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
托洛茨基給一位法國同情者的信
1929年7月11日
親愛的帕斯同志：
在你寄來的連署函件裡---我肯定將會回應其中的大部分連署者（他們出於錯誤簽署了這封信），因此我的答覆就不用特意說明這封連署信的適當性 --- 你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這就讓我有機會完全坦率地，暢所欲言地，以至於嚴厲地對你做出回答。
你叫我"老闆"，在冠以這個頭銜時，你認為你有權利來指導我。處處給我指示和指引。向我指出身為"老闆"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應該如何安排時間，應該放棄哪些工作，以便獻身給其他人，而這些人是由你指定給他的。也許你會允許我問一句：你意欲作為那個偉大革命任務的"軸心"，那麼你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是否也遵照這個任務來安排呢? 因為你的信件來來去去只是著意於這一個問題: 誰將是軸心? 你同週報的決裂，你對這份週報所表現的敵意，你對古爾傑的指責，也都是圍繞著這同一個"軸心"而轉的。
我不知道我本人是否是"老闆"，也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你認為合適的老闆。我寧可認為自己不是。就我與我的朋友們，以及我和我的敵人們的關係來說，我在革命事業之外別無其它考慮。個人偏見於我是迥然陌生的。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希望《反潮流》能成為週報。在君士坦丁時，你就這個計劃只提出了財務方面的對立意見。你告訴我 --- 那不過是確證了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 《反潮流》費用是由俄國反對派組織所提供的金錢來維持的，而隨著這些資金的耗盡，讓《反潮流》繼續作為週報出版會有困難。這種說法讓我覺得奇怪。我不能理解。我對自己說："這是隨口而出的說話。我不該誇大這句話的重要性"。你提議出版半月刊，我不得不接受它是正確的。可是這對我來說 (在你也一樣)不過是一項臨時的措施，是在外國維持兩個月或三個月的事。在實際中， 所作的決定是出版一份週報，並期望它發展成為日報；這點甚至記錄在你的筆記本裡了。可是你所做的，離日報或週報甚或半月刊遠得很呢。現在的《反潮流》較之過去更是一部俄國檔的文集。人們從這份報章裡不能得知法國的運動。我們在群眾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其他一些計劃。可是什麼也沒有落實。我從《反潮流》中看不到有一絲的群眾工作的目標。而就在我耐心地等待了四個月後，在我堅持我們必須從關閉的大門後面現身出來之後，你只是拿出關於特蘭和蘇瓦連的故事來作答，並且在四個月之後，你向我呈現你的筆記本裡的一些摘錄為你提出的史實作辯護。可是這種作為是法律公證人的作為，而不是革命者的行為。而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的朋友為了出版我們的俄語版檔而付出了他們的所有；他們對事業作出了為事業作奉獻的人們所能作的全部犧牲。至於在巴黎，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為了出版一份週刊，它全部的要求不過是次等的，無傷大雅的犧牲: 犧牲掉時間和金錢。你展開工作，做了一個好榜樣，你便開始向他人提出要求 --- 因為你有權以共同事業之名提出要求。可是你一開始就聲稱缺乏財金基礎，然後就把這種缺乏的論調“深化”，你使一個缺乏的論調越發缺乏。到此為止，所有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全是廢物，全都行不通。我們必須等待你的小冊子出來，才可做些"實在"的事。啊呀，不必厚顏無恥地惺惺作態了罷，假如你不是讓自己落到這種岌岌可危的局面，不必用不惜一切的代價來尋找一個見得人的論證的話，你便不會動用這種聞所未聞的辯白了。
你對那五個“從君士坦丁堡獲取啟示”的同志，窮盡詞彙，都覺得不足以表達對他們的輕蔑之意。這種挖苦既出格又下流。這些同志，儘管為了謀生而汲汲營營，他們卻是在非常艱難的時候，主動自發地冒著風險到君士坦丁，來這裡幫助我們。他們給與我的幫助，其價值無可估量。所有這一切都正當得宜。但是這個故事還有另一面。我在經過對他們作近距離的觀察之後，對自己說，像這樣能夠採取主動性和做出這種個人犧牲的同志，就是革命者了，又或是能夠成為革命者的；因為，巴斯同志啊，革命者正是這樣形成的。可以有知識或無知、聰慧或平庸的革命者，但卻不會有缺乏闖破一切難關、缺乏獻身精神和犧牲精神的革命者。我沒有看錯。這些年輕同志表明他們完全準備付出他們的時間，力量和所有以出版一份週報，並會發動其他人加入。就這樣，他們進行他們所允諾過的工作，而你卻是破壞他們的工作，不是幫助他們。這當中的原因，來來去去都是那個"軸心"問題。
可是，必定會在各方造成影響的運動裡的一份週報 --- 它最終要成為一份日報--- 這份週報在你的想像中佔有什麼位置呢？你是否相信，這項任務難道能夠從十分忙碌的法律事務所騰下的餘閒間，挪出一鱗片爪的時間來完成？你是否相信，你能夠隨興地打理運動，或甚至是打理一份和運動有關聯的週報，就像你隨興地打理一項次要的任務那樣? 對於革命軸心，我有不同的見解。我相信，一位管理一份工人報紙的人士，必須全力以赴，只有一項任務在身；尤其對於像我們這樣負有重任的人，更應該如此。自從你來過君士坦丁堡，我首次從你本人的口中得知，你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律師，從那時始，我便無時無刻不想著這個問題。可是我告訴自己，因為你想要管理這份週刊，那麼你自然要作出必要的結論。而由於我並不把我們的關係看成是老闆和奴隸的關係，我便沒有向你指出你應該怎樣在革命與法院之間分配時間。我假設你會知道，赫斯當年希望成為德國黨的軸心的一分子時，他發現有必要放棄他在柯尼斯堡的律師執業。在耶拿市的大會上，許多人---其中甚至包括了倍倍爾 ---對赫斯在年俸 3 萬馬克方面所作的犧牲讚美不已。我們俄國人---我本人當時在場出席了大會---對這些讚揚相當不快；在我看來，那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我在其中一次發言裡甚至談到這件事，將它作為德國黨已缺乏革命精神的說明。然而，赫斯並沒有為革命局勢和事態的急轉直下有所準備。
關於俄國黨在非法工作時期的記錄，我不作評述了。委身運動的人，不僅在物質方面委身，同時更是傾心傾意，捨身不顧。他公開認同他所為之效勞的事業，我們就是通過這種教育過程，創造了眾多的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軸心"的戰士。
巴斯同志，我坦白說，甚至是嚴厲地直言，為的是挽救仍能挽救的東西。局面已經過於嚴重，再不是說客套話的時候了。我不是一個狂熱分子，也不是個宗派主義者。我很理解沒有脫離他的社會背景但同情共產主義事業的個人。這類協助對我們可以是非常寶貴的。但是這是一個同情者的幫助。我在致美國朋友的一封信件上討論了這個問題。伊斯特曼曾經寫信給我（他的信沒有客套的言辭）道出了如此這般的個人處境。他把自己稱作“同路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追求在反對派運動中擔任任何的領導角色，從旁協助已讓他心滿意足。他做翻譯，把屬於他的版權給與[美國]《戰士報》等等。為什麼? 就因為他不能把自己全身獻給運動。而他的做法是正確的。
你必須明白，一個作為"軸心"的人，也就是說，革命運動中的領袖或其中的一個領袖，是有權召喚工人作出最大的犧牲，包括他們的生命。既有所權利，也要有不下於同樣分量的承擔。否則，每個聰明的工人勢必會問，"某人號召我作最大的犧牲，但其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時間，卻被他用來確保他本人的資產階級生活而不是確保我的勝利；這表明了他對於迫在眉睫的革命沒有信心"。而這位工人的想法應是正確的。
請把綱領放在一邊！不關綱領的事。關乎的是整個革命行動。馬克思曾說過，運動前進一步，勝過綱領十部。而馬克思至少同你我一樣，是綱領甚至宣言方面的能手!
總括來說，你的信，而更主要的是你政治態度，向我表明，共產主義對你來說，是一個真誠的想法，而不是你生命中蓋過一切的信念。然而這種觀念仍是非常抽象的。現在的時刻，你有必要(很久以前就已經有這個必要了)採取行動，一個推你走向真正目標的行動，這時你便由於雙重行為標準而發乎本能地予以反對。當你被邀請參加出版工作的時候，你回答說："沒有資源，而且人力不足"。還有，當別人著手尋找資源和人手時，你則說：“假如我不是其中的軸心，我便反對。”你的所作所為，真是聞所未聞，哪怕你對週報沒有信心，你也應該靜觀其事，而不是加以破壞！你對這些事情全無經驗，但你卻盲目的一直走向新的困境！明天，你會擺出理論方面、哲學方面、政治方面、以及語言學方面的分歧來為你的立場作辯護。事情將要怎樣結束，並不難理解的哩！假如你不想進入[編輯部]名單，請保持靜觀，採取友好的中立吧，不要僅僅出於你個人的理由，做一個無原則的反對派，那個場面可悲呵。
為挽救我們的政治友誼，致以最大的願望。
L.托洛茨基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