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第四国际成立
这一系列文章最初在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NPA）的《反资本主义》周刊（l’Anticapitaliste ）上作为刊物的中间跨页发表。[1]
导言
列昂•克热缪克斯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个挑战：1917年10月后创建的工具共产国际，“清除”了各国党派，背叛了中国的革命高潮，导致德国反纳粹主义的非战斗性失败，已经转变为斯大林外交的一个分支机构。
重建国际
从1914年8月起，已经有必要抵制社会主义国际领导人向帝国主义政府的屈服。 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战争期间，当时出现了革命的高潮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有必要重建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网罗里，而是首先尝试与伦敦局的“中间派”开会，后者拒绝接纳斯大林主义，并支持创建第四国际，不过这个尝试没有成功。目的是重建一个民众的国际。 至关重要的是，继续走1919年共产国际开启的道路，并在即将到来的战争和革命起义中坚定地组织起来。第四国际终于在1938年成立，希望所聚集起来的少数活动家，可以像在1915年至1919年期间那样，围绕国际主义者发展成长。
一个仍然同今天有关的计划
战争结束后，第四国际并没有将自己变成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但是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需要，直到今天仍然迫在眉睫。世界动荡了80年：斯大林主义集团的扩张和崩溃，俄罗斯又回到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导致殖民帝国崩溃的独立战争。所有这些事件，启动了数千万男女寻求一条道路，通往不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满足社会需求的民主社会。 由于战争和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成千上万的男女被赶出家园，世界许多地方新的反动势力的兴起，加剧了资本主义紧缩政策造成的日常危害。
1938年革命者所概述的任务仍然在议程上，今天的活动家应该在斗争和社会运动中响应他们，并在面对狭隘的沙文主义过激行为时，建立一个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政治革命力量，正面领导女权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反种族主义及反歧视的斗争，并扩大曾经激起了第一国际的“共产党宣言”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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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翼反对派到第四国际的建立
阿瑟•尼古拉
第四国际的建立，不仅是新结构的出现：它也是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领导的，发生在共产党和第三国际（IC，他们后来被驱逐出）内的，超过十五年的政治斗争进程的结果，那时他们力争改革于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国际（IC）。 这场政治斗争牵涉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整个政策，从党的独立性到苏联的土地政策。
1933年，希特勒获得政权，而托洛茨基试图将所有反斯大林主义革命者聚集在一起，这时，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作为五年后将出版的过渡纲领支柱的“十一点”草案出现了。 ‘十一点’草案总结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者的主要担忧。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永远和无条件的独立性”。在中国，斯大林通过改变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解散而进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于这个国共合作，1927年4月上海叛乱期间，面对国民政府的镇压，共产党人所能作的，只是解除武装：尽管发动了总罢工并获得了中国主要经济区的政权，共产党人仍然遭到了他们带入城里的蒋介石军队的屠杀。
反对“一国社会主义”
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另一个中心点，是争取“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及永久性，拒绝‘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一旦占领冬宫，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就意识到，有必要将革命扩展到欧洲和整个世界，而斯大林主义则试图清算革命，扬言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通过这个陈述来修改所有马克思主义原则。显然，伴随着这个神话的，是俄罗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说法，这是一种经济政策所发展的神话，托洛茨基称其为1923年至1928年的“机会主义”，当时斯大林支持富农（富农）反对工业的发展，然后是1928年至1932年间的“冒险主义”，那时苏联转而反对富农，强行工业化。
虽然这些政治斗争最初是在苏联共产党（CPSU）和共产国际（IC）中进行的，但托洛茨基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早在1927年，那位“老人”连带“左翼反对派”就被排除在苏共外。但这并没有阻止反对派成员继续将自己视为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他们的目的是改革党和国际，使后者再次为革命服务。与人们的想法相反，清洗也好，暗杀也好，都没有将左翼反对派推向一个新的革命国际。任何新国际的建立，都会被认为前一个已被历史考验所克服，以致其破产成为无可争议的。当谈到权力的彻底破产时，就意味着需要把它推翻。
第三国际的破产
1933年，由于希特勒的掌权，第三国际破产了：随着法西斯主义笼罩德国，德国共产党（KDP）一枪不发就投降了。这是一场没有斗争的失败，在斯大林的罪恶眼皮之下，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被带到了屠宰场，斯大林的所谓“第三时期”政策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阻止任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发展。
因此，包括苏联在内，需要一个新的革命党。 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政党，其任务是同斯大林主义，一种新形式的反革命改良主义作斗争。然而，在苏联，在1930年代唯一的工人国家，虽然任务也是革命，但内容不同，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十月革命已经破坏了生产数据的私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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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回应
罗仁•里帕特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夺取政权，导致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个新国际的议程，不仅因为第三国际在德国实施的政策已经证明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失败，而且纳粹的胜利，也导致他相信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只能导致战争，他认为战争会比1914年的战争更加残暴，但他也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拥有能够正确引导其领导，就会开启革命的可能性。因此，托洛茨基关于国际短期形势的第一篇论文，是一本关于“战争与第四国际”的小册子，该文于1934年6月以多种语言出版，解释这场战争将引发的新的方向问题。
反对“国防主义”
当然，托洛茨基是遭“国防主义”拒绝的一部分，“国防主义”使得第二国际各分支加入政府的“神圣同盟”，让它在1914年表现出与资产阶级的团结。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联盟的政策中，托洛茨基再次看到了同样的逻辑，即民众阵线的政府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实施了这一政策。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一立场，只能导致工人运动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幌子下，与英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帝国主义的政策保持一致。
在坚决反对“国防”主义政策的同时，托洛茨基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处于布尔什维克政治核心的“革命失败主义”，不再是适合这种形势的口号。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围国家的崛起表明，不能一刀切地看待所有的民族主义，这导致托洛茨基呼吁支持1935年遭受意大利入侵的衣索比亚，或者1937年遭日本攻击的中华民国。 同样的推理，也使他反对那些把西班牙共和政府同弗朗哥主义者（Francoists）放在同一地位上的人：虽然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阶级独立，拒绝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团结，从而进入共和政府，但应该少支持反佛朗哥的斗争。
最重要的是，苏联问题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托洛茨基而言，必须向苏联提供“无条件支持”，以便无产阶级不会失去十月革命的利益。 然而，德国政策的破产导致斯大林寻求法英联盟，这导致第三国际与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因素造成了有些复杂的趋势，正如托洛茨基回答杜威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当时，杜威委员会问他，如果苏联与法国结盟对抗德国，他会怎么做，回答是：有必要制定一项阻碍德国战争努力的政策，而当时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颇为令人满意。
在德苏条约之后
1938年9月3日第四国际成立仅四周之后，这些“方向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民主国家”与斯大林决裂，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把苏台德地区出卖给希特勒。托洛茨基随后明白，斯大林的官僚机构将寻求与德国联盟，对1939年8月德苏协定的签订并不感到惊讶，这个协议破坏了工人运动领导人的稳定。托洛茨基还明白，1940年6月盟军部队的崩溃是重新洗牌，强调纳粹对欧洲大陆的占领造成了一种压迫局面，必然会导致全社会和全国的合法的无产阶级抵抗。
因此，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复杂性，给新国际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带来了明显的方向问题。由于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被暗杀，第四国际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战争使得各支部无法继续做反应。虽然它是“本世纪的午夜”，但却无法适时递给无产阶级提供必要的革命领导，以便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以期符合托洛茨基最初为第四国际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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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基础：过渡方案
迈克尔•罗威
为了准备1938年第四国际创始大会，莱昂·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重要文件：“资本主义的死亡痛苦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被称为“过渡纲领”。
过渡方法
与任何政治文本一样，它具有与特定历史时刻相对应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出现在文本中的一个标题：信念是资本主义“正在死亡”，生产力停止增长，资产阶级迷失方向，经济危机无法解决。不过，托洛茨基没有陷入“乐观宿命论”的陷阱：他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自然死亡。未来是不确定的，也不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如果社会主义没有取得胜利，人类将经历一场新的，可怕的战争，以及威胁人类文明本身的灾难。预言式说法...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决定性角色赋予“主观因素”，赋予历史主体的意识和行为：“一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
该文件的重要处甚至是辉煌的地方，是某一种政治干预方法，即所谓的过渡方法。 这种方法受到十月革命经验和1920年代和1930年代社会斗争的启发，其出发点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认识到：被剥削者的社会觉悟，他们的自我转型，他们成为历史主角的能力，首先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实践，他们自己经历的斗争和社会矛盾。
合理的赌注
托洛茨基打破将改革性的“最低纲领”与抽象的社会主义“最高纲领”分开的旧社会民主传统，提出了“过渡性”要求，从工人的真实觉悟水平，他们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开始，导向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对抗，与大资产阶级利益作斗争。例如：取消“商业秘密” --- 或“银行保密” --- 以及让工人控制工厂; 或采取浮动比例的工资和工时作为对失业的响应; 或者征用大型银行并把信贷国有化。 再一次，最要紧的是，本档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辩证方法，即从对制度的直接挑战进行“过渡”。
尽管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遭受了可怕的失败和危机，激励1938年“过渡计划”的是一个合理的期盼，即，期盼对资本主义僵局实行革命性解决的可能性，期盼工人通过他们的斗争实践经验，有能力觉悟他们的根本利益; 简而言之，就是相信被剥削和受压迫阶级能够拯救人类免受灾难和野蛮行为。在21世纪初，这一挑战并未失去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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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大会
彭尼楼佩•杜甘
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郊区佩里尼（Périgny）的阿尔弗利德·罗斯黙(Alfred Rosmer)农舍举行了一天的创始大会全体会议 --- 尽管出于安全原因，有人说它已经在洛桑举行过了一段时间。
自1933年以来，在国际反对派的队伍中，几乎一致认为需要一个新的国际。1935年，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发表了“第四国际公开信”。但重新组合诸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或伦敦局这类组织的尝试失败了，以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本身的困难，阻碍了第四国际在1936年7月的会议上宣布成立，还有观点认为，由于这个新国际缺乏群众性党派，这个决定会被误解。 直到1938年的会议才采取了这一步骤。
会议准备了几个月
对于托洛茨基本人来说，“举行这次会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一场毫不妥协的革命运动，它遭受了其它任何政治运动可能未经历过的迫害，再次显示出它的力量。”
代表来自11个国家的组织---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苏联、意大利、巴西、波兰、比利时、荷兰和希腊---宣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大会报告列出了来自以下国家的成员组织：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英国、希腊、印度支那、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圣多明哥、南非、西班牙、瑞士、苏联、美国、乌拉圭。
此时，特别发生了2月份列昂·瑟多夫（Léon Sedov）--- 托洛茨基的儿子遭暗杀，以及7月份该运动的秘书鲁多夫·科勒门特（Rudolf Klement）被暗杀的事件，在这种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情形下，预备委员会提前准备了几个月。在会议记录中谈到了鲁多夫·科勒门特的死亡，使得他无法向国际秘书处分发其正在准备的报告，他的所有档在他遭谋杀时消失。
“过渡方案” 的通过
然而，维纶（Vilain，即法国人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在他的介绍性报告中，坚持自1936年会议以来在政治层面取得的实际进展，特别是通过各分部的政治干预而来的进展。他用莫斯科审判，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以及意大利对衣索比亚的入侵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作为里程碑。但是，他强调，在组织层面，由于成员的地域分散，总理事会无法运作，而工作必须由国际秘书处来做。
大会上提出的最重要文件是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见上文）。关于这一文件的讨论分为三点：工会问题，特别是围绕波兰人提出的占领工厂的罢工修正案; 俄罗斯问题，特别是美国人提出的官僚机构特征的修正案; 以及战争和西班牙的问题。
该草案以21票赞成和1票反对（伊万·科勒颇，Yvan Craipeau，投的反对票，他于1948年离开国际，在战争期间他继续活跃于地下）通过。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在“第四国际运动”数年之后，划定第四国际的章程草案以及是否要宣布辩论，由于科勒门特的死亡而无法准备。但是，讨论并通过了一个纲要，从而宣告了“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的成立。波兰代表不同意这一国际宣言，但确定了他们的服从，并承诺执行这些决定。
除了这两个文本之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阶级斗争和远东战争的决议”，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角色”的本文，以及关于不同国家特定情况的一系列决议，包括关于法国分部任务的相当详细的解决方案。它还致函莱昂·托洛茨基，并呼吁组织国际团结，特别是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团结。 [2]
会议还就青年问题发表声明，强调“只有青年的热情和进攻精神才能确保斗争的第一次成功”。它继续“号召我们所有的青年组织，我们所有的支部，告诉他们：我们只有通过说青年人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愿望，给他们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才能为第四国际赢得辛勤工作的青年人。不是青年政党。 不是老少年的学院！是青年人参加的激情战斗组织：在工厂、军营、野外，也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寻求用潜在而且自发的斗争愿意激发所有青年人的行为。”[3] 2018年9月11日星期日在巴黎召开了6个国家的青年组织会议。[4]
脚注
[1]《反资本主义》，<1938年9月：第四国际的建立>, 442卷，2018年9月13日。
[2]这些本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馆。
[3]这项决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革命青年的组织”并未与其它本文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档案馆中发表。 这是译自关于第四国际大会的皮埃尔·弗兰克丛刊文，第一卷，“1930-40年第四国际的诞生”。
[4]所通过的决议，见“青年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