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暂的

从短暂的"苏联世纪"到普京的俄罗斯：

破裂和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凯瑟琳·萨马利(2015年2月9日)

反复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是用一个美丽的意识形态灯树，掩盖黑沉沉的森林。德国的统一是真正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因为戈尔巴乔夫拆除苏联而得以加强。1989-1991年，这个转折点结束了短暂的"苏联世纪"(用墨舍·勒文（Moshe Lewin）的句话说）。它远非一场"民主的革命"，反倒更具有社会反革命的性质，其内外行动者，把他们的目标藏在"民主-独裁"议会的屏幕背后，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

唤醒内外行动者 — 这样做 — 意味着拒绝任何一个国际阴谋论，反对被迫服从帝国主义列强或"世界市场"的宿命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可怕的国际约束和行动者有任何的低估。同样，拒绝"民主革命"论，意味着对以工人名义的一党独裁的不满，因为那是"真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失败的"有机"成因。与此相反，它意味着不倒退至古拉格和柏林墙，并估量短暂"苏联世纪"对国际关系力量的影响现实，在相反的意义上说，正如汤玛士·皮科提（Thomas Piketty）指出的那样，有目共睹，"苏联世纪"后，"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回归到十九世纪的不平等机制。

"真实现存的社会主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及其自身的矛盾

二十世纪革命经历的特定环境和发展无法在这里涉及。但一切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决裂，同帝国主义"中心"强加于其（半）外围的统治和依赖关系决裂。[1] "在一个国家建社会主义"的逻辑，被克里姆林宫用来约束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结果失败了— 铁托南斯拉夫和毛泽东中国的领导人的抵制，就是特别的见证 — 这个逻辑没有制止官僚主义，包括出现在新革命中的官僚主义。

这些革命的基础，是有关社会的广大最贫穷人口，他们在国家社会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动员起来，其每一次胜利实际上鼓励了其它人。挑战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挑战它以市场利润为投资动力的逻辑，他们可能使经济选择从属于政治选择；但这些选择由一党专政国家"决定"，这样既可捍卫他们的特权又能保住其社会发展主义的逻辑。"苏联集团"国家的执政党，试图重现同样的社会经济机构和机制，优先考虑国家工业化的逻辑。

在"真实的现有社会主义"政权和他们认定的理想之间，尤其是在巨大极权暴力阶段，比如首先在斯大林主义化的苏联，然后在一系列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到处都有巨大的差异。除了直接的镇压外，这些政权根据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结合真实的社会文化成果，建立了官僚剥削和支配（性别、民族、文化)的关系。新政权试图把自己立基于工人上，因为工人是其制度的产业核心，于是，确保工人有一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化保护，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中，通过官方的工会，在那里分配某种"社会收入"(住房、日托中心、休闲中心及假期，医疗诊所，消费品)。强劲的"粗放型"增长，得到高度保护而不受市场机制控制，确保人的(不好的)充分就业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还有，社会收益作为基本权利而出现。所有这一切，尽管有压制性的一面，却给这些政权提供了群众基础。

在"真实现存社会主义"的内部层面上，该制度培养的社会主义愿望和其官僚的现实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2]，20世纪60年代的局部改革尝试遭遇失败，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劳动质量和生产率：这样做，他们同公认的充分就业权利发生冲突，同挑战官僚特权的"平均主义"矛盾，扩大了由市场引起的贫富差距。抗议活动遭镇压后，改革受阻；七十年代是通过负债而增长的十年，因为负债使进口得以重新开放。

这造成了危机的第一个外部因素：债务可自由兑换成货币，那以后，主导这些系统的闭关自守，被打破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美联储提升利率而使这种债务增加了，把这些国家第一次置于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同时，1979年，苏联在其干预阿富汗后，遭到了罗纳德·里根发起的终极军备竞赛的影响。

但这些外部压力本身都不足以让这些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是"缠结"把内外因素和行动者连接一气。

关于戈尔巴乔夫所作的选择，有一个主要的国际说法：苏联的"解体"，目的是获得西方信贷和减少军事开支的比重，以便推进内部改革（"公开性"/透明度和"新思维"/经济重建）。西德的信贷和技术，苏联撤军的可能性，对这些，莫斯科算计得比不受欢迎的昂纳克政权更多。戈尔巴乔夫旨在拆除两大冷战军事集团（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共同家园"框架的系统内"和平共存"。经过与科尔的洽谈，他接受了柏林墙倒塌。美国推动统一的德国并入北约。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北约违背了它不会超越德国的诺言。

无论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与否，这一切都不会得到尊重。但就目前而言，美国热衷的是苏联及其财产制度的终结。达成这些目标的内部盟友是叶里钦（Yeltsin）。他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在1991年 12月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策划苏联的解体，导致戈尔巴乔夫辞职。然后，他加速普遍的企业法人私有化进程（变成股份公司），在1993年反对顽固杜马的政变后，私有化进程采取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形式：免费分发优惠券给工人，让他们可以"购买"企业的股份，以此表明归还因他们的工作而产生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被共产党机器侵占的。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的反革命并未宣布其"资本主义"特性。虽然"大规模私有化"（没有资本的输入）慢了下来，在短期内，他们在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重组时，避免同集中于大企业的工人作危险的对抗：这些企业，失去了他们的生产物质，持续几年，有越来越多的正式工作单位，经常不发工资，但其产品实物照样分送各地。同时，关键部门被占据，占据者主要是政府和寡头们。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自身的多元化，引起整个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继叶利钦的例子，很多共产党的"权贵阶层"选择巩固其特权和权力，所用的手段是私有化和自称"民主"的激进"反共主义"，也即是说，支持市场、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这完全说不上是颠覆，因为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人性化社会主义"的"苏联正常化"和1980年波兰雅鲁泽斯基将军反对团结工会及其"自治共和国"计划的政变之间，任何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反官僚运动，都被查禁。

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公式看起来很简单 — "市场 + 私有化 = 经济效率与自由"— 而人们并不了解所说的"市场"和"私有化"是什么，或要应用什么样的效率标准。远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他们用"欧洲计划"一个重要而意外的转折做标记，极度模糊地把社会反革命强加于人，后者反过来就可以对东欧国家制度的变革施加强大的影响力。

东德并入联邦德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第一次向东的"扩展"。对于东德人，就业被毁灭，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冲击。但它还表现为德国财政预算赤字的扩大。1991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决定填补这一赤字，于是上调利率以吸引外资，使得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各种货币的官方平价不稳定。投机资本利用外汇管制的解除（由 1986年单一法案决定）为欧洲货币体系(EMS)危机和经济衰退提供了催化剂。

面对这场危机，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走向单一货币，以便消除利用汇率的投机活动。但它要求有严格的标准来管制未来货币的制造，表明其对通货膨胀的关注，和对所谓"地中海俱乐部"国家的不信任。因此，建立了新欧洲联盟（EU）的1992年“马斯特里赫条约”，纳入了这些标准：尤其是政府赤字的限制，会员国的公共债务，以及禁止中央银行资助公共预算赤字。

但是本世纪初，发生了向欧元的过渡，当时正值从东欧选择要整合的"新会员国"（NMS），让这些会员有权享用欧洲预算的"结构基金"。统一后的德国领导人，像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那些领袖一样，因为整合东德（GDR）和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已经花了不少钱，并不愿意再"支付"其它更多的钱。而在最贫穷和最富有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在1986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时为1至4.9，到了2007年，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到来，这个差距为1至20以上。然而，尽管在第一种情况下，"凝聚力"和结构性资金大为增加了，而2000年-2007年的欧盟预算，反而限制在欧盟GDP的1%左右，此时正值欧盟"慷慨"决定向东欧扩大10个新成员国的阶段。

因此，在资本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被认为能确保增长和"赶超"的，正是基本的私人融资（通过信贷和外国直接投资 - FDI）。资本主义的复辟碰到极端脆弱的"国家"的资本。起于90年代末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和加入欧盟的承诺，创造了条件，让西欧的银行得以绝对统治（约为70%到100%）所有候选国家（除斯洛文尼亚外)的银行资产。在2003年-2008年期间，在波罗的海共和国，他们的大规模信贷持续增长率在7%至12%之间：在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后，信贷到来，以回应消费的渴求，并由财务安排购买房产（并非没有房产泡沫）[3]

总体来看，为了让"欧洲结构"按美国所期望的方向转化，东欧和东南欧（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及其战争）充当了马前卒：通过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大西洋"组织"，巩固北约和东扩[4]。美国想要对付的，主要是欧洲"力量"的自主性。欧盟"自由贸易"特征的重点正走向相同的方向。反对任何"欧洲社会模式"，就意味着一个激进的做法，要把工人置于相互争夺之中。

加入欧盟，成为其新成员国前，要进行谈判，这个过程冗长，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同强制实行"结构调整政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

不过，欧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南部欧洲国家发生摆脱独裁统治的情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在乌克兰看到的，融入欧盟可以（仍然是）被视为脱离边缘化，加入法治的和"有钱人的欧洲"， — 虽然危机与欧盟现实情况的披露，使得这种吸引力在下降。

然而，有必要根据与这些主导中心在地缘上和历史上的接近情况，根据他们具体提供的计划，区分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不同"范围"。对俄罗斯强权态度和行为的不信任，是不可否认的因素，促使一些东欧国家的新资产阶级，采取"买办"资产阶级的热心态度，服从欧盟和北约的政策和规则。这是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情况，这些国家曾被强行并入苏联。他们与中东欧国家（CEE）和巴尔干地区国家，是最直接处在欧盟商业金融轨道上的国家，尤其是当证实他们有成为成员的可能性时。[5]

中亚各共和国情况则不同，有一个特殊之处，牵涉到国际能源问题和同中国的邻近地缘。但他们是俄罗斯联邦的欧亚联盟计划（起于2015年）最直接看中的国家，该计划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欧盟两个方面都巩固自己。在同欧盟现在接壤的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这样的一个项目计划在绘制[6]。2009年，欧盟已征求这六个国家加入其基于自由贸易的"东部伙伴关系"（是由波兰特别提议的），未能得逞。这些国家面临排他性的选择（因为俄罗斯和欧盟两者的原因） — 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异常现象，例如，乌克兰的外国贸易大致分为：三分之一到欧盟，另一个三分之一到俄罗斯和独联体，最后三分之一到世界其它地区。这也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如果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被利用和挑起：就很难预测他们将堕入什么样的"混乱"或公开的战争。

上世纪 90年代是俄罗斯力量解体的十年 — 尽管有十年肮脏的车臣战争。寡头占有的租金大量外出到避税天堂，而这个经济体的所有部门都大幅下滑：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1989年的水平，一半以上的国内贸易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没有工资和税收；古老的实物分配方式通过大型企业得以维持，而主宰石油工业的寡头正在同政府谈判，要用其债务（税）兑换政府持有股份，并维持家用能源分配的低费率。

变弱的俄罗斯却被接纳进八国峰会，被美国当作为其扩张的一个重要箭头，当作为一个盟友。向外资开放石油部门和部分行业，得到了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买办阶层的支持。但1998年的国际收支危机有利于较为"保护主义"的倾向的兴起，有利于回归到普京年代的成长[7]。

推向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第二个因素： 2003年-2004年的"颜色革命"，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现有"亲俄"政权的选举舞弊和大规模腐败，激起了支持"自由"与亲西方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莫斯科指责后者在全球被美国"收买了"。西方阴谋论和包围俄罗斯论开始形成了，得到了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作的支持，外部融资资助反对运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政权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要把他们加在东欧新成员的长长名单中。

新的俄罗斯强大政府把寡头们和钱币流通置于控制下，同时将社会运动和抗议者定为罪犯而压制，把他们作为外部敌人的潜在工具。尽管增长强劲，然而俄罗斯的经济仍然有明显脆弱的元素：首先是围绕本身构建经济空间的困难，这个空间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 一个欧亚联盟须要缓解的问题。还有危险的"荷兰病"("比较性"的优势，通过出口原材料，扼制了经济的多样化，成了一个"食利者"）。最后，政治冲突引起了对欧盟的依赖问题 — 并非没有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在2012年，在俄罗斯所有外国直接投资资本的记录中，几乎60％来自避税地（可能大量的源头在俄罗斯），约 30%来自西欧、亚洲为1.6%，0.6%则来自美国。对欧盟的出口（包括能源）在2012年大约为总出口的50%，而18%出口至独联体国家，至金砖四国的出口则少于 10%（而40%的进口来自欧盟、约13％来自独联体，20％来自金砖四国）。

2008 年，俄罗斯大张旗鼓地回到国际舞台，这得益于信誉扫地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错误(高估了美国对他进攻南奥塞梯的支持）：莫斯科巩固了其军事存在并决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而其它大国承认的是科索沃独立[8]。与此同时，普京玩起"天然气大战"（运用价格武器，同时使用天燃气的交付量），特别是对付2005年后的乌克兰"橙色革命" — 对欧盟并非没有产生影响，因为后者极度依赖于乌克兰管道接收俄罗斯天然气。

自那时以来，开始（无处不在）疯狂寻找新能源供应来源和另外的"战略性"走廊：针对由欧盟委员会和美国支持，拟议的绕过俄罗斯的"纳布科"石油管道，莫斯科避开乌克兰，谈判了其它项目，谈判对象是欧盟的几个成员国 — 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2013年，由于成本过高，不得不放弃纳布科项目；但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有所加剧，围绕南流项目（South Stream project），把几个欧盟成员国或候选国，置于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困境中，夹在俄罗斯的好处与欧盟的约束之间 — 直到 2014年底，俄罗斯决定放弃该管道。

但我们身处的世界，其强权之间的联盟是不确定的，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但又共享阶级利益和真实办法，还有一致的话语 --- "反恐战争"的说法，体现了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担任叙利亚问题的调解人脚色，同时，俄罗斯寡头在伦敦金融城很受欢迎，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正在扩大其在欧洲的网络。普京的俄罗斯对欧盟的批评是它排斥俄罗斯。还有它的"堕落" — 引发了反对运动，即引起了基于反对同性恋和性别歧视的宗教正统观念的"保守革命"。但是普京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计划想要复制的，是欧盟模式；该联盟的目的，是创建力量关系，重新谈判欧洲的所有关系。它的灵感部分地来自"欧亚文明"的理论家，对应于"俄罗斯世界"的宏伟和多样性，从沙皇到苏联 — 已有变种，无论有或没有普京 — 都反对美国[9]。在此基础上，红-白或国家社会主义的阵线形成，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极右派（不幸的是，有时是极左派）。

俄罗斯在"大联盟"中发挥的"好处"是其军事力量 — 在2011年的军火市场，相对于美国30%的份额，它占有24%的份额，但它还有丰富的原料。可是它在世界GDP的比重却比巴西和印度低（2.5％）。根据雅克·萨丕尔（Jacques Sapir）的说法，20世纪中期，自由主义者和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达成了不容易的妥协。摩擦点是：用石油收入使经济多样化，求助国际融资、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划界问题。2009年的国际以及随后的欧洲银行业危机，导致了转变，倾向于在金砖四国内部有更多的贸易和金融自主。但它只是自2014年至今在乌克兰推动的重大调整的扩大。

中国（40%）-俄罗斯（60 ％）联合投资基金成立于2012年，但随着对莫斯科的制裁，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投资了40亿美元，主要是投在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基础设施、铁路和航空运输上。但已有计划，在现在和2038年之间，通过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公有））出口到中国的碳氢化合物将达3亿 6500万吨的石油。目前的数量少得可怜：2014年的200万吨，相比之下...2013年输送到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有2亿800万吨。

换句话说，国际制裁的影响促使俄罗斯经济有更大的自主性（通过进口替代和贸易重组）；但短期来看，经济变得脆弱。资本外逃导致卢布下跌，增加进口产品的价格；大量动用储备金纾解受制裁的银行，并为新项目提供资金。但同时，正如雅克·萨丕尔指出的，中央银行选择了提高利率以限制卢布下跌，牺牲了大规模国内信贷政策对经济的作用。

最后，尚不清楚鲁莽冲向乌克兰的"混战"，是否有利于普京的目标。北约在乌克兰"合法化"；俄罗斯的合作伙伴（欧亚项目）表现出紧张情绪，因为他们珍惜自己的独立。最后，虽然普京已经取得了短期内的主要目标 — 巩固了权力，该权力受到2011年-2012 年运动的挑战，而那个运动本可以从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Maidan）汲取新鲜的灵感 — 在乌克兰被杀害的俄罗斯士兵的第一批母亲抗议者，以及反战运动，正在开启爱国主义共识方面的巨大差距。

欧洲大陆，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与平等的重组，将既不是普京，也不是欧盟的工作。

[1] 我在这里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是布罗代尔（Braudel）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的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于十九世纪该行星的某部份（随着时间而演变）。它并不涉及所有的国际关系，只涉及那些整合进"系统"者，而这个系统则由（帝国主义）中心强权施加国际分工（IDL）。严格地说，"外围"就是殖民地。半外围则通过来自"中心"国家的信贷融资而依赖国际分工（IDL），但他们是形式上获得独立的国家。因此，我们不是在帝国里（中心国家本身是竞争对手），但在国家与统治关系构成的空间里，那主要是经济的，即便它们基于新殖民主义的军事和政治势力。

[2] 这里没有涉及中国情况。七十年代末期，它的农业份量特别不同，最初的改革侧重于这个部门，有相当大的空间，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外流，创建了新的工人阶级，该政权的"历史性"的社会基础并没有一起受到保护。

[4] 见"大西洋欧元能给巴尔干稳定吗?"，债务舒缓计划手册(和平研究和文献研究所)、2009年6月：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2004年八个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随后在 2007年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2013年是克罗地亚。在2003年萨洛尼卡理事会，其它的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被确认为"可能的候选国"，尽管谈判过程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见"西巴尔干半岛"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6] 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