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的“大气十条”要求北京在2017年实现空气质量大幅改善，PM2.5年均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但事与愿违，2015年年均PM2.5浓度仍超过80微克/立方米。2016年12月16日，第一次拉响空气污染红色警报 。

      网上立马流传以下嘻笑怒骂的段子：（1）听说北京今天能出来见面的都是生死之交；听说北京今天能出来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听说北京今天能出来约会的都是真爱；听说今天出门就算聚众吸毒。（2）记者街头采访：「大妈，您觉得北京的雾霾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大妈说：「影响的太大了！首先就是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爷！」

        除了北京，成都亦被雾霾重重包围。张春和唐大旻分析，成都双流机场因大雾和雾霾关闭跑道14个小时，取消上千航班，2万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紧接着成都地区长达九天持续空气污染。

    张春和唐大旻指出，污染源于成都的现行经济结构。2015年，成都市的空气污染源解析明确显示PM2.5排名前三的来源是交通排放、燃煤和扬尘，均超过20%。尽管工业直接排放仅占6%，但鉴于钢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也同时是燃煤大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空气污染依然可观。

张春和唐大旻批评，过度倚重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投资的地方经济极大增加成都的环境负担。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成都市201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房屋面积超过1.7亿平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成都正在变成一座尘土飞扬的大工地，而扬尘是颗粒物的一大来源。

再者，成都的交通规划更是直接造成污染。成都人买车完全没有任何限制，该市从2013年起机动车拥有量就紧随北京之后位居全国第二，且增速惊人，从2013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时间翻了一倍。目前成都有机动车464万辆，据媒体报导，车辆氮氧化物排放占到全市排放的一半。高温下氮氧化物产生臭氧，而高浓度臭氧可能导致呼吸道炎症、神经中毒、头晕头痛等。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项目主任董连赛批评，东部地区为治理环境将重污染企业，如燃煤电厂、化工厂等，向外迁移，而急需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西部地区全盘接收这些企业：2015年中国批准建设的210座燃煤电厂中，四分之三都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解决雾霾的办法众说纷纭，大多讨论如何治理污染企业及计算治理成本，比如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在其文章《长期雾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效应》(2015年12月15日)，引用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北京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70%）来自汽车尾气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据报导，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平均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假如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

      老田在其文章《雾霾作证——我们怎样失去了另一种工业化道路》(2016-12-20)辩称要有想象力去改变工业化模式。他批评现行的工业模式是以牺牲农村工业化为代价，如果不是彻底剥夺农村工业化的前景，应该不至于那么多的工业和人口密集地拥挤在城市，带来工业和交通各种各样的严重污染。

      老田依据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指出在关于乡村工业化的政策辩论中，始终要剥夺农民办工业的权利。在农村集体经济无法通过兴办工商业来增进收入的同时，工商业过度集中于城市，结果是城市的野蛮生长和乡村的过度衰败。

      老田再指出，大城市人均上班距离急剧延长，与城市摊大饼的恶性膨胀趋势有关，更是源于恢复雇佣劳动制的居住空间制度的变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单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人均交通费用上升带来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扩大，导致集中于城市的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难题，越加严峻。

    换言之，彻底解决雾霾难题，必须从全局着眼，城乡协作，改革现行工业模式及房地产政策。若眼睛只盯着雾霾，即看不见雾霾背后的凶手──城市产业资本集团与房地产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