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東口述生命史

熊安東口述生命史（轉載）

段躍

熊安東是中國托派中的小人物，按他自己的話說，“我不過是個群眾演員，是個跑龍套的”。儘管1949年初，他在托派多數派當了幾個月的江浙黨團臨委委員，但那不過是托派中央離上海後的一個臨時應變機構。在以職務為量刑標准的上世紀50年初，熊安東被劃進中央領導人的杠杠裡，判處無期徒刑。那年，他31歲。

我第一次聽到熊安東這個名字是在重慶採訪曹惠白老人的時候，曹惠白是熊安東在中央大學時的同學，她在口述大學經歷時，經常會提到這個名字，並重覆著一事︰那時熊安東不斷地拉她，給她看托洛茨基的著作，介紹她認識托派領導人鄧超麟和彭述之。如果不是熊安東，她就會被另外一些同學拉進中共地下黨裡去了，她的一生也不會被托派這頂帽子弄得如此不堪。不久，我從熊安東的另一位同學曹先志那裡得知，熊安東還活著，就在上海，曹先志答應幫我找到他，並說服他接受我的採訪。2004年，我接到了熊安東的回信，表示同意採訪，2005年6月，我來到上海熊安東的住宅，一座上世紀70年代末的居民樓裡。口述從6月6日開始，每天進行三個小時，共9天，近30個小時。

熊安東的經歷並不複雜，1922年出生，山東惠民人，出身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地主家庭。他的父親一生辦教育，民國時在山東擔任過多所中學、鄉村師範學校的校長，按他的評語，父親崇尚蔡元培式的自由主義教育理念。他的母親是一位善良的農村婦女，是舊式包辦婚姻的犧牲者。在他9歲那年，追求自由的父親與母親離婚，與另一位同樣抗拒包辦婚姻、追求自由的女性結婚。熊安東說︰“這件事對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年起，熊安東隨父離開鄉村到濟南讀高小、初中。1938年抗日戰爭後，他隨校南遷，就讀於國立第六中學四分校，此間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確立共產主義理想，並參加托派外圍組織 ─― 真理讀書會。1943年高中畢業後前往重慶，一邊在工人中宣傳革命，一邊準備高考，1945年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讀書，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是他大學生活的主要內容。1949年1月他擔任托派多數派江浙黨團臨委委員。1949年3月在上海正始中學就業，擔任地理教員。上海解放後，協助新政權下的教育局完成正始中學的撤併工作。後調入上海奉化中學，任地理教員，同時負責這所學校從私立到公立的改造工作。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5年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四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區委員會軍法處判無期徒刑，剝奪終身政治權利。後轉入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1972年9月被“寬大釋放＂，轉入上海青浦縣青東農場管制和改造。1979年6月5日“給予公民權＂。1979年8月定居上海。1987年，經人介紹與上海紡織印染廠一位女工結婚，時年66歲。我採訪熊安東老人那年，他已83歲，今年應該是90歲。

我做了一個統計，熊安東在31歲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學校；被捕後，他的生活又限制在監獄和勞改農場，回歸社會已近60歲，人生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他與普通人相比，能夠自主的人生很短暫，參與社會的經歷也很單純。他的行動力和思考力都沒有越出學校和監獄的大門，他所做的最長久的事情就是讀書和思考。由此我想到一個詞：思考者。用今天的標準衡量，思考者算甚麼？他有理論建樹嗎?他著作等身嗎?都沒有。他一事無成。那麼，熊安東終其一生的思考有用嗎?有意義嗎?他的人生有價值嗎?答案是。我需要換一個角度，放棄“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思路，另辟蹊徑。當我進入到自然的人生史、自然的思想史這條思路重新審視這份口述文本時，我找到了意義︰熊安東通過思考完成人性中最富有意義的特質，他盡了一個人對歷史的一份力量。清點他一生思考的過程，就如同讀到了一本書 ―― 一本歷史的書，一本思想的書，一本生活的書。

就此，我為這份採訪手記確定出一條敍述主線，即遵循熊安東的思想軌跡，追索他思想的自然史。

在我向熊安東提出這個問題時，腦子裡存在一個背景︰熊安東是在中學讀書時加入托派的，他所讀的國立六中四分校，位於四川羅江，抗戰時由山東省幾所流亡南遷的中學合併而成，其“左傾＂、“赤化＂是出名的，以致1942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撤併。在那個左翼思潮滙集的偏僻小鎮裡，左翼作家、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想方設法把學生拉入自己的陣營。

據熊安東回憶︰“ ‘托派’ 是中共的叫法，我們不叫“托派＂，叫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第四國際的名稱。” 從名稱可以看出，當年熊安東傾向托派是和共產主義連在一起的。就當時的國體而言，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盟都屬於在野黨，其與執政黨國民黨的關係都可歸入持不同政見者，或反對黨派。在反對統治者和信仰馬克思主義這個層面上，托派和中共是一致的。那麼熊安東是怎樣在共產主義這個平台上對 “托” 與 “共” 做出區別的呢？

起初，我的分析是︰熊安東選擇托派可能帶有學生受老師啟發的盲目性。因為國立六中四分校有一位公民課教員，名閻子桂，他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口才出眾，對學生的影響力強大，至抗日戰爭勝利時，這所中學相繼有50多人參加了托派的真理讀書會。

仔細斟酌，我否定了這個分析，因為著名左翼作家李廣田、方敬、陳敬鶴等也在這所學校教書，屬中共陣營，比閻子桂勢力更強大，對學生的影響力亦強大，而熊安東與他們的師生關係比閻子桂更密切。按理說，熊安東更有條件追隨中共，為什麼李廣田們沒有把他拉到自己的陣營呢？

多次交流後，我將口述記錄做了梳理，發現有兩件事直接影響了熊安東的選擇︰

“那是國共合作時期，作為中學生，我可以自由進出新華書店，可以公開在書店裡買到《共產黨宣言》，普列漢諾夫的《社會科學基礎》、《唯物史觀》，王明的《為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等。一九三九年底我認真地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的著作，為的是弄明白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讀後，我明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非正義性，資本制度把人異化成了為資本增殖利潤的動物。在戰爭的年代，我很輕易地就接受了他們的學說，相信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根除戰爭。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都獲得全面發展。＂

“一九四零年初的一天，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到我住的寢室，送來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說︰‘這本書很重要，很全面，它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讀了這本書，才能懂得什麼是列寧主義。’ 他說︰‘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確的，在蘇聯不是都實現了嗎? 托派們讀馬克思列寧的書，他們懂個屁！他們只會反馬列、反蘇反共、他們就想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這本書一定要好好的讀一讀。” 等成德茂、李芸生幾個人都讀過之後，我讀了劉守身介紹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又讀了他拿來的一本康生寫的小冊子《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閆老師和托派同學會是匪徒，我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麼把陳獨秀說成是漢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麼回事。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我在羅江縣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館無意發現了《托洛茨基自傳》，我借了出來，傾向中共的兩個同學知道了，責備我，‘怎麼看這種書，不要看！’ 我說，‘不看怎麼知道他的不對呢’ ，我講的也是實在話。”

“同學杜文林知道了我正在讀《托洛茨基自傳》就主動把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介紹給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 “真理讀書會” 的會員。他性格內向，待人態度和善誠懇。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個人辦了一份壁報，貼在校外街頭的牆上，向民眾宣傳抗日救亡。他勤奮認真，星期日，他一個人自寫自編自畫，忙一個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堅持了很長時期，令我佩服。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後的兩個多月裡，我又讀了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中國革命問題》、《不斷革命論》、《十月的教訓》、《蘇聯現狀與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等幾本書。杜文林還給我看了抄在練習簿上的幾篇文章︰《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蘇芬戰爭》、《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等，都是閻子桂老師的筆跡。

就這樣，我知道了一個過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裡講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叛離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敗壞了列寧的蘇維埃民主制，背叛了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使命，使第三國際名存實亡，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蛻變出斯大林官僚獨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說服力的。由此，我瞭解了他是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界定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而反對斯大林特權體制。斯大林體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敗壞社會主義信譽，而有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

讀托洛茨基的同時，我還讀了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紀德明確地告訴人們，他所看到的斯大林的蘇聯並沒有實現列寧的社會主義，舊世界的特權正在蘇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還魂。因之，紀德遭受到法共和親蘇人士的陰險譭謗。我相信紀德是正直的人，他對蘇聯社會實況的考察和描述，實證了托洛茨基對蘇聯現狀的分析和判斷。

熊安東回憶道︰ ‘1941年皖南事變，在學生中影響很大，有人就說︰“共產黨和國民黨蔣介石合作，合作個屁！把你新四軍都打掉了！” ’這個說法，我也在另外一些托派那裡聽到過。我推想︰皖南事變，可能是一些青年從中共陣營跑到托派陣營的標志性事件，就如同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一部份中共黨員痛定思痛，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感召下拉起反對派之旗，自立門戶一樣。革命的慘痛教訓引起了革命者的反思，也加劇了其內部的分化。在托派的思路中，皖南事變與大革命失敗被看成繼發性連鎖事件，其重要教訓是，共產黨與蔣介石的無原則合作︰中共對蘇共的無原則服從。這一點，剛好印證了陳獨秀和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論斷，於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最終說服了熊安東。

由此，我獲得了一個答案：在相同的歷史背景下，熊安東的選擇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正如他自己所說：“在國立六中，我始終不是積極分子，跟著共產黨走我不是積極分子，跟著托派走我也不是積極分子。我是自己一步一步穩穩地走的，我沒有投機取巧”。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獨立思考”一詞，不意味著“自由選擇”，也就是說，經過“獨立思考”的結果，不等於“自由選擇”的結果。在那個民族矛盾激烈衝突、外族入侵戰火紛飛的歷史條件下，個人自由選擇人生道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熊安東的獨立思考只能在他選擇革命方向上得以體現，而革命，則是一個時代的情緒，一個時代的選擇。熊安東說：“我記得我被捕以後，我和承辦人員談過，我說過去的路不是我自由選擇的，不可能自由選擇。這並不是我把責任推向客觀，好像生活就是那麼走的，在那時代里，有這個認識我就要走這條路”。

1943年，高中畢業的熊安東決定到重慶參加工人運動，他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工人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力量，他願為此獻身：另一方面，在他之前已經有數批畢業生奔赴重慶做工，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組織和發動工人，期間重慶的托派組織兩次被破獲，一些成員被捕入獄。他說，那時有一種前仆後繼、熱血沸騰的感覺。

在重慶工作了一年多，他深感理論與現實之間巨大的差距，認為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學習和思考，在回憶考大學的思想過程時，他說：“當時我們的想法還是立足於長期投入中國革命的，如果我們光在工廠裏搞工人運動，範圍太小；另外我們也不能這樣全到工廠裏，又總是被國民黨一下弄掉，畢竟我們在社會上還沒有擴大影響。那些比我先到重慶來的左傾同學也是這樣考慮，所以他們都鼓勵我們，有能力考大學的就去考大學，不要留在工廠。”1945年熊安東考取了中央大學歷史系。

我問他：為甚麼選擇歷史系？回答：“主要想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對這個課題，我在中學時就發生興趣了。所以，進大學後，別的心思沒有了，主要精力都放在學習上，到圖書館搜集有關農民戰爭的資料”。

因為之前我已經讀了很多馬列的書，所以我主要是用唯物史觀來理解和考察中國的農民戰爭。

恩格斯講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以後寫了三篇文章，《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法蘭西的階級鬥爭》。恩格斯講這三篇文章是唯物歷史觀的理論框架，但他不說這是經典著作，只說馬克思是用唯物史觀來解釋法國大革命這個歷史問題的，說它是唯物史觀的經典著作是後人講的。我想，既然這樣，我要看看馬克思在文章裏邊是怎麼寫的。看完後，我發現，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講，他這幾本書使用了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方法。他就像寫歷史一樣，我看不出來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究竟是怎樣的。怎麼辦呢？我拿出以前小學讀《論語》的精神，再看一遍。還是不明白，我想這個辦法不行。就把法國的歷史書拿來讀、把法國大革命的書借來讀，想從其它著作中尋找馬克思的特點。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有很多，中大圖書館裏有的，我都借出來了。這樣一看，看出道理來了，每一本書的講法都不一樣，回頭過來再看馬克思的，作一下對比，才曉得馬克思處理問題、看問題的角度有甚麼不同。從1945年下半年一直到1946年的上半年，大學一年級我讀了很多法國大革命、法國歷史的書，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問題。

我慢慢形成一個觀點：毛澤東從大革命失敗後，將革命的重點轉到農村裏去，一直到1949年勝利，這20年，他甚麼新鮮事情都沒干成，還是在農民戰爭的圈子裏，那時候別人不是這種觀點。我形成這種觀點有一個原因，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是寫明末李自成的。毛澤東也曾經拿這本書說事，有的人說這本書好像是對共產黨的忠告，告誡共產黨不要重走李自成的路。我當時覺得，郭沫若的想法正相反，他是對蔣介石的一個警告，因為蔣介石當時的做法已經跟秦始皇差不多了。當然，不能排除他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走李自成的路；這說明他是把延安的毛澤東看成一個農民領袖的。從這個角度，我受到了郭沫若的啟發。

我們1946年6月復員到南京，大概有半年，下半年開學以後我還到圖書館裏去研究，這段時間我涉獵最多的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的書很多，我記得有羅爾剛的，還有誰的，我都借來了，一些原始資料，包括《太平天國日記》這類站在曾國藩的立場上罵太平天國的書，我都看了，正面的、反面的。經過大量搜集和閱讀，還有中國古代的歷史，我形成了一種想法：農民戰爭、外族入侵，就會出現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的革命，離不開這三種關係——農民戰爭、外族入侵、改朝換代。從秦漢歷史以來，中國一直都在這個怪圈裏。

我本想沿着這個因果關係深入下去，準備大學畢業論文就寫這個東西，我向系主任賀昌群講了這個想法。我說，我想研究太平天國。他說，為甚麼？我說，我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很有興趣。他說，蠻好。他說，應該系統地讀，最好在二十四史裏找資料。可惜後來不行了，學生運動一波一波的高潮，我沒有辦法繼續，研究就中斷了。

現在我想，毛澤東從1927年到1949年，是20年；從江西曲曲折折，到1948年一路膨脹起來，奪取政權。現在人看20年是漫長的，歷史上看20年，不算甚麼。歷史上那些農民戰爭都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不是說起來，就起來的。李自成、張獻忠搞了幾十年，太平天國是最近的，從廣西到南京，到失敗，也是二三十年，這樣比起來，毛澤東這20年同樣有一個發育過程。那時候的我思想還沒有這樣系統。這個發育過程怎麼來的？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地主的剝削是一個原因。

1947年到1949年，熊安東在南京地區主持托派工作，與之前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時偏重讀書和思想不同，他在這兩年，開始將思考付諸行動，投入革命活動，其個人行為與托派組發生了更為直接的關係。為敘述方便，我將熊安東的這段經歷清理出三個問題：

與熊安東交談經常會出現一個困難：當問到，誰派你去某處？上級有沒有指示？有沒有程序或儀式？等問題時，老人總會露出無所適從的表情，說，“這樣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沒有注意過……”在一封信件中，他直截了當地寫道：“你不要把托派想象得像中共那樣有嚴格的組織程序，嚴密的組織紀律。”

的確，托派組織在抗戰勝利後處於恢復階段，組織結構和形式非常鬆散，沒有等級，沒有嚴格的任命、免職等程序；我所見過的人事文件中，有開除某人的通告，還有中央委員、分管委員、地區幹事會等名單，並無其他；我所了解的溫州、廣東、廣西、重慶、武漢、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區的托派組織多是各自開展活動，與中央的關係不密切；還有一些人，完全各自為政，與地方組織也沒有聯繫。可考的組織關係有三：一是當地召開幹事會時，中央會派一個人過去，講一講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二是核心領導人需要避難時，地方負責安排、掩護；三是組織青年成員參加彭述之在上海辦的講習班，學習馬恩列托的經典著作。中央沒有為各地區委派負責人的權力，我所了解的廣東、廣西、溫州、重慶、武漢、香港、南京的托派負責人都是自行擔當，後選舉產生的。南京的地區托派，原本沒有組織，只有幾位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零散地單幹，熊安東考入南京大學後，曾以重慶代表的身份到上海拜訪托派領導人鄭超麟和彭述之，順理成章地在南京與上海之間充當聯絡員。熊安東回憶：“剛到南京的時候我腦子裏並不想真正展開工作。我的精力還放在農民戰爭問題上了。到1947年上半年，抗暴鬥爭以後，我才下決心，應該影響他們。真正把我弄到這裏，促使我為托派工作的，就是抗暴鬥爭。”也可以說熊安東決定在南京發展成員、開展活動是他自己的決定，並非組織委派。只是當他的工作有了一定的進展後，得到彭述之、鄭超麟和王凡西的認可，自然地形成了一種中央與地方的組織關係，而實際上，這個時候，托派中央已經分裂成兩派了。

我曾經問他：“可不可以說，托派有一個特質，其核心不是組織，而是思想？”回答：“對。我們是注重思想的，其核心就是托洛茨基主義，就是創造社會主義思想。基本上就是讀馬恩列托的書，傳播他們的思想，這一點是區別於共產黨的。”

簡列如下：(1) 發展組織成員，兩年中，他共恢復和發展組織成員22人，遍及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中小學教育系統、國防部、後勤部系統等，學生為主，工人和職員佔少數。發展成員的工作方式是組織讀書會。(2) 鼓勵成員和外圍青年參與各種進步的學生運動，包括壁報、社團和遊行集會，發散傳單等，目標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推翻其統治，比如反饑餓，反內戰等。他發展的成員曹先志、曹慧白、楊同春均因在進步學生運動中表現激進被捕入獄。(3) 在工人中開展活動，建立工人夜校，組織大學生為工人掃盲、宣講馬克思主義，發動工人組織起來罷工，反對剝削等。

正當熊安東按照自己的信念開展工作的時候，中國托派內部發生了一件大事：分裂。

抗日戰爭勝利後，慘遭破壞的中國托派組織正在恢復中，很快因政見分歧和個人恩怨出現分裂。形成鄭超麟、王凡西為首的少數派和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1948和1949年初，兩派分別成立自己的黨—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這給原本信心十足的熊安東出了一道難題：一方面多數派、少數派分別派人來南京，試圖說服他加入自己的陣營；另一方面剛剛發展的成員，該歸屬到多數派？還是少數派？熊安東在認真閱讀分析了兩派各自的政治見解後，找到了一種處理方法，稱之為“門戶開放”。意思是開放自己，取中立，促進再次統一：開放成員，將兩派見解擺在桌面上，由本人自行選擇，無論選擇誰，回到南京，還是一家人。熊安東回憶：我對自己的這個做法還是很有信心的。

1948年8月，熊安東參加了多數派的建黨，他回憶道：“我從反對兩派分裂出發的，我希望通過建黨使兩派聯合起來。”“到1948年上半年，兩邊為了統一還是你吵我，我吵你。我想，人家共產黨那邊在打國民黨呢，你們卻在這邊打派仗。吵到1948年8月，少數派無論如何拒絕，不參加，不同意統一。這時候淮海戰役打起來了，形勢已經明朗。我說，不管怎麼樣，先把黨建起來，我是在這個情況下參加了多數派建黨”。之後，他仍然與少數派領導人鄭超麟有聯繫， “鄭超麟也抱有幻想，希望把我拉過來。”

1949年，與中共的勝利相比，托派是失敗者，這是事實，也是當年很多篤信托洛茨基主義的青年人的心結，對此熊安東毫不諱言。

1946年開始，熊安東幾乎參加了中央大學的所有進步學生運動，這些學生運動多數起於自發，通過中共地下黨的推波助瀾，運動不斷升級，規模和聲勢也不斷擴大，中共在學生中的影響力日益強大。熊安東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信念，改換門庭。我問，為什麼？他回答：當時“在我看來，共產黨是機會主義。他們支持學生當然是好的，但是這種支持是機會主義的。”“運動我是參加了，反蔣鬥爭是沒問題的，所以我聽同學很高興地跟我講時，心想是共產黨在利用學生的情緒。我當時想，你要支持，反而使我們的運動（托洛茨基式的社會主義運動）困難。這種事情已經時過境遷， 1947年、48年三大戰役勝利了，我還是有那麼一個想法。我講這些，是恢復歷史原貌。”

1947年4月10日中共在平山縣西柏坡村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熊安東認為，這土改是為了放手發動群眾，“你不拿東西，怎麼放手發動群眾呀？”熊安東對這種做法是有所質疑的，“你會不會徹底？是不是又是機會主義？”他的基本態度是懷疑和觀望。

1948年8月托派多數派召開建黨大會，提出以在中國建設非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為目標，這個目標曾讓年輕的熊安東激動萬分，他回憶：“當時，我對中國有了一個爭取社會主義的黨，充滿喜悅和希望。但我知道，這個黨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還有待歷史考驗。”

1949年3月，大學畢業的熊安東在上海的私立學校正始中學任教。5月初，一個國民黨軍部駐進正始中學的四層教學樓，指揮虹橋一綫的作戰。“我們把學生遷移到另一座三層的實驗室大樓繼續上課。校園裏有一個很大的場院，有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軍部一佔用，就在場院裏挖戰壕，布防虹橋戰鬥，整天汽車來來往往運武器，大樓裏都是炮彈、機械。”“我記得5月25號晚上，我從宿舍的窗子看到，國民黨的汽車向外跑，唏哩嘩拉的，逃跑的樣子。

一覺醒來，早晨了，起來一看，院子裏都是渾身泥裏巴嘰的解放軍。解放軍進來了，國民黨跑了。因為睡着了，不曉得解放軍什麼時候進來的。後來知道，那天解放軍首先從虹橋一綫發起進攻，半夜裏國民黨的軍隊就潰退下來了。

“國民黨失敗了，共產黨勝利了，我在正始中學教職員宿舍的窗口，看到了這一嬗變的的歷史瞬間。”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貪腐不堪的國民黨失敗，感到由衷的高興；想到1947年5月20日，他們在南京珠江路上殘酷地鎮壓學生，看到他們落得如此狼狽下場，滿心稱快。”

“解放軍要在7月7日舉行進城儀式，上海總工會號召並組織上海人民編成四路縱隊與解放軍並肩遊行。不料，那天有颱風在上海附近登陸，開始風特大，刮得人站不穩，繼之是飄潑大雨，把巿民隊伍衝擊得潰不成軍，四散躲雨，解放軍四路縱隊依然齊齊整整地在大雨中行進。那天，我穿着一雙訂做的新皮鞋，在雨水裏泡得不成樣子。

我作為一名中國托派成員，帶着成見觀察共產黨的勝利，卻產生不出勝利者的喜悅激情，有一種失落感。”

1952年被捕後，在接受第一次審訊時，他再次感到勝利者與失敗者不同的心境：“他們在問到我對自己的評價時，我說，在主觀上我是革命的。承辦人帶着警告的口氣說：‘現在我是理解你們的，將來我們的年輕人是不會理解你們的，也不會諒解你們的’。他每說到‘不會’的時候，話音都很重，有一種要征服人的信心的感覺。”

熊安東在審定口述本文時，加入了這樣一段文字：“半個世紀過去了，不知多少黃浦江水流入東海，歷史老人在中國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一個零分！”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好奇：經過27年的監禁和改造，熊安東青年時代的思考是否被改造了呢？1972年，當他接到一紙釋放書，上有“已改造好”的字句時，他的內心深處，真的認為自己被改造好了嗎？

熊安東如此回答：我曾說“我思想沒有改造好。這是唱戲的話，老實講，沒改造好包括了改造好，不是說絕對沒改造。”

第一件事，“在我解放以後，對共產黨有些地方，已經把老托派的偏見甩掉了，否定了。比如，不承認共產黨力量的存在，他不可能勝利等。為什麼會甩掉呢？因為我對中共的認識已經轉到這是一個農民戰爭上來了。”

第二件事，“1965年元旦，我得到一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內容我還是第一次看到。讀後我想，毛澤東這些戰爭思想就是托洛茨基的，是托洛茨基對於中國抗戰的那些觀點。毛澤東在反托洛茨基的同時，不會想到，他對付蔣介石的兩手，既要支持，又要反對，正是托洛茨基的。而當時的中國托派，並沒有響應托洛茨基，搞了‘失敗主義’，‘保衛主義’。我從這裏看到，毛澤東領導中國改革勝利是必然的。”

第三件事：原來我理解的統一戰綫是王明那個東西，1941年“皖南事變”，我發牢騷，我把王明的統一戰線理解為共產黨的統一戰綫了。看到毛澤東的第四卷以後，我發現他這個統一戰線和王明的不一樣，他是又統一，又獨立，這一點和托洛茨基的主張是一樣的。托洛茨基沒講“統一戰線”這個詞，只是和國民黨的合作有一定的條件，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後來我知道，毛的獨立是因為斯大林對他不信任。

熊安東認為，“思想改造本來就是一個很唯心的提法”。他說，在監獄裏讓我們“看舊報紙，學習兩論，思想沒通，更加認為托派思想的正確。但表面還要說假話，保持一致。”“很快我就意識到，如此這般的思想改造，就是把人改造得會自覺說假話。”這大概是熊安東在上世紀70年代的覺悟。距我採訪他的時候已經過去三十多年，歷史上的假話正在被一句一句地清理着，甄別着，熊安東終於可以按照原貌敘述他沒有被改造過來的，未變的托派立場。

“學生時代，我看了《從蘇聯歸來》那本書，改變了，發現了社會主義還有這樣的黑暗面，接受了蘇聯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七搭八搭湊起來的。”

“實際上毛澤東也沒有走上社會主義，但是他在主觀上，是想走上社會主義”。“我承認了毛澤東的這個社會主義，後來我把它歸結為空想社會主義”。但我不接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因為毛澤東的這個社會主義是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毛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馬恩的社會主義，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的觀點寫的。但這個時候的歷史情況既不是社會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才搞出一個新民主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當然有階級。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相對於社會主義來說還是一個過渡。1957年以後，毛澤東向左擺了，他否定了那個對新民主主義的解釋。他現在就要建設社會主義了，可是現實中有階級存在，所以他後來又說社會主義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社會裏有階級和階級鬥爭。

這個和我所理解的就不同了。我還是按照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來理解的。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沒有階級，沒有階級鬥爭。在這點上我並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觀點，所以我說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

我曾經問過熊安東一個問題：你對斯大林有刻骨仇恨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我的一個主觀臆測：如果說當年中共對立面是國民黨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那麼托派的對立面還多了一個斯大林，在他們的認知中，斯大林不僅背叛了列寧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迫害托洛茨基的兇手，是蘇聯實行大清洗的罪魁禍首...... 因此，我猜測熊安東對斯大林的看法一定會非常情緒化，所以設計了這個情緒化的問題。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我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沒有，確實沒有，為啥沒用呢？因為首先我在接受托洛茨基時，也是片面的，我覺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鬥爭不是純粹的個人鬥爭。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有刻骨仇恨，所以最後把他刺死了。但是托洛茨基，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他更主要是把斯大林作為一個歷史問題，研究斯大林這個人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他的社會階級，他沒說過斯大林和他個人之間的恩怨，他只是寫了斯大林的評傳：但是反過來，斯大林倒是可能帶着這種情緒，所以從托洛茨基的著作裏面，我不會產生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再說，我沒有接受托洛茨基觀點的時候，我對斯大林很崇拜。轉過來說，那個時候是斯大林主義，也不會產生這種刻骨仇恨，跟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不是一回事。

1937年斯大林對托派的結論：“是一伙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殺者、破壞者，殺人兇手的匪幫，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當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根據斯大林的結論，給中國托派作出的結論：“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其實我沒有把共產黨看成和國民黨一樣的反動政府。

有一點，我至今仍堅信，如果停留在土改後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階段，中國億萬農民是無法解脫貧困，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所以我的總的態度，在當時還是擁護共產黨指導億萬農民走合作化道路，走人民公社道路的，並且為之叫好。事實證明，20年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平均主義的農業空想社會主義試驗，付出的代價巨大而慘痛。

對於大躍進，我當時很懷疑。我的懷疑是有根據的，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對斯大林搞農業集體化的批評，對我是有影響的。托洛茨基認為這是斯大林的“瘋狂奔馳”，是“危險的冒險”。所以我想“大躍進”會不會也是“瘋狂奔馳”？

1963年監獄裏組織托派們學習《九評》。熊安東回憶：這次學習，“想當然地引起我們托派犯人的關注，且受到震撼”：

一九五七年組織我們托派犯人參觀，當時的情況是“一邊倒”向蘇聯，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都進行了無私的國際主義援助，幫助我國新建、擴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項大型工礦企業，幫助設計、供應頭等裝備，派專家幫助安裝，幫助建設大型水庫，建造萬里長江上第一座大橋，還有低息或無息貸款等等。可在一九六三年中共中央給蘇聯的公開信裏，又公開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是通過貿易方式進行的，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國際市場價格貴得多。蘇聯對中國的貸款，主要是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大部份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中，為這些貸款償付本息，佔對蘇聯出口的相當份額，抗美援朝中，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的⋯⋯這簡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形象教育沖得無影無蹤。

我們小組的學習發言都很謹慎，誰都怕一言不合《九評》旨意招來禍殃。大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一項“擁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戴，不論學習那一《評》，都要結合這一《評》的內容，對準戴在自己頭上的帽子，狠批一通，就叫做聯繫思想了。所謂“擁赫迷修”的涵義是擁護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盲信赫魯曉夫回歸列寧原則。但我們心裏都清楚：《九評》實際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把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冒充國際主義做的壞事，找赫魯曉夫出氣。托洛茨基所批判的斯大林修正主義，同《九評》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其實是兩碼事。我的內心依然堅持着托洛茨基的觀點：斯大林統治的蘇聯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他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也有可能延長官僚特權集團的統治，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蘇聯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鄭超麟一人學習《九評》後寫了八、九萬字的心得體會上交政府，題目《幹部主義論》。後來政府幹部宣布說，鄭超麟寫的東西是放毒，警告鄭超麟不准在小組裏擴散。

1979年6月，托派們離開農場、結束管制的時候，鄭超麟給政府寫了一份二十幾年的思想總結。他講，“二十年的關押，七年的管制，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改造好自己的思想”。熊安東說：“這和我當時的想法是一樣的。”

在口述涉及到1957年“反右”時, 熊安東做了一個區分,監獄內監獄外。我在口述整理時為此加上了小標題：“鐵窗裏看‘反右’”。以下回憶記述了他對“反右”的思考過程：

1950年，趙丹演了一個電影叫《武訓傳》，在上海很轟動，教育局長就請我們中學的老師分批到電影院去看，接受教育，叫我們學習武訓精神。我也去看了，看回來，在一個座談會上我講：武訓在山東不值錢，他是山東人，山東稱為武二沫子，這個是我在小學時老師講的，就是說他表面上叫義學，到最後是穿了個皇馬褂，所以在山東對這個武二沫子不怎麼看好。沫，就是唾沫的沫。當時我的概念是，共產黨來了，把武訓背出來，就說明共產黨也是這麼一個……我把武訓同共產黨聯繫起來，因為共產黨是從農村出來的。當時我覺得共產黨對武訓這麼轟動，正說明了共產黨的性質。另外，影片充滿了改良主義思想，並不是推翻滿清王朝，而是另外一種東西。大概當時我是這麼個想法，我就講了。座談會本來是要大家同聲說好的，我來了個武二沫子。雖然沒說壞話,還是有點懷疑的。沒想到大概隔了一個星期，毛澤東的社論出來了，“《武訓傳》必須批判”。我一看，我真高興呀，因為這個批判比我想得還明白。

到1957年大鳴大放，我們看到報紙，那時候我覺得越來越不像話，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到周恩來跑到杭州，他說，我是來放火的，我是來推城墻的。他這句話表示黨群關係要理解，因為當時的黨群關係對立，他來放火，大家來燒城墻，就是要把黨群關係之間的隔離燒掉。我一看，周恩來是對共產黨提意見了，所以那時候我看到章伯鈞、羅隆基…… 這些人的意見報紙上都有了，還有儲安平。我覺得，對這些言論就是要整。我那時候想，共產黨這麼弄，你又和民主黨派搞統一戰線，好了，他們把你吃掉了。我不是站在共產黨的角度，我還是站在托派的角度，你看，事實證明要被他們吃掉，因為本來就是說共產黨是小資政黨，擺來擺去，他這樣做的話，走不到社會主義，反而被這些資產階級思想所吞掉。我當時還以為真要天下大亂呢，我倒不是為共產黨擔心，而是覺得共產黨不應該允許這樣搞，這樣怎麼行呢，還有什麼社會主義？沒了！

那時候產生一種牢騷：我主張社會主義，你把我弄到這裡來坐著，可是你們又弄的是啥東西！當我看到《文匯報》對這些言論要批判了，要反擊了，和《武訓傳》一樣, 我又拍起手來，好！好！

1957年下半年，組織我們出去參觀。我聽到農業社給我們做報告：他們右派說我們高級社是高草社，胡說八道，光長草，不長糧食，請你們看我們的田地裡怎麼樣，我還相信他們的話，以為真是右派造謠。

後來講到陽謀陰謀的問題。我當時還覺得毛澤東講的蠻痛快。我說，毛澤東這個人講話倒是爽氣，講實話。

我問熊安東，走出封閉的監獄，到了開放的80年代，當你知道反右的真實情況以後，還這麼看嗎？他回答：

右派產生的背景是整個的社會。因為毛澤東轉了，原來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右派的幾個主要人物對新民主主義是贊同的，但毛澤東卻把新民主主義斷了，城市裡邊搞社會主義改造，農村裡邊搞高級社，第二年就到了人民公社，走到另一個方向上了。那些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過去擁護共產黨，並不是擁護社會主義，他們想進行一場民主革命,這個是事實。共產黨裡邊也有一些人要進行民主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充分準備，毛澤東把過去的共同綱領推掉了，不要了。所以，右派的產生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反對社會主義實踐，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也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在當時那個時代並不是哪個人想出來的，也不能說毛澤東引蛇出洞，那時候是個特殊情況的鬥爭，確實存在著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這個不僅是毛澤東，八大定的路線就是個資本主義路線，就是新民主主義路線，毛澤東像開車一樣，開著，開著，向他說的社會主義開了，把這些人從車上甩出去了。

我認為毛的空想社會主義，產生這個結果是必然的，蘇聯十月革命也產生這種東西。至於說把反右擴大化，打擊面這麼廣，是錯誤的。不過，現在又一邊倒了，把反右鬥爭全部反掉。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一回事嗎？

當我把這個問題提給熊安東時，他立即做出回答：不是。好像他對此早有深思熟慮，的確，他在文化大革命時就開始思考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特別注意，當然我們的政治嗅覺還是蠻靈的，通過看報紙有所察覺，到66年底、67年初把劉少奇打倒了，我當時覺得怎麼把國家主席給幹掉了？那時候我還是接受報紙上的宣傳，認為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還在搞什麼新民主主義,批他新民主主義我覺得對,我本來對新民主主義就是有看法的。

開始不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叫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我想這回中國要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徹底了，以前那些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只能叫改造。我的思想跟著外邊的宣傳跑，完全是從字面上來理解的，外邊的實際感受一點都沒有。後來又搬出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時我才發現這個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不一樣，和馬克思講的也不一樣。

出獄後，他有機會閱讀到更多的思想資源和社會資訊，他繼續思考：

我們出來以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對毛澤東的評價有了。我對自己1949年形成的“這是一個農民戰爭”的看法，更加清楚了。就是說毛澤東搞的20年，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大膽試驗，按這個思路，再看以後的變化，我認為1949就是

一個農民的勝利，毛澤東扮演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角色，也扮演了一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角色，他同時扮演了兩個角色。這就可以解釋，毛澤東後來為什麼會棄掉新民主主義，搞社會主義，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我也存在著一個疑問：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不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當時我看過《紅旗》雜誌上有闡述這個理論的文章，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張春橋的一篇東西，張春橋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文字都引進來，有兩頁之多。他以此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我不是這樣看法，我覺得從馬克思不斷革命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包含一個連無產階級專政本身都要消失的過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政權的形式，毛澤東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時候，還說國家消失，政權消失，他還按照列寧那個國家革命的觀點，後來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你繼續革命就是不斷的革命，怎麼不斷的革命上邊還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好了，這就證明，這個不是馬克思的或者托洛茨基的那個不斷革命。

另外一個是關於毛澤東的那個講法，馬克思主義的什麼東西，千條萬條，就是一條，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要是那麼簡單就好了，什麼都不要學了，有“造反有理”這一條就是了。我想，這不是把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全部給弄掉啦？當然，在那個時候,這個想法我不敢說。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當時沒覺得這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個社會主義我沒有深刻的去認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批毛澤東，我才想起，應該是空想社會主義，當初我還沒把它說成是空想社會主義。

現在很清楚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文化，也不是革命，不能按他這個胡來。

記得上世紀90年代的報刊中，有一個說法：當蘇聯東歐劇變到來時，托派們的心情似乎比共產黨員們更加平靜，因為托洛茨基對此早有預言，或者說，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論，這是一個必然結果：

1989年底,東歐巨變，震盪最大的是羅馬尼亞，羅馬尼亞領導人被殺。我們當時覺得，這不是悲喜劇，是悲醜劇，又悲又醜的那麼一個劇。

當時第四國際有一個理論家叫曼德爾，他的著作在中國幾乎都翻譯了，書上介紹他是第四國際的理論家，這個評價是比較高的。西方人對他的評價是：這是繼馬克思之後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當時他對蘇聯東歐的變化有個說法：這個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斯大林主義的失敗。當時把蘇聯的變化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失敗了，共產主義破產了，西方資產階級都這樣認為。曼德爾講，這不是共產主義的破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破產，這是斯大林主義的破產。這種觀點我們是接受的。所以那時候我記得一般社會上的人流行信仰危機，懷疑列寧，懷疑社會主義，而我們這些原來有托派思想的人，倒是穩定的，沒發生信仰危機。

就是說,你們依然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現代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是正確的？熊安東回答：“是的，我現在老覺得有資本主義存在的話，這些世界矛盾沒法解決，將來還要走向一個更大的人類災難。資本主義還在發展，它還沒有完成歷史任務,但是無論如何，從各方面講，資本主義不會長期存在,它的矛盾沒法解決，特別是全球化之後，這個矛盾更無法解決。”我又問：那麼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必然的？他說：“是的,但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

就我個人的理解，托派們對信念的堅守，還有一個原因，他們的探索著重於思想的發展而不是政權的鞏固；他們不是勝利者，沒有奪取政權的喜悅，他們的思考不是建立在勝利者的神話之上。其探索的動力、反思的動力遠遠大於當代主流人群──從勝利者上升為統治者。

因為堅守信仰耽擱人生的大好時光，在今天，被看成“傻”。這使我想當然地以為：托派們一定對自己的人生深感後悔。與我的想像相反，熊安東老人回答：“我不後悔。”

現在我不客氣的說，你們對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並沒讀過，你們受的教育

是傳統斯大林那個反面的東西。所以作家曾彥修在一篇雜文中講： “我很奇怪，像陳獨秀這樣聰明的人，他怎麼會接受錯得不能再錯的托洛茨基的觀點？”這句話裡就可以看出，曾彥修並沒有看過托洛茨基的東西。多數人是把中共對托派的定義和斯大林反托的東西當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漫畫化，你們是在哈哈鏡裡看到托洛茨基的。

1991年，毛選第二版出版，把第一版的注解劃掉了，我一看，第一卷161頁的注解三十沒了，分別在第二版的第一卷裡 ,在三個地方把這個問題重新講，最主要的是講，黨過去把托派說成是漢奸、托匪，都是根據第三國際的一個謊言。我們看到這段話，有點哭笑不得，你是根據謊言，我們是27年！看了這個要哭，哭不出來；要笑，笑不出來。 27年，一晃，就那麼結束了，就是根據一個謊言？！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還好，我還留著一條命，還能看到這個變化。我能看到這個變化還算一件幸運的事情。

這段口述曾令我沉思良久，因為我所知道的活下來的中國托派，大都存活到90歲以上高齡，儘管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直到去世前，他們都保持了思想的清明，是什麼東西支撐著他們的生命和思想？也許不是因為托洛茨基主義代表著真理或真理的全部；他們也不是在等待托洛茨基主義升格到真理的壟斷地位。理由也許很簡單:為了那個謊言──

他們要終其一生戳破謊言，他們要為自己的存在而堅持，為存在的正當性和正義性而堅持。

寫到此處，我不禁要問：因為一個謊言，葬送幾百號人正常的人生，誰更需要後悔？乃至懺悔？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口述從採訪到整理歷時6年，採訪的時間比較集中，整理的過程斷斷續續，期間熊安東先生不顧年邁多病，本著實事求是、還原真相的態度做了許多的求證和補充，提供了很多線索。口述錄音經張笑顏女士錄入文字後，又經過熊安東先生修改兩次，終成此稿。我在修改稿的基礎上做了5萬多字的注釋，以求提供口述者所處歷史環境的豐富信息，從而接近還原口述者生命和思想的成長變化過程。在我工作的過程中，重慶的曹惠白、湖南的曹先志老人給予我充分的信任並向我提供很多信息；上海的周履鏘、葉春華、曹思驄老人也為我提供了真誠的幫助，在此一併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