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聯盟在經歷了幾次嚴重的經濟、地緣政治和體制動盪, 其後續影響尚未結束, 經過一段時間的封閉和癱瘓之後, 可能正在進入修改其經濟管理模式的新階段。從這些體制的財政能力來看, 至少，在某些未知因素的解決之後，歐盟的體制癱瘓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解除, 這些未知因素，可能與軟性的脫歐有關，與可預見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政府的形成有關。

“極端中心”政府 (塔利克·阿里(Tariq Ali) 的說法)的形成，以其新的組織或聯盟, 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和社會自由黨派的政治取向的共同核心，這些黨派支撐著過去三十年的歐洲政權, 在經濟危機暫時緩解的情況下, “極端中心”政府可能導致對現有經濟和體制結構的修改。除了經濟治理的其他因素，這可以重新調整歐洲聯盟的資源,在要求結構調整措施的能力方面，採取更一致的政策，而今天, 與會員國可獲得的資金相比, 調整是微不足道的, 對於任何重大財政政策來說，這都是荒謬的, 例如,相對來說, 它遠遠低於已經是適度的美國的公共預算。為了加強財政紀律政策, 應採取措施促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足夠的 ---金融體系的穩定, 以緩解未來的銀行危機。舊的結構和社會投資計劃將被重定向,受到危機嚴重打擊的各國, 只要它們遵守了經濟、預算和支出結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就可能出現有限的反週期行動。

歐洲精英們曾在制度層面上，就結構性和經濟動力薄弱的原因進行了辯論,伴隨著歐盟項目的一些現存政治討論。雖然新自由主義議程以不同的方式將危機歸咎於預算的無紀律和弱競爭力國家結構改革的缺乏, 但還有一些人將問題歸咎於投資危機、金融過度膨脹或不平等。不管是診斷還是透視, 他們都從一個事實開始, 即新的金融危機可能會使歐元區陷入不穩定狀態, 銀行業危機可能引發新的更深的衰退。那些贊成目前的歐元體系結構的人, 無論是極端中心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者（Ordoliberals）, 都主動努力鞏固它, 使歐盟不會分崩離析, 繼續為金融寡頭和歐洲跨國公司服務。

體制性疏通和極端中心政府

這些建議仍然缺乏精確性, 但已經有了解決方案的基礎, 可以提供體制的覆蓋面。已經做出的東西，更接近于一項有具體期限的提案, 用18個月的時間, 在領導歐盟專案的政府中達成一些共識, 這些專案是新立的或是不久就要形成的。

法國有一個總統, 伊曼紐爾·馬克龍,比其他人更善於展現極端中心項目, 該項目力爭對歐盟做聯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修改。與此同時, 德國可能已經拋棄了牙買加體系（Jamaica）政府的設想, 為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社會民主黨（SPD）一起重新組成大聯盟的可能開闢了道路。自民黨（FDP）反對任何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之類的建議, 如果政府裡沒有自民黨（FDP）的參與, 他們這條道路, 即使是其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版本, 也會被清除。[1]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歐洲委員會能感覺到對發起歐共體的體制和財政結構改革的支援。在過去兩年中，一種辯論再度興起，這一辯論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討論的基礎，是五位總統關於歐盟財政前景的報告、以及要求進一步深化經濟和貨幣聯盟的關於歐盟未來的白皮書, 或者是歐洲議會也討論過的歐元區的預算能力問題。

關於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精英辯論

關於歐元區財政或預算能力的辯論，已經在歐洲各機構中進行了一段時間, 方法各異, 但並不妨礙它們有許多共同的媒介。馬克龍專案表達了其中一個方面, 不同於默克爾的德國專案。前者的聯邦制-技術官僚-新自由主義的一面, 以及後者較為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 的選擇, 選擇金融穩定 --- 一種掩飾優先保護金融體系的委婉說法---給歐洲預算提供財政工具, 欲使其有更大的能力。

聯邦主義-技術官僚的變體和被提議擔任聯邦議院主席的舒伯爾（Schauble）所體現的實質性區別是, 新自由主義的聯邦主義計劃建立諸如歐洲存款基金的補償機制或歐盟範圍的失業救濟金制度, 或者根據競爭力的邏輯,有一個借款的餘地, 以及有關促進投資的工具。歐洲人民黨（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強烈反對直接債務和歐洲失業保險, 像中歐政府那樣，對存款基金持有嚴重疑慮。[2] 舒伯爾（Schauble）離開德國政府，可能有助於解除這個阻礙, 即使最後他的政治路線基本被肯定了。失業保險在提案中沒有獲得考慮, 不過，存款基金有獲考慮。但是,在同意治理或支援基民盟（CDU）的情況下, 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不迫使後者同德國向歐洲機構提出的建議連接起來，那麼歐洲存款基金也可能面臨危險。

基民盟（CDU）會同意一個有助於在單一貨幣環境下實現財政穩定的手段, 而不訴諸內部轉讓, 因為在建制派看來, 那將意味著某種重新分配, 對它們而言,按照中歐的刻板印象,這將減少法紀鬆弛的國家道德上的危險。

這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 (EMF) 具有很大的杠杆和融資能力, 可達5億歐元, 得到了各國的擔保 (以及支付者, 發令者) 的支持。它將有各種能力向那些有系統性銀行風險的國家提供貸款, 並能夠對它們加以約束，根據《穩定與增長公約》的精神, 確保緊縮政策的實行。因此, 本公約的邏輯已經成為條約的一部分, 因此不具有政府間的地位, 而是具有更大的立法責任能力。到目前為止, 它一直是可有可無的或無所作用的, 但現在的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將是更有效地實施緊縮政策的機制。

歐洲聯盟委員會的建議

歐洲委員會提出了一份 "深化經濟和貨幣聯盟的路線圖", 它使五位總統報告的議程得到發展和連續性, 以便促成一些措施的協定和實施, 並將在2025年之前應用它們。改革歐元區的建議是一項工作方案的一部分, 該方案將於2018年6月在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上定下來。

 第一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建議，是設立一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 它將紮根於條約的法律框架內, 並將建立在現有的歐洲穩定機制(ESM)基礎上。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將協助處在經濟困難情況下的會員國。它還將成為單一銀行解決基金的支助機制, 在2023年可獲得550億歐元, 並將作為最後貸款人, 協助破產銀行的有序處理。這並不意味著增加額外的財政努力, 而是要利用歐洲穩定機制(ESM)的資源。作為一項金融工具, 它被賦予成員國提供的公共擔保, 支援發行具有融資能力的債券。

 因此, 有人提議, 歐元區的這一預算工具應運作起來,或者作為銀行聯盟的支持, 以及作為短期危機時投資的穩定機制，支持那些正在進入歐元進程的成員國進行結構改革。

 一攬子改革方案建議把歐洲結構和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做部分轉換, 至少6% 作為準備金, 制定適用於區域發展基金（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s）、歐洲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和歐洲農村發展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的共同規則, 以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的精神, 協調他們支援結構改革, 即服從結構調整的政策。2019和2020的結構改革支助方案將擴大到幾乎2億2300萬歐元, 差不多加倍。

 在這一意義上，委員會提出了一個 “政穩定手段”是, 它可以支持處於危機中的國家, 而且留給維持投資的餘地很少。它的想法是, 這個方法提供的貸款或擔保資金來自社區預算或者未來的歐洲貨幣基金組織, 雖然只有公共赤字不超過通常的3%的這些國家可以獲得支持。

 在理事機構中提議設立一個歐洲經濟和財政部長, 他還將擔任委員會副主席和歐元區的主席, 這個歐洲的真正經濟政府，現在受歐洲條約的管轄。

結論和替代辦法

通過重新安排已有的機構資源和工具, 歐盟的經濟治理再次被賦予複雜的金融工具。[3]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是一個機制, 可以提高歐洲機構的金融能力, 但作為強加財政紀律的交換, 同時也是債務社會化的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簡而言之,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 將代表一個旨在治理我們所有人的財政鞭子。

直到最近, 收入和支出不平衡的機制, 以及預算的劃分或公共支出的做法, 解釋了巨額私人債務轉為公共債務的情況。現在, 正如在希臘情況中所看到的那樣, 歐洲機構推出了一項基金, 其機制使納稅人承受負擔和風險, 因為擔保資金源自於公共資源。因此, 公共資源以公共擔保的形式成了一種工具，意欲成為防火牆並用於系統性銀行危機。

換言之, 如果將這一基金借給一個國家, 它將進行調解, 促進銀行系統的重組,部分債務由股東或債權人承擔 (8% 的負債), 但這可能需要補償資金和公眾損失。然而, 因為擔保是公開的, 並且在操作失敗受損失的情況下,  而且主要是來自他們的納稅；因為可能會有公共救援費用；因為該國被迫施行的公共政策將在工資、社會權利和公共政策、私有化等方面的調整政策的支持下進行；而且, 因為要求貸款的國家將會簽訂一份必須兌現的有利息的債務，因而一般納稅人將遭受四方的苦難。

在銀行破產危機發生時, 銀行聯盟計劃開始採取紓困措施, 即銀行危機將由股東和債權人負責。這肯定會首先發生在週邊, 義大利的銀行可能是第一個案例。歐洲機構設想的模式預測, 那將是會到時必然出現的情況。中期內，有合理的原因, 認為其影響可能更為廣泛和嚴重, 不過這種分析需要寫另一篇文章。

這一週邊銀行重組的機制，最終將為可能的規模更大的系統性銀行危機，提供一個工具,。也就是說, 它有利於週邊銀行的重組, 它被賦予了針對整個國家的法紀工具, 它將能夠包容歐洲中心的銀行償付能力危機的風險，但犧牲公民的利益。這就是他們 ‘眾所周知的歐元區的穩定性’, 等同於銀行體系的穩定。

一項可能的替代政策應該含有兩種機制, 同時包括重新分配和促進一項社會生態投資計劃, 使其能夠做出朝向基於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模式的改變, 又能儘量減少原材料和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充分滿足社會需要。

第一個辦法是有一個可供選擇的預算, 最好同收入掛鉤, 應逐步達到至少社區國民生產總值（Community GNP，把市場經濟的巨大失敗最小化的基礎) 的8%, 這個預算還關聯到各國經濟能力支持的漸進的財政制度, 基於其生產的漸進貢獻, 以及以公司利潤和富人資產為主的新稅種, 或對短期金融交易徵收的稅款, 以及對逃稅者徵收的重罰款, 這需要一個從實質性有效的最低利率開始的，層層向上的財政協調的先決條件。

這必須伴隨著重新分配支出的機制和大量的投資, 目的是改變生產模式和創造就業機會, 優先考慮與生態過渡有關的任務。第二, 補充措施 (當然，不像保守勢力所聲稱的那樣是首要的), 一種相互融資機制, 能夠為社會必要領域的公共投資提供資金, 為環境上可持續的活動提供資金，也是民主再分配的工具。[4]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 在一致同意規則和支配歐元區及理事會的國家聯盟為代表的阻擋條件下, 在奉緊縮政策為圭臬而且沒有鬆動跡象的體制和條約框架內,這類事情是否適合目前的機構。

原文出處:《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518, 2018年3月。

註腳

[1]自民黨（FDP）想要施行的財政緊縮政策同前財政大臣舒伯爾（Schauble）設想的一樣, 但不允許較強國家承諾為一個基金提供保證金, 而是讓市場機制自由地自動進行調整, 那就是說，沒有任何像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那樣的宏觀經濟金融機制。

[2] 雖然擔保的提供是潛在債務的一種形式, 因為在發行使基金具有金融能力的債券時發生的風險，由他們承擔。這些擔保將使損失社會化，包括投資者利潤的私有化。

[3] 其中有戰略投資計劃、外國投資計劃、多重信託基金，或者已有的歐洲穩定機制,並且現在就成為歐洲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部分。所有這些基本的融資方式依賴于貸款，而貸款的基礎是一個基金，這個基金本身是由發行債券融資的，而債券由私人投資者購買，由公共擔保。與傳統的公共預算不同, 該基金不受稅收的資助, 因此為支出或直接公共投資提供資源, 但作為一種貸款機制。

[4] 相互化債務的想法不是新的, 並且左派在這方面是帶頭的, 但其目的非常不同於犧牲人民利益的，把私有債務社會化的做法。相反, 其想法是提供財政資源, 以應付危機週期, 促進再分配機制, 並依靠同他人的團結，為一些國家提供債務減免, 同時提供公共資金投資的機制。這項一致又可行的建議, 不僅在歐盟的條約和治理結構中不可接受, 而且對於計劃中的政治結構來說，似乎也行不通, 因為那個政治結構將是反對任何漸進改革的盾牌。它還面臨著跨國精英和中歐政府的頑固反對, 此外, 這些國家還依靠其半邊緣的多數政府的統治階級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