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阿根廷 – 反對非法債務的進一步行動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在阿根廷，我與亞曆杭德羅·奧爾莫斯（Alejandro Olmos）接觸[1]，他是一位元非常勇敢的記者，在1982年獨裁統治還沒有崩潰的時代，他向阿根廷法院對非法而可憎的債務提起法律訴訟。他在獨裁統治結束之前起訴軍政府。我們廣泛合作，1997年，CADTM邀請他參加在比利時的國際會議。在那裡，得益于奧爾莫斯，另一種方法得以發展。由於他的訴訟，阿根廷的司法系統啟動了一項調查，給兩名法官分派了任務，要確定誰對阿根廷1976年至1982年間的債務負責。這導致2000年7月聯邦法院作出了一份195頁的裁決[2]。因此，這一裁決是由司法部門進行的阿根廷債務的審計結果。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阿根廷的統治階級對司法系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期使調查工作不能完成，但是這項工作還是做成了。 1998年初，我與兩位負責調查的法官中的一位做了聯繫，他描述了其他法官，阿根廷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加在他身上的壓力，意圖防止裁決的下達。亞曆杭德羅·奧爾莫斯（Alejandro Olmos）於2000年4月去世，他非常鬱悶，相信調查永遠不會有任何結果。在他去世後僅幾個月，這項裁決就作出了。

是的，因為審計結果很清楚的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時其董事是一個法國人，雅克·拉羅瑟日（Jacques de Larosière）[3]，他給予獨裁政權以支持，讓美國銀行資助魏地拉（Videla）獨裁統治[4]。你還必須記住，在獨裁政權垮臺後，軍政府的各個成員獲得大赦，特赦只在21世紀初才被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政府廢除。在20世紀90年代，曾是軍事獨裁政府直接共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實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政權，獲得特赦的軍政府成員，當然還有商人和主要私人公司，一起結成了聯盟，意圖把真正發生的事情掩蓋起來。

1998年以來，CADTM也在阿根廷與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進行了密切接觸，[5]後者以捍衛人權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密切接觸了‘對話2000和千禧南方’（Diálogo 2000 and Jubilee South）運動的組織者貝芙麗·基恩（Beverly Keene），以及‘瑪麗廣場母親（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運動中的一員諾拉·科亭那斯（Nora Cortiñas），他們為了取消可怕的債務而不知疲倦地努力。

在獨裁政權初期（1976年3月）至2001年之間，債務增加了近二十倍（從不到80億美元接近到1600億美元）。在此期間，阿根廷償還了大約2000億美元，約為1976年3月債務的25倍。阿根廷的資本家在獨裁時期瘋狂地陷入債務，同時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國外（通過資本外逃）。在獨裁時期，阿根廷資本家投放在最工業化國家和避稅地的資本總額大於借貸的資本總額。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僅在1980 - 1982年，獨裁統治的最後兩年，資本外流總額達210億美元。給阿根廷（和外國）資本家提供的最終禮物中，他們的債務在獨裁時期後期由國家承擔。結果，公共債務隨著私營公司的債務負擔而增加，因為國家承擔了對債權人的義務。自那時以來，阿根廷資本家一直保持著資本外流的政策。阿根廷債務顯然是惡劣債務的一個典型案例。

是的，我去了阿根廷，自從亞曆杭德羅·奧爾莫斯和我提到過的阿根廷法官給我發了一系列文件後，我還在外地作了分析工作。我研究了可惡債務的積累情況，研究了把它洗清漂白的欺詐過程。 [6] 是獨裁之後接手政權的總統勞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是他讓洗錢運作成為可能。但是，如果債務本質上就是可惡的，那麼重組並不會讓責任終止。洗錢並不會洗去先前的罪行。如果借錢給獨裁政府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完全瞭解過去作為的情況下，重組阿根廷的債務，那麼它顯然有不可中斷的直接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能只是說“ 阿方辛政權已經對債務作了再融資，那是一個民主政權。”

對於我們CADTM的人來說，這個情況也適用於盧旺達和剛果的債務。阿根廷的司法制度終於在2000年7月作出了重要裁決，但沒有作出判決。它把燙手山芋交給了阿根廷議會，而阿根廷議會由新自由主義右派控制，他們的“決定”就是“不作決定”。直到2014年9月，議會才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審計從獨裁統治的初期（1976年3月）到2014年阿根廷所積累的債務，我於2014年10月被邀請到議會做建議，[7] 但在實踐中，該委員會並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而贏得2015年選舉的右派，則埋葬了這個案件。 ATTAC阿根廷（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法文：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縮寫：ATTAC））是CADTM國際網路的成員，在債務問題上非常積極，幫助了建立“暫停債務償還，審計債務，保護國家遺產和公共財產大會”（Assembly for the suspension of repayment of debt and audit of debt in the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legacy and public property。”[8]

幾年來，阿根廷停付債款，因此未能通過金融市場獲得外部融資。發生了什麼情況？

情況是：2001年12月，阿根廷臨時總統阿道阿道弗·羅德里格斯·薩（Adolfo Rodríguez Saá）當局單方面暫停償還私人債權者和巴黎俱樂部（65億美元）800億美元的債務。要注意，它並沒有暫停向多邊組織，如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組織等還債付款。這種行動發生時，正當經濟危機，民眾反對多年來連續不斷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執行的政策，其中費爾南多·德拉魯阿斯（Fernando de la Ruas）是最近者。因此，當時國庫空虛，在街頭抗議的壓力下，阿根廷當局暫停了債務的償還。

從2001年12月至2005年3月，阿根廷持續暫停支付主權債券。暫停還債，對阿根廷經濟和人民有利。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阿根廷的年經濟增長率在7％至9％之間。一些經濟學家聲稱，這種增長的原因是阿根廷原材料出口價格的上漲，但很顯然，如果阿根廷繼續償還債務，則出口收入的增加（換句話說，向出口公司徵收的稅金）將用於償還債務。當局就不能夠投入公共支出幫助失業者，提高養老金並把退休福利擴大到每個人，也不能刺激出口業以外的其他地區的經濟活動。

2002年至2005年期間，阿根廷當局與其債權人談判，說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同意把其持有的債券交換為新債券。他們提出把暫停支付的證券，交換為新證券，但面值減少60％以上。作為對60％貶值的交換，阿根廷當局保證償還新債券，並按照阿根廷GDP增長率指數提高利率。這是通過債券交換重組債務：到2005年3月，76％的未償還債券已做交換，針對24％的拒絕交換者，這個多數被認為足夠提供安全保護了。那時，當局宣佈，拒絕交換的人將不再有談判的機會。

事實上，與先前的聲明相矛盾，儘管有參加過2005年談判的經濟事務部長羅伯托·拉瓦尼亞（Roberto Lavagna）的抗議，阿根廷政府還是與剩下24％的債權人進行了新一輪談判。 CADTM網路和許多組織反對新的債務重組。 2010年，同剩下24％中間的67％達成了一項新的協定。總的來說，自2001年以來暫停支付的所有債券中，有8％“抵制”了這兩項協議。根據這兩項協定，除了上述交換債券的特點外，2005年和2010年發行的新債券還包含一些條款，規定如果訴訟，美國法院將有司法管轄資格。 [9]

阿根廷當局提出的重組是成功的，因為債務減少額（與國家要償還的債務存量額相比）很大 --- 在50％至60％附近。但是，作為回報，做出了巨大的讓步：高利率；以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指標，這意味著該國實際同意將其增長利潤的一部分交給債權人；並在訴訟中放棄主權。

事實上，阿根廷的例子並不是一個要跟隨的案例，但它是靈感的來源。它顯示了暫停還債的益處，也顯示了談判協定的限制，對債權人作出了重大讓步。目前的情況是足夠明確的。首先，事實上，償還給債權人的金額相當可觀; 阿根廷本身承認，自2003年以來，它已償還債務1900億美元。其次，雖然在2005年至2010年之間阿根廷的債務確實較低，但今天阿根廷的債務額比其2001年者為高。第三，阿根廷面臨來自禿鷲基金（vulture funds）的沉重而無理的壓力，後者拒絕接受交換提議，因為不僅是一個紐約法官，而且還有美國最高法院作了支持禿鷲基金的裁定。 [10]

你參與的阿根廷鬥爭，反對其訟棍式的頑固債權人，反對禿鷲基金，以重組國家的債務，鬥爭的性質是什麼？

比利時在2015年通過的關於禿鷲基金的法律，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成果。[11] 我們不習慣搞遊說　── 不像Eurodad（債務和發展歐洲網路），它是圍繞債務問題動員起來的另一個組織。然而，我們與比利時議員合作　── 首先是同社會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合作，但顯然不同新自由主義者合作。這最終結出了果實，形成了大多數。關於阿根廷，我批評了該國總統克莉絲蒂娜·基什內爾（Cristina Kirchner）的取向，她絕對希望同巴黎俱樂部重組其債務。他們最終做到了，但其代價非常昂貴。[12] 他們的策略是遵守遊戲規則，即使克莉絲蒂娜·基什內爾在她的聲言中宣稱將採取與IMF對抗的策略，可是阿根廷人民對那個機構的意見微不足道。他們還認為弗朗索瓦·奧朗德真的會幫助他們，因為法國已經同意在美國禿鷲基金對阿根廷的訴訟中做阿根廷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一種顧問，字面意思‘法庭的朋友’）。他們錯誤地認為，奧朗德真的會“走這條路”。但他並沒有。至於阿根廷的戰略，CADTM參與其中的兩個中心問題是：

首先，2001年開始，阿根廷表明，可以不通過金融市場提供資金。 [13] 從2001年至2016年年初，阿根廷沒有在國際金融市場發行任何一個傳統的債券。然而，其增長速度特別高，尤其是2002年至2009年國際經濟大危機期間，速度更高。如果它有不同類型的政府，阿根廷真的能夠加強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國的關係，建立南方銀行（見下文），再也不需要通過金融市場融資。挑戰是實現與歐洲不同的區域一體化 --- 即整合人民而不是整合資本。阿根廷也可以實施另一個財政政策，使特許部門作出貢獻，以加強其內在資金來源籌資。此外，他們需要擺脫採掘出口模式（extractivist-exportation model）。

第二，應該建立一個公民參與的債務審計程式，並將債務確定為可惡，不合法或非法的。

最後，在2015年下半年的選舉期間，強硬右翼隨著毛裡西奧·馬克利（Mauricio Macri）當選為總統而回歸。他肆無忌憚地投入禿鷲基金和所有其他債權人的懷抱，滿足了他們的所有要求，發動了對經濟社會權利和公共財產的新一輪自由主義攻擊。2016年，在比利時， CADTM開始了一場法律戰爭，以防止保羅·辛格（Paul Singer）的禿鷲基金NML（總部在美國），使前面提到的比利時法律宣告無效，該基金是極力反對阿根廷的。 [14]

譯者：斯勒科·阿布斯托（Snake Arbusto）與威奇·布若特（Vicki Briault）

[3] 雅克·拉羅瑟日（Jacques de Larosière），1929年出生於巴黎，從1978年至1987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管理主任。之後，他是法蘭西銀行的行長（1987-1993）。從1993年起，他領導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同年，1993年5月3日，他被選入法國道德與政治科學學院（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獲得亨利·卡迪納爾·德盧巴克席位。從1998年起，他擔任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銀行首席執行官蜜雪兒·佩布繞（Michel Pébereau）的顧問。

[4]關於美國公司（包括銀行）串謀的更多資訊，參看胡安·巴勃羅·博霍斯拉夫斯基（Juan Pablo Bohoslavsky）和威爾利·奧珀經哈芬（Veerle Opgenhaffen）， “企業共犯的過去和現在：為阿根廷獨裁融資” http://harvardhrj.com/wp-content/up...... 這份報告還強調了美國政府給獨裁政權的支持。奧巴馬政府最近解密了一些關於這個時期的檔，參見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po....

[9] 放棄國家主權的這一行為，要追溯到那個在1976年上臺的軍事獨裁政權。

[13]在另一種情況下，本傑明·勒莫瓦納令人信服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多年，法國並沒有以訴諸市場方式而為自己融資。見：本傑明·勒莫瓦納（Benjamin Lemoine），債務次序，國家不幸和市場繁榮的調查L'ordre de la dette，Enquêtesur les infortunes de l'Étatet laprospéritédumarché（LaDécouverte，2016）（法文）。參見： http://www.cadtm.org/Refaire-de-la-...（法文）和http://www.cadtm.org/Livres-pour-l-... （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