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馬格里布地區的現狀
那地·德巨芒
1. 馬格里布區域---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是由革命的社會運動在不平衡的節奏中走過的。這一革命性動力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先進的例子，顯然是2011年在突尼斯自焚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引發的運動。今天, 這是該地區運動和抗議活動的典範。十年前, 在 2001年, 阿爾及利亞經歷了同樣的抗議運動, 具有同樣的廣度和更高水準的組織, 但沒有導致政權結構的任何政治變化。該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 其範圍被限制在卡比利亞(Kabylie)地區, 其身份認同和文化內涵與該國政治歷史的特殊性有關。然而, 社會和民主的層面深刻地構造了運動 (穆罕默德·古爾瑪, 被稱為馬西尼薩[Massinissa], 死於 2001年4月20日, 衝鋒槍打傷後； 他的死亡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叛亂)。
2016年底, 在摩洛哥的胡塞馬（al-hoceima）地區,圍繞著同樣的社會和民主的要求，具有同樣的政治範圍，一個類似的運動出現了, 肇因是一個魚販、繆哈辛·菲克利（Mouhacine Fikri）死在員警手中。這一運動引爆問題上類似於突尼斯的情況而在地區限制上類似於阿爾及利亞的情況, 那裡的巴柏爾人的身份認同傾向於構造運動。
這些運動在時間和節奏上的表達不均, 最終與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三個國家各自的歷史和捲入程度有關。然而, 他們在突出社會和政治問題上有一些共同點。
2. 阿爾及利亞社會與資本主義關係比其鄰國更為複雜。歷史上, 在後來成為阿爾及利亞的這塊領土上出現的資本主義, 伴隨著一種類似于文化滅絕的暴力和激進主義。十九世紀初的殖民統治, 被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所稱讚, 包括一些社會主義者, 特別是烏托邦主義者, 塑造了現代的阿爾及利亞, 並對社會及其領土進行了深刻的調整。但這種資本主義的 "現代化", 遠沒有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沒有建造烏托邦主義者所鍾情的解放, 相反，產生了排斥, 經歷了與當時東方世界的代表,即將過去的奧斯曼帝國的一個決裂。這種排斥的表達，首先是由一個基於身份認同的內在轉向, 一個是由於絕望, 拒絕這種 "現代性" 。後者與殖民暴力的聯繫, 多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性 "利益" 。隨後, 它產生了一種抵抗, 然後是一個激進的與殖民主義的暴力分裂, 同其相關的 "西方" 文化決裂, 但沒有明確打破其必然結果資本主義。
這段歷史部分解釋了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建構方式。由阿拉伯主義(Baathism, 包括它的敘利亞版本) 養育了數十年, 伊斯蘭教或柏柏爾人運動（Berberism）最近化身在馬克（MAK） 的卡拜爾自治者中, 這文化疑難，僅部分成功地把身分認同問題放置在政治生活的中心, 並沒有完全抹去社會和政治問題。
3. 由一個 ‘柔和的’殖民主義引進, 在十九世紀末期以突尼斯和二十世紀初為摩洛哥保護國的形式, 資本主義在整合地方精英 (摩洛哥的Makhzen) 方面，比在新的殖民和資本主義統治的機制中排斥他們做的更多。這一領土和城市的重建是兩國社會轉型的形象。今天, 在摩洛哥, 在突尼斯少一些, 城市和文化遺產的痕跡很明顯, 但在阿爾及利亞幾乎完全被抹去。
在馬格里布這些國家, 資本主義和歐洲資產階級文化勝利的條件, 強烈制約了他們隨後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發展, 更傾向於將自己融入對摩洛哥和突尼斯資產階級的依賴性的一個假定關係, 而不是像新生的阿爾及利亞資產階級那樣尋求自治。這也部分地解釋了在摩洛哥傳統上中央集權的等級社會和到集權度少一些的突尼斯, 其底層階級接受的原因，而這在阿爾及利亞遭遇有系統地抗爭，在阿爾及利亞平等主義的精神很好地紮在大眾階層中。阿爾及利亞的這種姿態更多地來自於對法國殖民主義領頭的私有化徵用過程的激烈抵制, 而非依附於標誌著獨立的第一個十年的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4. 這些文化和歷史的方面並不說明一切。在該地區政治中日益佔據重要地位的社會鬥爭的出現, 直接與三國家政府隨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相聯繫。資本主義結構的發展趨同於一個共同點--- 直接的經濟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 (銀行、工業集團、服務業等), 即使阿爾及利亞的資本主義掌握某種自治, 特別是在金融層面, 因為它的能源收入來自石油和天然氣。這種依賴性產生對同一類型的工人和環境的一種剝削形式, 一方面工人越來越沒有保障安全, 另一方面掠奪自然資源 (碳氫化合物、磷酸鹽或農業產品),不理會直接受世界氣候危機影響的生態和環境均衡。在社會層面, 這種演變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增長。還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願望, 即非正式地將新的撒哈拉以南移民融入經濟, 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們。
在摩洛哥, 這一演變導致了旅遊業、汽車和自由貿易區, 以及像里夫和阿特拉斯這樣的邊緣地區的巨大區域的迅猛 "發展"。在突尼斯也同樣如此,遭遇了同類型的掠奪性撥款和自然資源的不平等分配, 同類型的地域發展和領土不勻。在地中海薩赫勒‘一個有用的國家’和西部和南西部後面的國家之間, 不平等出現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2011年革命進程從該地區的這一部分開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摩洛哥的動亂開始在里夫。
儘管阿爾及利亞幅員遼闊, 但這種社會和領土不平等現象卻略有不同。然而, 這並不排除正在進行的相同運動。阿爾及利亞資本主義在獨立後的前三十年所採用的發展主義邏輯, 形成於對領土和人口全球一體化的關切。最重要的是, 促生了人口的流動, 在大城市中心周圍的城市化不斷增長, 還有平均規模的城鎮周圍的城市化也在增長。從這個觀點來看, 卡比利亞的經常的和重大的暴動不應掩蓋大城市中心同樣眾多的暴動。在阿爾及爾, 康斯坦丁, 貝賈亞, 安納巴或在穆紮泊（Mzab）山谷的瓦爾格拉出現的抗議---後兩個是作為‘南部暴動’而出現的, 以 便把他們地區化---都有城市的特點。這些都是‘城市鬥爭’, 是城市社會運動的漸進普遍化, 是在城市問題的具體矛盾基礎上，對既定秩序提出挑戰的矛盾的社會實踐制度。
但是, 就像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這樣的東西一樣, 我們可以說, 在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背景下, 沒有任何發展是一體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這一項目中斷, 所奉行的政策尋求摧毀一個生產設施, 這個設施肯定是斷斷續續的, 但仍然是真實的。從1999年起, 由阿卜杜拉齊茲·布特弗利卡政府領導的經濟、工業、能源或農業項目,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和世界市場上尋求‘一致’的一體化。這不僅導致了工業的崩潰, 而且造成了整個重建中的領土結構的崩潰, 而重建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外國資本的商品和投資的流通 (東-西和橫貫--撒哈拉的公路、行動電話、大壩工程、抽取撒哈拉地下水、太陽能和葉岩氣等)。
5. 這一尋求融入世界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必然結果，是這三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 特別是統治阿爾及利亞的資產階級官僚機構和摩洛哥的“麥赫贊”（makhzen）(在法國保護下的王室)。如果這種競爭是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旅遊業之間以一種卑鄙的方式進行, 後者從前者的削弱中吸取了紅利, 那麼阿爾及利亞政權與摩洛哥國王之間的 "冷和平" 就不會掩蓋兩個政權希望在該區域和整個非洲以世界帝國主義代理者的角色發揮領導作用。它解釋了高速公路和卡薩布蘭卡-坦吉爾 TGV 的主要項目, 也凸現了阿爾及利亞軍隊有能力確保該政權安全, 並以世界強國的名義對其進行監管。
在經濟層面上, 阿爾及利亞政權正努力克服其比摩洛哥的 "落後"情況, 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和世界市場的涉入程度著手。從這個角度來看, 兩國邊界的關閉是阿爾及利亞政權的幸運之筆。如果這些邊界開放, 他們將為在摩洛哥經營的歐洲和美國公司提供一個廉價佔領阿爾及利亞市場的地平線。這將使阿爾及利亞經濟在不平等的競爭面前慢慢自由化。例如,法國汽車公司雷諾, 有一個大工廠在坦吉爾, 在2012年2月投入生產 (到2013年每年產17萬輛汽車，中期達40萬輛, 90% 的產品出口) 可以受益於正常化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邊境。這將使它能夠從摩洛哥領土---而不是目前情況下的法國或羅馬尼亞---滿足不斷增長的阿爾及利亞汽車需求。這將使對阿爾及利亞這一領域進行投資的任何含糊的願望變得過時。
6. 這種政府間競爭為該地區人民, 特別是勞動大眾, 奠定了共同的基礎。三個國家的人口未從其各自領土的財富和潛力中受益 (除了以真正社會選擇的方式)。這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越來越把各階層人們和整個地區邊緣化, 其社會和領土的不平等在不斷加深。如果這一現象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得到意識形態上的承認, 它就在阿爾及利亞文化中取得了進展, 儘管有阻力, 這也解釋了經常發生暴亂的原因。
因此, 在這三個國家中, 我們目睹了一個多樣化、社會、工會、環境、文化和聯合運動的出現, 這構成了反對獨裁政權及其反民主的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環境。通過他們的爭鬥和抵抗, 他們給政治要求，社會和民主鬥爭以一貫性。
政治和意識形態上, 這種抵抗仍然缺乏一個社會民主的革命計劃。伊斯蘭教的幽靈在世界極右翼的全球性上升的背景下復興。從文化到政治，“伊斯蘭主義”現在有許多定義。伊斯蘭教支配馬格里布人民的風俗和文化，不是一個新的事實。不幸的是, 三個國家的獨立沒有完成文化和民主方面的革命進程, 即使它在三個國家中遵循了不同和不平衡的軌道, 在突尼斯更 "世俗化",摩洛哥世俗化稍次和制度化，而在阿爾及利亞則過渡政治化。政治伊斯蘭的興起鞏固了這種保守主義, 並同公共場所和機構的世俗化的必要進步拉開了距離。今天必須回到對這一地區的獨立性的貧乏攫取。
然而, 應對各個運動進行分析, 確認伊斯蘭的真實動機, 並超越對其表述的簡單正式解讀。今天, 在人民的眼中, 區域退化是高於一切的危險, 可能從外面導致 "伊斯蘭國化"。它寧可加強內部團結在政權周圍, 儘管他們各自的國王和總統有疾病和年齡的問題, 但現在並沒有顯示精疲力盡的大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