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荊陵

《中國人權雙週刊》編者按：此文是作者在監獄中寫的。唐荊陵是著名的人權律師、《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長期致力於傳播和踐行非暴力理念，在中國宣導和推進公民不合作運動。多年來，他因維護人權，遭到當局監控、軟禁、強制旅遊、失蹤等迫害，妻子也受到牽連。2014年6月，唐荊陵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目前該案尚未開庭審理。我們發表此文，並呼籲海內外各界關注唐荊陵律師和他的家人。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傳播和踐行非暴力理念，並在大陸宣導和推進公民不合作運動。這也正是我今天身陷囹圄的原因。在我尚未入獄時，久已密切關注當時尚在醞釀中的“佔中”行動。最近，看到新華社發佈消息稱“隨著銅鑼灣警方清場完成，持續八十多天的佔中行動結束”。在看守所裡，資訊來源只有CCTV1和官方報紙，這讓我難以瞭解這場運動的真實景象和影響，但是盡可能深入分析這一卓越行動的價值，並加以弘揚，將是極有意義的，亦將有益於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國家的和平和繁榮。

這次“佔中”是一次相當成熟的非暴力抗爭運動，展現了香港泛民主人士的團結、勇氣、意志和行動能力。在早先爭取2012雙普選的目標遭遇挫折後，香港泛民主力量急需在運動目標、行動模式及時間表方面確立自己的方向和步調，並以此達成各方力量的廣泛合作。佔中行動的成功展開正是在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明顯標誌，堪稱香港民主化進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佔中”行動期間，中共在宣傳上展開了持續的文宣攻勢。這從反面印證了“佔中”行動的巨大影響力。在看守所裡，我多次從CCTV和中共黨報上看到對“佔中”行動的負面宣傳，其只是報導官方的觀點，完全刻意回避對“佔中”行動的現場、目標、各方交涉情況等新聞要素的客觀呈現。在CCTV許多有關節目中，無論是新聞還是專題述評，多是空空如也的畫面，偶有現場影像也只是一兩張靜態圖片；在國際關注方面，也只發佈過拒絕英國一個官方觀察團入境的外交聲明。儘管大陸媒介的宣傳十分扭曲，但“佔中”行動顯然徹底打破了當局的竭力封殺，讓民眾多少得知“佔中”的存在。

自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年隨著政治自由的萎縮，香港人民對赤化的恐懼從天邊的陰雲變成頭頂逐漸加大的風雨，各種社會運動逐漸蘇醒並趨活躍，如每年在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都有大規模的集會遊行，顯示捍衛自由、追求民主的力量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這些集會示威行動——是各種社會運動的大雜燴式的展示，我稱之為百納被式的運動——很少集中於根本性的政治議題，而參加的人數往往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但由於議題分散，或在議題上沒有形成共同目標，最終無以凝聚成改變既定模式下的政治慣性的力量。好比一列火車在錯誤的軌道上越走越遠，正逼近危險的深淵，乘客們即使紛紛醒覺、驚呼，若車長、司機和乘務員們置若罔聞的話，如不採取有效措施將火車變入正軌，顯然似是無法消除危險的。

佔中行動是一次凝聚進步力量的成功嘗試。以運動的持續時間、行動人數和地域規模，以及遵守非暴力行動紀律等方面來觀察，已經顯示了規劃保障能力、組織和合作能力、行動協調能力的高度水準。這些正是領導能力的重要指標。要領導一個社會——無論是國家還是城邦——成功實現民主化轉型，需要一支有相當規模且健全的民主力量，這些人應有堅定而清晰的民主理念，堅守理念的意志和道德勇氣，以及實現其理念的動員、組織和領導能力。這次行動是香港泛民主力量的一次成功演練。

我以為“佔中”行動更重要的意義是對整個大中華政治圈來說，因深刻暴露了一國兩制的危機，而凸顯了在這整個區域尋求一國良制的出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城邦，其百年來建基於英國習慣法之上的自由制度並沒有城邦自治憲章或非成文憲製作為制度保障。這讓香港的自由處於脆弱的狀態中。九七之前，英國的憲政制度及殖民地宗主權承擔了制度保障的角色。九七之後，由於中共廢除了過渡末期彭定康先生所主持的政制民主化方案，遂留下未經政治民主化的自由香港面對共產黨中央政府的局面。《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某種程度上對香港的自由作出了承諾，但這種承諾是單向的，也不包含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清晰時限（或按照一些觀點，認為上述協議可推斷出一個時間表，這正是當初雙普選行動所依據的一個理由，但這個觀點也被後來的釋法否定了）。至於中共政府本身則既不民主，也無自由，它自身治下的人民中追求自由的人要麼關在監獄，要麼流放海外，這樣的政府如何能成為自由的守夜人和保護者呢？它對自由的承諾又有什麼作為保證呢？

自由、平等、人權、公正等價值觀念若不能成為政治制度的靈魂，表現為對政府權力的明確限制，對基本自由的普遍信仰和法律保障，開放和公平的政治參與，則終將墮落為紙上的辭藻。

香港所經歷的一國兩制，一開始就不在勢均力敵的力量平衡中，但也不是處在最後一搏的決絕態勢之下，而是溫水煮青蛙的政治侵蝕。近年來，大陸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力量不斷上升，更加劇了兩制間的不平衡。從1997年到2014年不到20年間，已經經歷過的四十五條風波、司法終審權、基本法釋法權、反二十三條立法、居港權、雙普選、五區公投以及最近的媒體自律與媒體控制、反國教等重大事件，清晰地勾畫出一條專制的洪水不斷上漲的觸目驚心的警戒線。

這種一開始就沒有平衡點的一國兩制何以立足呢？一邊是懷著對西環治港的恐懼眼看自由日益喪失而逐漸奮起，意圖確立民主自治以維護自由的城邦人民，一邊是陷入管治和主權焦慮，還加上盛世虛驕心態，力圖維持代理人政治的一黨專政中央，二者的合理交集何在呢？這是雙方已經各說各話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八個字能夠解決的嗎？

除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形態外，主權國家內的一國兩制的實踐大概惟有南北戰爭前的美國類似。在聯邦憲法的醞釀和誕生過程中，幾乎所有重要政治問題都展開了熱烈和深入的辯論，但奴隸制由於十分棘手而被刻意隱藏和回避。在獨立戰爭和制憲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維吉尼亞州就是一個蓄奴州。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邦聯最重要的將領羅伯特•李也是一位“驕傲的維吉尼亞人”。自由的美國與奴隸制的美國之間在明爭暗鬥中維持著政治力量的均衡一直到林肯時代公開決裂和衝突為止。這是一段聯邦憲法所高舉的自由與部分州憲保存奴隸制之間尖銳衝突而自由最終得勝的歷史。林肯歷史性的論斷今天似在迴響：“分裂之家無以長存……這個國家不可能長久地容忍一半國土維持奴隸制，一半國土自由。”

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又能否維持千分之五的人民自由，千分之九百九十五的人民於共產專制中而相安無事呢？當然，這個比例是將事實過於簡化了。因為我們還有一部分在臨獄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流放中的自由人民，一部分在政治壓迫下而顛沛流離的自由人民。

佔中行動當然無法在大陸的1982年憲法中找到其合憲性淵源。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社會變革或轉型運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來源也不同。在有些社會形態下，合乎理性能承載人類正義追求的憲法能成為爭取自由或平等的抗爭人群實在法上的合法性源泉，但在有的地方，抗爭者必須基於正義、平等、自由等理念本身去尋求存在的合法性。這些價值才是法治精神的本質。在自由和正義被踐踏的地方，起而捍衛自由並欣然承受由此產生的代價和風險，才是維護或重建法治精神。自由或正義最危險的敵人正是未受到恰當控制的政府權力。由於文化傳統、風俗習慣或者民族相沿已久的性格等各種因素的差異，不同人群實際生活的制度環境和政府權力總是在魯濱遜的自由到完全非理性、虐待狂式的暴政兩個端點之間的某個位置上。當人們內心信奉的意識形態與統治他們的制度沒有不可調和的衝突時，他們總是能接受、適應、甚至喜愛他們的制度，而不會輕易去改變它，即使這種統治在其他的人民看來是多麼低劣和難以容忍。但是，當一連串的交互行動表明在統治者和他的人民之間已經喪失了或根本不存在共同的意識形態，他們一方或彼此都放棄了各自相安無事的界限，衝突就不可避免，直至一方的消滅或屈服，或達至一個新的共同意志為止。

在佔中行動的醞釀期，發起者舉辦過多次研討，已經清晰地指出了佔中行動與香港部分法律的衝突。在我看來，這種分析和強調應更多視為對行動參加者的風險提示，而不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價值判斷。大陸宣傳機構和官方人士如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特首梁振英指稱“佔中行動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傳統”，這即使不是顛倒黑白，至少是危言聳聽。回顧回歸十七年間的香港社會運動變遷史，從所關涉的議題，運動所採取的手段，當局的回應以及社會狀態的改變等來考察，不難發現，佔中行動正是香港人民在所珍視的自由和法治傳統日益淪喪，各種法律與制度救濟手段已經窮盡之後，而中共政府仍堅持維持小圈子選舉的情況下，為捍衛自由而採取的一個積極行動。

通往墮落深淵的軌道畢竟也是一種軌道。撥亂反正必然意味著某種原有秩序的終結。所以，不存在沒有任何衝突的社會變革，即令這種變革是由統治者本身發起和推動。正當的社會變革運動則在其手段與目的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適應性。作為一個經過長期的研討，從而使社會得以充分表達正反意見，而運動期間又保持有良好紀律的非暴力抗爭運動，佔中行動也符合這樣的評價標準。

至此已不難看到一國兩制的灰暗前景了，試圖以香港作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台海分治的歷史難題的樣板已成幻想。中共當局在香港民主化進程上的一味拖延和拒絕，以及對推動民主化進程的人士進行壓制，只會加速台島民眾與大陸心理距離的漂移，事實上成為分裂與對立的推手。最近十年來，維穩成為大陸的政治主旋律，統治危機日益深重。在藏區，最近三年內，近二百藏族各界人士焚身以殉，抗議中共的非人統治；在新疆，則是不斷的暴力事件，並有延燒到漢族地區的核心區域之勢，中共在這些地方的統治幾乎快淪落為徹底的軍管。這一切都意味著與其在一國兩制的舊瓶上拼湊，不如回到一國良制的正軌上來。

中共雖自1949年暴力打敗了國民政府軍，與退守台澎的中華民國隔海分治，其憲法卻到1982年才大致穩定下來。作為其法統來源的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則早在1956年反右時就被中共當局公開背棄和撕毀。儘管這一先天不足的協定是在中共槍桿子之下的分果果式的會議上所達成，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以後，這個共同綱領也從來沒有經過大陸人民任何形式的哪怕一次的認可——無論是通過公開廣泛的討論還是正式的投票——這樣掩掩藏藏的法統在今天的世界上還能走多遠呢？

因此，爭民主以捍衛自由不僅是香港同胞的緊迫需要，也是大陸的出路所在。只有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憲政解決方案，吸納各族各地人民的同意，才能建立長久自由、繁榮和幸福的根基。早在2008年，一批海內外有識之士攜手發佈了《零八憲章》，正是一次勇敢的嘗試。這次行動雖因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先生的入獄而遭遇殘酷壓制，卻在今天更顯出了我們簽署者們的遠見。香港、大陸乃至臺灣對岸的各種進步力量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幟下正漸漸交織成一道多彩的飛虹，它將跨出風雨後的陰霾，映照這片幅員遼闊的大地豐美的未來。

                     2014年於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轉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