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

彭述之：我的一生经历忆述 (二)

( 访问者 : 郑致祥 )

这是我亲身经历，也感觉很深刻的。人们对革命的热心冷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后来苏联的官僚主义为什么抬头，托洛茨基那个反对派为什么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对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开始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是由《真理报》一篇文章引发的。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工业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工业与农业的问题。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间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开始，就爆发出来，非常的激烈。因为我同时是苏共党员，那时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同时是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所以我有权责去参加各种争论会。那时俄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党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关于工业问题、农业问题，有一些是关于党的民主问题，尤其是后一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场合简直打起上来。在那时候、那种情形，我的感觉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内幕，就我个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前都是掩藏，不让一般党员知道的，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种情形，俄国人不同，尤其是年轻的人更激动。那时我们感觉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老人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另方面，我们对托洛茨基的一种崇拜，我们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脑海只认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们的，到了俄国就更是如此。无论什么地方，挂的照片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知道他们在革命中的贡献，当然对他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所以，对托洛茨基、列宁是一样的，对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会上，对他认识不深。尤其是我听他的演说，都要打瞌睡的。听托洛茨基演说就兴奋得很。这是年青人的一种印象。

对于他们的斗争，我们觉得斯大林不对，但是还不能够辨别。很难，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这些老人都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干革命，崇老，所以我们对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时看到年轻人很活跃，精神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年青人就很难了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线》，我也看了。他说，老的人会堕落，在那时候看，很难懂。当然后来懂了。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也没有拟好一个纲领。别人也不能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种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关于托洛茨基的意见，关于农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老的人要腐化，变成反动，这对我是个新鲜问题。不能够了解和太难了解。当然，现在了解了。

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对俄国是很大一个冲击。因为列宁的死，这个反对派的争论就停止了。从那时候，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各种各样压迫手段开始了，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到7月召开，托洛茨基没在大会上演说，没有说话。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跟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会上并不公开说，所以与会代表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因斯大林一个人演说，托洛茨基没有演说，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感觉到托洛茨基受压迫。讨论德国问题最重要的是路特·费舍尔，一个女的，那是他们所谓的左派。就我看出来，当时我们感觉到的，他们这帮人支持斯大林。因为布兰德莱总书记也被撤，当作一个代罪羔羊。所以这次会议没有把德国1923年失败的责任弄清楚。就是斯大林一贯的做法，他失败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个失败的教训。

至于中国问题、东方问题，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讲。东方的委员会由布哈林率领，我们有中国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钊、彭述之等。我对这次大会没有感觉得到什么东西。不过那时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国工作。

现在要谈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到现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少数的人像陈独秀和我觉得这失败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我们检讨教训，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了。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对的对方打压住，我们就觉得，这个共产国际没有希望，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拒绝开会，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随后看到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过去政策的基本错误，这个文件就是中国革命的总政策。另一个是第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个中国的革命问题。当时要提供一条路线，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种冒险主义，就是在反革命时代实行的政策问题。我和陈独秀看了这两个文件，我们没有犹疑就认同托洛茨基所说的，无论对过去对未来都是对的。所以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一个左派反对派。1929年4月间，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小组织，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中山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托派，但是，这批学生有个严重的缺点，这批学生从前在革命之中，没有人做过负责任工作和领导的，在1925年孙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才把他们送到莫斯科。他们没有革命经验，直接从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认识，从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长处受到影响，所以赞成托洛茨基思想。他们回来后，在党内没有地位和不能到党工作。就在外找少数的人组织一个团体，出版《我们的话》。这样的组织没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没人知道。在外也没人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时我们还在党内的，就可见他们没有影响力。到了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时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陈独秀和我组织反对派是在过去党内担当最高责任的领袖，党员差不多全是干部，他们当中有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上海有批工人，曾参加党和干部组织起来的五卅运动的。像这样一个左派反对派在世界上是第一个，在当时社会上的规模大和人数众多，是最高的领导层。像美国是有加农，沙赫特曼，阿伯恩，他们曾是中央委员，但他们人数少，且从地位上来说，他们在党内没我们那样高层的地位，在社会上没我们那么大影响力，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没人不认识。领导上千万工人运动，社会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第一次签名的，就是我们的意见书，我们共有81个人，81人都是党的干部，像陈碧兰，她是上海区委的委员，也是妇女运动的领袖。所以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使整个党都震动，全中国社会上都认为是大事件，共产党分裂了。像中国著名的胡适之、大学教授们都发表了意见，我们的宣言公布后，上海《每日新闻》日本报章翻译了。日本写的中国历史还提到此事。新闻发布后，中共翻译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第三国际，我们建立反对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开始就呈现出与以前完全的不同。至于后来《我们的话》分裂成两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刘仁静，他们另出版一小刊物没有影响力。他们在党内也没影响。最后他们离开党，没有在党内去影响群众。我们使整个党震动了。我们的组织是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无产者》出版《我们的话》和《十月》刊物，从《我们的话》分裂出来的刘仁静办《十月》。另外还有几个从莫斯科回来。很少人想加入我们。他们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们行列还提出条件，刘渊要做中央委员。组织还没成立，谈什么中央委员？他们另外成立组织和出版《战斗》小刊物。我们主要是在党内争取干部、党内革命分子。宣言发表后，引致党内震动，三个组织召集联席会议，中央、江苏省委、地方组织和我谈话。准备开除我们。不过没莫斯科命令，他们不敢单独开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来莫斯科的命令开除我们，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是根据地方的关系，地区、省份和个人的，我们在党内领导革命运动多年，有成千干部和我们接触。革命失败后，很多干部还留在党工作，他们跟我们有接触，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组织左派反对派。因我在党内同干部接触最多，陈独秀比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区经常出席上海区委的会，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我常作报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动分子和我接触最广泛。在莫斯科几年，当时的干部和学生，后来在党内都变成干部领袖，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开始，我和一些老干部接触，跟他们谈托洛茨基的意见，谈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一两个月后，开始组织了几个约三四十人的小组。我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正式组织，反对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尹宽和我。所有成员分成小组还在党内部工作，在党内也有小组，小组有斗争，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说党的政策不对，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斗争。还在党内的干部，还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组织的人，我们都接触了。陈碧兰在中学教书，她接触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党内担任重要的工作，由于她接触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对派。组织就扩大了，因此，我们办了《无产者》刊物。送给党内人看，当然外间人也看，这是秘密的，因在国民党统治底下不能公开。

随后，我们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问题，除了那最初看到的两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书送给党内人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我们自己的组织生活正式开始。

1929年3、4月至12月，党内要开除我们。陈独秀写了政治意见书。我也写了政治意见书。尹宽也写了，还有其它的同志。他们组织特别的批判会批判我们。12月陈独秀写了最著名的《告中共党员书》。陈的档案还保存着，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几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丢掉。后来我们合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实是三人合写的，陈独秀、尹宽和我。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苏联以外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件、最详细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文件，德国、苏联都没有。我们是有系统的攻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的思想和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基础，应该从这开始，因为很有系统。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阶段论，违反了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理论上比较最高的理论基础。

1930年夏天，开始形成一些小组织。事实上除了《我们的话》在工人有地区关系如香港。上海有少数的人是党外的，都是莫斯科回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委员会和组织，不过他们没有影响力，除了香港有少数的工人，一二工厂或船务工厂没有多大的影响。北京有些学生后来分裂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互相斗争，最攻击的是《无产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刘仁静和王凡西说，陈独秀是过去的机会主义者，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写了文章攻击陈独秀。后来托洛茨基说：“你们应该好好向陈独秀学习”。陈独秀做反对派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一个历史重要事件，整个共产国际内部都很重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内外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中国有个大革命，中国的党最大。从前一个党的领袖，加入托洛茨基运动是最伟大的一件事，证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这班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陈独秀只是执行者。他是没有办法和必须执行，后来托洛茨基告诉他们，参加我们托派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跟他学习。所以，托洛茨基说这个争论，这个攻击《无产者》是被党的领导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斯大林主义者利用了，在他们的干部中说：你看，托派内某些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去宣传，去蒙蔽他们的干部。所以有许多老干部不满党和不满国际的斗争，像胡梦雄，罗章龙等，以前是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态度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后来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义的，对党员压迫得很厉害，不能说话，不能批评。所以，觉得陈独秀和彭述之现在组织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并参考了我们的文章后，更觉有道理，包括刘少奇等。他们称自己‘调和派’。但是托派内另一小组织攻击我们，党的领导拿去宣传，调和派便失望，给托派很大的打击，他们写信给托洛茨基，攻击「无产者」、攻击陈独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写一封正式信给他们，说你们应该统一起来的。同时，我们的中文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翻译成了俄文，寄给了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政治意见书跟托氏的意见是一样，所以你们要跟他们统一起来。由于托洛茨基这样说，这些人才放弃了他们反对「无产者」社和反对我们，才能统一。浪费了时间，同时放弃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在党内影响所谓‘调和派’。在统一当中，最坏是王凡西的一个阴谋。他想利用这个统一操纵将来的领导机关，他干了许多坏事情，陈碧兰的回忆録都批评了和斗争过。

1931年5月开统一大会。我对统一的态度有点不同意见，统一是应该的，是托洛茨基主张的。如果不详细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将来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张跟陈独秀有点不同。我主张有一个时间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有了基础才统一。不过大家要统一，我不反对。所以，王凡西后来说我是反对统一的，这话不对。因这统一并不是经过认真的讨论，其实反对派内有些人是要不得的，应该淘汰的。后来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干乔，他是《我们的话》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没有要求统一，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来之前，他是反对统一的。托的信到来，他就不敢反对了。他想在统一内做一个领袖。但统一大会后没有被选出来做成中央委员，于是统一大会后，他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梁干乔是右倾主义的具体例子，还有其它人都背叛告密了。统一会议后，所有的领导干部均被捕了。陈独秀和我也应该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发。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机缘巧合下得到讯息知会我，才实时离开，所有文件统统丢掉，还想方法告诉陈独秀，要陈戒严在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陈也没有被捕。但新选的委员会成员几乎都被捕了。那时我们是非常狼狈的！什么都丢掉了，另方面，又要想办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钱和关系。所以非常痛苦，陈独秀不能出门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为被捕，其它的，特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害怕，便离开了，故此很混乱，一直到1931年8月，我们几个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占领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国爆发了广大的民族运动----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人已经少，陈独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员又临时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机关，我们想办法弄钱，出版周刊《热潮》，又把所有组织和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到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因有公开的刊物，可以公开办，主张言论自由，要武装抗战，支持二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我们的刊物有很大的影响。一般的群众和共党内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对日帝的侵略采取最荒唐的错误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卫红军，拥护苏联，连二十九路军都不支持，这就是王明时代的政策。

我们编辑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和《无产者》给他们看。在战争时期，上海有几个中共支部，这个领导层看到我们的刊物了，是透过我们的同志，他们亦曾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对的！他们反对对托洛茨基派造谣。这时期，我个人忙得不得了，要写文，又要出席会议、支部会议、跟他们谈话，跟党的人谈话，因陈独秀不方便。他年岁大了，没有太大活力。经过很多次的谈话，把上海党部和几个淮南区的支部、沪东的和沪西的支部十几个干部，全部说服过来，变成托洛茨基派的干部。他们底下有很多任务人支部，像浦东有十几二十个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争取过来。像邮政局、烟厂、电厂等都争取过来。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义就代替了斯大林主义。我们托派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罢工游行。1932年10月15日我们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陈独秀不舒服，我代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到中段，大批警员包围了，把我们六人拘捕。我们有一印刷机关，有两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约十人。陈独秀的秘书被捕了，此人叛变，被捕就供出陈独秀的地址。淮南区支部和沪东区支部的干部被捕，杨树浦区是最大的工业区，在上海东面，沪东区整个委员会被捕了。从北京来的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如刘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们被捕到1937年战争爆发，是托洛茨基运动差不多停顿的时期。所有干部统统被捕，被捕干部有30人以上，这个打击最狠最大。在南京审判，不过审判是做宣传，所有的报章刊登我们被捕了。托派的一个工业基础，从党争取过来的，但是我们被捕了，那些干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联系。在法庭上我很严厉的公开反对国民党。我的演说，报章摘要注销来。就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共产主义来改变中国问题。这是一个最广大的宣传。在监狱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常常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从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没有中心思想情况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已经投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托派，所以我们从监狱释放出来。我是最后释放的。因国民党一个领导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击国民党太厉害，想把我处死。不过监狱长向司法部请示，司法部长认为不释放是不能的，最后把我释放了。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就到上海，开始要恢复组织，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刚好有其它监狱释放来的同志，就集合讨论要恢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又通过抗日政纲，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继续出版刊物，还是秘密的，因抗日后情形稍微变化。国民党不能完全控制我们，1939年，出版公开刊物《动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书，我们有一批朋友，由陈碧兰介绍我到南京结交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后来变成我们的同情者。有一位曾是国民党辖下当官，很有钱的，思想左倾，到日本读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一朋友是我们的老共产党员，经这朋友，他变成我们很好的同情者。另一关系，一银行家曾参加五卅运动的，他们都很同情和帮助我们。所以得到这三位朋友的帮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又出版《俄国革命史》三大卷，是几本厚厚的巨著，还有很多小册子，也是托洛茨基写的。没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因要翻译和校译，出版又花费很大的金钱，大出版商不愿出版没有经济效益的书籍，没有前人的经验，革命的书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这几位朋友筹集资金，我们找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给他们生活费负责翻译。翻译好就出版，很快，时间约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帮助。

我在革命前，接触的人非常广泛，在革命失败后，有许多教授、知识分子最先离开，对这些知识分子很反感，他们从前要见我们都是见不到的，要入党不容易的，革命失败，他们最先离开。所以，革命失败后，走到另一极端，我们很孤立。被捕的时候，陈碧兰很苦，得不到帮助，只有几个老的党内的，也离开了，被捕时有第一个女儿和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别人不同的，我们是政治犯。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全是译文，有俄文的书，托洛茨基、列宁写的都有。监狱长不敢干涉我们，别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时间读书，在监狱五年，整日读书研究。什么都看，朋友来看我，问我要什么，就是书，所以朋友把各样的书送给我，我的牢房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我看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尤其看他们的通信，他们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们就利用来帮助运动。有些人跟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宁通信的并不是革命者。我觉得我们有点过分幼稚了，觉得我们孤立不对。所以要改变我的态度，不要走极端。释放后，陈碧兰介绍的朋友都跟他们见面，亦接受访问，得了一批朋友来帮助我们的运动。从这批书的发表，刊物的发表，是运动中的又一发展，从1938-1941年日本战争，珍珠港事件开始，我们的运动有新的发展，在各地方，北京、重庆、浙江、广西、把旧有关系恢复过来，有新的发展。事实上，出版一大批的书有利发展影响，我也写了一批小册子，写关于抗日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奥地利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对托洛茨基和苏联的情况有广泛的影响，也公开出版了。

日本战争后完全变了。日本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从前在租界上活动比较方便，租借是坏，但日本更坏，进入上海后，恐怖和随便捕人杀人，像希特勒进入欧洲。因此我们领导中心同各地方的关系统统断了，不能通信。随后，日本进入北京、山东、广东、广西、武汉，大半个中国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组织受到同样的压迫，加上我们在上海有五个干部被捕了，他们担任重要工作。于是，上海的组织就完全被破坏了。他们被捕，还要营救他们，我们对同志有责任的。所以，非常狼狈，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给他们一点钱。中国的监狱人员可以贿赂，可以找关系，所以我很狼狈，剩下的觉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刘家良跑到温州，其它同志都跑了。剩下几个人、陈碧兰和我，同志要求我离开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它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个年轻人，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一个训练班教育他们。

这时候，大夏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们不大反对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有一点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绍认识，到大夏教学，之江大学原来在浙江，后来迁到上海。因我没有教育证书是不能教学的，和美国一样。我现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没人请的。不提出哪国的学位来，是不能教学的。虽然我做过教学工作和有质素，但是不能提出来的。他说：没关系，改一个名字。我就改名陈松涛。他说，陈松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不过现在不愿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统治有危险。校长听了后说，用真名危险，随便用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陈松涛教学。

教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有时教西洋的文学发展，又讲哲学。事实上，是讲历史唯物论。不用马克思主义名义，因为有各种学生，我是用那个意思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通史、哲学、西洋文学史，有些普通学生不懂，觉得我很有学问，有左倾分子，听懂我的话，说陈教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下课后，学生来教授休息客厅找我。“陈教授，能到你家访问吗？”我说：好的。就这样一批左倾的学生到家里来，就跟他们谈，后来争取了一大批学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后来转变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结果。

1941、42年开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开同情网，结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绍的，又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联合的和激进的，所以我结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国做生意的商人。这时期的我，活动范围不能到厂区，而是学生、大学生、一批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商人。这对后来很有用处，和平后，1945年8月战争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问，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险的。当时，写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学术上、哲学、历史的文章用‘欧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欧伯”，现在还是这样。他们问：“欧伯，现在和平了，战争没有了，你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说，第一要出版杂志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钱，他们说，事情大家商量，并筹集了十条金条，大约五、六千元。他们说，要办就办最好的。我们很快恢复组织，重新建立领导机关。因做教授，有一批学生，通过学生，又有其它革命分子，所以组织发展很顺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监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内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样的好。他做经理，把刊物办得最漂亮的。那时我忙得要命，写文和组织，还有刘家良(他后来死在越南)的帮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丢了。我们的杂志一开始就畅销，因为水平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陈人白。我们的文章有水平！我们宣传托洛茨基思想，并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内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所以杂志影响很大，初期约4、5千份，报摊和书店可以买到，所以影响就大。随后，陈碧兰办《青年与妇女》，是她私房钱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帮助，主要对青年人谈妇女问题，所以是有另外一种影响的。我们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组织，孤立的、个别的同志，他们看《求真》，全国到处有卖，知道是老欧办的。所以他们就写信来，把全国各地方的孤立组织串连起来。个别的人写信来，也串连起来，所以很快恢复了全国组织。1948年，我们的党员团员约四十人，不过我们有很多同情者，使我们的影响更大，因《求真》是战后有名的最好杂志，连苏联大使馆也要。国民党有许多所谓左派也要杂志。所以，是托派新的发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了高点。我写了《党纲》草案，刘家良起草了《组织原则和方法》草案，在会前发给各地组织讨论，在大会上都通过了。大会通过将原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下简称「革共党」)。1948年，毛泽东的中共跟蒋介石的内战展开了。这时，国内局势，对托派来说，危险是一天较一天高。

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攻打到长江的北岸，要进攻南京了，离上海很近，我们非常受威胁。毛泽东的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如果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没有问题，我们合作好了！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仇视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动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样。故此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改变政策，否则我们全部要被毁灭或监禁，像苏联的托洛茨基运动一样，苏联没有托派存在，全部被关在集中营，所以我们开紧急会议应付时局。

中共一定胜利，因蒋介石太腐化，对中国大陆，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我们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们批判他们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我们的态度。另外，我们的党员、团员要加入共青团，加入青年团，加入工会，不能独立工作。在上海成立临时委员会，同党员联系，政治局则转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许多人认识的托派要转移到其它地方，其它地方的人再调到上海，这是我们的安排。我和陈碧兰、刘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尹宽，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现在还在监狱。我们到了香港，是我们不能不离开，我们一定被毁灭。毛泽东要是得到我，不会放监狱内而是要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作为一个礼物。

1948年12月，我们离开上海。在广州住了个短时期，当时广州组织还有几十个人，中共的军队向广州进攻，我们只好离开广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20年。同时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底下，托洛茨基运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从广州、大陆来到香港的人合起来，大约还有近一百人，我们把香港的组织推动起来，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国际》，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开始不错的，我们党员团员有学生和工人，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来有发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来了。两个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着，有一位姓谢的同情者是银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人，是我们在上海影响的，他大学毕业，很有知识，英文也很好，他没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调到上海一间银行做会计主任，很高的地位。我们要接收国外报刊，我们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说：我来给你们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国际》及其它的邮件。托派中央机关到了香港，当局有侦探，也可能是斯大林党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厌恶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领导罢工，例如在船厂、大纱厂等，托派在领导，我们的同志是领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们来了，就想方法要对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检查我们接收的外国邮件。有两个人被拘捕，十几人被捕了，有些释放，有些被递解出境到澳门或内地，跟着这事情发生后，他们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们用尽方法找我。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接收报刊的同情者，有时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踪他。警员有技术的知道他去这个地方，当局要来搜查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赶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两天后，那间房子被搜查了，两同志也拘捕了。过一、两个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侦探来包围，来调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说，在香港是危险，连我们组织也是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建议离开香港到越南。我们的同情者是陈碧兰的亲戚，帮助筹旅费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国殖民地，非常反动。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没问题，碧兰和我教学，我们的女儿也教学，教中学语文、中学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组织要到胡志明占领的越南区域去开会，刘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狱中。我们又有危险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诉上海的同情者，说毛派知道我们在越南，要我们当心！因在越南要对付我们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枪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们又要离开越南。香港同志给我们筹旅费，买船票到法国。到法国的时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过，我们希望国际上会有帮助。我们到了法国，正是第四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前，我们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开世界第三次大会。我是第一次直接参加国际会议，也参加了国际的领导机关。我们二十四人到欧洲，我们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国。

我参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组织领导层会议，初期还没有分裂。后来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们参加美国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斗争，我们卷进去了，因为我参加国际委员会的，在国际委员会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这时期，我是主张统一的，我还存有文件和信件。不过那时候，巴布洛派也不愿统一，英国希利也不愿统一。我在这方面跟他们斗争，要统一。到了1962年，约瑟·韩生(Joseph Hansen)来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亚·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见到韩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给加农的，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给加农，有时候是给杜勃士。我就统一的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加农，我认为要统一。在1963年韩生同劳斯·道逊(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处直接谈。这中间有很多的障碍，不过我是坚决要统一，后来是统一了，1963年6月在罗马开了统一会议。我是代表中国的革共党(RCP)的。陈碧兰都是国际上前线人，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而且干预了国际上很大的是非问题，我们有意见，是代表中国支部的。我们对古巴，我有两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原草案。我对阿尔及利亚，写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时我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一些意见。在随后关于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我是单独一个人反对国际执委会的，在1968年，我们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干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

当我们离开香港的时候，组织已受了很大的打击，多位同志几次被捕，驱逐出境。不过，他们还继续工作，继续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见还要靠我们帮助，我们写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他们出版了，作为我们革共党的立场，此后他们对于农业集体化，也有他们出版的文章评论。1957年有一个‘大鸣大放运动’，他们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们的立场。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关于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党两个领导人，史瓦贝克和佛兰克·格拉苏斯(中国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们，也批判中国的苏达同志，他们都想反驳我，因此，我在1960年写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中国局势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分析文件，一个纲领文件，外国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和访问，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同志翻译出来，是明报月刊翻译出来。香港同志还出版了《向导》丛刊，不过不定期，有时几个月出一次，但是他们继续工作，还维持了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断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册子，他们是受压迫的，双重压迫，香港政府压迫托派组织很厉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压力。从前大陆的国民党政治机关、银行、商铺、产业，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万人在香港，因为有钱，工会也给他们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压迫，同香港政府的压迫合起来，我们的同志简直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有些同志消极了，少数同志想做，做不出什么，就是出版文件刊物，从前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都50岁以上，是替我们做工作，是我们在40年代影响的，经过三十年，那时他们20岁左右，现在变成了50岁以上，也疲倦了。同时他们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经说过：“慷慨杀身易，长期奋斗难。”我的亲身经验，一个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杀不是很艰难，我们有成千的共产党员，都是慷慨杀身的，但是要长期抗争就十分难。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过程中被捕，甚至枪毙，没什么，我自己就经历过。在南京准备死，我写信给父母和陈碧兰，说是应该做的，最后为运动牺牲，我一点没有感觉痛苦，因已决心抛出去，后来没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艰难的。

1948年从大陆避难到香港的同志，现在算来，二十六七年了，他们在大陆，差不多都有十年历史，这些同志都经过了三十五、六年的斗争，他们要生活，又要工作，还要想方法弄钱来出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跟美国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种艰难困苦！所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最艰苦的。他们工作坚持到现在是很艰难的，大家认识到，那样的条件，美国现在的老同志，不过一两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几十年了，所以我们是要体谅他们，不过我们总是要工作，这样会有冲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们，鼓励他们，提出建议。1968年我们到日本旅行，我和碧兰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见我们，更多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形和过去十几年的情况，我们从日本回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全体同志，要他们积极工作，现在的世界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建议他们筹一笔款，出版书籍，出版刊物，我们说，香港的青年，请你们活跃起来，因当时欧洲和美加有个青年激进运动潮流。像美国那些年青人反越战，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筹了钱，把每月有的一点钱拿出来，筹了几千元，准备要办一个刊物，但很吃力，有钱，还要写文章。编辑的人，写文章的人不够，他们又停下来。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个新的月刊《70年代》，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进化运动，当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我们香港的同志很难影响他们，我们建议写的文章，他们写，但是不能够影响他们。例如王凡西，他接触他们，还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们的运动。1972年2月间，香港《70年代》杂志二个成员到巴黎访问我们，后来又有一批十几人到来。他们一来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们是从外国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们就问我许多问题。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写信给我，说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我答复他许多的问题。我同这些年青人大约有一年书信往来。跟他们谈话，他们提出苏联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苏联是一个官僚独裁的专政？为什么中共又是一个官僚独裁？所有的问题，我都给他们答复了，有时谈很长久的。最后被我说服了，他们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进一步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以，这批人1973年回香港，当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的吴仲贤，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胆子大，他们不怕，顶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会递解出香港，到澳门或大陆去。年青人是生长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迫使他们离开香港，最多关起他们。所以这批年青人反对香港政府，示威游行。他们敢于公开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从前老同志不敢说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报纸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这班人，报纸常常登载。从1970年开始，我们向他们建议，把托洛茨基以前的书籍重新出版，拿到书店去卖。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书店寄售，它当然想卖，所以我们有一大批书，托洛茨基主义的书再版。像《俄国革命史》，像《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又要再版。这些书籍印出来是公开卖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就扩大了。一年多两年，他们出版《十月评论》刊物。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派运动在香港等于半公开。香港政府也不像从前的压迫，共产党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就不能公开？托派在英国是公开的，在伦敦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开。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比较公开，半公开的，两个刊物和书籍出版。我们可以公开地代表托派去演说，由这批年青人去复兴托派运动。《十月评论》已经出版了快两年，知道他们很积极、尽力的做。我们的书现在是公开出版，《十月评论》上有我的名字，将来还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写的。他们登载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们要出版陈碧兰的访问记和回忆录。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组织有几十年，从1940 年左右，我们香港有组织，但是从来不能这样的公开，我们出版刊物，从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们的书公开出版，刊物公开卖。这倒是新现象，也可以表现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发展，香港的组织虽然很小，但是组织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为所有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从苏联到东欧、北韩、北越，没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香港，我们还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最有斗争的传统，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要检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对于大的事变，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才可以判断托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事件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标准来做判断。

第一个时期是从1929年到1949年这二十年，托派活动在国民党最反动的统治底下。第二个时期，就是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到现在二十六年。我们要分开来讲。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什么最大的事变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都是大事变，对于中国的民族命运有关联。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怎么办？我们出版刊物，我们有文件、有宣言，我们的态度是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结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结果。所以我们宣传这个基本观点。日本侵略，我们要武装对武装，应该要武装人民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为了这点，要求国民党应该给人民有自由，没有自由，怎能够活动呢？所以我们提出的政纲，就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种专制独裁，只有帮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人们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们要有公开的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农民、受压迫的人们在一起，帮助农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这是全民族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自由，要有一个国民会议，要有一个普通选举的有全部权力的国民会议，把这些自由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纲领。我们用这个共同纲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的专制独裁。这些纲领和宣言等，在当时都是有文件发表或登载在报章上的。

托派的运动也是上述同样的两个大时期，在上述第一个时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我们当时采取的立场，是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抗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提出由国民会议来解决重大的问题。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中国，这是继续从前占领东北三省一样，继续扩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命运很重大的一个历史性影响，同时对整个国际也是。托派的政策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抗战，抵抗日本战争，就是在蒋介石领导底下，我们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们批判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错误的反动的，它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自动的武装，不许人民组织武装自己，自由组织，不给人民有自由，所以我们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全国人民普选出的国民会议来领导这个抗日战争。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对的。后来托洛茨基也表示这个意见，与我们完全一致。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托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派是陈独秀，他从监狱出来，变了。在监牢，我跟他斗争，证明他的思想错误，在支持抗战行动上表现出来。他跟我们不同，他也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不彻底，尤其对于人民继续压迫，人民没有自由。陈独秀跟我们不同，他主张不要批判国民党，我们也无条件去批判蒋介石。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时他已经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他害怕批评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文件表明的，关于陈独秀的我们有好几个决议。第二个倾向，就是托派中的郑超麟，也是个老托派同志和老党员，他是另一个极端。他因为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他说这个战争不是革命的，我们则说有进步性。他说蒋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样的，两方面都是反动，所以他主张我们对抗战应该采取失败主义。这是极左的。这一倾向很危险，在那时候，如果在客观上，我们是拥护日本人，赞成日本侵略，因为必须首先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已经领导抗战，这样就等于做汉奸、做叛徒。所以我们反对，我们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为此起草的决议案，是绝大多数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后来，在日美战争发生的珍珠港事变后，王凡西又是个失败主义者，我也批判了，我们批判他，尤其刘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种极左派。因为日本进入了中国，我们怎能够对日本战争我们要采取失败主义。我们采取失败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国主义。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正确的。有很多文件，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陈独秀离开了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出来组织一个小组织。所以托派分裂了。不过，他们出去的人很少，几个人。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后，托派对于和平后采取什么立场？和平后，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国民党的专政，人民要自由，我们重新提出要有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问题。《求真》同《青年与妇女》都发表这些意见，托派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

最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引起共产党后来夺取政权。我们起初批判共产党机会主义政策，它等于投降，在中日战争中，它投向国民党，它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这个领导，没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们批判它。和平后，共产党还想跟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机会主义，和平后，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个真正革命的党，它可以很快的发动全国的工人农民走向政权，但是要跟国民党合作，直到蒋介石把周恩来这位国共和谈代表赶走了，才逼得毛泽东增加反抗，因蒋介石已经发表宣言，要拘捕毛泽东、朱德。我们批判这些。另方面，我们攻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牺牲人民，这就是这时期我们对两方面的批判。我们主张共产党应该直接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国民党应该打倒的，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在这时期，我们托派有一错误。我们的错误就是，因共产党用这样纯粹的军事手段，不发动民众，不能够得到政权，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第二次大战后造成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的局势，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虽然实行机会主义，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政权，我们后来检讨，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估计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的，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当中，托派对于重大事变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我们现在来回顾，我们是对的。共产党就不同，是机会主义的，一时是冒险主义的，所以，这与我们不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正确，不能够成为一个群众的党，领导工农走向政权呢？这是一个历史大问题。我写了小册子解释，就是托派在国民党底下，被压迫得非常厉害，例如1932年，陈独秀和其它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国的基础上，我们当时在城市内的基础，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们可能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党，但是陈独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干部30几人被捕，所以没有办法。这解释了托派不容易发展，是受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压迫破坏太厉害。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派走上政权后，托派的政治主张，在这点上，我们也要根据那个大的事变来看问题。起初是一般的，我们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们怎么样看法？第一，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斯大林派，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什么是它的主观原因？以及这个党当时的政策，它的组织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后，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必须要有一种很严肃的分析。关于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这是我给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赞同的。我在这个文件内就做了分析，认为中共能取得了政权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杇无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后抛弃蒋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内战，尤其是抗战中的壮大，四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详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3卷)。跟着，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个，多半是东欧国家的道路，就是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毛泽东是跟着斯大林当时的东欧国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这个前提部份。我们的态度，我的报告后面提到，我们支持毛泽东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正确的措施，同时，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够彻底，我们指出应该没收土地给农民，没收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归国有。

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工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们主张工人农民兵士都要组织苏维埃，来管理国家，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农政府，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个态度很清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54年给瑞士一份托派的报章写了一篇文章，我更简约地叙述了我们托派的政治见解，在这篇给瑞士的托派刊物发表的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批判和分析，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参加抵抗，这是我们的态度。要有一个真正的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走东欧的道路，将会有一个政治革命，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来，是我们托派的意见。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产党在1955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要农民参加生产合作社。关于农业集体化，我们支持，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我们反对。因他强迫农民参加。那时香港的托派同志，写文章批判这件事情。我们表示这是一种列宁对农民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运动，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是要利用这个大鸣放来查出那些反对派，引这些反对派连同中共自己的党员说出他们的真心话，说是「引蛇出洞」，然后加以打击，当作右派，拘捕了几万人，开除了几万党员，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击，我们认为这是个阴谋，事实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是中国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时有5亿农民，要他们一下子参加公社，这使全世界都震惊了，全世界的舆论都很惊奇。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大，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但在我们托派内也有人赞成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中国有苏达同志是赞成的。他们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拥护。那时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也很烦恼，形成二派，由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成员所分别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我根据列宁、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东欧的经验，我全部的做了一个检讨，批判毛泽东的这种人民公社是一种冒险主义。我从理论上，历史的经验上，根据俄国的先例，给毛泽东一个批判，给人民公社批判。这种冒险主义必然会失败，我预先指出要失败。例如，公共食堂，我说这是行不通的，这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懂得的，物质生活落后，怎能够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饭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国革命以后也办不到！还要等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幼稚的，没有知识的，一定会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时还没有取消，当我说这个问题时。后来，没有公共食堂了。原来公社是一个失败，后来又恢复到生产合作社。我相信我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对这个问题最精细、最正确的分析。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有预见。对落后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研究。所以，这篇文章刊出后，把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两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纽约的同志社工党的领导是完全支持这个见解，而且给他解除了一个麻烦困难。其它的国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赞成我这篇文章的分析。当然，没有人不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见。第三件，最后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给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在明报月刊刊出，还有许多文章讲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见同上书)中，提出一个斗争纲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反对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排斥异己，排除反对派；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又来了。这就是我们正确的立场，我们批判反对派刘少奇，但是我们指出刘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泽东是有建设性的，代表温和改良的。我们支持这个温和派改良派，同时批判他不足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对俄国的赫鲁晓夫批判，我们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批判他不够彻底。最后，我们反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十月评论》有大量文章评论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关于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为，涉及一些中国重大的历史问题。

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和政权的分析，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胜利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见同上书)这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虽然不像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样详细，不过，一般是那样一个新的分析。这也是因为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写了文章，他们认为毛的党，中共，不是斯大林党，毛的政权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中国实行了纯正的革命。他们是把中共美化了，这就是一种投降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这是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初在社工党里，他们的文章发表使得社工党的领导层很麻烦，因为他们不很懂得中国的情形，不知道怎样答复他俩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写篇文章讲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文件来批判。在托派来说，是对毛派、毛政权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纲领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纲领，视为对毛派的政治革命纲领。

总而言之，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对中共的政权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纲，提出政治革命，表现托派是非常有原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反对和随便赞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苏联要有个政治革命，他是根据理论和事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继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所经历的，这四十六年，托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写出的，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派有这么多的文献。因中国的事件发展得复杂，完全不同。一个斯大林党掌握了政权，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对整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我们的思想贡献、正确的贡献，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能否定我们或是有理据批判我们。此外，中国托派目前对于中国的问题是有有系统的分析，并坚持主张的。

我们中国托派对于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大事的意见也有相当的贡献。例如对古巴问题，我有两个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罗刚刚走上政权，我对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时又有点危险，因为他国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可能要堕落，尤其在苏联的援助底下会官僚主义化。我这个分析，第一次我写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给国际委员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的分析，到现在还没失效，事实上卡斯特罗是完全跟苏联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尔及利亚，她同法国帝国主义，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我曾经发表过意见，提出阿尔及利亚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我这个政纲性意见包括在《白恩斯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一文内(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四卷)(注)。因这篇文章提到古巴问题，提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提到统一问题，这是我对国际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文件。我对古巴的意见又重新分析，为什么古巴走上政权和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我说得更详细。也说她的缺点。对阿尔及利亚有我提出的政治纲领。因为对阿尔及利亚，我认为，那时白恩斯是极左教派主义，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也许很重要，对于国际问题，阿尔及利亚很重要的。

[注: 该文指称「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革命者必须团结起来，以现时获得的政治独立为基点，制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纲，再进而动员工人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为撤退法国驻军和取消它的经济特权、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实现产业国有化、为争取工农的民主权利，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和工农政府而斗争，以此把阿尔及利亚推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所应采取的路线，并以此为批评本.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标准，和鼓励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继续进行斗争的方针。」(见该书第242页)

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智利1970年开始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个重要的意见。我曾经写了封信，给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我在1971年就主张智利要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否则，这革命一定会失败。因为只有成立苏维埃，才能够使军队兵士，跟军官隔离起来，才能避免战争。我在《导论》中也提到。这是托派对国际运动的贡献。对于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见。我主张葡萄牙应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不能专靠立宪会议。不过，这事现在还在争论。中国托派对于国际运动重要事变有其主张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说，中国托派，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从思想来说，是坚强的支部，我们特别的自豪。当然，我们的组织非常小，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观错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有系统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苏联活动，苏联的托派同志们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解释的。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挫折、失败，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种可以说是最深刻的，最广泛的意见。政治立场证明是对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运动里面是不多的。

访问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当时宣传部是我负责的。在1924、25年是没有的，从前宣传部是有的，虽然没有机构，也就有个人负责，没有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我回来后，因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要我负责宣传部，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宣传部的机构。是一种独立的，单独的，有一个负责人。我是宣传部部长。组织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可以大家讨论关于宣传出版工作。因宣传部工作很广泛，要领导出版两个刊物《新青年》和《向导》，我要负责。这些刊物是对外和对内宣传。还有对内的教育工作和办党校。所以要有个宣传委员会来讨论。宣传委员会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后来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们宣传委员会有陈乔年秘书，我们开会讨论。有两份报纸和两刊物，我是主编，陈乔年是助手。所以，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党校组织，很忙，没时间教育，因革命发展像狂风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党员，连青年团员一千多些，一年后便一万多。所以我们人手不足够。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不过，我们也做了一点宣传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我和瞿秋白。这问题很复杂，因有许多外国书籍，老是说彭述之与瞿秋白有仇恨、有冲突。我这个人从来不同人争，我对于同志是采取一个正当的态度，我们同志间工作，政治上意见不同，也没关系，可以讨论。我是依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我懂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思想，我自己参加过。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跟任何同志没有成见，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绩表。对瞿秋白也是这样。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强，但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思想。1923年回国，和陈独秀参加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一起回来。他回来，党叫他编辑《新青年》。他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个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译出来算是自己的，写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认为不忠实，尤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教授，他讲唯物史观，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观翻译出来，后来，翻译本印刷出来写的是瞿秋白着，没有说是从布哈林的书翻译的，非常不光彩。

(编按: 原有录音带说到此为止。忆述和录音历时15天，从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