發表《談王實味的“王實味問題”》，詳細交代自己與王實味的交往，尤其1930年春重逢上海的細節，在他與另一托派分子陳其昌交談托派觀點時，王對某些觀點表示同情，但反對他們“自立門戶”，又因王已結婚，生活拮据，依靠寫作翻譯度日，因此翻譯了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王凡西在文中著重表明自己在《雙山回憶錄》中的那段話說得不準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組織。（原文著重點改為下劃線——編者）”“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1929年至1934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 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些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4]

1942 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旋正式進入整風。5月27日，在康生（總學委副主任、社會部長）授意下，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開始“糾偏”，最初幾天還局限於思想偏向，態度尚溫。6月1日起，會議中心從批評轉入批判，從和風細雨的同志式幫勸轉入急風暴雨的敵我鬥爭；王實味抵抗了幾天——稱病缺席，後被抬著擔架至會場接受批鬥；6月4日王正式提出退黨，6日被迫收回退黨要求；1943年4月1日被捕，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正式下令，戴上三頂大帽：“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最後一項罪名牽連到赴延不久的兩對夫妻——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乃是為了突顯這一案件的反革命組織性，從而證明整風運動之必要與搶救審幹之實績。1947年3月，國民黨進攻延安，王實味被押解撤出，行至山西興縣，7月1日由康生批准秘密處決，推屍入井。

鑄成王實味冤案除了中共內部的“敵情思維”，還有一些外因。王實味兩篇最著名的“反動雜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被國民黨印成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四處散發，油印、鉛印，還加按語：“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然而……在陝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便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對國民黨來說，王實味的雜文可謂遞了攻擊延安的炮彈，乃是求之不得的“內部異聲”。這也是王實味自己都感覺抬不起頭來的致因。他對前來幫勸的溫濟澤痛哭流涕：“我有錯，但是，的確出於我愛黨的好心啊！”[5] 搶救他的溫濟澤、李言也認為王只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但康生批評他們是“溫情主義”，指稱王是托派分子與國民黨藍衣特務，要他們“不要麻痹”。溫濟澤躬身自檢，覺得當然是領導看得遠見得深，撰文《談溫情主義》發表於《解放日報》。

王實味案說明延安時期的中共，就已淪入“兩個凡是”的毛式思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延安整風其實是1957 年反右的前期預演，形式、程式一模一樣。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整風動員大會，號召大家向領導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即最初的動員鳴放，屬於 “布餌”階段。王實味在院內壁報《矢與的》上發表短文，提出“絕對民主”、“必須有大至大剛的硬骨頭”、“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注意全延安以至全黨”。[6] 當然，王實味的所謂“托派言論”今天已被證實完全正確，而且發出預言般光芒：“史達林人性不可愛”、“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該負責”、“蘇聯對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7]

歷經半個世紀，1992年的中共對王實味案仍不能直面正視，說明什麼問題呢？一粒水珠折射陽光：承認錯誤的難度自然就是距離真實真理的差距。

[1]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6頁。

[2]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載《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頁。

[4]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3頁。

[5]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145頁。

[6]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頁。

[7]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