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還剩什麼?反思紮根於非洲大陸的左翼勞動階級運動的失敗

法羅則·曼吉
　

20世紀50年代早期，在自由解放理想的鼓舞下，整個非洲大陸見證了人民運動的風起雲湧 — 解除了殖民枷鎖。整個非洲大陸，民族主義政黨使人們相信，政治獨立是達到自由的路徑。自那時以來，用數百萬非洲人的生命鮮血換來的許多獨立成果，已經反轉為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反轉為土地的剝奪，失業率和食品，房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費用的不斷上升。作為回應，整個非洲大陸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在某些情況下，忿怒的爆發和群眾暴動導致帝國主義孕育和培養的政權(例如突尼斯、埃及和伯基納法索)被推翻。在這種情況下，人會想到，整個非洲大陸，足以孕育出強大的左翼工人階級運動。但這為什麼沒有發生呢?

幾十年來，各種規模的，具有各種影響力的左派和共產黨出現在非洲大陸的很多國家，儘管他們面臨殖民壓迫的恐怖。許多情況下，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這些政黨的政治戰略是同民族主義政黨合而為一的。遵從當時主導的信條:這是革命的‘戰略’觀，根據這個信條，共產黨人不僅要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作為 ‘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還要服從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 — 就如我們所看到的，自1994年以來，南非共產黨服從于非洲國民大會（ANC）的領導。

為了政權，大多數民族主義政府經常獲得左派的支持，他們認為，為滿足群眾要求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控制國家。但他們忽略了，國家本身是一個殖民地國家，它的設置是服務，保護和促進帝國主義強權及其公司和銀行夥伴利益的。這個國家壟斷暴力的使用。它有員警、軍隊和秘密員警，在必要時，它使用軍隊和暴力，保護資本主義週邊經營方式的利益。

佔據了國家權力後，獨立的政府基本上是尋求適度的改革，主要是消除國家的種族化，對它進行現代化改造，以便經濟能更充分地納入美國、歐洲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著手建立的新興國際秩序。國家控制的機構、員警、軍隊和特種部隊 — 甚至殖民強權建立的本土政權的權力架構— 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原封未動，儘管裝扮有國旗的顏色。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被完整保留，即使在那些聲稱是馬列主義政權的國家中也是如此，例如，門格斯圖（Mengistu）的埃塞俄比亞。

很少有人瞭解這些佔據的危險，更不會去創建資本主義國家的替代品。其中必須提到的有派特裡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 (剛果)，阿米爾·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 (幾內亞比紹) 和湯瑪斯·桑卡拉（Tomas Sankara） (布基納-法索)。他們都致力於建設殖民地國家的替代品。顯而易見的是，所有三個人都被與帝國合作的他們自己的同志暗殺了。

卡布拉爾（Cabral）曾慷慨陳詞:"我們認為，有必要把我國殖民政府的各個方面完全摧毀，破裂，變為灰燼，以便讓我們的人民完全自主"。

雖然國家的壓制武力可能會穿上新制服，但它們的作用 — 保護資本主義在(前)殖民地的利益 — 保持不變，因為新興的中產階級和現在佔據新殖民主義國家權力的黨政官員們意識到，私人積累和利用國家權力進行搶劫的潛力可觀，所以他們對轉型國家的興趣退卻了。

‘非洲化（Africanisation）’ — 或用南非案例的說法，‘黑色經濟強權’ — 是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呐喊，要把他們對私人積累源頭的掌控合法化。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他們日益增長的‘投資’興趣 — 主要集中在採礦業 — 提供太多賺錢的機會，讓他們甚至不會去考慮對經濟權力作更改。國家成了蜂蜜罐，因而經常成了新興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衝突場地。在某些情況下，左派的領導成員加入了民族資產階級行列，正如我們在南非西瑞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和其他人身上所看到的。

正像法農（Fanon）說的: 民族資產階級發現它作為仲介的歷史使命。......其作用並不是改變國家，而是平淡無奇作為輸送帶而服務於資本主義，被迫躲在新殖民主義的面具背後偽裝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無所顧忌而傲慢自大，陶醉于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這個有利可圖的角色，這個卑劣騙子的作用，這狹隘的心理和雄心的缺乏是民族資產階級無能的症狀，無能履行其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為了履行其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以及‘卑劣騙子’的職能，這個階級轉而對付曾經幫助它奪權的左派，殺戮左派，囚禁左派、放逐左派或使它邊緣化。 以屠殺為例，1971年，蘇丹最強大的黨派之一共產黨遭到屠殺，嘎法·尼邁裡（Gaafar al-Nimeiry ）發起一場運動，幾乎徹底消滅了該黨。即使在有組織的左派並不強大的地方，後獨立期也出現了對中堅分子的暗殺: 例如，在肯雅，湯姆·博亞（Tom Mboya）、 皮奧·伽馬·平托（Pio Gama Pinto） 和JM 卡利烏克（JM Kariuki）遭到暗殺，或在南非，克利斯·哈尼（Chris Hani）遭到的暗殺，和最近發生的對南非金屬工人工會(Numsa) 成員和棚戶居民運動（Abahlali base Mjondolo）成員的暗殺。

‘非洲社會主義’作為對後獨立期早年非洲大陸不發達的回應而獲得表揚，但在每種情況下，這同只許有一個合法政黨的要求相結合。無論那種實際政治色彩的政權，宣佈效忠於社會主義，對於民族主義者並不罕見，儘管是‘非洲’版本的社會主義。

誇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也許是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即使在加納，也從未嘗試過解構殖民國家。因此，激進化蔓延於人民中。在1961年，鐵路工人舉行了全國性的罷工，但政府變得越來越專制，獨立的政治組織遭受打壓 — 直到最終成為一黨制國家。恩克魯瑪的政治著作，在1966年推翻他的政變後，變得更為激進。

同樣，朱利斯·尼雷爾建立他自己特定品牌的社會主義 —烏賈馬（Ujamaa）— 桑吉巴島革命的結果，在這場革命中，他精心策劃鎮壓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布-烏瑪（Abdulrahman Babu’s Umma）黨。尼雷爾的《阿魯沙宣言》 宣佈成立一黨制國家，防止左派的獨立組織，防止工人階級組織。曾經的熱情工會主義者，艾哈邁德·塞古·杜爾（Ahmed Sékou Touré）領導幾內亞在1958年獨立，並在1960年，宣佈他的黨，幾內亞民主黨（Parti démocratique de Guinée）成立，是唯一合法的政黨。自稱‘社會主義’結合一黨專政的國家，以其自己一黨專政的壓制形式建立蘇聯式史達林主義，及其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最終的消亡 — 所以這一切，有助於詆毀‘社會主義’作為進步力量的思想。在許多國家，社會主義一詞成了髒話，消失於日常詞彙中。

還有另一個抑制非洲左派發展的因素需要考慮。三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只是導致了物質的剝奪，而且還導致了記憶的剝奪。許多人出生在結構調整方案實施以後的年代，在CNN和麥當勞文化的環境中，他們失去了同自己歷史的聯繫。

正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 清洗一個人的第一步，是要抹去其記憶。毀滅它的書，它的文化，它的歷史。然後讓人寫新書，製造一種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全民族將開始忘記它的現在和它的過去。它周圍的世界會忘記得更快。…人類反抗權力的鬥爭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今天仍然存在建設強大左派，建設工人階級運動的挑戰。無論我們的歷史可能遺留給我們什麼樣的限制，現實是：在獨立後，我們國家的資產階級未能兌現他們的承諾。

這個階級心甘情願實施了三十年 (或二十年，南非的情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大多數人的條件在許多方面反而比他們獲得獨立時更糟。今天，不滿正在增長，尤其是在青年中。對後殖民政府的不滿也更廣泛，因為他們的信譽和合法性已喪失。關於這個階級領導解放的能力，越來越嚴重地受到質疑。

客觀條件，至少為建設一個左翼運動，潛在地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是，在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性質的四十年分析的基礎上，這是做不到的，儘管大部分左派已習慣於這個分析。還有工作要做，要加深我們的理解，要理解在今天的金融化資本及其在‘邊緣’運作方面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這種分析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要瞭解這個事實，即工作場所不只是通過強佔而積累的地方— 它是通過租金，醫療和社會福利、教育、土地、水、電等的私有化而抽取收入和財富的地方。所有這些都依靠投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