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开花

 

大进


620日,两名不过十三、十四岁少年,遭警方拘捕。原因是他们被发现携带利刀和喷火器,参加反东北开发示威活动。后来新闻报导,这两名少年并没有党派或政治团体联系。据称,只是其中一人曾表示,不喜欢梁振英政府。

姑勿论两名少年的意图是怎样,事件是否反映了:个体、零散化的「抗争」模式会否越来越多呢?

姑勿论两名少年的意图是怎样,事件是否反映了:个体、零散化的「抗争」模式会否越来越多呢?

到了议会政治出现,亦可算泾渭分明。经济上的分野,让你可以找到由劳工阶层到商家富豪的代表;而以政治立场来划分,亲中亲台都有代言人。对社会问题的反应和行动,很多时都是「顺理成章」,会在预料之内。多个以民主、民生、基层利益为号召的政团,便俨如代表了所有群众。

但到了后回归年代,社运面貌在改变中。

        管治上的败坏,令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传统政党老化,部分更渐渐有建制化的倾向,很多时落后于形势。议会政治的长期失效,驱使群众不满情绪日渐高涨,特别是年青人。他们转向寻求其它途径,自行组织起来,「实实在在」地来响应问题。他们自行组合,或加入不同新团体来参与社运。虽然部分或许只是为求渲泄不满,但寻求另辟途径的意愿,是明显的。

        回顾近年较为人知的社会事件,不少都已并非再由传统政治或社运团体主导:湾仔喜帖街迁拆、保育皇后码头、反世贸运动、反高铁、菜园村迁拆,DBC事件、反国教、港视发牌事件,以至反东北开发的抗争,都是明显的例子。而港人抗议艾未未受打压,在街头涂鸦,把支持口号投影到解放军大楼,都来自个别人士的行动。而甚至针对自由行的所谓「反蝗行动」,亦反映这个情况。

        以往的抗争播下了公民社会的种子,加上客观条件改变,催生了新的环境。互联网普及、电讯业发达、社交媒体发展一日千里,造就了较小规模团体的动员能力。在虚拟世界要引起关注和维系一班群众,成本较以往低。随时开设一个网上账户作召号,是简单不过的事。团体大多有自己的网页和Facebook等等发声平台。只要它们关注的议题,是切合社会的怨愤,要动员群众也并非困难。

        政府要对付这些新兴团体,有一定困难。它们有些无往绩可寻,政府弄不清楚团体背景。它们可能只有松散的主事人,而且抗争手法层出不穷,往往跳出了传统请愿抗议的固定模式。因此,特别在团体出现初期,政府不知如何把它们定位来应付,例如以粗口谐音为名的民间团体,便堂而皇之到立法会陈述观点。

        这些新兴团体所关注的个别议题,可能是属于地区性事件,或只涉及某个社会范畴。但若遇到政府激烈打压,明目张胆的欺凌,而事件又反映到政府的严重失误时,事件便有机会上升成一个「全港性」大议题。梁振英班子拙劣的表现,演变成一次又一次,把个别社运团体联合起来的机会。

另一方面,因为新兴团体未必有一套宏观政治论述,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焦点只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当问题得到舒缓或解决,运动便可能再难有所作为,无以为继。而且,个团体目标不同,策略各异,有时更互相排斥,客观上是未必易于凝聚力量。学民思潮能从一个议题,转向继续关注其它的议题,实属可喜现象。

社会存在矛盾,就必然有抗争。在百花齐放的同时,民间团体如何能令抗争运动持续,在适当时刻互相支持,确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