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东莞市高埗镇裕元鞋厂4-6万名工人参与罢工。工人要求公司补交多年来未能如实缴纳的社保、大幅度提高工资、签订劳动合同。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宝成国际集团）由1970年代经营初期的纯代工制造(OEM)转型为代工设计制造(ODM)，代工的主要国际品牌包括：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Merrell、Salomon及Timberland等。

根据裕元工人的讲述，他们成型车间95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必须生产2400双耐克鞋。根据裕元集团2012年年报，一双在中国制造的耐克或者阿迪达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劳仅18.6元。而一双鞋的平均售价约为620元，工人的薪酬仅仅占到了3%。换言之，品牌商和零售商攫取最大的利润。

裕元伪造劳动合同，拖欠社保已有近20年。当有一位缴纳了15年社保的老员工退休之后只能拿到每月400-500元的养老金，工人才发现厂方拖欠社保款项。有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约3000，厂方应为他缴纳社保330元，但是工厂以东莞每年最低工资为基础缴纳社保，即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才缴纳27.15元。

罢工意义所在

潘毅撰文<裕元工人的团结斗争>指出， “工人为了争取社保而团结斗争。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是维持一个城市无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次行动代表着，农民工从农村早已进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来，这是他们对于从农民工彻底转化为新工人的一种呐喊。”

文章分析道，被拖欠社保的不仅是流水在线的底层工人。除了来自台湾的高层管理，所有中高层管理的利益都被严重侵犯，这也是此次保卫社保的罢工行动能够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关键。

Ashok Kumar撰文<裕元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影响>[1]指出，本次罢工规模大、时间长，是全球资本构成上的一个历史转折。这次罢工不仅对中国供货商的老板、而且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他认定这是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工人已经拒绝老板的小恩小惠，而且现在罢工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临近的省份。正如Jacques Rancière所言：“今日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有赖于一个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给予去当地语系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廉价劳动力以降低成本以及剥夺工人们自我组织的权利。”由于罢工，中国的平均工资自2009年以来每年上升17%，现在是2000年的近五倍。这次空前规模的罢工只会加深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

他分析中国政府对罢工的镇压有所缓和。尽管在裕元也有逮捕发生，但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对工人的激进运动进行压制。过去5年，中国的消费债务增长了67%，远高于美国同期的10%，由此催生了新兴的虚假经济。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过程当中，更重视国内投资以及试图终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资本有赖于中国政府继续扮演其买办的角色；一种试图终结这种配置的转变会打破工业资本主义的底限。

再者，他认为品牌商和零售商转向另外的血汗工厂的代价过高。鞋类产业仍然保持着明确的“买方驱动”，这意味着并非生产供货商，而是品牌商和零售商是全球价值链的驱动者。现时，宝成工业及其子公司(下称「宝成国际集团」)为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及休闲鞋制造商，鞋类年产量超过3亿双，约占全球运动鞋及休闲鞋市场以批发价格计算之20％。因此，跨国品牌和宝成集团之间不仅仅是“买方驱动”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现在，阿迪达斯、耐克这样的公司离开像宝成这样大规模的供货商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

另外，消费耐用品的价格在上升。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以来，后工业化西方经济从迅速增长的债务以及诸如鞋之类的便宜消费耐用品中获利颇丰。中国工人通过罢工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工成本及消费品的价格将会提高。加之实际工资、资产价值的下降、服务及工业部门自动化的加速、债务理财的减少，将会导致购买力的骤然下降。正如控制着中国向美国出口额4%的利丰集团CEO Bruce Rockowitz在2011年所言，“这是便宜货时代的终结。”Rockowitz继续陈述，没有别的可替代的世界工厂会像中国南方这样遏制成本并正在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

工业资本的泥沼

当下 “这样遏制成本并正在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中国，其实正在重复着19世纪末工业时代的俄国，当时的罢工浪潮此起彼落。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底）描述当时俄国的经济危机与相伴的劳资冲突: “近年来俄国工业生产发展得很顺利，工业大为“繁荣”，但是现在（1899年底）却有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繁荣”就要变成危机了，譬如商品滞销、厂主垮台、小业主破产、工人灾难重重（失业、工资降低等等）。”

罢工乃既必然又普遍的现象。他说 “近几年来，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明显增多。没有一个工业省份不发生多次罢工的。在大城市里，罢工根本就没有断过。”

他分析道， “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开始。”

那么， 列宁提问: “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列宁根据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得出: “事实上，没有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发展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厉害，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失业现象愈来愈严重，资本家之间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愈来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厂主得到很多利润，却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损转嫁给工人。”

当前， “欧洲各国和美国”已跃升至金融资本主义，而像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却重复19世纪欧美劳资冲突的故事，只要把上述列宁的分析中“在欧洲各国和美国”换上 “中国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便是今日中国的真实写照。

宝成工业声称: “为能分散生产基地及善用海外地区较低廉之生产环境，宝成工业透过转投资之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0年代后期陆续前往中国、印度尼西亚及越南等地设厂。”

换言之，今日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是否就是明日的越南? 全盘承受追逐工业资本必然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环境恶化的苦果?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 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如何不受金融资本的操纵，也不陷入工业资本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