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埃尔多安和他的对手

土耳其埃尔多安和他的对手

伊斯卡拉、科瑟利落格鲁、兹尔伽斯特

埃尔多安图谋的独裁统治是不稳定的。本文谈论土耳其社会的矛盾和裂痕。

埃尔多安的权力显得没有限制。看起来，土耳其总统似乎将永远统治下去。

自去年四月公投以来发生的事件, 似乎证实了这种悲观的前景。这次投票使埃尔多安和他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获得了一个关键的胜利, 带来了宪法的改变, 建立了公然的独裁制度。清洗和镇压随之而来了。

然而, 更近一步的观察显示, 埃尔多安企求的独裁统治是不稳定的。在全民公决中, 所有暗藏而蠢蠢欲动的社会矛盾, 挫败了AKP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的努力。从那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矛盾就没消失过。

尽管使用了国家恐怖和公然欺诈的手段, 埃尔多安在公投中只不过赢得了51%的赞成票。他不再能够通过 "软的" 民主手段获得大众的同意, 于是他诉诸于镇压及腐败手段，支持圣战组织和其它极端反动团体。镇压进一步打击了埃尔多安在该国和社会的对手, 后者迫切地等待着他的垮台。

埃尔多安的目标是分化社会,把政治话语野蛮化, 以刺激极右分子, 从而支撑其右翼根据地。他在以前被居伦主义者（Gülenists）(流亡教士和埃尔多安前盟友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的追随者, 埃尔多安指责居伦煽动2016年7月的失败政变)占据的媒体和商业岗位上安置了他一些最激进和狂热的支持者。

但他的计划并非万全的。一方面, 埃尔多安的好战行动可以促进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在国家和更广泛社会中获得右翼支持。另一方面, 在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基本选民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即便不会断然反对他们党所采取的独裁言论，但心里却感到失望。因此, 埃尔多安是在走钢丝: 他必须始终考虑在他的群众基础和激进的好战分子之间的适当平衡, 他需要这两者以保住权力。

自从2016年7月政变尝试 --- 该政变很快被压下, 但埃尔多安用其作为巩固权力的借口--- 以来，超过15万人被解雇, 约13.2万人被拘留, 5800 多名学者失业, 近200媒体被关闭, 300 多名记者被捕。任何有可能煽动批判性或对立性活动的人都有遭受无端指控而被逮捕的危险, 并无例外地贴上 "FETÖ" (费特胡拉恐怖组织) 或PKK (库尔德斯坦工人党、一个库尔德人民兵解放组织)的标签。

12月颁布的最新法令规定, 对用暴力或已经用过(暴力)行动以挫败政变企图的平民给予豁免权。虽然政府官员表示, 法律只涵盖2016年7月15日和次日的晚上, 但它的范围针对任何被视为企图政变或恐怖事件的社会活动。这显然是一项先发制人的措施, 旨在解决潜在的起义或内乱, 为亲政府团体和民兵提供法律庇护。

镇压和巩固权力的范围，从街道层面---示威禁令、用土耳其标志代替库尔德人的，等等 ---伸展到政治生活的制高点。国家最高法院的领导人在埃尔多安前鞠躬, 或者至少在政治上支持他。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司法机构和国家机器向总统的屈从必须是结构性的、法律意义上的, 而不是个人的。因此, 几近一半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法官和检察官被替换了。该委员会新选出的成员中, 有五人是由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提名的, 另两名是其法西斯盟友 MHP (民族主义运动党)提名的。同样, 根据议会一名成员的报告, 法官和检察官机构的1341个公开职位中，有90%的人是与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当地组织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员。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现在都由总统挑选 (如果没有被任命的话)。

在教育领域, 这一体系正被印上更加保守的伊斯兰色彩。去年夏天, 教育部从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进化论的所有段落, 并增加了关于圣战的章节以及反对 FETÖ(费特胡拉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和未遂政变的斗争内容。高中和大学两级的混合宿舍已经解散。

埃尔多安还对情报机构和军方加紧了更多的控制, 担心军队---传统上是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对手---对他不够忠诚。未遂政变后进行的内部调查表明, 军队高层中的伊斯兰派别确实是弱小的。虽然有人支持埃尔多安本人, 但在全民投票中投 "不" 者的比例却格外高。

因此, 情报机构和军方的相对自主权，将因为逐步地服从总统而被废除或极小化。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去年8月采取的措施。情报机构现在直接与总统职位挂钩, 并有权在军队内部进行调查以及开除其任何工作人员。军人晋升的标准已经降低。军事司法系统已被完全消除。军队内部的法律程序已移交给民事法庭和检察官。

最后, 在历史上第一次,在8月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YAŞ)上，总统和政府比军队有更大的发言权。YAŞ做了军队里所有的晋升决定。在所有最高指挥官的职位上,都任命了新的干部，有部分任命与资历排名不合。

与此同时, 在政变未遂之后,被居伦主义（Gülenists）干部清除出军队以及部分被监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回归，填补居伦主义者（Gülenists）留下的空白。在多大程度上,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将会导致在军队内建立埃尔多安派（Erdoğanists）, 或者可以恢复典型的民族主义亲北约集团 --- 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 埃尔多安在国家和社会中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试图用权力的直接行使来取代宪政政治的每一个过程都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 一方面, 许多干部 --- 这些人要么不愿意冒杀头的风险, 要么不太忠诚或专制 --- 退出项目计划；另一方面, 挑战者应运而生, 想象自己是 "更厉害的" 法西斯。让我们称第二种现象为 "罗马（Röhm）综合症"。[1]

这两个过程在土耳其很有作用, 两者立刻催生了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霸权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清楚地发现, 公投的结果，带给埃尔多安的困扰，比最初出现的更甚。他认为, 有必要从公民投票中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了强调他的论点, 他想出了材质疲劳的说法。[2] 在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十五年统治期间, 埃尔多安说, 某种疲态蔓延进入了党干部中。无论他们过去的成功是什么, 许多人不再可靠。这并不是空谈: 许多干部被迫下台, 一些重要城市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市长被迫辞职。

但是, 材质疲劳的说法是一个空话---这些措施旨在拉拢完全忠于埃尔多安的年轻干部, 而不是更有能力的人 --- 并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3]

公民投票是通过欺诈赢得的, 而且只是小赢；尽管受到镇压, 社会抵抗仍在继续。其结果是, 法西斯化进程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正在增加, 国际孤立正在加大。[4] 这在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干部和他们的党知识分子中激起了不安全感和烦躁。而用年轻的干部代替老兵将一事无成。相反的是: 消除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里的温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会加深危机。

伊斯兰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剧变, 范围广泛。那些在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中偶尔鼓吹使用 "软性" 方法的人要么被清除, 要么被逐出党和政府。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共同创始人、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以及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等巨头都是这方面的领导人物。[5] 他们批评与国民运动党（MHP）的联盟，愿意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以及继续与欧盟进行严肃的谈话和整体推进一个比较 "宽松" 的政治环境。

放眼这个阵营之外, 反动和原教旨主义的记者和宗教知识分子都对埃尔多安不是 "伊斯兰" 感到不安。他与非伊斯兰国家官僚机构的结盟使他们越来越不舒服, 那些站在他一边的人必须表现出奇怪的扭曲, 使他的许多政治举动 (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的关系) 合法化。

不仅是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阵营和伊斯兰教的圈子里有不安和不满。在他们事实上的联盟伙伴,由巴契利(Devlet Bahceli) 领导的MHP内部,情形也是这样。MHP 与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建立了伙伴关系, 希望能在国家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一代价把他们自己完全与埃尔多安绑在一起, 这扰乱了更加民族主义的党的基础。前MHP 领导干部玛丽·哈里森（Meral Akşener）创立了新的组织, IYI党 (善心党，Good Party), 并且许多党员 (特别是年轻人) 转向哈里森或其它政治组织。

在埃尔多安的脆弱联盟中,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有几个群体是潜在的 "罗马（Röhm）" 派系。其中第一个来自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内部: 伊斯兰派别。

考虑到埃尔多安自己的保守宗教政治, 这可能看起来令人惊讶。但他最近的务实转向, 旨在减少土耳其的国际孤立, 与以色列建立更好的关系, 结束对叙利亚圣战组织的军事和其它援助, 但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怎么买帐。自从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总理职务被免以来, 这场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 而且经常爆发在公众的视野中。不同阵营的代表在媒体上互相攻击, 互相指责对方是 "FETÖ" 的支持者。但现在, 这个派系已经成功地被边缘化了。

另一位候选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的爱国党(VP， Vatan Partisi)。在民族主义和对所有库尔德人的憎恨方面，他们与 MHP 竞相争胜(并与 MHP 争夺极端民族主义支持者), 但他们却是坚定的世俗主义。[6]尽管爱国党(VP)并没有大基础, 但他们的干部被安置在各种政府机构之内。正是他们带头努力重建和正常化与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关系。然而, 他们远非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战略盟友。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支持埃尔多安, 而是在盯着权力本身。每当他们看到一个缝隙机会, 就会迅速改变航向, 开始攻击埃尔多安和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第三个派系可能出自国家官僚机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许多政界人士和高级政府官员深深卷入了对库尔德人民的 "肮脏战争", 这些人再次处于有影响力的地位。据推测, 有一个广泛的网络, 其涉及范围，从右翼政治家和高级国家官员到有组织的犯罪。

在这里, 有必要强调一种在法西斯化过程中很常见的现象: 领导人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是 "小领袖"。正是这种动力，使得右翼和法西斯的政治运动吸引了一些人。土耳其的许多 "小领袖" 于是表现得极为自傲。他们是最接近埃尔多安的一伙，也是他最狂热的支持者。

总而言之, 自由保守派和 "温和" 派大部分叛离了党, 许多有经验的干部以不同的原因 ("效率低下", "材质疲劳" 等) 被逐出了。与此同时, 与埃尔多安一起管理国家的联盟相当脆弱, 所有的盟友都在处理自己的内部矛盾和问题。

让埃尔多安出汗的两个问题: 孤立的外交事务和对大资本的不满。

欧盟国家, 特别是德国, 对土耳其的批评相当克制。原因很简单: 土耳其80% 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欧洲。因此, 虽然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政府, 特别是埃尔多安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地区的蔑视对象, 并失去了大多数欧盟政府的信任, 但大资本的参与和利益阻止了较为强硬的姿态。但会持续多久呢？

与此同时,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不是闹闹别扭，而是更糟。在两名领事工作人员因涉嫌与2016未遂政变有联系而被捕后, 美国暂停了在土耳其的签证服务, 后者则作出了同样的报复。[7] 即便两个国家从那以后恢复了全部的签证服务, 他们的关系依然是冷若冰霜。

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冰冷的另一个原因，是纽约法院对勒扎·扎拉贝（Reza Zarrab）的指控, 这名土耳其-伊朗商人在2016美国被捕前与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对扎拉贝的主要指控是, 他有一项避免美国制裁而与伊朗进行贸易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 他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协助, 绕过制裁。[8]

媒体和埃尔多安都认为扎拉贝案是针对土耳其的政治行动, 而且不是毫无理由的: 美国政府正在利用扎拉贝的案件打击他的土耳其对手, 这并非不可能。美国和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向土耳其发出的信号是, 它们高估了土耳其地缘政治的作用和力量。虽然现在的后果似乎只限于涉及银行的货币罚款, 但整个事件应该被解读为对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警告。

关于中东, 地缘情况如下: 与伊朗的和解并没有 (尚未)获得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结果。靠近伊朗的民兵比靠向土耳其的更有战斗力, 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经常抱怨该地区 "侵略性的波斯民族主义" 的原因。土耳其在2016年曾进军叙利亚北部, 但它只能减缓库尔德运动的推进, 而库尔德人在那里赢得了显著的政治自治权。[9] [10] 军事惨败显露了土耳其军队的绝望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入侵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将会增加。

土耳其阻止库尔德人运动的企图一再受挫。许多月来, 政府官员试图说服美国, 采取没有人民保护组织（YPG）和妇女保护组织（YPJ）参加的拉卡（Raqqa）行动, 因为YPG 和 YPJ是库尔德民兵，与库尔德工人党合作密切。但从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伊朗的角度来看, 土耳其太不稳定, 顽劣难以信赖。拉卡（Raqqa）后来被一支由 YPG/YPJ 领导的部队解放了。然而现在, 土耳其威胁要进军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Afrin）和曼比季（Manbij）的库尔德小行政区, 美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阻止这一进程。[11] 它已经开始炮击阿夫林（Afrin）。

但这是反常现象。几个月来, 在一些地方,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未能对库尔德人采取措施, 有些人感到失望。去年秋季,阿布杜尔卡迪·瑟尔维（Abdülkadir Selvi）, 一个与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非常接近的知识分子说, 土耳其 "失去了它的魅力", 因为政府持续威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政府，反对其独立公投, 但不能改变事情的任何结果。这种修辞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有关"黑暗势力对土耳其采取行动"的狂暴，赢得了右翼干部和草根活动家的同意。此外, 防止在伊拉克北部形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 --- 不管它在政治上对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有多近, 就像在更保守的巴尔扎尼（Barzani）领导人的情况下 --- 是阻止住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民族意识增强的一种手段。[12] 当然,当独立的公民投票来临时，整个右翼阵营喷出火和硫磺。

然而, 这里的问题与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化是一样的:侵略性的姿态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如果这一点变得明显的话, 那么建立在侵略立场之上的合法性就会逐渐下降。

这种孤立主义和冒险主义, 加上内部的不稳定, 使经济非常脆弱。旅游业的崩溃和资本流入的减少只是问题的一部分。[13]

对全球经济的后特朗普冲击和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逆转, 使大量热钱流入土耳其。然而, 这些投资对不稳定的反应非常敏感。当美联储最终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时, 土耳其将难以进入外汇市场。

2016年底, 土耳其统计研究所 (TÜİK) 大大修改了其数据收集和计算方法。因此, 增长率突然上升, 土耳其几乎可以声称它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该研究所没有透露它是如何改变其计算方法的, 但批评家指出了其重要的不一致之处。

无论是操纵的增长率, 还是亲政府媒体的兴奋，都未能欺骗或打动大资本。去年9月, 土耳其最大的工业协会，土耳其工商协会 (TUSIAD) 宣布, 该国已经达到了以消费和建设为基础的增长的极限, 并要求政府的立即响应。

很大一部分的土耳其经济得以维持下去, 要归功于信贷扩张和商业的激励措施, 包括主要建设项目的利润保证、免税、债务重组协议等。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预算赤字, 需要对债务上限进行调整。[14]

2017年, 土耳其里拉是对美元表现最差的货币。除了推高通胀率, 里拉的贬值将对私营部门造成严重破坏, 因为这些部门严重地依赖于生产的进口。工业投资正在下降, 建筑投资继续在所有投资中占很大比例。[15] 生产部门的前景可怕, 并且利率仍然太高。

埃尔多安对大资本要求结束紧急状态感到愤怒。在7月向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 他说得很清楚: 是否有任何经济问题与紧急状态有关？[16] 我们将使用紧急状态干预发出罢工威胁的工作场所。就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 大资本从埃尔多安的统治中获利。股票市场 (100) 指数去年的实际增长率为27%。大公司, 如萨班斯控股集团（Sabancı Holding）和农业银行（Ziraat Bank）, 其利润增加了约 20%, 而最大的 Koç集团则在2017年上半年增加了50%的利润。[17] [18] [19]

但经济的总体表现和增长前景仍然不明朗。永久的政治不稳定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停滞不前, 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外国资本流向的逆转或一系列的违约，可能会颠覆平衡，造成经济的厄运。土耳其资本担心,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霸权危机的加剧，可能会引发一场危及整个系统的动荡。它的欧洲伙伴想要一个宪法上安全稳定的秩序, 允许资本平稳地积累。埃尔多安保证高利润, 但他的做法是脆弱的，容易引发危机。

这些担忧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和小企业协会一直在抱怨: 他们迫切希望恢复民主, 让社会对话正常化, 与欧洲联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支持外国资本政策, 以及现代化并巩固该国与欧盟的关税同盟。

来自下层的压力是霸权危机的主要动力。一个不能粉碎内部反对派的法西斯领导层会失去其合法性---对国家的控制，是其信用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 失败的代价不断上升。现在看来,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不能完全控制土耳其。

去年夏天,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CHP), 举办了"正义进军" 和 "正义大会", 吸引了至少100万人。从那以后, 很多人都谈论该党及其领导人, 凯末·科里达罗（Kemal Kılıçdaroğlu）, 谈论其 "抵抗力"。但对科里达罗的这种看法是有缺陷和误导的。共和人民党 (CHP)不只是形成各种反对埃尔多安统治的运动的一极, 它还试图以不威胁制度的方式来疏导人们的愤怒。共和人民党 (CHP)采取极端被动的立场, 除非有任何改变, 否则它将无法掌权, 至少靠本身无法掌权。

在政府宣布公投结果后，新的抵抗阶段立即开始。在投票过程中, 许多可疑和明显的欺诈事件促使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 宣称全民公决是非法的。[20]这些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西部的大城市, 首先是伊斯坦布尔。但是,持续示威活动一周的决定，有助于巩固人们认为公投结果是欺诈性的看法。事实上,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及其宣传人员从未设法组织反驳的说法, 它的基础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动。即使是7月15日政变的周年纪念日, 也是以一种沉闷---即便有许多人出席--- 的方式庆祝的。

“说‘不’” 运动导致了全民投票和随后的抗议活动，虽然一些左翼团体轻视这个活动, 他们认为 "我们不能在选举中击败法西斯主义", 但共和人民党 (CHP)参与了这一运动, 希望重新计票, 因为他们自己的基本群众迫使他们更积极。当党的领导与街头抗议活动疏远时, 年轻一派的部分人呼吁采取 "勇敢的步骤"。他们与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左翼的代表一道批评共和人民党 (CHP)的领导, 并指责党对这一可怕的局势要承担一些责任。作为响应, 前领导人和坚定的民族主义-集权主义政治家丹尼兹·雅克巴萨兰（Deniz Baykal）和科里达罗（Kılıçdaroğlu）宣布了该党的新战略目标: 争取2019年的总统职位。换言之,只要他们能控制它，他们就不反对新宪法。

除了党的基层要求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反对埃尔多安, 大资本也努力加强埃尔多安的对手。当科里达罗从安卡拉游行到伊斯坦布尔时, 他得到了土耳其大企业的公开支持。但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 许多团体的抵抗空间开始开放。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展开了, 而埃尔多安, 首先徒劳地解散游行, 结果发现它越来越令人担心。

共和人民党 (CHP)和科里达罗试图将自己展现为与大众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严肃挑战者。然而, 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把这些斗争激进化, 他们很快就回头，试图软化斗争。

一个派别, 传统上更倾向于共和党的团体, 或多或少接受了共和人民党 (CHP)作为抵抗的主要支柱, 与之并肩工作, 未能认识到, 共和人民党 (CHP)仍然是为了控制抗议者的自主潜力。另一阵营干脆完全解散了这一运动, 认为它处在共和人民党 (CHP)的范围内, 并打算清除该党的任何影响。

两者都未能以政治上机智的方式作出响应。左派的任务是推进民主革命，加强反对既定秩序和共和人民党 (CHP)的社会组织。这需要一个独立的立场, 它也与人民和当地民众的运动力有关 --- 避开那些只会尾随资产阶级的极端激进的宣言和行动。

还有反对埃尔多安的另一个资产阶级支柱: 梅拉尔·哈克森（Meral Akşener）的上述政党。去年10月该党成立后, 国际媒体---从‘外交政策’和‘金融时报’到‘时代’---很快就把哈克森（Meral Akşener）誉为埃尔多安唯一真正的挑战者。[22] [23] [24] 哈克森把自己定为一个女强人，能赢取民族主义者, 一些宗教, 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民。她强调她反对埃尔多安，支持法治。

但在政治上，她的过去和现在的形象表明, 她并不是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的土耳其的新面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当她短暂地担任内政部长时, 在对库尔德人的肮脏战争中, 她与国家中一些最无情的派别结盟。她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İYİ”党的人员也是如此。(“İYİ” 是 Kayı的象征, Kayı是第十一世纪的突厥部落, 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传说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哈克森表示反对总统制, 但她也明确表示, 她希望在2019年成为总统。

共和人民党 (CHP)和哈克森的新党分别代表了资本的左-自由主义和右-自由主义之翼。他们可能与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部分或与讨厌埃尔多安的伊斯兰阵营合并或结盟。大资本显然支持这些尝试。但这些玩家中没有一个想要加强大众运动, 也没有意愿建立替代埃尔多安和既定制度的民主制。

大资本及其代表的计划是否会取得成果还有待观察。形势太不稳定, 无法做出预测。

但专制国家陷入了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尽管有十五年的统治,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还是无法按照它想要的方式重组国家。在未遂政变之后, 尖锐的霸权危机引起了国家机器之间及其内部的混乱。军队内部的团结正在瓦解, 来自极右势力的前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反对者集居在国内，组成一个不稳定的联盟, 无数的 FETÖ过程增加了不信任和不确定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的领导力很薄弱。资本关注内部混乱, 但更重要的是, 关注国际孤立, 经济的可怕状态, 以及关注大约一半的人口不赞同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统治的这个事实。因此, 它试图绕过土耳其的冲突以及与国际强权的摩擦, 希望按自己的利益来解决它们。科里达罗和哈克森都享有一定水平的群众支持, 并乐于自愿成为埃尔多安的替代者。

与此同时, 社会斗争绝不会消亡。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打算通过紧急状态压制的运动并没有平息。尽管罢工现在实际上是非法的, 但工人们正在赢得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战斗, 正如过去一年中, 斯色卡姆（Şişecam）、佩特金（Petkim）和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的工人斗争所表明的那样。[25] [26] 另一方面, 奴力叶·古尔门（Nuriye Gülmen）和瑟米·奥扎克萨（Semih Özakça）的斋戒，代表了政变以后遭解雇的左翼公共部门工作者正在进行的斗争的冰山一角。

人民民主党 (HDP) 也坚持昂首挺胸。其国会议员和草根活动家遭到大规模逮捕, 大大削弱了该党的组织能力,在全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示威游行计划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27]

然而, 库尔德地区的情况看起来不同。在 HDP 据点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数以万计的人仍然参加集会。政府无力击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北叙利亚库尔德工人党下属部队取得的进展, 加之政府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无能冒险主义, 加在一起，构成了执政集团最大的弱点之一。还有更多的民主抵抗运动, 包括强有力的女权运动。几年前, 它反击了一项计划中的堕胎禁令, 现在的重点是促进妇女的自主性和身体尊严, 以及制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28]

阿列维（Alevi）小区继续与宗教歧视作斗争, 特别是在宗教阶级中日益增加的逊尼派势力。他们一直处于反对前述新课程的斗争的前列。对另一种民主的愿望, 表现在在全民公决前的 “说‘不’” 委员会中，还表现在针对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中, 是格兹公园（Gezi）起义中非常重要的特色。[29]

这些群众的斗争和他们对民主化的要求，应该构成革命左翼的出发点---而不是程序上的改变或总统选举。这些较广泛的运动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的, 利用基层委员会、论坛和工人团体, 人们可以在那里发展他们的独立于从资本和政府的自主权。革命的土耳其左翼必须积极干预这些斗争, 以便向民主共和国迈进, 这种要求，超越了对埃尔多安和总统制度的拒绝, 转而攻击专制国家传统本身。

并不是群众的反动性格或他们的愚蠢, 使得他们选择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主要原因是（依旧是）经济增长的许诺和对军事政权的愤慨、涉及接受伊斯兰的文化自由化以及遭排斥的感觉。甚至内部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研究表明, 它的大部分基层不赞成该党诽谤所有反对派力量为恐怖分子,对党内的腐败、偏袒和宗派主义的严重程度不满。

显然, 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好战代表, 绝不会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 组织的自由主义越是把国家拉入冲突和危机, 党基础上的联盟就变得越发脆弱。

归根结底,今天的主导行动者与迄今为止弥漫的民主抵抗之间的斗争将决定即将出现的共和国的性质、决定其内的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地位, 这无关乎左翼分子是否能进一步激化这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