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东口述生命史

熊安东口述生命史（转载）

段跃

熊安东是中国托派中的小人物，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过是个群众演员，是个跑龙套的”。尽管1949年初，他在托派多数派当了几个月的江浙党团临委委员，但那不过是托派中央离上海后的一个临时应变机构。在以职务为量刑标准的上世纪50年初，熊安东被划进中央领导人的杠杠里，判处无期徒刑。那年，他31岁。

我第一次听到熊安东这个名字是在重庆采访曹惠白老人的时候，曹惠白是熊安东在中央大学时的同学，她在口述大学经历时，经常会提到这个名字，并重覆着一事︰那时熊安东不断地拉她，给她看托洛茨基的著作，介绍她认识托派领导人邓超麟和彭述之。如果不是熊安东，她就会被另外一些同学拉进中共地下党里去了，她的一生也不会被托派这顶帽子弄得如此不堪。不久，我从熊安东的另一位同学曹先志那里得知，熊安东还活着，就在上海，曹先志答应帮我找到他，并说服他接受我的采访。2004年，我接到了熊安东的回信，表示同意采访，2005年6月，我来到上海熊安东的住宅，一座上世纪70年代末的居民楼里。口述从6月6日开始，每天进行三个小时，共9天，近30个小时。

熊安东的经历并不复杂，1922年出生，山东惠民人，出身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一生办教育，民国时在山东担任过多所中学、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按他的评语，父亲崇尚蔡元培式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他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是旧式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在他9岁那年，追求自由的父亲与母亲离婚，与另一位同样抗拒包办婚姻、追求自由的女性结婚。熊安东说︰“这件事对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年起，熊安东随父离开乡村到济南读高小、初中。1938年抗日战争后，他随校南迁，就读于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此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并参加托派外围组织 ─― 真理读书会。1943年高中毕业后前往重庆，一边在工人中宣传革命，一边准备高考，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读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是他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1949年1月他担任托派多数派江浙党团临委委员。1949年3月在上海正始中学就业，担任地理教员。上海解放后，协助新政权下的教育局完成正始中学的撤并工作。后调入上海奉化中学，任地理教员，同时负责这所学校从私立到公立的改造工作。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5年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区委员会军法处判无期徒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后转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72年9月被“宽大释放＂，转入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管制和改造。1979年6月5日“给予公民权＂。1979年8月定居上海。1987年，经人介绍与上海纺织印染厂一位女工结婚，时年66岁。我采访熊安东老人那年，他已83岁，今年应该是90岁。

我做了一个统计，熊安东在31岁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学校；被捕后，他的生活又限制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归社会已近60岁，人生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他与普通人相比，能够自主的人生很短暂，参与社会的经历也很单纯。他的行动力和思考力都没有越出学校和监狱的大门，他所做的最长久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由此我想到一个词：思考者。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思考者算甚么？他有理论建树吗?他著作等身吗?都没有。他一事无成。那么，熊安东终其一生的思考有用吗?有意义吗?他的人生有价值吗?答案是。我需要换一个角度，放弃“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思路，另辟蹊径。当我进入到自然的人生史、自然的思想史这条思路重新审视这份口述文本时，我找到了意义︰熊安东通过思考完成人性中最富有意义的特质，他尽了一个人对历史的一份力量。清点他一生思考的过程，就如同读到了一本书 ―― 一本历史的书，一本思想的书，一本生活的书。

就此，我为这份采访手记确定出一条敍述主线，即遵循熊安东的思想轨迹，追索他思想的自然史。

在我向熊安东提出这个问题时，脑子里存在一个背景︰熊安东是在中学读书时加入托派的，他所读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位于四川罗江，抗战时由山东省几所流亡南迁的中学合并而成，其“左倾＂、“赤化＂是出名的，以致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撤并。在那个左翼思潮滙集的偏僻小镇里，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想方设法把学生拉入自己的阵营。

据熊安东回忆︰“ ‘托派’ 是中共的叫法，我们不叫“托派＂，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是第四国际的名称。” 从名称可以看出，当年熊安东倾向托派是和共产主义连在一起的。就当时的国体而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同盟都属于在野党，其与执政党国民党的关系都可归入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党派。在反对统治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上，托派和中共是一致的。那么熊安东是怎样在共产主义这个平台上对 “托” 与 “共” 做出区别的呢？

起初，我的分析是︰熊安东选择托派可能带有学生受老师启发的盲目性。因为国立六中四分校有一位公民课教员，名阎子桂，他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口才出众，对学生的影响力强大，至抗日战争胜利时，这所中学相继有50多人参加了托派的真理读书会。

仔细斟酌，我否定了这个分析，因为著名左翼作家李广田、方敬、陈敬鹤等也在这所学校教书，属中共阵营，比阎子桂势力更强大，对学生的影响力亦强大，而熊安东与他们的师生关系比阎子桂更密切。按理说，熊安东更有条件追随中共，为什么李广田们没有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呢？

多次交流后，我将口述记录做了梳理，发现有两件事直接影响了熊安东的选择︰

“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作为中学生，我可以自由进出新华书店，可以公开在书店里买到《共产党宣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基础》、《唯物史观》，王明的《为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等。一九三九年底我认真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的著作，为的是弄明白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读后，我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资本制度把人异化成了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动物。在战争的年代，我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相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除战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

“一九四零年初的一天，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到我住的寝室，送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本书很重要，很全面，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这本书，才能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 他说︰‘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确的，在苏联不是都实现了吗? 托派们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们懂个屁！他们只会反马列、反苏反共、他们就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 等成德茂、李芸生几个人都读过之后，我读了刘守身介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读了他拿来的一本康生写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闫老师和托派同学会是匪徒，我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么回事。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我在罗江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无意发现了《托洛茨基自传》，我借了出来，倾向中共的两个同学知道了，责备我，‘怎么看这种书，不要看！’ 我说，‘不看怎么知道他的不对呢’ ，我讲的也是实在话。”

“同学杜文林知道了我正在读《托洛茨基自传》就主动把托洛茨基的其它著作介绍给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 “真理读书会” 的会员。他性格内向，待人态度和善诚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个人办了一份墙报，贴在校外街头的墙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他勤奋认真，星期日，他一个人自写自编自画，忙一个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坚持了很长时期，令我佩服。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又读了托洛茨基的《儿子、朋友、战士》、《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革命论》、《十月的教训》、《苏联现状与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几本书。杜文林还给我看了抄在练习簿上的几篇文章︰《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苏芬战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等，都是阎子桂老师的笔迹。

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过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讲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叛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传统，败坏了列宁的苏维埃民主制，背叛了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使命，使第三国际名存实亡，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蜕变出斯大林官僚独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由此，我了解了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界定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而反对斯大林特权体制。斯大林体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败坏社会主义信誉，而有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

读托洛茨基的同时，我还读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纪德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斯大林的苏联并没有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旧世界的特权正在苏联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还魂。因之，纪德遭受到法共和亲苏人士的阴险毁谤。我相信纪德是正直的人，他对苏联社会实况的考察和描述，实证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现状的分析和判断。

熊安东回忆道︰ ‘1941年皖南事变，在学生中影响很大，有人就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合作个屁！把你新四军都打掉了！” ’这个说法，我也在另外一些托派那里听到过。我推想︰皖南事变，可能是一些青年从中共阵营跑到托派阵营的标志性事件，就如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部份中共党员痛定思痛，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感召下拉起反对派之旗，自立门户一样。革命的惨痛教训引起了革命者的反思，也加剧了其内部的分化。在托派的思路中，皖南事变与大革命失败被看成继发性连锁事件，其重要教训是，共产党与蒋介石的无原则合作︰中共对苏共的无原则服从。这一点，刚好印证了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论断，于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最终说服了熊安东。

由此，我获得了一个答案：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熊安东的选择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国立六中，我始终不是积极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我不是积极分子，跟着托派走我也不是积极分子。我是自己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的，我没有投机取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独立思考”一词，不意味着“自由选择”，也就是说，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不等于“自由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民族矛盾激烈冲突、外族入侵战火纷飞的历史条件下，个人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熊安东的独立思考只能在他选择革命方向上得以体现，而革命，则是一个时代的情绪，一个时代的选择。熊安东说：“我记得我被捕以后，我和承办人员谈过，我说过去的路不是我自由选择的，不可能自由选择。这并不是我把责任推向客观，好像生活就是那么走的，在那时代里，有这个认识我就要走这条路”。

1943年，高中毕业的熊安东决定到重庆参加工人运动，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他愿为此献身：另一方面，在他之前已经有数批毕业生奔赴重庆做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和发动工人，期间重庆的托派组织两次被破获，一些成员被捕入狱。他说，那时有一种前仆后继、热血沸腾的感觉。

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多，他深感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认为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在回忆考大学的思想过程时，他说：“当时我们的想法还是立足于长期投入中国革命的，如果我们光在工厂里搞工人运动，范围太小；另外我们也不能这样全到工厂里，又总是被国民党一下弄掉，毕竟我们在社会上还没有扩大影响。那些比我先到重庆来的左倾同学也是这样考虑，所以他们都鼓励我们，有能力考大学的就去考大学，不要留在工厂。”1945年熊安东考取了中央大学历史系。

我问他：为甚么选择历史系？回答：“主要想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对这个课题，我在中学时就发生兴趣了。所以，进大学后，别的心思没有了，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到图书馆搜集有关农民战争的资料”。

因为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所以我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农民战争。

恩格斯讲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以后写了三篇文章，《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讲这三篇文章是唯物历史观的理论框架，但他不说这是经典著作，只说马克思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问题的，说它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是后人讲的。我想，既然这样，我要看看马克思在文章里边是怎么写的。看完后，我发现，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讲，他这几本书使用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就像写历史一样，我看不出来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究竟是怎样的。怎么办呢？我拿出以前小学读《论语》的精神，再看一遍。还是不明白，我想这个办法不行。就把法国的历史书拿来读、把法国大革命的书借来读，想从其它著作中寻找马克思的特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有很多，中大图书馆里有的，我都借出来了。这样一看，看出道理来了，每一本书的讲法都不一样，回头过来再看马克思的，作一下对比，才晓得马克思处理问题、看问题的角度有甚么不同。从1945年下半年一直到1946年的上半年，大学一年级我读了很多法国大革命、法国历史的书，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问题。

我慢慢形成一个观点：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后，将革命的重点转到农村里去，一直到1949年胜利，这20年，他甚么新鲜事情都没干成，还是在农民战争的圈子里，那时候别人不是这种观点。我形成这种观点有一个原因，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是写明末李自成的。毛泽东也曾经拿这本书说事，有的人说这本书好像是对共产党的忠告，告诫共产党不要重走李自成的路。我当时觉得，郭沫若的想法正相反，他是对蒋介石的一个警告，因为蒋介石当时的做法已经跟秦始皇差不多了。当然，不能排除他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再走李自成的路；这说明他是把延安的毛泽东看成一个农民领袖的。从这个角度，我受到了郭沫若的启发。

我们1946年6月复员到南京，大概有半年，下半年开学以后我还到图书馆里去研究，这段时间我涉猎最多的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书很多，我记得有罗尔刚的，还有谁的，我都借来了，一些原始数据，包括《太平天国日记》这类站在曾国藩的立场上骂太平天国的书，我都看了，正面的、反面的。经过大量搜集和阅读，还有中国古代的历史，我形成了一种想法：农民战争、外族入侵，就会出现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离不开这三种关系——农民战争、外族入侵、改朝换代。从秦汉历史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这个怪圈里。

我本想沿着这个因果关系深入下去，准备大学毕业论文就写这个东西，我向系主任贺昌群讲了这个想法。我说，我想研究太平天国。他说，为甚么？我说，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很有兴趣。他说，蛮好。他说，应该系统地读，最好在二十四史里找资料。可惜后来不行了，学生运动一波一波的高潮，我没有办法继续，研究就中断了。

现在我想，毛泽东从1927年到1949年，是20年；从江西曲曲折折，到1948年一路膨胀起来，夺取政权。现在人看20年是漫长的，历史上看20年，不算甚么。历史上那些农民战争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不是说起来，就起来的。李自成、张献忠搞了几十年，太平天国是最近的，从广西到南京，到失败，也是二三十年，这样比起来，毛泽东这20年同样有一个发育过程。那时候的我思想还没有这样系统。这个发育过程怎么来的？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地主的剥削是一个原因。

1947年到1949年，熊安东在南京地区主持托派工作，与之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时偏重读书和思想不同，他在这两年，开始将思考付诸行动，投入革命活动，其个人行为与托派组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关系。为叙述方便，我将熊安东的这段经历清理出三个问题：

与熊安东交谈经常会出现一个困难：当问到，谁派你去某处？上级有没有指示？有没有程序或仪式？等问题时，老人总会露出无所适从的表情，说，“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注意过……”在一封信件中，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你不要把托派想象得像中共那样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严密的组织纪律。”

的确，托派组织在抗战胜利后处于恢复阶段，组织结构和形式非常松散，没有等级，没有严格的任命、免职等程序；我所见过的人事文件中，有开除某人的通告，还有中央委员、分管委员、地区干事会等名单，并无其它；我所了解的温州、广东、广西、重庆、武汉、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区的托派组织多是各自开展活动，与中央的关系不密切；还有一些人，完全各自为政，与地方组织也没有联系。可考的组织关系有三：一是当地召开干事会时，中央会派一个人过去，讲一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二是核心领导人需要避难时，地方负责安排、掩护；三是组织青年成员参加彭述之在上海办的讲习班，学习马恩列托的经典著作。中央没有为各地区委派负责人的权力，我所了解的广东、广西、温州、重庆、武汉、香港、南京的托派负责人都是自行担当，后选举产生的。南京的地区托派，原本没有组织，只有几位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零散地单干，熊安东考入南京大学后，曾以重庆代表的身份到上海拜访托派领导人郑超麟和彭述之，顺理成章地在南京与上海之间充当联络员。熊安东回忆：“刚到南京的时候我脑子里并不想真正展开工作。我的精力还放在农民战争问题上了。到1947年上半年，抗暴斗争以后，我才下决心，应该影响他们。真正把我弄到这里，促使我为托派工作的，就是抗暴斗争。”也可以说熊安东决定在南京发展成员、开展活动是他自己的决定，并非组织委派。只是当他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后，得到彭述之、郑超麟和王凡西的认可，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中央与地方的组织关系，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托派中央已经分裂成两派了。

我曾经问他：“可不可以说，托派有一个特质，其核心不是组织，而是思想？”回答：“对。我们是注重思想的，其核心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就是读马恩列托的书，传播他们的思想，这一点是区别于共产党的。”

简列如下：(1) 发展组织成员，两年中，他共恢复和发展组织成员22人，遍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中小学教育系统、国防部、后勤部系统等，学生为主，工人和职员占少数。发展成员的工作方式是组织读书会。(2) 鼓励成员和外围青年参与各种进步的学生运动，包括墙报、社团和游行集会，发散传单等，目标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推翻其统治，比如反饥饿，反内战等。他发展的成员曹先志、曹慧白、杨同春均因在进步学生运动中表现激进被捕入狱。(3) 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建立工人夜校，组织大学生为工人扫盲、宣讲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组织起来罢工，反对剥削等。

正当熊安东按照自己的信念开展工作的时候，中国托派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分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惨遭破坏的中国托派组织正在恢复中，很快因政见分歧和个人恩怨出现分裂。形成郑超麟、王凡西为首的少数派和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1948和1949年初，两派分别成立自己的党—中国革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联盟。这给原本信心十足的熊安东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多数派、少数派分别派人来南京，试图说服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另一方面刚刚发展的成员，该归属到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熊安东在认真阅读分析了两派各自的政治见解后，找到了一种处理方法，称之为“门户开放”。意思是开放自己，取中立，促进再次统一：开放成员，将两派见解摆在桌面上，由本人自行选择，无论选择谁，回到南京，还是一家人。熊安东回忆：我对自己的这个做法还是很有信心的。

1948年8月，熊安东参加了多数派的建党，他回忆道：“我从反对两派分裂出发的，我希望通过建党使两派联合起来。”“到1948年上半年，两边为了统一还是你吵我，我吵你。我想，人家共产党那边在打国民党呢，你们却在这边打派仗。吵到1948年8月，少数派无论如何拒绝，不参加，不同意统一。这时候淮海战役打起来了，形势已经明朗。我说，不管怎么样，先把党建起来，我是在这个情况下参加了多数派建党”。之后，他仍然与少数派领导人郑超麟有联系， “郑超麟也抱有幻想，希望把我拉过来。”

1949年，与中共的胜利相比，托派是失败者，这是事实，也是当年很多笃信托洛茨基主义的青年人的心结，对此熊安东毫不讳言。

1946年开始，熊安东几乎参加了中央大学的所有进步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多数起于自发，通过中共地下党的推波助澜，运动不断升级，规模和声势也不断扩大，中共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熊安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改换门庭。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当时“在我看来，共产党是机会主义。他们支持学生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支持是机会主义的。”“运动我是参加了，反蒋斗争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听同学很高兴地跟我讲时，心想是共产党在利用学生的情绪。我当时想，你要支持，反而使我们的运动（托洛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困难。这种事情已经时过境迁， 1947年、48年三大战役胜利了，我还是有那么一个想法。我讲这些，是恢复历史原貌。”

1947年4月10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熊安东认为，这土改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你不拿东西，怎么放手发动群众呀？”熊安东对这种做法是有所质疑的，“你会不会彻底？是不是又是机会主义？”他的基本态度是怀疑和观望。

1948年8月托派多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提出以在中国建设非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这个目标曾让年轻的熊安东激动万分，他回忆：“当时，我对中国有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党，充满喜悦和希望。但我知道，这个党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待历史考验。”

1949年3月，大学毕业的熊安东在上海的私立学校正始中学任教。5月初，一个国民党军部驻进正始中学的四层教学楼，指挥虹桥一綫的作战。“我们把学生迁移到另一座三层的实验室大楼继续上课。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场院，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军部一占用，就在场院里挖战壕，布防虹桥战斗，整天汽车来来往往运武器，大楼里都是炮弹、机械。”“我记得5月25号晚上，我从宿舍的窗子看到，国民党的汽车向外跑，唏哩哗拉的，逃跑的样子。

一觉醒来，早晨了，起来一看，院子里都是浑身泥里巴叽的解放军。解放军进来了，国民党跑了。因为睡着了，不晓得解放军什么时候进来的。后来知道，那天解放军首先从虹桥一綫发起进攻，半夜里国民党的军队就溃退下来了。

“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我在正始中学教职员宿舍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嬗变的的历史瞬间。”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贪腐不堪的国民党失败，感到由衷的高兴；想到1947年5月20日，他们在南京珠江路上残酷地镇压学生，看到他们落得如此狼狈下场，满心称快。”

“解放军要在7月7日举行进城仪式，上海总工会号召并组织上海人民编成四路纵队与解放军并肩游行。不料，那天有台风在上海附近登陆，开始风特大，刮得人站不稳，继之是飘泼大雨，把巿民队伍冲击得溃不成军，四散躲雨，解放军四路纵队依然齐齐整整地在大雨中行进。那天，我穿着一双订做的新皮鞋，在雨水里泡得不成样子。

我作为一名中国托派成员，带着成见观察共产党的胜利，却产生不出胜利者的喜悦激情，有一种失落感。”

1952年被捕后，在接受第一次审讯时，他再次感到胜利者与失败者不同的心境：“他们在问到我对自己的评价时，我说，在主观上我是革命的。承办人带着警告的口气说：‘现在我是理解你们的，将来我们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你们的，也不会谅解你们的’。他每说到‘不会’的时候，话音都很重，有一种要征服人的信心的感觉。”

熊安东在审定口述本文时，加入了这样一段文字：“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多少黄浦江水流入东海，历史老人在中国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一个零分！”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好奇：经过27年的监禁和改造，熊安东青年时代的思考是否被改造了呢？1972年，当他接到一纸释放书，上有“已改造好”的字句时，他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自己被改造好了吗？

熊安东如此回答：我曾说“我思想没有改造好。这是唱戏的话，老实讲，没改造好包括了改造好，不是说绝对没改造。”

第一件事，“在我解放以后，对共产党有些地方，已经把老托派的偏见甩掉了，否定了。比如，不承认共产党力量的存在，他不可能胜利等。为什么会甩掉呢？因为我对中共的认识已经转到这是一个农民战争上来了。”

第二件事，“1965年元旦，我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内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读后我想，毛泽东这些战争思想就是托洛茨基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战的那些观点。毛泽东在反托洛茨基的同时，不会想到，他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既要支持，又要反对，正是托洛茨基的。而当时的中国托派，并没有响应托洛茨基，搞了‘失败主义’，‘保卫主义’。我从这里看到，毛泽东领导中国改革胜利是必然的。”

第三件事：原来我理解的统一战綫是王明那个东西，1941年“皖南事变”，我发牢骚，我把王明的统一战线理解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綫了。看到毛泽东的第四卷以后，我发现他这个统一战线和王明的不一样，他是又统一，又独立，这一点和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一样的。托洛茨基没讲“统一战线”这个词，只是和国民党的合作有一定的条件，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后来我知道，毛的独立是因为斯大林对他不信任。

熊安东认为，“思想改造本来就是一个很唯心的提法”。他说，在监狱里让我们“看旧报纸，学习两论，思想没通，更加认为托派思想的正确。但表面还要说假话，保持一致。”“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此这般的思想改造，就是把人改造得会自觉说假话。”这大概是熊安东在上世纪70年代的觉悟。距我采访他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历史上的假话正在被一句一句地清理着，甄别着，熊安东终于可以按照原貌叙述他没有被改造过来的，未变的托派立场。

“学生时代，我看了《从苏联归来》那本书，改变了，发现了社会主义还有这样的黑暗面，接受了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七搭八搭凑起来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没有走上社会主义，但是他在主观上，是想走上社会主义”。“我承认了毛泽东的这个社会主义，后来我把它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但我不接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因为毛泽东的这个社会主义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马恩的社会主义，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写的。但这个时候的历史情况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才搞出一个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当然有阶级。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还是一个过渡。1957年以后，毛泽东向左摆了，他否定了那个对新民主主义的解释。他现在就要建设社会主义了，可是现实中有阶级存在，所以他后来又说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里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个和我所理解的就不同了。我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理解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在这点上我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所以我说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我曾经问过熊安东一个问题：你对斯大林有刻骨仇恨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的一个主观臆测：如果说当年中共对立面是国民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那么托派的对立面还多了一个斯大林，在他们的认知中，斯大林不仅背叛了列宁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迫害托洛茨基的凶手，是苏联实行大清洗的罪魁祸首...... 因此，我猜测熊安东对斯大林的看法一定会非常情绪化，所以设计了这个情绪化的问题。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我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没有，确实没有，为啥没用呢？因为首先我在接受托洛茨基时，也是片面的，我觉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不是纯粹的个人斗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有刻骨仇恨，所以最后把他刺死了。但是托洛茨基，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他更主要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研究斯大林这个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的社会阶级，他没说过斯大林和他个人之间的恩怨，他只是写了斯大林的评传：但是反过来，斯大林倒是可能带着这种情绪，所以从托洛茨基的著作里面，我不会产生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再说，我没有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时候，我对斯大林很崇拜。转过来说，那个时候是斯大林主义，也不会产生这种刻骨仇恨，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

1937年斯大林对托派的结论：“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杀者、破坏者，杀人凶手的匪帮，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当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结论，给中国托派作出的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其实我没有把共产党看成和国民党一样的反动政府。

有一点，我至今仍坚信，如果停留在土改后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阶段，中国亿万农民是无法解脱贫困，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所以我的总的态度，在当时还是拥护共产党指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走人民公社道路的，并且为之叫好。事实证明，20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付出的代价巨大而惨痛。

对于大跃进，我当时很怀疑。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的批评，对我是有影响的。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疯狂奔驰”，是“危险的冒险”。所以我想“大跃进”会不会也是“疯狂奔驰”？

1963年监狱里组织托派们学习《九评》。熊安东回忆：这次学习，“想当然地引起我们托派犯人的关注，且受到震撼”：

一九五七年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参观，当时的情况是“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都进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帮助我国新建、扩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项大型工矿企业，帮助设计、供应头等装备，派专家帮助安装，帮助建设大型水库，建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还有低息或无息贷款等等。可在一九六三年中共中央给苏联的公开信里，又公开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是通过贸易方式进行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苏联对中国的贷款，主要是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大部份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占对苏联出口的相当份额，抗美援朝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的⋯⋯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形象教育冲得无影无踪。

我们小组的学习发言都很谨慎，谁都怕一言不合《九评》旨意招来祸殃。大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一项“拥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不论学习那一《评》，都要结合这一《评》的内容，对准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狠批一通，就叫做联系思想了。所谓“拥赫迷修”的涵义是拥护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盲信赫鲁晓夫回归列宁原则。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九评》实际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冒充国际主义做的坏事，找赫鲁晓夫出气。托洛茨基所批判的斯大林修正主义，同《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实是两码事。我的内心依然坚持着托洛茨基的观点：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他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也有可能延长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联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郑超麟一人学习《九评》后写了八、九万字的心得体会上交政府，题目《干部主义论》。后来政府干部宣布说，郑超麟写的东西是放毒，警告郑超麟不准在小组里扩散。

1979年6月，托派们离开农场、结束管制的时候，郑超麟给政府写了一份二十几年的思想总结。他讲，“二十年的关押，七年的管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改造好自己的思想”。熊安东说：“这和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

在口述涉及到1957年“反右”时, 熊安东做了一个区分,监狱内监狱外。我在口述整理时为此加上了小标题：“铁窗里看‘反右’”。以下回忆记述了他对“反右”的思考过程：

1950年，赵丹演了一个电影叫《武训传》，在上海很轰动，教育局长就请我们中学的老师分批到电影院去看，接受教育，叫我们学习武训精神。我也去看了，看回来，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讲：武训在山东不值钱，他是山东人，山东称为武二沫子，这个是我在小学时老师讲的，就是说他表面上叫义学，到最后是穿了个皇马褂，所以在山东对这个武二沫子不怎么看好。沫，就是唾沫的沫。当时我的概念是，共产党来了，把武训背出来，就说明共产党也是这么一个……我把武训同共产党联系起来，因为共产党是从农村出来的。当时我觉得共产党对武训这么轰动，正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另外，影片充满了改良主义思想，并不是推翻满清王朝，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大概当时我是这么个想法，我就讲了。座谈会本来是要大家同声说好的，我来了个武二沫子。虽然没说坏话,还是有点怀疑的。没想到大概隔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的社论出来了，“《武训传》必须批判”。我一看，我真高兴呀，因为这个批判比我想得还明白。

到1957年大鸣大放，我们看到报纸，那时候我觉得越来越不象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到周恩来跑到杭州，他说，我是来放火的，我是来推城墙的。他这句话表示党群关系要理解，因为当时的党群关系对立，他来放火，大家来烧城墙，就是要把党群关系之间的隔离烧掉。我一看，周恩来是对共产党提意见了，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章伯钧、罗隆基…… 这些人的意见报纸上都有了，还有储安平。我觉得，对这些言论就是要整。我那时候想，共产党这么弄，你又和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好了，他们把你吃掉了。我不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我还是站在托派的角度，你看，事实证明要被他们吃掉，因为本来就是说共产党是小资政党，摆来摆去，他这样做的话，走不到社会主义，反而被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所吞掉。我当时还以为真要天下大乱呢，我倒不是为共产党担心，而是觉得共产党不应该允许这样搞，这样怎么行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没了！

那时候产生一种牢骚：我主张社会主义，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坐着，可是你们又弄的是啥东西！当我看到《文汇报》对这些言论要批判了，要反击了，和《武训传》一样, 我又拍起手来，好！好！

1957年下半年，组织我们出去参观。我听到农业社给我们做报告：他们右派说我们高级社是高草社，胡说八道，光长草，不长粮食，请你们看我们的田地里怎么样，我还相信他们的话，以为真是右派造谣。

后来讲到阳谋阴谋的问题。我当时还觉得毛泽东讲的蛮痛快。我说，毛泽东这个人讲话倒是爽气，讲实话。

我问熊安东，走出封闭的监狱，到了开放的80年代，当你知道反右的真实情况以后，还这么看吗？他回答：

右派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的社会。因为毛泽东转了，原来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右派的几个主要人物对新民主主义是赞同的，但毛泽东却把新民主主义断了，城市里边搞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里边搞高级社，第二年就到了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方向上了。那些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过去拥护共产党，并不是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想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这个是事实。共产党里边也有一些人要进行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充分准备，毛泽东把过去的共同纲领推掉了，不要了。所以，右派的产生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实践，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在当时那个时代并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也不能说毛泽东引蛇出洞，那时候是个特殊情况的斗争，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不仅是毛泽东，八大定的路线就是个资本主义路线，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毛泽东像开车一样，开着，开着，向他说的社会主义开了，把这些人从车上甩出去了。

我认为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苏联十月革命也产生这种东西。至于说把反右扩大化，打击面这么广，是错误的。不过，现在又一边倒了，把反右斗争全部反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回事吗？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熊安东时，他立即做出回答：不是。好像他对此早有深思熟虑，的确，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开始思考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特别注意，当然我们的政治嗅觉还是蛮灵的，通过看报纸有所察觉，到66年底、67年初把刘少奇打倒了，我当时觉得怎么把国家主席给干掉了？那时候我还是接受报纸上的宣传，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还在搞什么新民主主义,批他新民主主义我觉得对,我本来对新民主主义就是有看法的。

开始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我想这回中国要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彻底了，以前那些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叫改造。我的思想跟着外边的宣传跑，完全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外边的实际感受一点都没有。后来又搬出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不一样，和马克思讲的也不一样。

出狱后，他有机会阅读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社会信息，他继续思考：

我们出来以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了。我对自己1949年形成的“这是一个农民战争”的看法，更加清楚了。就是说毛泽东搞的20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胆试验，按这个思路，再看以后的变化，我认为1949就是

一个农民的胜利，毛泽东扮演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也扮演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角色，他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这就可以解释，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弃掉新民主主义，搞社会主义，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我也存在着一个疑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当时我看过《红旗》杂志上有阐述这个理论的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春桥的一篇东西，张春桥把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文字都引进来，有两页之多。他以此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从马克思不断革命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包含一个连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都要消失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政权的形式，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还说国家消失，政权消失，他还按照列宁那个国家革命的观点，后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你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革命，怎么不断的革命上边还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好了，这就证明，这个不是马克思的或者托洛茨基的那个不断革命。

另外一个是关于毛泽东的那个讲法，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东西，千条万条，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学了，有“造反有理”这一条就是了。我想，这不是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全部给弄掉啦？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个想法我不敢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没觉得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社会主义我没有深刻的去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毛泽东，我才想起，应该是空想社会主义，当初我还没把它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

现在很清楚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文化，也不是革命，不能按他这个胡来。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报刊中，有一个说法：当苏联东欧剧变到来时，托派们的心情似乎比共产党员们更加平静，因为托洛茨基对此早有预言，或者说，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这是一个必然结果：

1989年底,东欧巨变，震荡最大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领导人被杀。我们当时觉得，这不是悲喜剧，是悲丑剧，又悲又丑的那么一个剧。

当时第四国际有一个理论家叫曼德尔，他的著作在中国几乎都翻译了，书上介绍他是第四国际的理论家，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西方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是继马克思之后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他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有个说法：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当时把苏联的变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破产了，西方资产阶级都这样认为。曼德尔讲，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破产，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这种观点我们是接受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一般社会上的人流行信仰危机，怀疑列宁，怀疑社会主义，而我们这些原来有托派思想的人，倒是稳定的，没发生信仰危机。

就是说,你们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现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熊安东回答：“是的，我现在老觉得有资本主义存在的话，这些世界矛盾没法解决，将来还要走向一个更大的人类灾难。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它还没有完成历史任务,但是无论如何，从各方面讲，资本主义不会长期存在,它的矛盾没法解决，特别是全球化之后，这个矛盾更无法解决。”我又问：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必然的？他说：“是的,但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托派们对信念的坚守，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探索着重于思想的发展而不是政权的巩固；他们不是胜利者，没有夺取政权的喜悦，他们的思考不是建立在胜利者的神话之上。其探索的动力、反思的动力远远大于当代主流人群──从胜利者上升为统治者。

因为坚守信仰耽搁人生的大好时光，在今天，被看成“傻”。这使我想当然地以为：托派们一定对自己的人生深感后悔。与我的想象相反，熊安东老人回答：“我不后悔。”

现在我不客气的说，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并没读过，你们受的教育

是传统斯大林那个反面的东西。所以作家曾彦修在一篇杂文中讲： “我很奇怪，像陈独秀这样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接受错得不能再错的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曾彦修并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东西。多数人是把中共对托派的定义和斯大林反托的东西当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漫画化，你们是在哈哈镜里看到托洛茨基的。

1991年，毛选第二版出版，把第一版的注解划掉了，我一看，第一卷161页的注解三十没了，分别在第二版的第一卷里 ,在三个地方把这个问题重新讲，最主要的是讲，党过去把托派说成是汉奸、托匪，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一个谎言。我们看到这段话，有点哭笑不得，你是根据谎言，我们是27年！看了这个要哭，哭不出来；要笑，笑不出来。 27年，一晃，就那么结束了，就是根据一个谎言？！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还好，我还留着一条命，还能看到这个变化。我能看到这个变化还算一件幸运的事情。

这段口述曾令我沉思良久，因为我所知道的活下来的中国托派，大都存活到90岁以上高龄，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直到去世前，他们都保持了思想的清明，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的生命和思想？也许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代表着真理或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是在等待托洛茨基主义升格到真理的垄断地位。理由也许很简单:为了那个谎言──

他们要终其一生戳破谎言，他们要为自己的存在而坚持，为存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而坚持。

写到此处，我不禁要问：因为一个谎言，葬送几百号人正常的人生，谁更需要后悔？乃至忏悔？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口述从采访到整理历时6年，采访的时间比较集中，整理的过程断断续续，期间熊安东先生不顾年迈多病，本着实事求是、还原真相的态度做了许多的求证和补充，提供了很多线索。口述录音经张笑颜女士录入文字后，又经过熊安东先生修改两次，终成此稿。我在修改稿的基础上做了5万多字的注释，以求提供口述者所处历史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接近还原口述者生命和思想的成长变化过程。在我工作的过程中，重庆的曹惠白、湖南的曹先志老人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并向我提供很多信息；上海的周履锵、叶春华、曹思骢老人也为我提供了真诚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