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悼念所引发的争拗，对香港的政治团体，清楚展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怎样去面对中共政权?

        廿七年前，中国学生和市民的反贪腐运动风起云涌。香港学生组织「学联」和民运人士积极支持，提供金钱及物资，甚至跑到天安门去串连。八九年六月四日，运动最终被血腥镇压。「学联」和香港民运团体成立「支联会」，希望能继续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这么多年过去，部分香港人曾经很自豪。因为在中国境内，每年就只是在香港，仍有这么多人走出来，公开谴责中共政权的暴行。维多利亚公园点亮的烛光，反映出对当年牺牲抗争者的思念。不过，这一切都在褪色中。

    学联退出支联会、十一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不参加维园悼念活动、学生觉得悼念应有个终结、有学生又甚至觉得支联会的悼念活动，是欺骗群众的感情......这些尖酸的批评，都是匪夷所思。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共政权并无改变，却因经济力量增长，近年变得更跋扈嚣张，对香港入的民主诉求，全面封杀。「民主回归」和「一国两制」等等建基于一个中国的概念，在2014年，被国务院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和「8．31人大决议」打得稀巴烂。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人，失望之余，否定以往的策略，自然另谋出路。况且香港回归以来，连番施政失误，民怨沸腾，又受「强国」自由行旅客冲击，年青人寻求本土身分，来抗衡中国这个「他者」，是可以理解。

        时光倒流廿七年，当时香港人自视为同胞，以爱国情怀去支持中国学生。「爱国」这名义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很大的正当性，亦出师有名。但实际可怎样做呢? 虽然当时曾流传过一些激烈抗争建议，例如：挤提中资银行、筹钱买军火等等，似乎都只是一时意气之言。而就算是计划中较激烈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也因支联会的领导层，恐怕出现骚乱而临时取消。支联会纲领之一的「结束一党专政」，初初提出时亦引起很多争论，质疑应否直接挑战现政权。

支联会能够怎样跟中共对着干？公众所知不多，稍为了解的，便是拯救民运分子的「黄雀行动」，以及试图打破内地新闻封锁。但这些都只是支持性质。或者主流大众的看法，并未想象要提升到主体抗争的领导角色。支联会以至其它海外民运团体，最可做(或公众所能知悉) 的，便是制造舆论压力。但在现实政治中，单靠批评痛责和道德感召，又何曾损害政权？

        当年青人摒弃上述的路线，究竟怎样才可取得实质成果？在部分「本土分子」心目中，既然中国是一个他者，没有需要去关注中国民主化，这应是他们国民自己的责任和取态。不过，香港不理会中国的事情，本土分子是否就可自由地，去建构香港的制度甚至建国？这似乎是将中共的「河水井水论」，放到最完美的情况来看。六四之后，中共亦有藉这个观点来唬吓香港人：不要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可惜这个观点明显难以站得住脚。没有人相信中共政权「会」和「要」遵守这个承诺。香港回归后的发展，亦证明中共没那么克制。无论你有否行动，中共怎样也会伸手进来。

        在「大一统」思维的中共政权看来，相对于传统民运团体，是更难容忍要求高度自治以至独立的本土分子。诚然，追求政治理想之士，不会怯于对手的强势，历史的发展也必定有起伏。在后「雨伞运动」的形势下，一直以来和理非非的议会抗争，像显得苍白无力。不过，部分本土分子提出的勇武抵抗，内涵是怎么回事？是野猫式泄愤，抑或是具策略的游击战，甚至乎是全面(包括武装) 对抗的一部分? 似乎仍然有待商确。在强大国家镇压机器面前，抗争者勇武极也会相形见拙。如果他们宣布要全面对抗，亦可能再不能公开活动。若发展到这些景况时，他们又是否已有后着？

中共政权可以是堕落的官僚层、党商勾结利益集团、香港的新殖民者、一个霸权强国......， 视乎你从那个角度去分析，香港政治团体要跟这只巨兽争民主，有甚么策略？由只是从旁吶喊，到跟它玉石俱焚之间，尚有甚么选择？亦怎样才能牵动广大群众? 是否暂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