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生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个年头了，他慈祥的音容笑貎、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为人的光辉形象，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永远不能磨灭。他是一位忠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终生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又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精通英语、语言生动、诲人不倦的杰出好老师；更是一位才华横溢、博古通今、文笔优美、严谨、清晰、流畅的一位翻译家。

        他絶顶聪明、又勤奋好学，在温州中学上学时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学年段，他的成绩是六个第一名，是温州中学校史上絶无仅有的。他不仅专心学习功课，还博览群书，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爱国爱民，心怀全世界穷人的疾苦和命运。1942年他受从苏联留学归来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安明波教授的托派思想影响，从而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和托派观点。当时托派被斯大林诬之以托洛茨基匪帮的恶名，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康生之流阴谋家揑造为“汉奸”、“间谍”。这麽聪明的周仁生为什麽在革命道路上选择了托派呢？其实并不费解，但说来话长。这要从托洛茨基这个人物说起。托洛茨基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杰出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他领导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当时列宁为躲避被捕，不在现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湼夫又反对武装起义。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彼得格勒工人，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下掀起内战，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在这紧急关头，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要职，组建了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等英法支持的叛乱，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建设的命脉鐡路运输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任鐡路人民委员职务，用鐡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恢复生机。因此托洛茨基当时的威望很高，是仅次于列宁的苏联领导人。而十月革命中的斯大林黙黙无闻。(根据普金政府制定的《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思框架》大纲在涉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一章中，列出以列宁为首的11位党政军要人名单中却没有斯大林。)

        在内战中斯大林操纵的军事反对派严重干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列宁说他没有理论和原则，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有强烈权力欲，利用职权，安揷亲信，想建立听命于他的集权统治。特别利用列宁患病的机会，获得中央委员会指派他为患病列宁的监护人，千方百计限制列宁的活动，还指示在列宁病榻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滙报，连医生的处方都要由他处置，甚至在电话里对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无端辱骂和威胁，引起列宁极大愤怒。当列宁发现斯大林在对外贸易权问题上的错误和在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所采取的粗暴和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考虑决定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彻底改变党的建制，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1923年3月5日，列宁授权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以及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列宁把有关撤换斯大林的文件交给托洛茨基，要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宣布。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顾虑党的分裂，仍希望斯大林能改正错误，使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而没有公布列宁的文件(即所谓列宁的遗嘱)，这正好给斯大林为获取最高领导权而清除最大障碍的托洛茨基提供了絶好机会。结果政治局全体六人中，除了列宁病逝，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季诺维也夫、加米湼夫、布哈林先后被枪毙，斯大林从此独揽大权，但还不放心，派人于1940年8月21日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镐暗杀了。

        中国赴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亲身经历了苏共党内的斗争。他们最关心的是1925 – 1927年中国大革命。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多次反对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许出版共产党的报刊，这等于扼止了党的喉舌。斯大林武装国民党，陈独秀要求给共产党5000支步枪，斯大林都不答应。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斯大林通过在中国的顾问迫使中共向蒋介石妥协，特别是北阀军已到达南昌，陈独秀组织上海工人举行武装暴动，赶走了占据上海的军阀军，但斯大林却认为这会影响与蒋介石的关系，要中共解除工人武装，将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结果蒋介石顺利进入上海后，马上下手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即“四．一二”事件。但就在“四．一二”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说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是最革命的。四．一二惨案后，斯大林认为汪精卫代表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要中共参加武汉政府，结果三个月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宁汉合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共产党人大屠杀，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斯大林不仅不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人头落地、大革命失败负责，反而掩盖事实，嫁祸于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投降主义帽子，并撤掉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唆使新任总书记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有责任，但要全党承担，对革命不利，那就让独秀一人来承担吧！这样颠倒黑白，陈独秀能服气吗？留苏学生当时在莫斯科亲身见到和聴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反对中共参加国民党，建议共产国际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在革命高潮时要建立苏维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被斯大林封锁，不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分成支持斯大林与赞同托洛茨基两派。随着这批赞同托洛茨基主张的留学生归来，并带回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件，当陈独秀读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文件时，恍然大悟：“这就是我所主张的中国革命道路”。于是坚决与斯大林路綫决裂。由于陈独秀当时在党内威望很高，一批党内高干如时任宣传部长的彭述之等人也都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在党内形成反对斯大林派的左派反对派。斯大林知道后命令将他们开除出党。陈独秀还是要革命的，他联合了当时从苏联归来的留学生们成立托派组织，组成了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托派，进行中国革命活动。

        周仁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在安明波教授指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知悉十月革命和苏共党内斗争史，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接受了托派思想，至1946年4月，毅然加入托派组织。1946年7月，周仁生先生离开温州，去上海参加彭述之、刘家良领导的托派多数派，担任宣传工作，并参加《青年与妇女》编辑部，1948年8月参加托派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建党大会，继续担任宣传工作。斯大林在世是不会放过托派的，1952年冬至，周仁生先生与中国大陆所有托派同时被捕，他被判无期徒刑。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死亡，而周先生却被关押27年，直至1979年6月5日才恢复公民权。

        周先生回到温州，在温州教育学院担任外语教师，深受学生欢迎，并在他教的毕业学生强烈要求下举办英语进修班，要求跟他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教材越来越深。他们学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材和四册《新概念英语》，周先生继而自编教材，例如选自《读者文摘》等英美文章，不断提高水平。这批学生跟着周先生每周学习两个晩上，一直坚持22年，这在外语教学史上是空前的。周先生更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革命文献，为《十月评论》等刊物供稿，翻译法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英文版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第二卷。这部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的《先知三部曲》三卷集，赢得1999年全国十大好书的荣誉。周先生深厚的中文和外文的功底和涵养，对原著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事件的透彻理解、文字表述的准确、流畅、清新、优美跃于纸上。

        周先生一生清贫，节衣缩食，高风亮节，每日勤奋钻研学术至深夜。对学生热心关怀，谆谆教诲，为人楷模。自年青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身处逆境，始终乐观坚持革命信念直至离开我们，深感痛惜！

        一个革命者不能以个人寿命的尺度去衡量历史进程，否则就要犯急性的左派幼稚病。从十月革命至今一百来年，国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不断增长，创造了大量物质文明，表明它还有生命力。而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它不断为自己制造危机，2007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未消退，使整个欧洲一蹶不振。这表明财富极大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矛盾就越尖锐。难道金融巨头有一天会自动变得不再贪婪？不论资本主义还能延续多久，它终究不是终极的社会形态，1991年苏联解体，只能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历史的使命鞭策一批又一批走在前头的人，不断去提醒人们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形态终将来临，周仁生先生就是其中一批中的一员，严肃而认真地认识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规律，并在这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他选择这条艰辛的道路，成为不把自己的任务消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满足。

        我崇信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中央编译局施用勤先生等人在《托洛茨基自传》译者前言中所指出：“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任人篡改，迟早会做出它的庄严宣判，嘲弄历史者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