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格里布地区的现状
那地·德巨芒
1. 马格里布区域---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是由革命的社会运动在不平衡的节奏中走过的。这一革命性动力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先进的例子，显然是2011年在突尼斯自焚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引发的运动。今天, 这是该地区运动和抗议活动的典范。十年前, 在 2001年, 阿尔及利亚经历了同样的抗议运动, 具有同样的广度和更高水平的组织, 但没有导致政权结构的任何政治变化。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 其范围被限制在卡比利亚(Kabylie)地区, 其身份认同和文化内涵与该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有关。然而, 社会和民主的层面深刻地构造了运动 (穆罕默德·古尔玛, 被称为马西尼萨[Massinissa], 死于 2001年4月20日, 冲锋枪打伤后； 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叛乱)。
2016年底, 在摩洛哥的胡塞马（al-hoceima）地区,围绕着同样的社会和民主的要求，具有同样的政治范围，一个类似的运动出现了, 肇因是一个鱼贩、缪哈辛·菲克利（Mouhacine Fikri）死在警察手中。这一运动引爆问题上类似于突尼斯的情况而在地区限制上类似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 那里的巴柏尔人的身份认同倾向于构造运动。
这些运动在时间和节奏上的表达不均, 最终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三个国家各自的历史和卷入程度有关。然而, 他们在突出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点。
2. 阿尔及利亚社会与资本主义关系比其邻国更为复杂。历史上, 在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的这块领土上出现的资本主义, 伴随着一种类似于文化灭绝的暴力和激进主义。十九世纪初的殖民统治, 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称赞, 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者, 特别是乌托邦主义者, 塑造了现代的阿尔及利亚, 并对社会及其领土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但这种资本主义的 "现代化", 远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没有建造乌托邦主义者所钟情的解放, 相反，产生了排斥, 经历了与当时东方世界的代表,即将过去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决裂。这种排斥的表达，首先是由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内在转向, 一个是由于绝望, 拒绝这种 "现代性" 。后者与殖民暴力的联系, 多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利益" 。随后, 它产生了一种抵抗, 然后是一个激进的与殖民主义的暴力分裂, 同其相关的 "西方" 文化决裂, 但没有明确打破其必然结果资本主义。
这段历史部分解释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由阿拉伯主义(Baathism, 包括它的叙利亚版本) 养育了数十年, 伊斯兰教或柏柏尔人运动（Berberism）最近化身在马克（MAK） 的卡拜尔自治者中, 这文化疑难，仅部分成功地把身分认同问题放置在政治生活的中心, 并没有完全抹去社会和政治问题。
3. 由一个 ‘柔和的’殖民主义引进, 在十九世纪末期以突尼斯和二十世纪初为摩洛哥保护国的形式, 资本主义在整合地方精英 (摩洛哥的Makhzen) 方面，比在新的殖民和资本主义统治的机制中排斥他们做的更多。这一领土和城市的重建是两国社会转型的形象。今天, 在摩洛哥, 在突尼斯少一些, 城市和文化遗产的痕迹很明显, 但在阿尔及利亚几乎完全被抹去。
在马格里布这些国家, 资本主义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胜利的条件, 强烈制约了他们随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 更倾向于将自己融入对摩洛哥和突尼斯资产阶级的依赖性的一个假定关系, 而不是像新生的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那样寻求自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在摩洛哥传统上中央集权的等级社会和到集权度少一些的突尼斯, 其底层阶级接受的原因，而这在阿尔及利亚遭遇有系统地抗争，在阿尔及利亚平等主义的精神很好地扎在大众阶层中。阿尔及利亚的这种姿态更多地来自于对法国殖民主义领头的私有化征用过程的激烈抵制, 而非依附于标志着独立的第一个十年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4. 这些文化和历史的方面并不说明一切。在该地区政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斗争的出现, 直接与三国家政府随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联系。资本主义结构的发展趋同于一个共同点--- 直接的经济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 (银行、工业集团、服务业等), 即使阿尔及利亚的资本主义掌握某种自治, 特别是在金融层面, 因为它的能源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这种依赖性产生对同一类型的工人和环境的一种剥削形式, 一方面工人越来越没有保障安全, 另一方面掠夺自然资源 (碳氢化合物、磷酸盐或农业产品),不理会直接受世界气候危机影响的生态和环境均衡。在社会层面, 这种演变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愿望, 即非正式地将新的撒哈拉以南移民融入经济, 以便更好地剥削他们。
在摩洛哥, 这一演变导致了旅游业、汽车和自由贸易区, 以及像里夫和阿特拉斯这样的边缘地区的巨大区域的迅猛 "发展"。在突尼斯也同样如此,遭遇了同类型的掠夺性拨款和自然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同类型的地域发展和领土不匀。在地中海萨赫勒‘一个有用的国家’和西部和南西部后面的国家之间, 不平等出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11年革命进程从该地区的这一部分开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摩洛哥的动乱开始在里夫。
尽管阿尔及利亚幅员辽阔, 但这种社会和领土不平等现象却略有不同。然而, 这并不排除正在进行的相同运动。阿尔及利亚资本主义在独立后的前三十年所采用的发展主义逻辑, 形成于对领土和人口全球一体化的关切。最重要的是, 促生了人口的流动, 在大城市中心周围的城市化不断增长, 还有平均规模的城镇周围的城市化也在增长。从这个观点来看, 卡比利亚的经常的和重大的暴动不应掩盖大城市中心同样众多的暴动。在阿尔及尔, 康斯坦丁, 贝贾亚, 安纳巴或在穆扎泊（Mzab）山谷的瓦尔格拉出现的抗议---后两个是作为‘南部暴动’而出现的, 以 便把他们地区化---都有城市的特点。这些都是‘城市斗争’, 是城市社会运动的渐进普遍化, 是在城市问题的具体矛盾基础上，对既定秩序提出挑战的矛盾的社会实践制度。
但是, 就像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样的东西一样, 我们可以说, 在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背景下, 没有任何发展是一体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一项目中断, 所奉行的政策寻求摧毁一个生产设施, 这个设施肯定是断断续续的, 但仍然是真实的。从1999年起, 由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政府领导的经济、工业、能源或农业项目,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上寻求‘一致’的一体化。这不仅导致了工业的崩溃, 而且造成了整个重建中的领土结构的崩溃, 而重建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外国资本的商品和投资的流通 (东-西和横贯--撒哈拉的公路、行动电话、大坝工程、抽取撒哈拉地下水、太阳能和叶岩气等)。
5. 这一寻求融入世界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是这三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 特别是统治阿尔及利亚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和摩洛哥的“麦赫赞”（makhzen）(在法国保护下的王室)。如果这种竞争是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旅游业之间以一种卑鄙的方式进行, 后者从前者的削弱中吸取了红利, 那么阿尔及利亚政权与摩洛哥国王之间的 "冷和平" 就不会掩盖两个政权希望在该区域和整个非洲以世界帝国主义代理者的角色发挥领导作用。它解释了高速公路和卡萨布兰卡-丹吉尔 TGV 的主要项目, 也凸现了阿尔及利亚军队有能力确保该政权安全, 并以世界强国的名义对其进行监管。
在经济层面上, 阿尔及利亚政权正努力克服其比摩洛哥的 "落后"情况,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涉入程度着手。从这个角度来看, 两国边界的关闭是阿尔及利亚政权的幸运之笔。如果这些边界开放, 他们将为在摩洛哥经营的欧洲和美国公司提供一个廉价占领阿尔及利亚市场的地平线。这将使阿尔及利亚经济在不平等的竞争面前慢慢自由化。例如,法国汽车公司雷诺, 有一个大工厂在丹吉尔, 在2012年2月投入生产 (到2013年每年产17万辆汽车，中期达40万辆, 90% 的产品出口) 可以受益于正常化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境。这将使它能够从摩洛哥领土---而不是目前情况下的法国或罗马尼亚---满足不断增长的阿尔及利亚汽车需求。这将使对阿尔及利亚这一领域进行投资的任何含糊的愿望变得过时。
6. 这种政府间竞争为该地区人民, 特别是劳动大众, 奠定了共同的基础。三个国家的人口未从其各自领土的财富和潜力中受益 (除了以真正社会选择的方式)。这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越来越把各阶层人们和整个地区边缘化, 其社会和领土的不平等在不断加深。如果这一现象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承认, 它就在阿尔及利亚文化中取得了进展, 尽管有阻力, 这也解释了经常发生暴乱的原因。
因此, 在这三个国家中, 我们目睹了一个多样化、社会、工会、环境、文化和联合运动的出现, 这构成了反对独裁政权及其反民主的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环境。通过他们的争斗和抵抗, 他们给政治要求，社会和民主斗争以一贯性。
政治和意识形态上, 这种抵抗仍然缺乏一个社会民主的革命计划。伊斯兰教的幽灵在世界极右翼的全球性上升的背景下复兴。从文化到政治，“伊斯兰主义”现在有许多定义。伊斯兰教支配马格里布人民的风俗和文化，不是一个新的事实。不幸的是, 三个国家的独立没有完成文化和民主方面的革命进程, 即使它在三个国家中遵循了不同和不平衡的轨道, 在突尼斯更 "世俗化",摩洛哥世俗化稍次和制度化，而在阿尔及利亚则过渡政治化。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巩固了这种保守主义, 并同公共场所和机构的世俗化的必要进步拉开了距离。今天必须回到对这一地区的独立性的贫乏攫取。
然而, 应对各个运动进行分析, 确认伊斯兰的真实动机, 并超越对其表述的简单正式解读。今天, 在人民的眼中, 区域退化是高于一切的危险, 可能从外面导致 "伊斯兰国化"。它宁可加强内部团结在政权周围, 尽管他们各自的国王和总统有疾病和年龄的问题, 但现在并没有显示精疲力尽的大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