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CADTM 反对非法债务方法的第一批测试地

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

本杰明·勒蒙纳、埃里克·杜桑

采访第二部分谈及的是CADTM 1990年代和2000年初在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验。

这要考虑CADTM和活跃在法国及其它地方的各种运动之间的融合背景。例如，CADTM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新萨帕塔运动（neo-Zapatista movemen），该运动于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墨西哥）公开露面，我们前往了墨西哥几次。CADTM作为共同组织者，还参加了1994年10月西班牙举行的大规模动员活动，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庆祝其创立半个世纪而举行的会议。这一行动是全球“五十年了，够了”（“Fifty years, it’s enough”）运动的一部分。至于在法国的联络者，我提到了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1989年的“够了（Ca suffat comme ci）”运动和1996年创建的反对7国集团的组织“该星球的其它声音”（“Other Voices of the Planet”），此外，还要加上伽斯·米赛亚（Gus Massiah）领导的‘技术员，专家和研究者国际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echniciens, Experts et Chercheurs ‘AITEC’）[1]和国际团结行动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initiative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CEDETIM） [2]。还有当时由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维沙威（François-Xavier Verschave） [4]领导的生存（Survie）运动，该运动反对法国对非洲的统治，对债务问题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理解。生存（Survie）运动与CADTM有密切联系，部分原因是生存（Survie）运动和CADTM一样，非常积极地谴责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以及由密特朗组织的“绿松石行动（Operation Turquoise）”。 1995年，一个CADTM代表团前往了卢旺达，在布鲁塞尔举行了CADTM国际大会，讨论了种族灭绝问题，讨论了作为该计划核心的债权人责任问题。从1996年开始，CADTM启动了对卢旺达债务的审计，当时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é）领导的新政权仍然在吉佳利掌权。卡加梅想要澄清债务，设立了一个两人小组与CADTM紧密合作。加拿大人米歇尔·曲苏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是渥太华大学教授，经常为“世界报”（Le Monde diplomatique）撰稿，他和比利时乐施会秘书皮埃尔·嘎兰（Pierre Galand）前往吉佳利，与CADTM密切合作进行调查。我与他们进行了广泛交谈，写了一篇题为“进行种族灭绝的金融家（The Financiers of the Genocide）”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注意[5]。

是的，即使经验最终令人沮丧。没有多少人知道，“绿松石行动”的任务之一，是攫获掌握在吉佳利的卢旺达中央银行的所有档，并将它们全部转移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戈马，以防止新当局获得书面证据，因为这些档揭示了法国对朱弗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的种族灭绝政权的支持有多么强烈。1996年，当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从刚果东部对蒙博托发起进攻时，卡加梅（Kagamé）得以获取该集装箱，将其带回吉佳利，并打开了档案，这些档正是米歇尔·曲苏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和皮埃尔·加兰（Pierre Galand）的工作成果[6]。

绝对如此，而且很清楚的是，法国银行为哈比亚利马纳（Habyarimana）将军的武器购买提供资金。埃及和中国也有牵连，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砍刀，但法国向进行种族灭绝的卢旺达军队提供了更先进的设备。因此，一开始，国际主义运动与国家元首保罗·卡加梅接触--- 这个行为在我们以后的经历中会重现---，他想要透明度，并且让那些通常保密的档向专家开放。卡加梅掌握这一资源，威胁美国，法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公开种族灭绝的资金。华盛顿和巴黎，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质上都在说：“不要泄密！为了换取你的沉默，我们将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设最大信用额度来减少卢旺达的债务。我们将减少还款金额，我们将预先发放新贷款。”于是，卡加梅同流合污与他们一起玩。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不仅在精力和道德上，而且是因为它设定的先例。因为在哈比亚里马纳政权之前，卢旺达的债务水平很低;要求卢旺达偿还的全部债务是专制政权承担的债务，这也是丑恶的债务原则的典型例子，有些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的债务。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于1996 - 1997年推翻独裁者蒙博托后，皮埃尔·加兰（Pierre Galand）和我与金夏沙的新当局合作（皮埃尔·加兰是保持实际接触的人），首先是同社会运动合作。在比利时流亡20年的几名CADTM刚果成员和同情者在蒙博托垮台后返回他们的国家，并在金夏沙任职[7]。我们还与让-巴蒂斯特·松德吉（Jean-Baptiste Sondji）长期接触，后者是刚果前毛泽东主义战士，这时他已成了卡比拉（Kabila）政府的卫生部长。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重视与社会运动（工会，小农民组织，学生组织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巴蒂斯特·松德吉个人以外，对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我不是很信任。这是个对债务偿还进行挑战的问题，这个债务是一些政权和机构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偿还的，这些政权和机构支持蒙博托，使他能够持续执政超过30年。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设立了一个办公室---“非法所得财产办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在同腐败有关的个人财富聚集与该国的债务之间有明显的联系。令人失望的事实是，在卡比拉与瑞士银行家谈判达成协议时，当时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可能让瑞士法院强迫瑞士银行家归还他们与蒙博托合谋盗用的钱，这些钱是蒙博托存放在他们那儿的。但可耻的是，卡比拉同意与瑞士银行家进行秘密交易，并放弃了正在进行的法律行动。

2000年夏天，我去了金夏沙，与刚果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偿还的可恶债务问题。我的书‘你的钱或你的生活（Your Money Or Your Life）’在学术界和刚果左派[8]中非常成功。在比利时这个前殖民强权国家中，CADTM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旨在取消刚果民主共和国所负的可恶债务并冻结蒙博托家族在比利时的资产[9]。我们帮助编写了活跃在比利时的所有非政府组织和南北团结组织的共同宣传册，要求取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债务[10]。随着CADTM开展的这些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成为CADTM国际网络的成员（在金夏沙，巴刚果族(BAKONGO)地区，卢本巴希市（Lubumbashi）和姆布吉-马伊市（Mbuji-Mayi））。

尝试揭发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可恶债务，这些行动带来的教训是，不能信任政府。绝对必须优先与基层公民组织合作，与社会运动合作，与这样的人合作，这些人决不放弃斗争直至真相显明以及政府采取行动。

[5] 1997年发表于http://www.cadtm.org/Rwanda-the-financiers-of-the，埃里克·杜桑，“卢旺达：进行种族灭绝的金融家，”第5页，政治评论（Politique，La Revue），巴黎，1997年4月（法语版）。

[6]参见米歇尔·曲苏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皮埃尔·嘎兰（Pierre Galand），‘卢旺达外债的使用（1990- 1994年）’。‘捐助者和债权人的责任’。‘初步报告’。渥太华和布鲁塞尔，1996年11月。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CHO403E.html（译自法语原文的英语版）。又参见：米歇尔·曲苏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等人。 1995年，“卢旺达，索马里，前南斯拉夫：武装冲突，经济种族灭绝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责任”（“Rwanda, Somalia, ex-Yugoslavia: armed conflicts, economic genocid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12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够了！（ça suffit !,）”运动，CADTM，布鲁塞尔，1995年，182页（法文）和米歇尔·曲苏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以及卢旺达大屠杀”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35/033.html

[7]这些人中包括卢蒙巴刚果民族解放阵线（Lumumbist FLNC）的金讷洛·奥勒拉（Genero Ollela），他返回后，在金夏沙“非法所得财产办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OBMA）任职。一年后，他被投入监狱，拘禁的理由完全不公正， CADTM为他的释放而努力。

[10] CNCD行动-11.11.11（全国发展合作中心），取消比利时持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债权（Toward Cancellation of Belgian-held debt claims ove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布鲁塞尔，2002年，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