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托洛茨基 II：防衛組織和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
1938年3月24日
托洛茨基: 我同意加農同志的說法，就是我們必須立刻動用我們手中的力量，動用那些我們信任的力量，不能依靠動搖份子；這麼一來，那些週邊團體和自由派們便必須做出選擇，那時甚至連我們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索洛也將看到，他在政治上是獨夫一名。倘使我們成功---我們將會取得相當的成功---我們在不久之後便會把那些猶豫不定的份子爭取過來。我們現在就可以絕對肯定的知道，假如我們和費達·柯奇韋這類份子搞成一堆--- 斯大林派將會施加壓力，較諸保衛委員會期間更甚 --- 這些份子將會在最關鍵的時刻，比如說，在戰爭時期，當我們的同志需要保護的時刻，把我們出賣。此所以，這個委員會必須是一個教育的機構，它善擇成員並對他們做出考驗。這個委員會與那些在和平時期是和平主義者，在戰爭來到時，便紛紛主戰的自由主義者，不能有相近之處。
聆訊期間，我們在這裡討論了這個問題 ---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儘管在關鍵時刻出現了逃兵，保衛委員會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其任務 --- 當時，我堅持認為，絕對有必要用工人組織包圍該委員會。即使我們只有200個這種工人，也強於1,000名知識份子；假如這些工人通過其代表與[蘇珊娜]拉福利特或索洛之流打交道；那麼這些人的行為便不至於那樣反復無常;工人們會管教他們。我們自己的同志應該加入組織，加入來自工會的同情者中。每個自由主義者在和工人會晤時都是有點兒含羞答答的。至於與洛夫斯通份子的交手，我們且放開他們，讓他們聽天由命吧。對索洛，我們可以說:"你既然不滿足於和我們一道，那便創立你自己的委員會吧，屆時我們便會和你組成聯合陣線 --- 假如你有能力自行創造一個委員會的話."
沙克曼:事實是，他們寄給我們的信件是很有趣的 --- 這封信有十二個連署人---並且有意義非常重大的東西。他們提到了NPLD（NonPartisan Labor Defense中立勞工保衛組織），在我們加入社會黨（SP）時，NPLD與社會主義勞工保衛組織合而為一，他們聲稱說: 因為你們退出 NPLD，從而令這個組織瓦解。
加農: 是啊，索洛威脅說，他要向《現代月刊》告發我們。
托洛茨基: 《現代月刊》? 我相信，遵循一個堅定的政策，你們甚至能夠把索洛爭取過來。
沙克曼: 關於如何對待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了你給拉夫的回信。我們正在討論黨對激進知識份子的態度及關係問題。最大的困難乃在於他們沒有同質性。他們不是一黨: 有像薛尼·胡克那一類人，他是十次有九次贊成黨的。他的歧見在哲學領域; 胡克在委員會內捍衛我們。有趣的是，在一些細節處，即使他不同意我們，但他仍為我們說話。也有些知識份子，同共產黨決裂，讓他們經歷到一些挫傷。另也有一些個別的知識份子，像諾瓦克和莫羅，他們參加黨，成為黨的一員；但是這類人十分罕見。其他知識份子以索洛為代表。還有一些知識份子，他們有時與我們共進退，有時則不，但他們也參與了呼籲成立保衛組織號召的連署，像[占士 T.]法雷爾就是這類人。
我們應該盡多少努力以使他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說話？在多大程度上讓他們與我們在雜誌上合作？假如他們與我們合作，那麼容許分歧顯示的限度又在哪裡？還有，我們與他們的刊物如《黨員評論》該有多大程度的合作?
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隨著斯大林主義運動勢所必然的解體，共產黨裡較好的份子，是會趨於投向我們的。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以令他們接近我們? 前幾天，加農就《新國際》提出了一個疑問，而我也是同意這個疑問的，就是: 把《新國際》的篇幅從三十二頁擴充到四十八頁；新增加的篇幅闢設文學部分---並不是刊載詩篇，而是刊載文學批評，書評，對其他雜誌的評論。並且，把這個部分交由法雷爾，拉夫和[占士]羅蒂這類份子編輯，這種做法是否行得通，正確和可取呢？這樣，就能夠把像他們的那種人拉近到黨來，而且同期刊較為政治性的部分相比，使他們有更加寬裕的空間以表達不同的見解。這麼的一種做法，是否會趨於把《黨員評論》這類雜誌取而代之，或是另闢蹊徑與《黨員評論》並行運作，而後面這份雜誌正在靠近我們? 他們所代表的與索洛份子不同，索洛正在離我們而去，而他們所代表的則是曾經與共產黨一起而現在正在走近我們的份子。
托洛茨基: 我相信，最好的情況會是《新國際》與《黨員評論》之間分工。允許馬克思主義的業餘愛好者進侵到《新國際》內，哪怕只涉及到文學問題方面，是不會免除相當程度的危險性的，因為黨將會要為他們的集團、他們之間的小齟齬和摩擦等等負上責任。把這些東西引入《新國際》去，是頗有點危險和妥協的。另一方面，能把《新國際》作相當的擴充，不一定要用八至十二頁，至少要有一些，並非用於文學方面，而是用以注視工人運動中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態，都會是非常好的。雜誌比比皆是、有德國雜誌、馬克思主義或半馬克思主義的雜誌，若論及它們並且做出批評就很好。對我們來說，這比文學批評更為重要。
《新國際》必須含有可以引起工人運動興趣的一切事物。可是挪出整整十二頁來給文學會是危險的，尤其是我們給與自然科學、工會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篇幅太少時。若是與《黨員評論》建立起合作，對他們作友好的批評而又不替他們承擔責任，會比較好些。許多知識份子寧可依附于《黨員評論》而非《新國際》，而我們將可把《黨員評論》視為儲備，不時把一些人吸引到黨來。
趨向我們的運動，尤其是來自斯大林派的人，如果來勢迅速的話，則我們必須設立六到十二個月的察看期;對工人毋須要察看期，但對知識份子就至少是六到十二個月。再就是給他們特定的任務。例如，我們爭取到一群十五人的工會份子，那便把知識份子安置到工人處，讓他們一起工作，讓知識份子為工人尋求材料、 統計數字等。但知識份子在工人的會議上只有諮詢性的聲音；是知識份子被我們的工人成員教育。假如工會工人說那個知識份子派上用場，沒有自命不凡，那麼我們可以接受他入黨。我們若是要有一個工人黨，我們便要讓知識份子感到，能被我們的黨接納是很偉大的榮譽，而且只當他們是被工人核准才會受到接納的。然後他們才會明白這不是一個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工人運動的黨，這個黨為其目的可以不時地使用他們。否則的話，我們便會被知識份子入侵，而假如種種討論是由來自斯大林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展開，工人便會避開我們的黨。我們必須為來自其他政黨的知識份子建立嚴格的規矩。我們對待同情者可以有十分彈性和自由的政策;我們可以派出代表到他們的編輯委員會;我們可以接受他們中最優秀的人來我們的報章工作，為《呼籲》工作，如果這份報紙要每週出版兩，三期的話。但要讓他們保持獨立;對於要加入我們黨的知識份子，要採取非常嚴格的態度。假如涉及的是一個已經在我們運動中的知識份子，那就是另一回事;工人也是另一回事;不過，一個受過斯大林主義黨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我們卻是危險分子。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無情地抨擊像 麥斯·伊斯特曼和尤金·里昂斯的那種人。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對待諸如馬克思主義理論這類事情，我們是非常認真的，而且，我們不能允許造成這種印象，即麥斯•伊斯特曼既可以是我們的朋友而同時又湊巧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還有，我們的青年組織在學院內有青年知識份子的核心小組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希望美國會產生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危機將使美國青年思考，而美國青年會產生最優秀的份子。這種核心小組的成員不是黨員，但我們可以予以審視，篩選，把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爭取到我們的運動來。大部分的老一代人都被斯大林派搞壞了，至於那些直至今天仍然容忍斯大林主義的人，則沒有多少批評性。老一代已經心灰意冷，我們必須從年輕人開始。
鄧尼：像裡斯頓·渥克這種人又如何？
托洛茨基:他現在哪裡？
加農: 他試圖做個獨立的激進分子;他到處講演，到處發表文章。
托洛茨基: 我們的報章最好是給他閉門羹。
沙克曼: 棘手的是他找上門給我一篇文章，要求刊登在《社會主義號召》。我便拿起了《先鋒報》，看他們的一篇文章。
托洛茨基: 對，我們應該同他們切斷聯繫。我們對奇里加也是這麼辦。你們知道他與我們的《俄文通告》合作，然後又跑到孟什維克派那邊，我們便立即與他中斷關係了。
卡爾斯尼爾： 在我看來，對於這些人，我們該有些什麼，比如週邊組織之類。
托洛茨基: 是的，他們可以在NPLD這樣的組織內工作。即使我們拒絕他們的文章，也可以向他們解釋，工人報刊的報人應該是個導師。假如他自己沒有一個思想課綱，他又怎麼能做導師呢? 他假如想在NPLD之類的運動中幫上忙，這很好，但他不能在報章幫忙，在他知道自己的道路之前，他不應擺出一付導師的模樣。就算我們因這種措施而失去一，兩個人，但許多其他人將會因此而受教，而他們會變得更認真。
加農: 在組織方面，我們現在處於較佳的位置，能實行更為堅定的政策。當我們仍是一個微小的組織而共產黨仍未解體，社會黨似乎走向左邊時，我們便沒有那麼有利的位置。現在社會黨已經斃命，洛夫斯通運動無法擴展，其餘所有試圖打擊我們的宗派團體亦已完蛋。在整個反斯大林分子的戰場裡，我們現在毫不含糊是確定的領導人。那些向來疑慮到底是工人黨還是社會黨能夠長存的人，疑慮到底是費德分子、 厄尼爾分子還是我們能夠長存的人，都知道一切塵埃已定。此外，我們有青年運動這個意義至為重大，最有前途的運動。洛夫斯通運動和社會黨皆沒有青年運動。
托洛茨基: 我們從共產主義青年團方面得到新的追隨者---這具有最大的歷史重要性。
加農: 我們的青年有極大的自信 --- 斯大林主義者前所未有地更為處於守勢。
托洛茨基: 我不瞭解我們青年組織的結構;有必要設一個知識份子和學生部，還要為工人設立一個組織。
沙克曼: 我們的青年主要是學生;現在就如何接近青年工人的方式和手段，在進行熱烈討論。就這個問題，我不同意吉姆的只有一個點。不錯，洛夫斯通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紐約的運動。不過，他們的運動顯然在增長，雖然不大: 他們在費城的“共產主義青年陣線”曾經有十五個成員。由於他們與荷馬·馬丁的合作而在底特律有一個小組織，他們在政策上正在經歷有趣的轉向。他們現在談第三國際的死亡。他們正在跟整個布蘭德勒運動一起向倫敦局靠攏。
在我的想法裡， 毫無疑問，洛夫斯通運動在紐約的工會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地位，遺憾的是，比我們的更重要。不錯，它局限於針織行業，但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我們則沒有。洛夫斯通運動召開一次會議，他的人在針織行業吹一下風，就有幾百人來到。
我們的同志報告說，洛夫斯通運動的基層同志對我們有了較為友好的態度。其中一人說:"我們現在不支持共產國際了。我們反對莫斯科審判; 我們為什麼不來一個聯合組織呢?" 你當然明白，我並非提議聯合組織;那人的說法只不過是他們基層感受的外露罷了。我們仍然是更為強大的；我們在我們的青年運動中，我們的成員中，我們的運動中，比他們遠為強大。問題是在於想要爭取他們的一些基層份子到我們的組織來。沃爾夫來參加我們的集會這個事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談話到此討論到斯大林派基層方面做工作的問題， 而這又聯繫到俄國問題的方面。參見“訪托洛茨基談俄國問題”]。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