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官僚層把蘇聯帶往何處去？
托洛茨基著 史丹譯
1935年1月30日
蘇聯歷史翻到了新的一章。對於多數人而言，向基洛夫發射的一槍就像晴天霹靂。然而天空其實絕不晴朗。在蘇聯的經濟生活裡，雖然捷報頻傳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由於它捷報頻傳，積累起來的深刻矛盾，已不可能單靠從上面而來的法令和命令將之消除，即使是緩和也不可能。與此同時，在官僚的管理方法和經濟文化整體發展的需要兩者之間，存在及其尖銳的矛盾。蘇聯在政策方面意想不到的恐怖行為，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審判，行政報復行為及接踵而來的，對黨進行的新一輪清洗行動，只不過是為一年半前便展開的總的政策性轉向， 提供了富有戲劇性的外部形式而已。這個轉向的總的方向是向右轉，再往右，更進一步靠向右。
共產國際的致命政策，為社會民主黨背信棄義的角色作輔助，結果造成德國無產階級力量被粉碎，導致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官僚以其一貫富有特色的犬儒主義把這一行動作為至高無上的成就呈現於人前，並不是將之視為蘇聯在日益惡化的國際地位中被迫做出的必需退卻。在希特勒勝過德國無產階級的情況下，蘇聯工人和農民有必須要看到斯大林勝過國際聯盟。在利特維諾夫的多次演說中，在其日內瓦的多次投票中及其多次採訪中，轉向的本質已經暴露無遺：蘇聯外交 假如談得上有任何勝利的話，那也許就是它在無產階級公眾的輿論面前，把自己最後的一點顏面克制都拋棄了。在國際政策方面，階級和民族解放的所有標準被完全揚棄。唯一的一項指導原則就是：保持現狀!
與此，共產國際 --- 當然，是在沒有任何討論，也沒有召開任何承諾過的大會之下 (而對於重要問題，大會又能幫上什麼忙呢？) --- 配合這一切，執行了在其整個歷史上最艱巨的轉變。共產國際從“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主義” 的理論和實踐出發，一直走到與社會民主黨結成永久聯盟，還不僅於此，還與法國的國民政府的主要支柱，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結成永久聯盟。為政權而鬥爭的綱領現在被頒佈為反革命煽動罪。同中國國民黨實行 附庸“同盟”的政策(1925 -27年)，順理成章地轉移到歐洲土地上。這個轉向持著完全同樣的一個目標 --- 維持歐洲的現狀！
在蘇聯經濟生活的氣氛裡，轉變的傾向並非不深廣。計劃在一開始就展顯了它內在的力量，但同時也指明了其應用範圍的局限。一個先行設定的一般性的經濟計劃 — 在一個具1 億7000萬人口而城鄉之間有著深刻矛盾的落後國家，尤須有之 — 是作業的假設而不是一道軍事法令，必須備受嚴苛的檢驗，並且在實施的過程中調整。必須採用兩個杠杆調節計劃，財政和政治的杠杆：財政杠杆是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政治杠杆則是民眾中各有關團體對計劃中的不適宜性和分歧作積極反應的系統。可是人民的政治自主行動被遏制了。而在上次黨大會上，斯大林宣佈，穩定貨幣這種需要，是"資產階級迷信"。這一則快慰的格言和其它另外一則同樣大名鼎鼎的 — 關於“雙胞胎”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格言一起，後來不得不作修正。
同是這個斯大林，曾經許諾過要把新經濟政策 --- 市場 --- 送去見"鬼"的，這事發生在多久以前？整個媒體曾經擊節歡呼，買和賣將會完全由"社會主義直接分配"取代的，這事到底發生在多久以前？消費者證曾經被稱為是這種"分配"的外在象徵。根據這種理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貨幣本身已可轉變為代用券，就像劇院或公車的票一般。事實上， 在一個沒有階級也不存在社會矛盾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既然是根據規定的計劃來分發產品，那麼真的還有容納金錢的餘地嗎？
不過，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臨近結局之時，所有這些承諾越發變得黯然無光。今天，官僚發現自己不得不對那些“魔鬼”低聲下氣，請求歸還交給它保管的市場。不錯，根據藍圖，交易只有通過國家機器的機構才能進行。未來將表明，到何種程度上，這一制度將能夠得以堅持。假如集體農場從事交易，則集體農民也將進行貿易。要為進行交易的集體農民設定界線，以確定他何時越出界線變成了商人，這事並不容易。市場有其自身的規律。
消費者證的制度，從麵包證開始，正逐步被取消。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係，日益由貨幣流通所調節。為此而要求一個穩定的 chervonetz [黃金貨幣] 。為了生產黃金，付出了龐大的、不無成效的努力。
為了有一個‘基礎’以計算工人和農民消耗的勞動能量實際具有的社會效用性和經濟效益， 絕對有必要在特定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初始階段把經濟關係轉換為金錢的語言；唯有這種方式，才可通過調節計劃而令經濟生活合理化。
過去幾年裡，我們曾數十次指出，需要一個穩定的貨幣單位，這個穩定貨幣單位的購買力不會依賴於經濟計劃，但有助於檢查那些計劃。蘇聯的理論家們在我們的建議裡只看到我們迫切渴望“資本主義復辟”。如今他們不得不急切地再作自我教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其優越點。
過渡到貨幣計算的系統所隱含的意義是，經濟生活中所有隱藏的和假面掩蓋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而且主要地轉換成響噹噹的黃金語言。然而，總是要有人來償付累積起來的誤判和失調。是會由官僚來償付嗎？當然不會，事實上，帳簿和庫房仍然掌握在官僚手中。會是農民嗎？但改革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在農民的壓力下發生的，而且，至少在即將來臨的一段期間，將證明鄉村中的上層最有利可圖。買單的將是工人；工人藉以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將會作為代價，用以糾正官僚犯下的錯誤。撤銷消費者證直接和立即打擊的就是工人，尤其是打擊到收入最微薄、最貧困的部分，也即是絕大多數工人。
回歸市場和穩定貨幣制度 (後者仍然在計劃中) 的主要目的， 是令集體農民對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直接感到興趣的，從而消滅強迫集體化最負面的後果。前段時間的政策錯誤毫無保留的支配著這次退卻。然而，市場關係復蘇必然意味著強化農村經濟中的個人主義和離心傾向，增加集體農場之間、集體內部之間的差異，對於這個事實，我們絕對不能熟視無睹。
根據斯大林的報告，鄉村中的政治支部是作為超黨派和超蘇維埃的軍事化機器而設立的，其作用是對集體農場實行無情的控制。黨的報紙把這些政治支部歌頌成“領袖的天才頭腦”。今天，經過一年的運作之後，政治支部已偷偷地關門了，連關門大吉的通告也沒有怎麼聲張；官僚在“moujik”[農民] 跟前退卻下來，由通過 chervonetz（銀行券，１９２４年由法律規定為基本貨幣單位，但從未實施過―――譯注）組成的“smychlca”[聯盟] 取代行政壓力；而由於這個事實，強迫性的齊一化必須讓路給差別化。
因此，在臨近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時，我們並沒有把階級社會的“最後殘餘”結束，如那些欺騙人的、麻木不仁的官僚所許諾的那樣，而且正好相反，更是開始了階級分化的新過程。繼用行政手段消滅作為一個階級的富農的偉大時代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落到了向“小康的集體農民”的富農傾向做出經濟讓步的程度。就在百分之百集體化運動搞得火熱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已經預測到了必不可免的倒退。季諾維也夫由於對實現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可能性膽敢表達懷疑，被判處十年監禁(此外別無其他指控!)。但經驗證明了什麼呢？倒退已經開始。還不知道倒退到哪裡才會停止。斯大林官僚集團再一次表明，他們從未能夠預見到明天以後的事情。這是短視的經驗主義，是粉碎所有批評和思想下的產物，用骯髒的把戲來做自我欺騙，更糟的是，它施加在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上。
而在新經濟政策--- 這是不在任何計劃之內的---能有機會表現出任何經濟結果之前，它便已招來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向右轉，無法不在無產階級中較有階級覺悟的分子間響起警號。他們的警覺更因生活成本的顯著增加而附帶著不滿。農民的心情依然不穩定和緊張。在這樣的氣氛中，還加上青年人的滿腹牢騷、 尤其是接近官僚的那部分青年人，他們能夠觀察到官僚的橫蠻，特權和瀆職。就在這沉重的氣氛下，爆發了尼古拉耶夫的一槍。
斯大林派的報紙從反對派1926年的綱領立場，費盡心機地推論出1934年發生的恐怖行為。“[我們被告知] 反對行為必會導致反革命。”人們要是想從這句行文中找到什麼政治見解，它大約會變有如下這個意思： 雖然這個綱領立場排除個別恐怖行動的想法，然而它卻會喚起批評和不滿，而由於不滿情緒無法通過黨、蘇維埃或工會方面的管道得到宣洩，它最終將把那些不平衡的人導向恐怖行為。這樣一種假設確是會有真理的內核，問題是人們要知道如何把外殼去掉。眾所周知，批評和不滿並不經常導致恐怖活動和暗殺，只在矛盾緊張到了極點時，周圍的氣氛一觸即發，不滿非常普遍，而官僚握有擁有國家先進分子的咽喉，那些恐怖行動才會興起。斯大林派的報紙在“ 反對行為必會導致反革命”的這句格言之中，對斯大林主義政權提出了最無情、陰森的批評--- 這一次它道出了事實。
官僚對尼古拉耶夫一槍的回應，是對黨內和工人階級的左翼進行瘋狂攻擊。幾乎讓人以為斯大林一直在等待一個藉口，藉以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的朋友們發動猛烈攻擊。報紙上發動了一場令人絕對難以想像的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同 1924 -1929年時全無二致。只消說這一點就夠了，《真理報 》現在把托洛茨基形容為在內戰期間，在紅軍內部編織“反革命巢穴”的人；而不消說，把革命從這些“巢穴”中營救出來，是斯大林的英雄功績。在中小學、 大學、 雜誌期刊、人民委員會中，一再發現新"托洛茨基分子"，在許多情況下，是發現了落後分子。逮捕和流亡，再一次以大規模的面貌出現。大約有 30 萬人，即15 至 20%的黨員，再次從反復厲行清算的黨裡開除出來。這是否表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最近一段時期內有那麼大的成就呢？這樣的結論言之過早。工人們的不滿無疑是增多了；對於左派反對派的同情也有增加。但官僚的懷疑和恐懼增加得更多更大。即使連有誠意的投誠者，官僚現在也無力消受。官僚為了斬釘截鐵地向右轉，有需要把左方大幅截除。尼古拉耶夫的槍擊事件，給斯大林進行政治切除手術提供了外在的口實。
個人恐怖行動本質上是冒進性的；其政治後果是無法逆轉的，而且往往無法為其目標服務。尼古拉耶夫想要怎麼樣？這一點我們並不知道.。很有可能他是想對黨的體制，對官僚政體的不受約束或向右轉的路向提出抗議。但結果呢？是官僚對左派和半左派的打擊，強化壓力和無法無天，對於不滿右傾轉向的所有可能者，施加殺雞儆猴的恐嚇。 而無論如何，尼古拉耶夫的槍擊之能夠帶來如此不成比例的浩大後果，這個事實就是不可置疑的證言， 說明了所有這些“後果” 早已埋藏在政治局勢之內，只是在等待著爆發出來的理由而已。
官僚現在正進入為兩個五年計劃結算總帳的時期，它為此而趕在前頭保障自己。官僚已作好準備以向農民做出經濟讓步，即是說，向農民的小資產階級利益和傾向作讓步。但官僚不願意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做出任何政治讓步。相反地，它反是向工人階級和青年學生中所有具有活力和思考力的分子實行狂野的員警突襲，以此來展開朝向"小康集體農民"的新轉向。
今天已經可以預測，隨著向左派實行的突擊攻擊，不久之後，早晚便會對右派發動突襲攻擊。它已經發展成蘇維埃形態的波拿巴主義的官僚中間路線，假如能夠使用其他方式，而不必藉著"兩條戰線"持續攻擊 --- 也就是說，分析到最後，是向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的傾向進行攻擊 --- 而能夠得以保持勢力均衡的話，就不會是它現在的樣子。官僚政體的基本任務，就是保住自身。統治集團把它的敵人和反對者，或僅僅是不很可靠的那些朋友，分為左邊或右邊的"干預代理人"，這個分類，常常只依賴於對那團亂麻作方便的技術性處理而已。把上任農業人民委員長斯米爾諾夫驅逐出黨，是對右派發出的含蓄警告:“不必高興得太早。記著你們也會這一天!”無論如何，今天的矛頭則完全是指向左邊的。
在世界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面前做外交退卻；在國內小資產階級傾向面前做經濟退卻；向無產階級先鋒隊發動政治攻勢---這條三分論公式，就是斯大林波拿巴主義發展的新一章。這一章將會以什麼來結束呢？無論如何，結果不會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不會是其裡面官僚的和平解體。與此相反，是工人國家再一次進入政治危機的時期。而帶著前所未有的無比尖銳性並隨而來的，不是過渡時期內的經濟制度的矛盾，雖然那些矛盾本身就極其深刻，而卻是官僚獨一無二的政治立場---- 這個獨一無二的立場不僅拒絕，而且是無法再向貧苦大眾的先鋒作政治讓步。斯大林主義集團成為了自己建起來的制度的俘虜，是國家連串政治動盪的主要來源。
政治、共產國際和經濟上的向右轉，到底能走多遠？他們將會為蘇聯帶來什麼新的社會後果？惟有在來臨中的年月對每個發展階段做出審慎估計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下判斷。在任何情況下，共產國際都已無藥可救了。共產國際完全敗壞的官僚層一步步墮落，它為了取悅斯大林派集團，徹底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重大利益。但是，十月革命創造的國家是精力充沛的。強迫工業化與集體化的年代、暗無天日，人民處在鞭撻錐刺下，既產生了巨大困難也產生了偉大成就。當前的被迫退卻，一如往常，隱藏著新的經濟和政治困難。然而，即便在這個時候，也有可能絕對肯定地說，由官僚獨裁造成的政治危機，對蘇聯的危害，無可估量，同過渡經濟時期的所有失調和矛盾相比，它的危害更為直接更為尖銳。
官僚不僅沒有自我改革的願望，而且也無法改革本身。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對官僚機器，可以從上而下進行無情的清洗，才能將蘇聯國家恢復健康。但為了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的先鋒必須挺立起來，去除等級，重新建立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新創建革命的黨、蘇維埃和工會。它有足夠的力量達成這樣一項任務嗎？
蘇聯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同它的數量相比，它在生產作用方面的增長更加不可估量。蘇聯今天的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社會份量。其社會組成的多樣性，其新一代缺乏革命經驗，黨的腐敗，還有世界無產階級持續的沉重失敗，造成了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治弱點。
在既定的階段，最後一個原因是決定性的。國際視野之缺乏，限制了俄國無產階級，使其把自己蜷縮在一個國家的軀殼內，容忍著“一國社會主義論” ，根據這一理論把國家官僚層神聖化。蘇聯工人必須再一次重拾對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信心，才能恢復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當然，在蘇聯內部發生的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搖擺不定，對於促進，或相反，延緩世界無產階級和俄國無產階級的結合有著無比巨大的意義。但決定蘇聯內部地位的主要關鍵今天已經處於蘇聯之外。倘若西方無產階級向法西斯主義投降而獻上歐洲大陸，處於孤立而且墮落深重的工人國家將無法長久撐持，但卻並非由於它必然會被軍事干預所攻陷；在不同的情況下，與此相反，蘇聯的干預本來可以把法西斯主義推翻的。但現在世界反革命的勝利已經把蘇聯內部矛盾的緊張程度推至最高點。藉著進一步削弱蘇聯無產階級的抵抗力而使法西斯主義進一步蔓延，從而令恢復生機的蘇聯制度取代墮落的波拿巴主義制度成為不可能。一場政治大災難將不可避免，接踵而至的將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復辟。
根據當前的世界形勢，"一國社會主義論"的這個官僚的福音，以其全部的民族局限性和誇大其詞的欺詐性立於人前。我們在此當然不是指在這個地區之內或其他地區之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純粹抽象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 這是一個留給學究的課題。我們腦裡想的是遠為迫切、具體、活生生的，歷史性的而非形而上學的質疑：處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一個孤立的蘇聯國家，在法西斯反革命日漸緊縮的包圍圈內，有可能漫無休止地維持下去嗎？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是：不。蘇聯內部條件的答案是：不。來自帝國主義的外部壓力，用於國防力量和資源的開支， 建立正確經濟關係的不可能性 --- 這些障礙本身已是足夠深重了；但比這些因素更為重要得多的是這個事實，即：世界革命的失敗不可避免地會令蘇聯制度活性的承托人---無產階級--- 崩解，迫使其俯首順從在國家官僚的枷鎖下，而這個國家官僚本身，正被波拿巴主義的全部惡習所腐蝕。離開世界革命便不會有出路！
“悲觀論”！--- 所謂的共產國際（Comintern）這一訓練有素的鸚鵡會如是說。那些早已告別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御用騙子將發出嗥叫：“保衛資本主義！” 至於我們方面，的確是完全不帶著“樂觀主義”來看待名為指導實為壓迫工人國家的斯大林主義制度。在歷史發展的所有可能變動下，這個制度要崩潰的必然性是同等的。然而唯有歐洲和世界無產階級走上進攻及勝利的道路，才能令蘇聯官僚無法把工人國家一同拖進窮途末路之中。首要的成功條件是，全世界的先鋒隊從斯大林主義死氣沉沉，遲鈍無能的爪掌中解放出來。儘管有強大的謊言和誹謗的機器帶來障礙，這個任務將會迎刃而解。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的利益，前進!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