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拉病毒、貧困和種族主義

 

塔多司·帕托


 

在最近幾周,德國和英國當局無意中公開了令人難堪的真相:對於他們(和其他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伊波拉病毒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但在非洲西部(目前)受感染的國家,出於各種原因,情況則完全不同…

 

問題

伊波拉病毒並不是新的發現。它被發現於 1976 年,是以剛果的伊波拉河命名的。它第一次的流行造成約 300 人死亡。自那時以來,在不同的非洲國家該疾病不斷的爆發,最近的最大爆發出現在 2007 年的烏干達和民主剛果共和國。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伊波拉病毒基本上不是很成問題的。它只能通過與受感染的人或動物的體液接觸來傳染 — 例如,它與流感病毒不同,流感可以通過空氣傳染 — 所以比較容易防範而保護自己。

此外,這種病毒對環境的影響十分敏感,它在體液外立即死亡,並且不能穿透未受傷害的皮膚,只能透過粘膜(即嘴巴、鼻子、眼睛)或通過傷口感染。如果這種病毒具有同流感病毒一樣的傳染性,那麼我們必會有數十萬的病例。

但這種病毒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受感染人口的死亡率很高 — 根據病毒的基因類型不同,死亡率在50%80%之間 — 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可靠的補救辦法或疫苗接種可用。

其實這種病毒,即所謂的 RNA 病毒,並不是針對人類“製造”的。沒有細菌、病毒或寄生蟲會以如此高的比例殺死其寄主,而且殺得如此之快 —  它喜歡成倍繁衍,而不是死亡。病毒因數的原始寄主最有可能是某些種類的蝙蝠,而傳染給人類和像羚羊或猴子之類的某些野生動物,則基本上是一種“意外事故”。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防止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基本上是相當簡單的事。這就是該疾病過去傳播得有限,控制得也相當快速的原因。

 

傳染病和社會政治狀況

該疾病的爆發,在過去就已經受到較有效的限制,為甚麼這以後伊波拉病毒還會如此迅速地在整個西非地區蔓延呢?有幾個原因,同病毒本身沒有甚麼關係,而同各有關國家的情況大有關係。一般說來,該病在貧窮的(及人口稠密的)國家傳播得更容易、更快速。利比理亞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 174、塞拉里昂是177、幾內亞是178,而尼日利亞的局勢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控制,它的人類發展指數 (HDI)153

首先,醫療基礎設施不很可靠。在1991年至 2002 年的內戰後,塞拉里昂醫療系統幾乎全部被毀,在該國的一些地區醫療系統根本就不存在。利比理亞的情況也差不多。

其次,人們對於預防措施的某些意見置若罔聞 —並非沒有理由。如果你想要阻止消費所謂的叢林肉,即阻止人們食用包括病毒傳播主要媒介蝙蝠在內的野生動物肉,光靠教育和建議不會有任何影響,因為人們沒有負擔得起的替代食品來養活自己。在邊遠地區這種情形尤甚。

第三,在同任何傳染病的鬥爭中,教育水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所有受影響的地區,這個水準是很低的。致使各種各樣的迷信叢生,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迷信毫無意義;在極端糟糕的情況下,那些迷信是危險的。

例如,八月初在尼日利亞,第一個病例(從利比理亞傳到拉各斯)出現後,一個說法通過社交媒體傳播開來,建議人們在鹽水中洗澡,並且喝鹽水,以此作為防止伊波拉病毒的措施。儘管官方立即予以否認,仍有很多人相信而且照這樣做。其結果是許多人因為嚴重腹瀉而住院,而且至少有一人死亡。

        尼日利亞衛生部長丘庫教授的例子則證明,甚至負責官員也受到各種錯誤資訊的影響:他在815日公開宣佈,尼日利亞將引入對抗伊波拉病毒的“新藥”。原來,那不過是所謂的“納米銀(NanoSilver)”(尼日利亞新聞的寫法是“NanoSilva”),這種物質,目前用作洗衣機的表面塗層,用作衣服(例如襪子)的添加劑,殺死細菌,對於全身性病毒性疾病的治療,完全沒用。

第四,是 —  在以前背景觀點下的看法 — 很大一部分人們完全不信任當局的公告,而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就像我們剛剛證明的那樣。

        第五,由於各種原因,防止疾病進一步傳播的必要措施(即隔離、檢疫、限制流動性),不是可行的或不是充分可行的。除了缺乏基礎設施之外、(已提到過的)令人絕望的衛生設施狀況和普遍的不信任,以及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起了關鍵的作用,特別是在尼日利亞:落實到位以防止病毒傳播的邊界限制,可以通過賄賂繞過去。

        第六,在患有某種疾病的人士中,貧窮國家的患者一般有較高的死亡率。一個人是否可以從伊波拉病毒中逃生,這個問題不只取決於這種病毒,最重要的是取決於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也就是取決於個人的抵抗力。例如,想像一下,塞拉里昂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是4849歲之間,而嬰兒的死亡率為1000人中夭折159人,事情就變得清楚了,這種病毒在弱勢和營養不良的群體當中特別致命。

 

種族主義

如果我們考慮所謂的國際社會處理目前伊波拉病毒時疫的方式,一個讓人無法抗拒的種族主義印象成了中心。對待受感染的外國人不同於對待本地人 — 後者必須留在當地,設備簡陋,並且不被撤離到北美或歐洲的特別治療單位。最近公佈的可用的實驗性療法數量有限,因此要質疑分配的正義 — 如果它們真的有用的話。

        不管怎麼說,製藥業有了一個機會。它獲得一個獨特的機會,無須通常的長時間測試程式就能發放一種新的藥物,並對人類開始大規模的實驗;立即開動製藥的機器。這是否有助於抗擊這種病毒,則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幾乎所有(使用中)的抗病毒藥物都有相當潛在的副作用,其次,它不會是第一次(記住圍繞所謂豬流感的醜聞)出現這種情況,即這種戰略引起的傷害多過好處。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有利於利潤!

這同樣適用於一種疫苗的開發,直到現在,開發進展得很慢 — 因為主要目標群體根本沒有償付能力。但現在來自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專業救助者國際協會(他們有自己的利益,並不只是唯有人道主義) 拉響了警報,捐款正在迅速攀升。

        這並不意味著甚麼都不做會更好。但由於上述原因,目前的緊急措施,大批的救助者和流行病學家現在對付這個問題,不會改變任何關於這種災害的情況。因此在該流行病的前前後後,會有更多的人死於簡單、可治癒的疾病、會死於營養不良和衛生條件的缺乏,後果比伊波拉病毒更甚。

注意:無知、饑餓和營養不良比病毒疾病更具致命的劣勢:它們不會傳染,所以也不能通過飛機引入到歐洲或北美。否則,人們對付它們將會像對付目前的伊波拉病毒一樣快速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