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問題: 為大公司使得世界更安全
肖恩·斯塔爾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意欲擴大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經過五年的緊張談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 可能在今年年底實現。關於TPP對美國勞工的消極後果，已有很多論述 (而且說的都正確)。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具有的國際影響是什麼，在充斥雙邊和多邊貿易以及投資條約 (僅國際投資條約就超過 3,200項) 的世界，這會有什麼不同嗎?
當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似乎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時候，為什麼美國不允許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中國 (已表示出興趣)加入 TPP 談判呢?
由於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前第三世界國家 (或"新興市場")的驚人增長，導致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和高度的一體化，這正是上個世紀四、五十 年代的美國政府規劃者所設想的理想世界 — 一個對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對美國企業開放而且友好的世界 — 終於在形成中，這超越了他們最狂野的夢想。幾乎每個政府 (只是程度不同) 現在都把國家的發展，等同於提高國際競爭力，要使他們的國家對全球資本(經常的情況是，這並不是指美國的資本) 是安全的。
在地緣政治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毀壞、敘利亞的戰火正酣，以及美國與古巴及伊朗的關係明顯變暖，這一切，縮短了刺耳的“反美” (換言之，地緣政治上獨立於美國者) 區域競爭對手的名單，即使俄羅斯最近已重返該名單上，也依然如此。
但是，在美國霸權下，在長達七十年的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鞏固過程中，一個奇兵突起：就是進進出出這個過程的中國。
一方面，中國從一個二十世紀主要的反資本主義和反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變革到了二十一世紀最渴望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一 — 說其出人意料，毫不為過，當然，這也是美國資本的福音。
另一方面，中國，這個既狹隘又自由的國家資本主義怪異堡壘，在地緣政治上，仍然相對地獨立於美國。所有大型經濟體中，對於地球上的外國資本，中國同時是一個最開放又最封閉的國家。許多高端部門 — 如銀行、能源、電信和公用事業 — 是對外國資本完全封閉的。然而，很多其他行業，則是比較開放的，而且外國投資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中國，滲透程度大於大多數其它大型經濟體 (如日本)，特別是在那些處於類似發展水準的行業，更是如此。
然而，儘管過去三十年，對拉動中國的增長速度，外國直接投資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仍對外國投資維持比大多數其他國家更多的限制。在2015年外商投資產業的指導目錄中，中國規定，完全禁止三十六個行業中的外國投資，還有三十八個行業是受限制的 (外國公司經常被迫與中國企業組成合資企業)。而在 1995 年發佈的第一批目錄裡，有多得多的行業受到限制，美國資本顯然希望中國產業自由化的步伐走得更進一步、 更快一些。
美國資本認為中國對外國的智慧財產權 (IP) 保護不力。有時中國政府明確鼓勵通過技術轉讓的要求，山寨版技術和比比皆是的模仿者而複製西方的智慧財產權 (IP)。高速列車和消費品，如醫藥行業，服裝和電子產品，全是仿造的對象。在蘋果公司發佈其版本之前的幾個月，中國消費者們甚至就已戴著盜版“蘋果手錶”。
中國不再只是“世界工廠”和外資的超級剝削出口平臺 — 它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之一，範圍包括汽車、智慧手機、奢侈品和速食食品。中國消費市場的重要性在上升，使得智慧財產權 (IP) 保護和投資者仲裁成為全球公司的頭等大事。但很長時間了，外國投資者發現狹隘和民族主義的中國政府，及其反復無常的法律制度，並不能可靠的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
於是，雖然中國已確定地放棄了其反資本主義世界觀，由於其投資做法，現在甚至被一些非洲領導人指責為歐洲風格的新殖民主義 (尤其諷刺的是，中國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支持非洲的許多反殖民主義鬥爭)，中國的統治階級 —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CCP) — 既沒有優先外國資本的利益，也沒有優先美國的霸權利益。
相反，中國共產黨優先維護的是它本身的權力。有時，為了推動積累和技術升級，涉及到向外國資本開放某些部門的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經濟是國有的和國家控制的，中國的國有企業 (SOEs) 仍然佔據大多數的制高點。關於國有企業所獲得的優惠待遇，特別是在融資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待遇，讓外國資本不平而怨氣沖天。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功亦使得它那個版本的國家資本主義成了其他國家的燈塔。巴西越來越熱切於它，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已恢復活力，還有印度，更不用提法國，可以有把握地說，是決不會放棄它的。當然，在 2008 年華爾街金融災害之後，美國也把其大塊的"私營部門" (美國國際集團 (AIG)、克萊斯勒、花旗集團、房利美和房地美、通用汽車公司 — 這裡只提一些突出的例子) 國有化，但這些措施大體上被視為是臨時的，偏離公私分離的自由主義標準— 這項準則，在中國並不存在。
當然，中國並沒有提供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物，甚至也沒有提供其中的美國霸權的替代物。中國沒有能力 (也沒有意願) 來創建一個替代美國霸權的秩序 — 它只是想增加它的餡餅份額，並被視為平等的夥伴，而不是一個第三世界次級國(或像日本一樣的第一世界附庸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四國銀行、絲路基金和中國的其他倡議並不意味著挑戰美國主導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這兩個機構，中國繼續支持、注資並充分參與。
相反，他們的意義在於為中國提供更多的杠杆，為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中，尤其是在東亞地區，增加迴旋的餘地。類似的全球治理談判，在1970 年代也出現過，例如，當時西歐和日本的復興激起了壓力，產生了G7 和三邊委員會。但這些都依然處在美國的霸權傘下。
中國增加全球影響力的願望由其政治經濟體制的特殊性 — 一黨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 所塑造 。雖然中國的精英是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受益者，與日本或韓國不同，他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擁抱自由民主，需要避免過分從屬於美國。
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不僅依賴於持續的經濟增長，還在於洗刷中國“百年恥辱”，因為， 1839年 — 1949 年，中國遭受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不斷侵略。隨著反資本主義鬥爭作為正統意識形態 (雖然大學所有學生仍然必須參加“馬克思主義”的考試)被逐步地淘汰，中國共產黨現在試圖把自己定位為正確的力量，能夠把中國帶回到其歷史上曾經的地位，即太陽系的“中央王國”。
這就是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東亞地區自由經濟秩序的不確定性。融入此秩序，讓中國精英階層大量受惠，但他們在中國的持續合法性，取決於種族優越感的民族主義計畫，在西方人眼中，這個計畫有變得“過於狹隘”的危險。中國軍事的快速升級，中國東海和南海日益加劇的領土爭端，就是這危險的所在。
這是 TPP 見縫插針的機會。
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很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他說，這次TPP的簽署，比派另一艘航空母艦到東亞地區更加重要。 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霸權長盛不衰，背後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它能夠滲透到其他經濟體，從結構上讓其統治階級的利益與美國霸權的利益相一致。日本精英毫不動搖地支持美國的霸權，並不是因為他們被迫，而是因為這樣做，符合他們的利益，。
中國精英階層已經在依賴全球資本主義了，但要確保他們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這樣做，美國需要他們進一步自由化並整合進 — 並因此依賴於 — 全球資本 (尤其是美國公司)、 全球金融 (集中於華爾街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並向西方消費者 (尤其是美國) 出口產品。
這不是關於中國的全部。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一直在施壓日本開放其經濟，而 TPP 繼續這種要求，針對的是日本農民和汽車製造商。馬來西亞、墨西哥和越南是重要的出口平臺，他們與中國競爭外國資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是美國的重要盟國。從廣義上講，國家越開放，他們對美國的影響也就越開放。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每個人都知道，TPP 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它是最受地緣政治污染的貿易之一。
TPP 要建立未來的規範和規則，要把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地區 — 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 — 鎖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內。如果美國可以與日本和西歐一起(通過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制定智慧財產權 (IP) 保護和投資者仲裁的共同標準，那麼西方就可以繼續塑造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易規則。
因此，如果中國想要繼續融入全球資本主義 (而它必須這樣，因為經濟增長的急劇下降會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那麼，中國將被迫繼續開放，讓其規則和條例與西方確立的“國際標準”協調一致。順應日益加劇的自由化，也會讓他國效仿的“國家資本主義” 的任何衍生替代模式的突出地位減色。
這就是有些人所稱的“結構性權力” — 制定制度的規則和規範的能力，以使他人別無選擇惟有就範。結構性權力往往比“關係性權力”更有效，或者根本就強迫別人做某事。它解釋了為什麼儘管中國表示有興趣加入，卻被排除在 TPP 談判 之外 — 這樣，他們就不能夠改變規則。
TPP 的設計師們構建協議來謀取自身利益：保護智慧財產權和投資者仲裁，促進世界頂尖企業的持續主導地位，那些企業仍然是歐洲人、日本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天下。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能確保先進的知識行業，如醫藥品行業，維持其在健康衛生業的利潤 (而窮人依舊被拒之救命藥物之門外)。美國農業綜合企業將獲利於日本農業的開放，而耐克公司將受益于越南 (其大部分鞋在此製造) 的進一步自由化。
要瞭解誰獲利，很簡單，只要注意到這個情況就行了：超過六百名的“企業顧問” 伴隨著美國貿易代表參與處於保密狀態的談判。而勞工顧問呢? 人數是零。
TPP 還將便於跨國企業在勞工、環境、健康、安全和其他法規方面對政府提起訴訟，以便讓納稅人賠償由於“徵用” 而來的“未來回報率的損失”。投資者-政府爭端解決機制 — 已經存在于許多現有的國際投資條約中 — 將在TPP中得到鞏固和加強，以確保一個單一的、更可預測的標準，因為新個案的數目已破了紀錄。
2011 年，有這樣一個案件，涉及菲力浦·莫里斯公司，該公司援引 1993 香港-澳大利亞投資條約，起訴澳大利亞政府“剝奪”其智慧財產權。澳大利亞通過了一些世界最嚴格的香煙包裝法條，用可怕的腫瘤圖片覆蓋煙盒，並刪除其前面的菲力浦·莫里斯公司商標。TPP 將便於企業在跨國法院挑戰公共衛生和其他政策，規避國內的法律機制。
TPP 在美國是有壓力的，尤其是來自大工會的壓力，後者認為，幾十年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增加了資本對勞工的壓力，導致製造業工作的外包和不平等情形的飛漲。(出於類似的原因，許多歐盟國家都反對更大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或者說TTIP，但比較側重于投資者-政府間仲裁)。
如果獲得批准，TPP 將是歷史上最擴張的貿易和投資條約，涵蓋了世界GDP的 40%，三分之一的出口，以及幾乎全球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資股票。
可能會有新煥發的活力注入 TTIP 談判，該談判停滯不前，其原因是群眾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超過100萬署名的請願書。它將逼迫中國進一步自由化，並與美國資本的利益協調一致，因為 TPP 成了未來巨型區域貿易和投資協定的模型。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國內和國外，它將進一步加強資本對勞工的壓力，確保公司、勞工、和環境法規保持寬鬆。
出於這些原因，很明顯，我們應該反對 TPP — 更不用提任何加強資本力量的國際協議了。左派應撇開保護投資者和企業的“自由貿易”協定，轉而爭取提高勞動和環境標準的國際協定 (列入超越純政治辭令的強制性措施)，保護和培養獨立的工會，對資本以及資本流動，施加更大的調節和控制。
但在每個國家反資本的社會力量的平衡出現轉變時，這必會發生。由於前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國家 (尤其是中國)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這場鬥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 — 美國顯得尤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