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食物政治经济学

南非的食物政治经济学

杰克琳·科克

在当代的南非存在粮食危机，它的特点是浪费和饥饿的共存。它深深地牵涉到危机频发的现存全球新自由主义政权。正如苏珊·乔治所写的，‘粮食正面临生态、社会和经济金融危机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它们彼此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在全球和国家的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粮食制度是一场灾难，受益的只有主宰它的公司。强烈的市场集中，意味着大约四十个跨国公司有效控制全球粮食的制度，他们因而获取可观的利润。仅仅三个跨国公司 — 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先正达公司（Syngenta） — 就控制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种子市场。‘世界最顶级的十粮食加工公司控制了 28%的全球市场，雀巢（Nestle）是遥遥领先的一个最大公司，接下来是百事可乐公司（PepsiCo）和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s），’约翰·希拉里说。

南非的全球化积累模型所显示的样式，同企业主导的粮食严格控制体系供应链模式是相同的。少数公司决定所有粮食消费的可用性、价格、质量和营养价值。

在南非，这种控制的方式是小麦面包这个商品链的全球化，自从放松对农业的管制以来，小麦的生产、储存、磨制、烘烤和零售这一条链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集中，则是这种控制的标志。所放松管制，包括在1996年废除小麦委员会，以及在1992年取消面包补贴。放松管制导致小麦对全球趋势的反应越来越敏感。国内市场前所未有地受到兰特（rand）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受到国际小麦价格以及大宗商品投机的影响。政府对农民和农业商品关税的支持，因管制的放松而被解除，农民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政府补贴的竞争以及货币币值的变动，无可奈何，任其摆布。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相对于小麦，玉米的消费降低，面包正在成为一种主食，特别是在非正式居民区，那里的人们缺乏可用的能源。

在过去的三年中，面包的价格增加了80%，这对工人阶级是灾难性的。价格增加的部分原因是这个事实，即南非现在是小麦净进口国，进口大部分来自阿根廷和德国。小麦的价格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得以制定，受制于投机和汇率的波动影响。但价格上涨也是南非的四家公司对价格垄断的结果，这四家公司主宰了面粉的碾磨和烘烤，另外三家占主导地位的粮食销售公司的市场支配力也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

农场的所有权变得越来越集中，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种植小麦的土地总面积下降了50%。南非现在有 5000 至 6000名小麦农民，主要分布在西开普省、自由州和北开普省。农场工人属于收入最低者，而他们的数量在减少，并且以临时工、季节工取代永久，全职员工的趋势很强烈。农场所有权高度集中且被大公司控制，控制土地的只不过是三个粮食存储公司。只有两个种子公司向商业农民供应小麦种子。南非80%左右的面粉加工行业由四个公司控制: 先锋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产生了Sasko面包公司，转过来又产生了蓝鸟面包‘Blue Bird’公司、萨利叔叔面包‘Uncle Salie’公司和天然收获面包‘Natural Harvest’公司)、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生出奥尔巴尼‘Albany’公司)、第一粮食通用食品 (Premier Foods Genfoods，产生了蓝丝带‘Blue Ribbon’公司和BB公司)，还有食品公司（Foodcorp，产生出阳烤‘Sunbake’公司)。这四家公司 — 食品公司（Foodcorp）、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第一粮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和先锋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 — 拥有他们自己的面包房和生产大多数南非人食用的面包。

正式零售部门也是高度集中的，由三个连锁超市有效地控制着，这三个超市是‘需品来’（Shoprite）,‘取与付’（Pick n Pay）, 以及斯帕（Spar）。团结工会曾批评这三个零售商，在进口成本下降和粮食价格通胀降低的情形下，牟取暴利。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小麦转成面包这个链条中的每个节点。南非最大零售商‘需品来’（Shoprite）的市场价值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2010年，其首席执行官怀特尼·巴森，赚得了 627百万兰特的薪金和津贴，包括其594百万兰特的股票期权的现金兑现；同时，需品来公司全职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个月3600兰特。在2014年头六个月，巴森获得了 49.9万兰特，同他2013年整年赚得的(50万兰特)差不多一样。这使得他的工资是其员工平均工资的725倍。巴森作为‘利润的天才’出现在 2008年的‘金融邮报’的封面上，巴森被描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严行纪律的人，很聪明、大肆努力者，可能是在南非最被低估的首席执行官。’

‘面包的政治表明了粮食体系的错误，’ 2014年约翰内斯堡女权主义者圆桌会议的一位参与者说。这些 ‘错误’包括这个事实，即现代企业公然蔑视他们追逐利润的道德后果 — 几乎在小麦面包转换链上的每一处都出现了密谋勾结和控制定价，这就是明证。例如，2007年，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被罚款98.9万兰特，它承认曾与竞争对手(第一粮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先锋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和食品公司（Foodcorp）) 串谋提高面包价格，每一条面包涨价30到35分钱。正当竞争委员会开始调查面包定价问题时，虎牌食品公司的四个高层管理人员兑现了价值44百万兰特的股票期权。竞争法庭裁定被告串谋勾结并罚款，但是，根据安妮·克罗蒂说， ‘罚款很容易被虎牌食品公司吸收，’由于该公司当年的收益是 22亿兰特。不久之后，虎牌食品公司的奥尔巴尼面包价格每条上升40多分钱 (引用的理由是较高的小麦价格，而非罚款)，其后，其它三个粮食业巨头相继提价。竞争委员会批评这种加价行为，说:‘这种公然的暴利侮辱了全国人，特别是穷人。’后来，在与竞争委员会达成协议，先锋食品公司承诺支付 250万兰特给国税基金（National Revenue Fund）作为行政处罚，以创建农产品竞争力基金（Agroprocessing Competitiveness Fund），基金由工业发展公司（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管理。此基金旨在促进食物价值链的竞争力、就业和增长。该基金将以优惠条件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目前还不清楚这笔钱是否花了。其它串谋操纵定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9年，沙索（Sasol）公司因为其串谋化肥定价行为，被竞争委员会罚款250万兰特。竞争法庭已听取了一些大交易商对最大的粮食交易商Senwes的反竞争行为的指控。竞争委员会还调查了乳制品产业，指控南非一些最大的乳制品企业 — 三叶草（Clover），帕玛拉特（Parmalat），莱迪史密斯奶酪（Ladysmith Cheese），林地乳制品（Woodlands Dairy），兰斯林木（Lancewood），雀巢（Nestle SA）和乳林（Milkwood） — 包括操纵价格在内的反竞争行为。这个企业主导地位的结果是，造成南非粮食体系的深深不公正性、生态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安全性。

不公正性的最明显证据，是浪费和粮食不安全性的‘慢性暴力’共存。暴力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事件或行动，它在时间上即刻出现，在空间中突然爆发。然而，‘慢性暴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酿成重大损害。正如罗布·尼克松说的，慢性暴力是‘暗中为害的、受操控的、平平淡淡的、逐步发展的，并且比较隐蔽的’。

粮食不安全涉及到一种缓慢形式的暴力，因为其对人体的伤害影响相对隐蔽，其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侵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现在，由于长年营养不足，有些儿童现出了发育不良(生理的和智力的)的迹象，这就是明显的证据。基于1万户的样本调查，南非国家健康营养调查（South African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发现，几乎一半的南非人要么目前就遭受饥饿，要么就面临挨饿的危险。调查发现，45.6%的人口是‘粮食无保障的’；26%的人在经受饥饿；进一步，还有28.3%的人处于遭受饥饿的风险之中；还有四分之一的三岁以下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有中度至严重的发育不良迹象。一个孩子，若从面包或玉米稀饭中吃到了基本的卡路里，应会是活泼的，但根据莱奥妮·茹贝尔的说法，‘缺乏像维生素A、维生素B、锌或铁这样的关键要素，意味着在身体系统里面有危险的腐蚀。机器在继续运行，但它运行的方式处在最佳情况以下。’ 在医界有广泛的共识，即：如果一个孩子在受孕和两岁之间的成形关键月份里，未获得所需的营养，那么身体和认知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

‘处理饥饿问题的第一步，也许是直截了当，描述它对真实的人们意味着什么，而不是遮遮掩掩或把它推到“粮食安全”这类技术名词的后面，’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这样说。贫穷黑人家庭的孩子是这种慢性暴力最明显的受害者。同时，在南非，估计每年粮食生产的31% — 那就是，1000 万吨的食物 — 以某种形式的废物浪费在整个供应链中，而可用的食物大约是3100万吨。这种浪费发生在粮食供应链中的五个点: 农业生产、收割后的处理和存储、加工和包装、配送和零售，以及消费者行为。食物浪费最厉害的是水果和蔬菜，其中超过50%的生产浪费在供应链上。

在南非，市场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因此这些家庭获得食物的关键问题是负担能力。在南非 (如同全球的情形)，粮食价格近年来急剧增长。例如，玉米粉成本最近上涨了30%，白玉米上涨了73%，白色和棕色面包上涨了将近13%。根据国家统计局（Stats SA）统计，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之间，粮食价格上涨了 9.9%。随着失业、外包和临时工作的增加，家庭收入都在下降。因而，粮食不安全/饥饿问题处在两个现实的中心: 家庭低收入和食品高价格。在这里，低收入的意思是，就像整个世界大多数人一样，负担不起好的营养粮食。城市贫民经常把70-80%的资源花在食物上，粮食价格增加时，他们极易受伤害。

在南非，粮食价格预计将继续进一步上涨，主要由七个因素造成:

• 产业化农业的投入成本不断上升，比如水和电等。自 2010年以来电力价格上涨了200%以上。油价波动。石油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依赖石油的肥料、农药和长途运输的成本。

• 气候变化。由于气候变化(根据 2011年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报告)，到2030年，主食价格将翻一番。更极端的天气事件，比如干旱和洪涝灾害，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对农作物的危害尤其严重。

• 把可耕种土地用于生物燃料和采矿。在南非，农业用地被转用于大豆和高粱种植，从而便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几乎有一半(46.4%)的南非高潜力可耕种的土地位于姆普马兰加，由于目前采矿活动的，那里已经失去了其26%的高潜力耕地；有42个新煤矿计划在该省开发。2012年粮食和农业政策局的报告估计，采矿活动导致的玉米产量损失，可能使玉米价格增加14%。

• 大宗商品投机。几位分析师得出结论，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投机和生物燃料的推动。这场危机把数百万的人推入贫困。正如苏珊·乔治指出的，粮食危机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坏消息:‘ 在 2007 年的最后三个月，三个主要的跨国谷物公司之一，嘉吉公司（Cargill）的利润上升了86%。’

• 过去三年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让富裕国家受益，因为富裕国家获得了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处于不利地位。在南非，对农业部门放松管制和实行自由化，就意味着把农民暴露在国际竞争中，让他们无奈地面临大宗商品的投机、零售力量的增加和多种形式的国家支持 (如市场管理局，可靠的价格和市场)的取消。

在这种不公平模式中，企业追求利润，意味着穷人负担不起的粮食价格，除此以外，当前粮食制度还是生态不可持续的。产业化农业要担负11%的南非碳排放量的责任；如果把运输粮食(‘食物里程’)的费用包括在内，这个数字还要高些。产业化农业严重依赖于两种生产要素的可用性: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和水。水资源短缺将会加大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成本。两者都将增加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特别是对基于石油的化肥和杀虫剂的依赖。由于气候变化，粮食价格会上涨，粮食生产会下降，家庭层面的粮食不安全性会随之增加。

粮食安全性的下降也是该粮食管理体制的特点。在农产工业生产的食品，特别高度加工的食品中，有毒化学物质越来越多，在‘垃圾粮食’和‘快餐’组成的日常饮食中，营养不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全球而言，快速变异的病毒和耐抗生素药的细菌引发的流行病日益增加，而工厂化养殖是其主要的根源。因为许多饲养禽畜的农民经常把抗生素注入其饲养的禽畜，如沙门氏菌这样的病原体对抗生素产生越来越强的抗药性，从而更难被消除。根据迈克尔·坡兰（Michael Pollan）的说法，‘对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工业大公司而言，粮食被加工处理得越多，获取的利润就越多。’

至于有关基因修改(GM)粮食，其长期的健康风险尚在未知中。转基因技术是受利益驱使的，它让大公司对粮食链具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促进转基因作物的资本主义动机是清清楚楚的，因为纳入转基因农业的农民依赖于企业销售的种子及其附随的农用化学品，’约翰·希拉里说。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揭露了南非最普遍的白面包品牌中含有高水平的孟山都（Montsanto）转基因大豆。正如该研究组织发言人所说的:‘ 转基因大豆种植场喷洒大量的除草剂草甘膦（herbicide glyphosate），其残留物进入到面包里。大多数这种品牌的白面包含有21%至91%水平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同许多健康风险有关联，包括慢性肾脏疾病，人类及动物的出生缺陷，以及自发性流产的风险的增加，都与草甘膦有关。’转基因小麦目前正在研发中。

饥饿是贫穷和无助的一面。它是无法获得收入，无法获取水和土地等生产资源的问题。问题的原因，是无良雇主和商人操纵新自由主义的食物系统，这个系统越来越不公平、不安全和生态上不可持续，由大公司控制，但驱动大公司的是利润而不是社会的的需要。这些公司的力量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重组过程中，把南非纳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此制度威胁我们大家的生存，它对工人阶级具有特别灾难性的影响。

粮食危机的广泛性质，为争取替代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供许多不同的切入点。这样一条道路的基础将是‘粮食主权，意味着健康权利，可持续地以民主方式控制生产，意味着与自然协作而不是违背自然的农业生态学方法。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能坐在着火的房子里，让火焰掠烧屋椽，掠烧我们的眉毛，却询问建一所新房子是否可能的问题，’贝尔托·布莱希特说。‘我们必须抛弃旧的结构，想法建立一个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