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籠罩印度選舉

 

納格什·饒

 


 

       

 

        對於本月結束的印度選舉,以及印度教右翼勝選帶來的眼前威脅,納格什·饒提供了理解背景。

印度的議會選舉開始於四月初,持續到五月中旬,在選舉前夕,進步的知識份子,活動家和組織敲響了警鐘,對印度教右翼候選人納倫德拉·莫迪勝選後的前景提出了警告。

在《印度》雜誌上,發表了一份著名左翼知識份子的聲明[1],開頭就說,“在獨立後的印度,以前從未有政治力量,帶頭組織致力於創造一個印度教國家[Rashtra],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這樣的力量成了當權的大熱門”。 同樣,薩爾曼·拉什迪,迪帕·梅塔等人警告說,莫迪的選舉“對於印度作為一個珍惜包容理念之國家的未來,將會是惡兆。[2]

記者和人權活動家普拉夫爾·比德外(Praful Bidwai)發出了更強的警告[3]

 

如果莫迪贏了,他的政權可能會更糟[比英迪拉·甘地在1975-76實施的緊急狀態法更糟],對公民和政治權利作制度性的攻擊,擠壓一切合法的反對派,專斷推行企業主導型經濟議程,並進一步把社會軍事化和社區化,引發對盡責公民的騷擾,取締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這個警告是有道理的。 納倫德拉•莫迪是全國志願者協會(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的前pracharak(字面意思:宣傳員),全國志願者協會的用處是作為法西斯組織Sangh Parivar(聯合家庭)的骨架,即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團體家庭的思想和組織骨幹,該團體包括如巴讓•達爾(Bajrang Dal)和希夫•塞納(Shiv Sena)那樣的激進幹部組織。

印度人民黨(BJP,或Bharatiya Janata Party)是聯合家庭(Sangh Parivar)的議會派。 經過1990年代和2000年以來,印度人民黨一躍成為國大黨最大的挑戰者,而國大黨是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的政治主導力量。目前,印度人民黨在議會領導的反對派聯盟稱為‘全國民主聯盟’(NDA),而國大黨領導的政黨執政聯盟稱為‘團結進步聯盟’(UPA)。

莫迪獲得人民黨總理候選人提名,此事被許多人視為黨內發生全國志願者協會(RSS)政變的一個證據,政變把其老的黨衛兵邊緣化。 老的黨衛兵由瘋狂的沙文主義者和專橫的他們自己組成,但他們現在說話卻比狹隘專制的莫迪要 溫和

莫迪任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突邦首席部長時,主持了最近記錄中最惡劣的反穆斯林大屠殺之一,事發在2002年的春天,造成1000多穆斯林喪生,超過1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

人民黨同全國志願者協會(RSS)關係並不總是順利的,因為選舉聯盟政治的偶然事件,有時會在推進印度教目標的各自戰略之間插入楔子。 但可以這麼說,這些都是家庭爭吵。

 

選擇資本家的候選人

當然,莫迪是全國志願者協會(RSS)的選擇,但他的力量之源在於同他連結的大資本。面臨放緩的經濟和來自工人階級的越來越大的抵抗,印度的大部份資產階級接受了他,希望借此進一步鞏固他們的財富和權力。

    《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4]捕捉了出現在各級商人中間的眩人熱忱。 關於納倫德拉•莫迪的崛起,有一些令人興奮的東西,在大標題下文章一開頭就說,印度需要一個動盪,而選莫迪是值得的冒險。

同樣,莫迪訴求於不斷增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後者對消費資本主義的享樂追求和超級富豪對過度享樂的偶像化之所以相匹配,其原因僅僅是他們都漠視平民群眾的困境(和鬥爭)。 就像希夫·維斯瓦納坦(Shiv Visvanathan)在 印度<激進社會主義者>(Radical Socialist.in)網站上所寫的[5],“中產階層在莫迪身上看到了決定性的,指向安全的,以發展為中心的,關注城市的政治家,他說出了他們對穆斯林,混亂,安全的所有恐懼,並把它轉化為成一個巨大選票庫。”

這一切的大背景,是90年代初在印度開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其目標是通過拆解過去幾十年裡所謂許可證統治這一掣肘的官僚監管制度,以調整經濟結構。

大型公共部門企業被私有化或關閉。 經濟特區設立了,它成了外國投資者的逃避稅收和監管的天堂。 外國和國內投資增長,以及近二十年7-9%的增長率使得印度社會的最上層有了一個巨大的財富積累。

根據福布斯數據,印度56個億萬富豪共擁有近2,000億美元的淨資產,而《印度》雜誌的一篇報告[6]斷定,該國7,850超高淨值個人的財富為95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國家年度GDP的一半。

但多年的高速增長結束了。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羅伯茨所報導的[7],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印度經濟已開始放緩,在過去的兩年裡,投資率從以往十年中平均大約12%的比率已經驟降至接近零。 與此同時,城市的不平等創歷史新高,農村的不平等也升高。

為了推廣其民粹主義信用,國大黨領導的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頒佈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改革,如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案,承諾為每個農戶提供100天雇傭勞動;適度增加糧食補貼給窮人;還有良性修改臭名昭著的殖民時代土地收購法案。

但這個稀薄的民粹主義影響不大,因為多年經濟強勁的增長未能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有一連串聳人聽聞的數十億美元腐敗醜聞,涉及到工業和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更進一步消去了其影響。

由於其裙帶關係,同大企業的聯繫,以及針對被壓迫種姓和少數民族選票庫的機會主義呼籲,國會名譽掃地。 莫迪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的失敗。

正如新聞記者席達特·瓦拉達拉金(Siddharth Varadarajan)所說的那樣[8]莫迪有今天--- 達到權力頂峰---並非因為這個國家正變得更加社會化,而是因為印度企業部門正變得越來越不耐煩了。 印度資本對經濟放緩的回答是削減福利,取消給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增加退稅,並進一步放鬆對獲得土地森林的限制,以便利開採和抽取資源。

大企業離開國會 --- 國會現在被看作是優柔寡斷和不可靠的--- 轉向莫迪,瓦拉達拉金寫道,是“一個警訊,說明孕育在印度經濟中的尋租行為和任人唯親的深刻危機,因為現在自由化的直接收益可能已達到了其自然極限。”

因此,莫迪的競選演說圍繞的主題也是發展善治,並且以古吉拉突邦模式作為證明。

但這一模式還有更亮眼的東西。 儘管古吉拉突邦擁有全國第二高的人均收入,但在2003年至2012年期間它也出現了近5000名農民的自殺事件[9]。在2013年,古吉拉突邦有該國第7高的GDP增長率,但農村消費增長方面僅排名第13位。 根據經濟學家C·P ·錢德拉舍卡爾(C.P. Chandrashekhar)和加亞提·戈什(Jayati Ghosh[10] 的說法,古吉拉突邦的工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並認為按照所產生的實際收入計算,古吉拉突邦男性臨時工在印度全國範圍內是處於底部的。

 

前面的危險

強調古吉拉特模式的同時, 莫迪並沒有遠離明確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主題。 他在該國東北部的演講談論的就是這方面。 在這裡,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被政客用來煽動民族和種族沙文主義。

 

在今年早些時候的競選演說中,莫迪荒謬地指控阿薩姆邦政府殺害犀牛清理土地以便利孟加拉移民[11] 稍後,在西孟加拉邦城市塞蘭布林(Serampore),莫迪呼籲驅逐移民[12],稱516---選舉結果將在這一天公佈---孟加拉人將被要求收拾行囊。 但是,並不是驅逐所有的孟加拉移民:他說,印度教移民,必須受到歡迎和容納;這證明了莫迪反孟加拉人的立場,事實上是反穆斯林的[13]

選舉前的幾個月上演了幾幕暴力劇,包括20138月和9月的穆紮法納嘎(Muzaffarnagar)騷亂[14],至少有62人喪生,還有數萬穆斯林逃離家園。

因此,左翼人士對莫迪的恐懼就不奇怪了。 但並非所有人都在敲響警鐘。 拉瑪昌德拉古哈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最近寫道:害怕...納倫德拉•莫迪將開創一個‘法西斯’時期的人,或者甚至害怕他在印度會實行緊急狀態法那種統治的人,低估了我們民主制度的力量,低估了我們聯邦制度的穩固性。[15]

古哈可能是正確的,撤銷憲法和建立一個印度教神權政治可能不是迫在眉睫的。 但是,社會主義活動家和學者孔拉爾·恰托帕迪亞(Kunal Chattopadhyay[16] 針對這種自滿警告說,如果古哈貶低左翼的警告,說那多半是散播恐懼,那麼古哈的態度會鼓勵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如社會學家安德列·彼特意爾(Andre Beteille),走得更遠並宣佈支持莫迪 [17]

此外,憲法還內置有充足的鎮壓能力。 對喀什米爾持續的軍事佔領,倡狂濫用武力和違反人民意願,都無需在新德里中止憲法,在恰蒂斯加爾邦和比哈爾邦邦持續鎮壓原住民和被剝奪者也無須中止憲法。 那個臭名昭著的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和其他許多鎮壓機制,讓政府有大量的空間進行壓制,實行短期戒嚴。

“人權觀察”有一份報告[18]指出,印度尚未批准反酷刑公約和反強制失蹤公約:“‘人權觀察’有檔證明,根據印度法律,有罪不罰的做法,往往是允許的。” 印度政府用軍隊來維護其在次大陸大部分地區統治,不只是在喀什米爾而已,而印度的民主制度穩固的聯邦主義與這個軍隊很容易的共存一起。

一個莫迪政府會助長本已復蘇的印度教大軍:它將把在聚會上和在酒吧裡毆打婦女的業餘道德治安者[19]合法化,把迫使進步記者沉默的暴徒[20],把希望禁止女性穿牛仔褲和使用手機[21]的村民委員會(Khap Panchayats),把恐嚇賤民村和居民區的許多上層種姓暴徒合法化 [22]

儘管經濟放緩,但目前印度的資本不會面臨左派或勞動階級對其統治有威脅的挑戰。 尚不會拋棄民主憲法,眼下還不會把國家統治權力移交給普利文·托嘎地阿斯(Praveen Togadias)和巴巴·拉姆德福斯(Baba Ramdevs)。

不過,儘管從上面實行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可能性並不是迫在眉睫的,但‘聯合家庭’組織的幹部將因莫迪的勝利而加強。抵禦這些力量,對於左翼人士是一個持續的挑戰。

 

是否有替代的辦法?

需要說的是,所謂的莫迪浪潮(Modi Wave)在很大程度上是媒體的炒作,反映的是莫迪財大氣粗的競選,也表明記者按照其贊助者和老闆定的曲調而按部就班地起舞。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莫迪競選議會席位的瓦拉納西有活動分子發來報導[23]說,在工人和被壓迫種姓中間,莫迪獲得的支持相當薄弱。 同樣,在北方邦和比哈爾邦,這是人民黨必須大贏的兩個州,這個浪潮可能沒有獲得真正的落實。

儘管在印度進步人們中間,對莫迪勝選的前景感到驚愕甚至恐慌,這種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大部分競選報告都低估了抵抗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的重要性。 財富在印度社會最上層積累---  阿倫達蒂·羅伊稱之為“暴發戶”經濟--- 同時受到國大黨政府和印度人民黨政府的政策允許,所以在此整個期間出現了一個經濟政策的顯著連續性。

另外,有反對新自由主義優先次序的抵抗存在:從蘭迪格蘭(Nandigram)和辛古(Singur)的反征地運動,到德里/ NCR地區的汽車廠不斷增長的工業區鬥爭 [24],再到2010年,2012年和2013的總罷工; 直至米提維提(Mithi Virdi)和庫丹庫拉姆(Kudankulam)的反核電抗議 [25]

但這些鬥爭至今還未能夠力挽狂瀾。 汽車廠的工人面臨著可怕的鎮壓,許多激進的工會會員被關押在監獄裡近兩年(儘管這樣,馬魯蒂鈴木工人工會最近獲得了重大勝利,推翻了老闆成立一個傀儡工會的企圖[26])。

主要從上而下宣佈和領導的總罷工,在扎扎實實加強工會的密度或工人自治組織方面,做得不夠。 反對庫丹庫拉姆核電廠的英勇鬥爭未能阻止其建設,其最突出的領袖,S·P·烏達亞孔馬(S. P. Udayakumar)在受控煽動領導抗議活動後,被迫躲藏起來。

雖然這些鬥爭指向工人階級另一選擇的潛能,但他們迄今未能對資產階級政治構成嚴重挑戰。

凡人黨(AAP)的出現表明,人們是如何地疏遠人民黨和國會的。

凡人黨(AAP)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黨(就像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 --- 一個可能無法保持其內部凝聚力的大帳篷。 但它的群眾支持表明對變化的渴求。如果不是幾十萬,那麼起碼是數萬城市青年已經政治化,打破了對王朝政治的長期的忠誠,正在學習運動和組織的方方面面。

如果凡人黨(AAP)的反腐敗平臺已經獲得了進步活動家的支持的話,那是因為有組織的左翼仍然薄弱和零散的緣故。在印度共產黨(CPI)和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的帶動下,議會左翼亂了陣腳,在西孟加拉邦上次選舉的慘敗後,其勢力正在撫平傷口。

而在西孟加拉邦州政府掌權時,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把自己作為西方跨國公司一種更可靠的盟友,從加爾各答街頭驅逐了近10萬貧民窟居民,增加對工會的限制,以防止罷工和工作抗議行動,並聘請美國公關公司麥肯錫公司在海外提升自己的形象。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證明了自己是新自由主義的自願幫兇,並在2011年的民調中受到懲罰[27]

此外,共產黨遠未提出替代資產階級政治的方案,而是積極鼓勵大印度民族主義,贊同印度對喀什米爾和曼尼普爾邦的新殖民佔領的印度理想。在反種姓鬥爭中,共產黨充其量只是軟弱的盟友,並在自己的隊伍中積極實行種姓制度,要不就對其視而不見。

在共產黨之外,還有一個小規模但在增長而且充滿活力的左派,他們越來越明顯的出現在罷工工人的糾察線上,出現在反對核電的農村運動中,出現在校園支持達利特(Dalit)學生的權利,並為爭取婦女權利在街頭抗議和反對強姦。

如果莫迪獲勝,非史達林主義左派面臨著艱巨的任務。在莫迪統治下,建立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社群主義和種姓制度的革命組織會變得更加困難。但在印度歷史上最令人不安的選舉之一中,這種新興的左派,以及它參與的多樣化鬥爭,帶來了希望。

非常感謝提提·巴特查亞(Tithi Bhattacharya),菲爾·加斯珀,普拉納夫·賈尼(Pranav Jani)和斯訥哈·辛嘎維(Snehal Shingavi)對本文初稿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