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CADTM 反對非法債務方法的第一批測試地

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例子

本傑明·勒蒙納、埃里克·杜桑

採訪第二部分談及的是CADTM 1990年代和2000年初在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驗。

這要考慮CADTM和活躍在法國及其他地方的各種運動之間的融合背景。例如，CADTM非常積極地參與了新薩帕塔運動（neo-Zapatista movemen），該運動於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墨西哥）公開露面，我們前往了墨西哥幾次。CADTM作為共同組織者，還參加了1994年10月西班牙舉行的大規模動員活動，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慶祝其創立半個世紀而舉行的會議。這一行動是全球“五十年了，夠了”（“Fifty years, it’s enough”）運動的一部分。至於在法國的聯絡者，我提到了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1989年的“夠了（Ca suffat comme ci）”運動和1996年創建的反對7國集團的組織“該星球的其他聲音”（“Other Voices of the Planet”），此外，還要加上伽斯·米賽亞（Gus Massiah）領導的‘技術員，專家和研究者國際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echniciens, Experts et Chercheurs ‘AITEC’）[1]和國際團結行動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initiative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CEDETIM） [2]。還有當時由弗朗索瓦·格紮維埃·維沙威（François-Xavier Verschave） [4]領導的生存（Survie）運動，該運動反對法國對非洲的統治，對債務問題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理解。生存（Survie）運動與CADTM有密切聯繫，部分原因是生存（Survie）運動和CADTM一樣，非常積極地譴責1994年在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以及由密特朗組織的“綠松石行動（Operation Turquoise）”。 1995年，一個CADTM代表團前往了盧旺達，在布魯塞爾舉行了CADTM國際大會，討論了種族滅絕問題，討論了作為該計畫核心的債權人責任問題。從1996年開始，CADTM啟動了對盧旺達債務的審計，當時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é）領導的新政權仍然在吉佳利掌權。卡加梅想要澄清債務，設立了一個兩人小組與CADTM緊密合作。加拿大人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是渥太華大學教授，經常為“世界報”（Le Monde diplomatique）撰稿，他和比利時樂施會秘書皮埃爾·嘎蘭（Pierre Galand）前往吉佳利，與CADTM密切合作進行調查。我與他們進行了廣泛交談，寫了一篇題為“進行種族滅絕的金融家（The Financiers of the Genocide）”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注意[5]。

是的，即使經驗最終令人沮喪。沒有多少人知道，“綠松石行動”的任務之一，是攫獲掌握在吉佳利的盧旺達中央銀行的所有檔，並將它們全部轉移到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戈馬，以防止新當局獲得書面證據，因為這些檔揭示了法國對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的種族滅絕政權的支持有多麼強烈。1996年，當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從剛果東部對蒙博托發起進攻時，卡加梅（Kagamé）得以獲取該集裝箱，將其帶回吉佳利，並打開了檔案，這些檔正是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和皮埃爾·加蘭（Pierre Galand）的工作成果[6]。

絕對如此，而且很清楚的是，法國銀行為哈比亞利馬納（Habyarimana）將軍的武器購買提供資金。埃及和中國也有牽連，因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砍刀，但法國向進行種族滅絕的盧旺達軍隊提供了更先進的設備。因此，一開始，國際主義運動與國家元首保羅·卡加梅接觸--- 這個行為在我們以後的經歷中會重現---，他想要透明度，並且讓那些通常保密的檔向專家開放。卡加梅掌握這一資源，威脅美國，法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公開種族滅絕的資金。華盛頓和巴黎，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質上都在說：“不要洩密！為了換取你的沉默，我們將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設最大信用額度來減少盧旺達的債務。我們將減少還款金額，我們將預先發放新貸款。”於是，卡加梅同流合污與他們一起玩。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經歷，不僅在精力和道德上，而且是因為它設定的先例。因為在哈比亞裡馬納政權之前，盧旺達的債務水準很低;要求盧旺達償還的全部債務是專制政權承擔的債務，這也是醜惡的債務原則的典型例子，有些像剛果民主共和國面臨的債務。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於1996 - 1997年推翻獨裁者蒙博托後，皮埃爾·加蘭（Pierre Galand）和我與金夏沙的新當局合作（皮埃爾·加蘭是保持實際接觸的人），首先是同社會運動合作。在比利時流亡20年的幾名CADTM剛果成員和同情者在蒙博托垮臺後返回他們的國家，並在金夏沙任職[7]。我們還與讓-巴蒂斯特·松德吉（Jean-Baptiste Sondji）長期接觸，後者是剛果前毛澤東主義戰士，這時他已成了卡比拉（Kabila）政府的衛生部長。

就我個人而言，我非常重視與社會運動（工會，小農民組織，學生組織等）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讓-巴蒂斯特·松德吉個人以外，對新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我不是很信任。這是個對債務償還進行挑戰的問題，這個債務是一些政權和機構要求剛果民主共和國償還的，這些政權和機構支持蒙博托，使他能夠持續執政超過30年。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設立了一個辦公室---“非法所得財產辦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在同腐敗有關的個人財富聚集與該國的債務之間有明顯的聯繫。令人失望的事實是，在卡比拉與瑞士銀行家談判達成協議時，當時剛果民主共和國有可能讓瑞士法院強迫瑞士銀行家歸還他們與蒙博托合謀盜用的錢，這些錢是蒙博托存放在他們那兒的。但可恥的是，卡比拉同意與瑞士銀行家進行秘密交易，並放棄了正在進行的法律行動。

2000年夏天，我去了金夏沙，與剛果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合作，討論剛果民主共和國需要償還的可惡債務問題。我的書‘你的錢或你的生活（Your Money Or Your Life）’在學術界和剛果左派[8]中非常成功。在比利時這個前殖民強權國家中，CADTM發展了一個強有力的運動，旨在取消剛果民主共和國所負的可惡債務並凍結蒙博托家族在比利時的資產[9]。我們幫助編寫了活躍在比利時的所有非政府組織和南北團結組織的共同宣傳冊，要求取消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債務[10]。隨著CADTM開展的這些活動，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組織成為CADTM國際網路的成員（在金夏沙，巴剛果族(BAKONGO)地區，盧本巴希市（Lubumbashi）和姆布吉-馬伊市（Mbuji-Mayi））。

嘗試揭發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可惡債務，這些行動帶來的教訓是，不能信任政府。絕對必須優先與基層公民組織合作，與社會運動合作，與這樣的人合作，這些人決不放棄鬥爭直至真相顯明以及政府採取行動。

[5] 1997年發表於http://www.cadtm.org/Rwanda-the-financiers-of-the，埃里克·杜桑，“盧旺達：進行種族滅絕的金融家，”第5頁，政治評論（Politique，La Revue），巴黎，1997年4月（法語版）。

[6]參見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皮埃爾·嘎蘭（Pierre Galand），‘盧旺達外債的使用（1990- 1994年）’。‘捐助者和債權人的責任’。‘初步報告’。渥太華和布魯塞爾，1996年11月。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CHO403E.html（譯自法語原文的英語版）。又參見：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等人。 1995年，“盧旺達，索馬里，前南斯拉夫：武裝衝突，經濟種族滅絕和佈雷頓森林機構的責任”（“Rwanda, Somalia, ex-Yugoslavia: armed conflicts, economic genocid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12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夠了！（ça suffit !,）”運動，CADTM，布魯塞爾，1995年，182頁（法文）和蜜雪兒·曲蘇杜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政策以及盧旺達大屠殺”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35/033.html

[7]這些人中包括盧蒙巴剛果民族解放陣線（Lumumbist FLNC）的金訥洛·奧勒拉（Genero Ollela），他返回後，在金夏沙“非法所得財產辦公室”（“Office of illicitly acquired property”，OBMA）任職。一年後，他被投入監獄，拘禁的理由完全不公正， CADTM為他的釋放而努力。

[10] CNCD行動-11.11.11（全國發展合作中心），取消比利時持有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債權（Toward Cancellation of Belgian-held debt claims ove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布魯塞爾，2002年，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