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第四國際成立
這一系列文章最初在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的《反資本主義》週刊（l’Anticapitaliste ）上作為刊物的中間跨頁發表。[1]
導言
列昂•克熱繆克斯
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一個挑戰：1917年10月後創建的工具共產國際，“清除”了各國黨派，背叛了中國的革命高潮，導致德國反納粹主義的非戰鬥性失敗，已經轉變為斯大林外交的一個分支機搆。
重建國際
從1914年8月起，已經有必要抵制社會主義國際領導人向帝國主義政府的屈服。 因此，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在戰爭期間，當時出現了革命的高潮和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有必要重建革命戰士的國際組織。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們並沒有把自己局限於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網羅裡，而是首先嘗試與倫敦局的“中間派”開會，後者拒絕接納斯大林主義，並支持創建第四國際，不過這個嘗試沒有成功。目的是重建一個民眾的國際。 至關重要的是，繼續走1919年共產國際開啟的道路，並在即將到來的戰爭和革命起義中堅定地組織起來。第四國際終於在1938年成立，希望所聚集起來的少數活動家，可以像在1915年至1919年期間那樣，圍繞國際主義者發展成長。
一个仍然同今天有關的計劃
戰爭結束後，第四國際並沒有將自己變成一個革命的群眾組織，但是建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需要，直到今天仍然迫在眉睫。世界動盪了80年：斯大林主義集團的擴張和崩潰，俄羅斯又回到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和古巴的革命，導致殖民帝國崩潰的獨立戰爭。所有這些事件，啟動了數千萬男女尋求一條道路，通往不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滿足社會需求的民主社會。 由於戰爭和氣候變化，全球變暖，成千上萬的男女被趕出家園，世界許多地方新的反動勢力的興起，加劇了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日常危害。
1938年革命者所概述的任務仍然在議程上，今天的活動家應該在鬥爭和社會運動中回應他們，並在面對狹隘的沙文主義過激行為時，建立一個革命的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政治革命力量，正面領導女權主義的，生態主義的，反種族主義及反歧視的鬥爭，並擴大曾經激起了第一國際的“共產黨宣言”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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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翼反對派到第四國際的建立
亞瑟•尼古拉
第四國際的建立，不僅是新結構的出現：它也是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領導的，發生在共產黨和第三國際（IC，他們後來被驅逐出）內的，超過十五年的政治鬥爭進程的結果，那時他們力爭改革於十月革命後成立的國際（IC）。 這場政治鬥爭牽涉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隨者的整個政策，從黨的獨立性到蘇聯的土地政策。
1933年，希特勒獲得政權，而托洛茨基試圖將所有反斯大林主義革命者聚集在一起，這時，左翼反對派的綱領草案，作為五年後將出版的過渡綱領支柱的“十一點”草案出現了。 ‘十一點’草案總結了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者的主要擔憂。毫無疑問，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永遠和無條件的獨立性”。在中國，斯大林通過改變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制定的統一戰線政策，迫使中國共產黨人解散而進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由於這個國共合作，1927年4月上海叛亂期間，面對國民政府的鎮壓，共產黨人所能作的，只是解除武裝：儘管發動了總罷工並獲得了中國主要經濟區的政權，共產黨人仍然遭到了他們帶入城裡的蔣介石軍隊的屠殺。
反對“一國社會主義”
反對斯大林主義鬥爭的另一個中心點，是爭取“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及永久性，拒絕‘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事實上，一旦佔領冬宮，整個布爾什維克黨就意識到，有必要將革命擴展到歐洲和整個世界，而斯大林主義則試圖清算革命，揚言有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通過這個陳述來修改所有馬克思主義原則。顯然，伴隨著這個神話的，是俄羅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說法，這是一種經濟政策所發展的神話，托洛茨基稱其為1923年至1928年的“機會主義”，當時斯大林支持富農（富農）反對工業的發展，然後是1928年至1932年間的“冒險主義”，那時蘇聯轉而反對富農，強行工業化。
雖然這些政治鬥爭最初是在蘇聯共產黨（CPSU）和共產國際（IC）中進行的，但托洛茨基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早在1927年，那位“老人”連帶“左翼反對派”就被排除在蘇共外。但這並沒有阻止反對派成員繼續將自己視為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一部分，他們的目的是改革黨和國際，使後者再次為革命服務。與人們的想法相反，清洗也好，暗殺也好，都沒有將左翼反對派推向一個新的革命國際。任何新國際的建立，都會被認為前一個已被歷史考驗所克服，以致其破產成為無可爭議的。當談到權力的徹底破產時，就意味著需要把它推翻。
第三國際的破產
1933年，由於希特勒的掌權，第三國際破產了：隨著法西斯主義籠罩德國，德國共產黨（KDP）一槍不發就投降了。這是一場沒有鬥爭的失敗，在斯大林的罪惡眼皮之下，德國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工會會員被帶到了屠宰場，斯大林的所謂“第三時期”政策稱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阻止任何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的發展。
因此，包括蘇聯在內，需要一個新的革命黨。 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意味著需要建立新的政黨，其任務是同斯大林主義，一種新形式的反革命改良主義作鬥爭。然而，在蘇聯，在1930年代唯一的工人國家，雖然任務也是革命，但內容不同，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為十月革命已經破壞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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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國際是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回應
羅仁•里派特
希特勒於1933年1月奪取政權，導致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個新國際的議程，不僅因為第三國際在德國實施的政策已經證明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失敗，而且納粹的勝利，也導致他相信戰爭已是不可避免的。
對於托洛茨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只能導致戰爭，他認為戰爭會比1914年的戰爭更加殘暴，但他也認為，如果無產階級擁有能夠正確引導其領導，就會開啟革命的可能性。因此，托洛茨基關於國際短期形勢的第一篇論文，是一本關於“戰爭與第四國際”的小冊子，該文於1934年6月以多種語言出版，解釋這場戰爭將引發的新的方向問題。
反對“國防主義”
當然，托洛茨基是遭“國防主義”拒絕的一部分，“國防主義”使得第二國際各分支加入政府的“神聖同盟”，讓它在1914年表現出與資產階級的團結。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聯盟的政策中，托洛茨基再次看到了同樣的邏輯，即民眾陣線的政府在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幫助下實施了這一政策。對於托洛茨基而言，這一立場，只能導致工人運動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幌子下，與英帝國主義，尤其是法帝國主義的政策保持一致。
在堅決反對“國防”主義政策的同時，托洛茨基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處於布爾什維克政治核心的“革命失敗主義”，不再是適合這種形勢的口號。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週邊國家的崛起表明，不能一刀切地看待所有的民族主義，這導致托洛茨基呼籲支持1935年遭受意大利入侵的衣索比亞，或者1937年遭日本攻擊的中華民國。 同樣的推理，也使他反對那些把西班牙共和政府同弗朗哥主義者（Francoists）放在同一地位上的人：雖然他認為無產階級應該保持階級獨立，拒絕表現出對資產階級的團結，從而進入共和政府，但應該少支持反佛朗哥的鬥爭。
最重要的是，蘇聯問題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對托洛茨基而言，必須向蘇聯提供“無條件支援”，以便無產階級不會失去十月革命的利益。 然而，德國政策的破產導致斯大林尋求法英聯盟，這導致第三國際與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集團保持一致。這些因素造成了有些複雜的趨勢，正如托洛茨基回答杜威委員會所說的那樣，當時，杜威委員會問他，如果蘇聯與法國結盟對抗德國，他會怎麼做，回答是：有必要制定一項阻礙德國戰爭努力的政策，而當時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頗為令人滿意。
在德蘇條約之後
1938年9月3日第四國際成立僅四周之後，這些“方向問題”就變得更加困難，“民主國家”與斯大林決裂，與希特勒簽訂慕尼克協議，把蘇台德地區出賣給希特勒。托洛茨基隨後明白，斯大林的官僚機構將尋求與德國聯盟，對1939年8月德蘇協定的簽訂並不感到驚訝，這個協定破壞了工人運動領導人的穩定。托洛茨基還明白，1940年6月盟軍部隊的崩潰是重新洗牌，強調納粹對歐洲大陸的佔領造成了一種壓迫局面，必然會導致全社會和全國的合法的無產階級抵抗。
因此，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矛盾複雜性，給新國際以及整個工人運動帶來了明顯的方向問題。由於托洛茨基於1940年8月被暗殺，第四國際的處境更加困難，因為戰爭使得各支部無法繼續做反應。雖然它是“本世紀的午夜”，但卻無法適時遞給無產階級提供必要的革命領導，以便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階級戰爭，以期符合托洛茨基最初為第四國際提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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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國際的基礎：過渡方案
邁克爾•羅威
為了準備1938年第四國際創始大會，萊昂·托洛茨基寫了一篇重要文件：“資本主義的死亡痛苦和第四國際的任務”，被稱為“過渡綱領”。
過渡方法
與任何政治文本一樣，它具有與特定歷史時刻相對應的限制。最明顯的是出現在文本中的一個標題：信念是資本主義“正在死亡”，生產力停止增長，資產階級迷失方向，經濟危機無法解決。不過，托洛茨基沒有陷入“樂觀宿命論”的陷阱：他充分意識到資本主義永遠不會自然死亡。未來是不確定的，也不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如果社會主義沒有取得勝利，人類將經歷一場新的，可怕的戰爭，以及威脅人類文明本身的災難。預言式說法... 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把一個決定性角色賦予“主觀因素”，賦予歷史主體的意識和行為：“一切都取決於無產階級”。
該文件的重要處甚至是輝煌的地方，是某一種政治干預方法，即所謂的過渡方法。 這種方法受到十月革命經驗和1920年代和1930年代社會鬥爭的啟發，其出發點是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即認識到：被剝削者的社會覺悟，他們的自我轉型，他們成為歷史主角的能力，首先要歸功於他們自己的實踐，他們自己經歷的鬥爭和社會矛盾。
合理的賭注
托洛茨基打破將改革性的“最低綱領”與抽象的社會主義“最高綱領”分開的舊社會民主傳統，提出了“過渡性”要求，從工人的真實覺悟水準，他們具體而直接的要求開始，導向與資本主義邏輯的對抗，與大資產階級利益作鬥爭。例如：取消“商業秘密” --- 或“銀行保密” --- 以及讓工人控制工廠; 或採取浮動比例的工資和工時作為對失業的回應; 或者徵用大型銀行並把信貸國有化。 再一次，最要緊的是，本檔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辯證方法，即從對制度的直接挑戰進行“過渡”。
儘管20世紀30年代工人運動遭受了可怕的失敗和危機，激勵1938年“過渡計劃”的是一個合理的期盼，即，期盼對資本主義僵局實行革命性解決的可能性，期盼工人通過他們的鬥爭實踐經驗，有能力覺悟他們的根本利益; 簡而言之，就是相信被剝削和受壓迫階級能夠拯救人類免受災難和野蠻行為。在21世紀初，這一挑戰並未失去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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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大會
彭尼樓佩•杜甘
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郊區佩里尼（Périgny）的阿爾弗利德·羅斯黙(Alfred Rosmer)農舍舉行了一天的創始大會全體會議 --- 儘管出於安全原因，有人說它已經在洛桑舉行過了一段時間。
自1933年以來，在國際反對派的隊伍中，幾乎一致認為需要一個新的國際。1935年，在托洛茨基的堅持下發表了“第四國際公開信”。但重新組合諸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或倫敦局這類組織的嘗試失敗了，以及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組織本身的困難，阻礙了第四國際在1936年7月的會議上宣佈成立，還有觀點認為，由於這個新國際缺乏群眾性黨派，這個決定會被誤解。 直到1938年的會議才採取了這一步驟。
會議準備了幾個月
對於托洛茨基本人來說，“舉行這次會議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一場毫不妥協的革命運動，它遭受了其他任何政治運動可能未經歷過的迫害，再次顯示出它的力量。”
代表來自11個國家的組織---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蘇聯、意大利、巴西、波蘭、比利時、荷蘭和希臘---宣佈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大會報告列出了來自以下國家的成員組織：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德國、英國、希臘、印度支那、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羅馬尼亞、聖多明哥、南非、西班牙、瑞士、蘇聯、美國、烏拉圭。
此時，特別發生了2月份列昂·瑟多夫（Léon Sedov）--- 托洛茨基的兒子遭暗殺，以及7月份該運動的秘書魯多夫·科勒門特（Rudolf Klement）被暗殺的事件，在這種大規模鎮壓運動的情形下，預備委員會提前準備了幾個月。在會議記錄中談到了魯多夫·科勒門特的死亡，使得他無法向國際秘書處分發其正在準備的報告，他的所有檔在他遭謀殺時消失。
“過渡方案” 的通過
然而，維綸（Vilain，即法國人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在他的介紹性報告中，堅持自1936年會議以來在政治層面取得的實際進展，特別是通過各分部的政治干預而來的進展。他用莫斯科審判，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以及意大利對衣索比亞的入侵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作為里程碑。但是，他強調，在組織層面，由於成員的地域分散，總理事會無法運作，而工作必須由國際秘書處來做。
大會上提出的最重要文件是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見上文）。關於這一文件的討論分為三點：工會問題，特別是圍繞波蘭人提出的佔領工廠的罷工修正案; 俄羅斯問題，特別是美國人提出的官僚機構特徵的修正案; 以及戰爭和西班牙的問題。
該草案以21票贊成和1票反對（伊萬·科勒頗，Yvan Craipeau，投的反對票，他於1948年離開國際，在戰爭期間他繼續活躍於地下）通過。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在“第四國際運動”數年之後，劃定第四國際的章程草案以及是否要宣佈辯論，由於科勒門特的死亡而無法準備。但是，討論並通過了一個綱要，從而宣告了“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的成立。波蘭代表不同意這一國際宣言，但確定了他們的服從，並承諾執行這些決定。
除了這兩個文本之外，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階級鬥爭和遠東戰爭的決議”，關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角色”的本文，以及關於不同國家特定情況的一系列決議，包括關於法國分部任務的相當詳細的解決方案。它還致函萊昂·托洛茨基，並呼籲組織國際團結，特別是與西班牙工人階級的團結。 [2]
會議還就青年問題發表聲明，強調“只有青年的熱情和進攻精神才能確保鬥爭的第一次成功”。它繼續“號召我們所有的青年組織，我們所有的支部，告訴他們：我們只有通過說青年人的語言，表達他們的願望，給他們一個屬於自己的組織，才能為第四國際贏得辛勤工作的青年人。不是青年政黨。 不是老少年的學院！是青年人參加的激情戰鬥組織：在工廠、軍營、野外，也參與他們的娛樂活動，尋求用潛在而且自發的鬥爭願意激發所有青年人的行為。”[3] 2018年9月11日星期日在巴黎召開了6個國家的青年組織會議。[4]
註腳
[1]《反資本主義》，<1938年9月：第四國際的建立>, 442卷，2018年9月13日。
[2]這些本文發表在馬克思主義互聯網檔案館。
[3]這項決議“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和革命青年的組織”並未與其他本文一起在馬克思主義國際檔案館中發表。 這是譯自關於第四國際大會的皮埃爾·弗蘭克叢刊文，第一卷，“1930-40年第四國際的誕生”。
[4]所通過的決議，見“青年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