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明白，未来的一年俄罗斯会沉浸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社会政治危机。一年多以前，普京在他最喜欢参加的电视节目“与人民直接对话”中，向观众保证，说这场危机是暂时的，困难问题将在一两年内成功地得以克服。 这些断言不仅仅是一个宣传伎俩，而且是俄罗斯统治精英意识里的根深蒂固因素的体现，当他们从战略转向战术，应对出现的挑战时，习惯如此做法。 这种意识，是油价连续上升的十年期间，整个国内经济紧紧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结果。

石油销售的暴利，造成了这样的感觉，即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肌肉过去一直得到加强，而且保证了政府支出的不断上升。 军队，官僚机构和政府的黑箱采购系统因此获得了大量利益。 然而，社会领域上开支的增加，只不过是残羹剩饭而已，教育和医药则一直被视为缺钱时的第一牺牲品。

石油繁荣的年代，培养发展了一个丑陋的社会模式，基于投机的能源资源价格的通胀补偿了生产的下降，造成了一个惊人水平的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日益系统化的独裁政权，保护着精英的利益。 普京的声望依赖于（就目前而言，仍然依赖于）这个不确定的基础。 这声望的关键，就是许多人认为的，是他的坚忍无情，普京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保证“稳定”，保护国家经济增长的持久轨迹，避开任何动荡的风险。

在此，对于广大俄罗斯的居民，最有价值的领悟，是知道了“普京式稳定”现在肯定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还有，俄罗斯精英并没有挽救局势的备案。 截至去年，已经很清楚，政府的反危机做法变为地方的各种紧缩措施，其无情程度，甚至胜过欧盟各国政府的当前做法。 它包括大幅削减社会支出，强迫养老金改革（拟议增加退休年龄至65岁），原则上拒绝将工资与通胀（去年12.9％）的速度挂钩，提高向人民征收的税费。 对于卢布的削弱，通过引入市场的货币储备以及增加中央银行的利率，以进行抑制，使得小中小型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从而进一步促使经济的崩溃。

2016年的国家预算，依照这一危机，是基于设定石油价格平均为每桶50美元而计算出来的，但它已经跌破 30美元 尽管政府尚未公开考虑修改它，但财政部已建议所有其它部门减少10％的开支。

这种情况，由于莫斯科和地区之间的税收分配的现行制度而恶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税收归为联邦预算的一部分，然后才算入地方预算。 其结果是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为地方当局必须在人民面前承担这些“紧缩措施”的责任。 与此同时，为了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气，总统公开要求他们显示 “社会责任”，把他们置于一个不可能的情势里。

政府收入的急剧下降，暴露了普京 “垂直权力”的脆弱性，即，地方政权对中央的完全政治依赖与其经济的“自治”（即履行预算责任的职责）相结合。 因为紧缩政策而发生的政治损失，必须由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首的联邦政府或地方长官来负责，可以让任何人承担责任，唯独总统除外，在任何情况下，他的支持度都不应该因为其支持者生活质量的下降而遭受损害。

在大多数人眼中，普京作为“民族领袖”这个形象，是当权者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局势的讽刺意味在于，人们相信他们的总统，但不相信他所代表的政府。 在这些灾难性的条件下，普京政治机器为议会选举做准备，选举安排在2016年9月。像所有以往的选举一样，它们必须符合克里姆林宫所写的脚本。 目前，似乎要让“统一俄罗斯党”为议会多数，而让梅德韦杰夫作为日益不满情绪的代罪羊。 “独立”候选人，还有持续反对党（包括共产党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党）会抨击政府反社会的紧缩措施，但总统仍将不在批评的范围内。

这一指导脚本可能失控，并引发一波公共躁动（如在2011年12月前议会选举后发生的情况）。今天，主要的区别可能变成的是一个结合，一个针对反民主制度的政治抗议和针对贫困及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抗议的结合。 2015年出现了地区抗议活动的严重上扬，所涉及的，是薪金的延迟支付，裁员和不必要的新增税。 12月，卡车司机对超高的新过路费极为愤慨，在近一半的全国各地区举行了示威。 在一些城市，有抗议行动，反对加在国家医疗保障上的严格限制。 总体上，专家估计，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有409抗议，关系到对工人权利的侵犯（其中168起采取了停工的形式）。 这比2008-2013年期间的平均值高76％。

经济危机以及常规政治周期（2016年议会选举和2018年总统选举），难免会招来并强化精英内部的分裂。 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可能的战线：莫斯科和地区势力之间； 政府财政专家和军队说客之间，因为军方会坚持面对“外部威胁”要增加国防预算，还有国有企业之间，这些企业要求从国家预算中获得所有的新补贴以便资助其巨额债务。

为努力保持现有势力的平衡，当局必须重新审视过去两年的外交政策，包括仍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同西方的冲突以及在叙利亚的军事卷入。为了去除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莫斯科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行动。自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那一刻以来，这是首次就顿巴斯的命运，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俄罗斯代表席格雷兹洛夫（普京的内部“朋友”圈成员）在基辅开始直接谈判。 接着这次会议后，克里姆林宫乌克兰事务的主要“推动者”和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进行了一个小时之久的协商。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于俄罗斯政府，取消制裁获得大规模的外国贷款，增加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资源，是必要的。 对石油价格的依赖，可能很快被另一个依赖完全取代，这次依赖的是国际债权人。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俄罗斯处在严重变化的关口，简而言之，显示“普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结束──至少，就像我们在这些“虚胖”年代里所认识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