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

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特譯)

托洛茨基著(1939年8月) 史丹譯

1905年革命不僅成為“為1917年而作的總彩排”，並且也成為一個實驗室，讓俄國政治思想的各種基本的組分浮現，也讓俄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各種傾向和型態成形，或具備了基本的輪廓。而在芸芸爭議和分歧中間，有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屬性及革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這兩個問題，自自然然的佔據著中心位置。就在這場有關觀念和預測的戰爭裡，又或是這場戰爭本身，它和斯大林的傳記並無直接的關係---斯大林其人在其間並沒有個別獨立的發生一部分的作用。他就這個問題所寫的寥寥幾篇的宣傳文章，在理論方面沒有絲毫的興味。有好一大批能寫一手文章的布爾什維克，為同一個見解寫過好一批推廣文章，並且寫得更為有力。按事情的本質而論，對布林什維主義帶批判性的論述，理應在列寧的傳記中記載才是。

然而，理論自有其本身的命運。從第一次革命至1923年當革命理論得以推廣和實現的時期，斯大林在其中既無獨立的位置，則到了1924年及往後，局面卻是大為改觀。從那個時候開始，開啟了過去官僚反動及對過去作出相反的評價的時代。革命的影片倒轉來放映了。舊有的學說被經常重新評價，或被作出新的詮釋。 “不斷革命論”的觀念被作為“托洛茨基主義” 各種重大而無知過失的源頭，成為了關注的焦點，這在驟眼看來是頗令人感到意外的。繼此之後的若干年裡，對於“不斷革命論”的批判便構成了斯大林和他的合作者的理論性--- sit venio verbo [假如能用上這個詞的話] 著作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在理論的平面上，斯大林主義的全部，就是從批評不斷革命論在1905年制訂的公式中生長出來的。事既至此，那麼便不能不把與這個孟什維克派和布爾什維克派的理論有所區別的理論收在這本書裡陳列，哪怕是用附錄的形式也好。

俄國發展的特性首先是由它的落後性顯示出來。可是這歷史的落後性並非顯現為僅僅是對先進國家的發展遲緩了一或兩個世紀的簡單的複製，而卻是造成了一個全然嶄新的“配合的”社會構成。在這個嶄新的“配合的”社會構成裡，資本主義技術和資本主義結構最晚近的戰利品置身於封建和前封建的野蠻主義的關係內紮根，把它們改造，令它們臣服，並蒂造一個使各個階級互為交錯的特有關係。同樣的事情也應用到思想的領域。俄國正是由於其歷史遲緩性，結果是成為了唯一的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之學說及社會民主黨能夠走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得到強勁的發展。有關民主鬥爭和社會主義鬥爭的互為關係的問題，正是在俄國被給予了至為巨細無遺的理論分析，是理所當然不過的。

唯心的民主人士，主要的是那些民粹派，迷信地拒絕承認來臨中的革命是個資產階級革命。他們用一個中立的政治公式加上“民主的”探尋標籤來掩飾其社會內容 --- 不僅用來蒙蔽他人，而且也藉以蒙蔽自己。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普列漢諾夫在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中，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確定，俄國絕無理由期望享有一條特權的發展道路，她將會一如其他“世俗”國家，務須經過資本主義煉獄的洗禮，而且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她才會得到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而進一步作鬥爭中必不可少的政治自由。普列漢諾夫不僅把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從社會主義革命分離出來 --- 他把後者推延至遙遠的未來 ---他並且為每一場革命描繪出迥然不同的力量組合。無產階級得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同盟以達到政治自由；在經過幾十年資本主義發展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更高水準上，無產階級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直接進行鬥爭。

“俄國的知識份子往往認為，承認我們的革命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使這個革命失去光彩，令它降級，令它貶值….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為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國而鬥爭，只不過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一個必要階段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相信，” 他在1905年寫道：“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這表示了什麼？這表示到那些對俄國成為必不可少的…那些民主演變的本身和關於這些民主的演變，並非意味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統治受到逐漸的侵害，而卻是相反，那些民主演變是首次而且真正地為一個廣闊和迅速的，歐洲式的而不是亞細亞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清理土壤。他們將首次令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

“我們不能跨越俄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架構，” 他堅持，“但我們能夠把這個架構極大地擴充”。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為無產階級的未來的鬥爭締造大為有利的條件。列寧是在這些限度之內追隨普列漢諾夫。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兩個派別的出發點。

在這樣的條件下，科巴（斯大林）在他的宣傳裡沒有超出構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的共同財產的那些普及公式，是相當理所當然的，。

“立憲會議”，他在1905年1月寫道，“是在平等，直接和不記名的全民投票下選出---我們現在必須為它而戰鬥！唯有立憲會議才會給予我們一個民主共和國，這是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所緊迫需要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為了爭取社會主義這個目標而進行的漫長的階級鬥爭所在的場所----是這麼的一個前景。

在1907年，也就是說，在經過了彼得堡和國外報章的無數討論之後，及經過了第一次革命對理論性的推斷作出嚴峻的測試和經驗之後，斯大林寫道：

“就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必須毀壞封建的秩序而非資本主義的秩序，革命只能是給民主共和國冠冕這點 --- 看來全都為我們的黨所同意。”

斯大林並非是說關於革命是由什麼來開始，而卻是在說它以什麼來結束；他並且先行作出限制，相當確定它“只能是民主共和國”。我們在他的著述裡尋找與民主顛覆相關聯起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即使是那麼一點點的提示，也將是徒勞枉然。他一直保持著這個立場，以至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列寧抵達彼得堡其時，他仍然是這個立場。

對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和孟什維克主義的領袖們總體來說，革命在社會學上的特徵是資產階級這點，之所以在政治上富有價值的，首先是由於它在事先就禁止了社會主義的幽靈向資產階級尋釁，以至於把資產階級“驅往”反動陣營去。 “俄國的社會關係只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才是成熟的，” 孟什維克主義的頭號戰略家阿克塞爾羅德在統一大會[1906年4月]上說道， “在我國面臨著普遍被剝奪政治權利，當前，就是使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為爭奪政治權力而進行直接對拼也是不該的…無產階級是為了爭取資產階級發展的條件而鬥爭。客觀的歷史條件下為我們的無產階級所造就的命運，就是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與資產階級進行無可逃避的合作。” 俄國革命的內容，從而在事前便被限定在切合于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利益和見解的那些演變之內。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的基本分歧，正是在這一點上開始。布林什維主義拒不同意俄國的資產階級能夠把它本身的革命帶領到底。列寧較普列漢諾夫遠為有力和貫徹的把農民問題推進為俄國的民主翻身的中心問題。 “俄國革命的癥結，”他重申，“是農民（土地）的問題。對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結論，必須根據….群眾為爭取土地而鬥爭的條件所作出的估量。” 列寧同普列漢諾夫一樣，把農民看作為小資產者的階級，把農民的土地綱領看為是資產階級進展的綱領。 “國有化是資產階級的措施，” 列寧在統一代表大會上堅持說， “它將給予資本主義發展推動力，它將令階級鬥爭尖銳化，助長土地的動員，引起資本流進農業，減低穀物的價格。”然而，儘管農民革命有著無可置疑的資產階級性質，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剝奪地主階級的莊園仍是滿懷敵意，正是由於這個理由而在一個仿照普魯士模式的憲法的基礎上向君主制努力努力謀求妥協。列寧對應於普列漢諾夫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同盟的見解，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組成同盟的反建議。列寧宣稱，這兩個階級的革命合作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 “民主專政”，以此作為激烈地清潔俄國的封建廢物，創立一個自由農民的制度，以及為了沿著美國而非普魯士的路線發展資本主義而清除道路的唯一手段。

他寫道，革命勝利的加冕，“只能是專權，因為無產階級和農民即時地和急迫地需要完成的演變，將會激起地主，大資本家和沙皇的奮力抵抗。沒有專政，便無法粉碎這種抵抗，無法打退反革命的企圖。但這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卻是民主的專政。它不能夠觸及（在沒有革命性發展的一連串的過渡階段之下）資本主義的基礎。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將能夠實現有利於農民的土地財產的激烈的再分化，引入貫徹全盤的民主主義，進而至設立共和國；不僅把農村，甚至把工廠日常生活中的亞細亞式和封建的特點連根拔起，開啟工人條件的重大改善，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最後，但並不是最次要的，把革命的火焰推廣至全歐洲。”

列寧的觀念，就它不是從憲政改革出發，而是把農民傾覆作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並且指出了完成這個任務的唯一現實的社會力量組合，就這兩個方面來說，代表了異常巨大的前進一步。不過，列寧這觀念的脆弱之處，是“工農民主專政”思想的內在矛盾。列寧公開地把這個“專政”稱為資產階級的其時，他本人就著重指出了這個“專政”的基本限制。對此，他想說的是，無產階級為了與農民保持同盟，它在來臨中的革命就要犧牲直接地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但這樣一來，就意味著無產階級要放棄自身的專政。由此而來的結果，問題的要點就是農民的專政，即使這個專政是有著工人的參與。

在某些場合裡，列寧談到的就到此為止。例如，在斯德哥爾摩[1906年4月]會議上，列寧駁斥普列漢諾夫挺身出來反對奪權的“空想”的時候說道：“目前正在討論的是什麼樣的綱領？農民的綱領。在此綱領下假設是由誰來奪取政權？革命的農民。列寧是把無產階級的政權和農民的混為一談嗎？” 列寧引述他自己的見解來說不。他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權與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權截然區分開來。他凜然再問：“可是啊，沒有經由革命的農民來奪取政權，怎麼可能是一次成功的農民革命？” 列寧在這個論戰的公式裡特別清晰地暴露了他的立場的脆弱性。

在這個以城市為其匯合點的幅員廣大的國家上，農民四處分散，星羅棋佈。農民利益的差異性就如它所處的各個區域的差異性一樣大，令它本身也無法為自己的利益制定一套公式。各省之間的經濟聯繫是由市場和鐵路創建，但是市場和鐵路兩者皆由城市掌握。農民在尋求脫離村莊的限制，推廣自身的利益之時，不可避免地陷入對城市的政治依賴。最後，農民以其社會關係來說也是混雜不純的：富農自然地偏向往城市資產階級方面尋求同盟，而農村的下層則被拉向城市工人的一面。農民在這些條件下，是完全沒有能力把政權征服的。

在古代中國，革命誠然是把農民推上政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把農民起義的軍事領袖推上政權。這每次都導致土地的重新劃分，建立新的“農民”朝代，歷史從而又從頭開始；有土地新的集中化，新的貴族，新的高利貸制度，新的起義。革命每次保留著純粹的農民屬性，社會便無法擺脫這些絕望的惡性循環。這就是古代亞洲歷史的基礎，其中也包括了古代俄國歷史。在歐洲，中世紀結束以來，每次勝利的農民起義皆不是把一個農民政府推上政權，而是把城市的左派政黨推上政權。更為準確的說，一次農民起義勝利的程度，是和這次起義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鞏固城鎮人口的革命部分的地位完全相當的。在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俄國，根本就談不上革命農民的奪權。

對待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態度，一如所說，是區別社會民主人士之間的革命家和機會主義者的試金石。俄國革命能走多遠？這未來的臨時革命政府是什麼性質? 它將面臨什麼任務？向它挑戰的又將是什麼秩序？只有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基本特徵為依據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提出所有那些重要的問題，至於那個政策的性質反過來又會首先由對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態度所決定。普列漢諾夫明明白白的，固執地閉上眼睛，對待19世紀的政治史所得的基本結論是：每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站出來，資產階級便轉而投向反革命的陣營。群眾鬥爭愈是大無畏，自由主義的反動墮落便愈要迅速。迄今為止，仍未有人發明出一種手段，以能化解階級鬥爭的規律所發揮的效應。

“我們必須珍惜來自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支持，”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間一再重複道，“不要被我們‘不得體’的行動令他們反感。” 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就用這種單調乏味的訓誨來顯示出，社會活生生的動力是他所不能企及的。 ‘不得體的行動’是能夠使個別敏感的知識份子反感；階級和黨派則是由社會利益吸引或排斥。列寧回答普列漢諾夫說：“可以肯定的說，自由派和地主會原諒你成千上萬次‘不得體的行動’，但卻不會原諒你號召來一次奪取土地。”而且不僅是地主而已。資產階級的上層是經由財產利益的聯合，並且更狹義的是經由銀行的制度而和土地主綁在一起。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知識階層在物質上和道德上依賴於大型和中型的財產所有人---所以這些人都害怕獨立的群眾運動。同時，為了推翻沙皇制度，便有必要喚起成千上萬的被壓迫者，英勇而自我犧牲的投進一場義無反顧地進行到底的革命衝鋒陷陣。唯有在打著他們自身利益的旗幟下，從而令他們以地主為首的各個剝削階級懷著無可妥協的敵對精神，廣大的群眾才會奮而起義。因此，是革命本身的內在規律令資產階級“反感”而遠離革命的工人和農民；不論任何外交手段和‘得體’的手段，皆無法回避革命的規律。

列寧主義對自由主義的評價，月複一月地得以證實。立憲黨人不僅與孟什維克的良好願望背道而馳，並無準備登上屬於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首領位置，而且更相反的，越來越多地發現他們的歷史使命是反對這場革命。

籍助於那個短命的國家杜馬而得以佔據政治前臺的自由派，，在繼粉碎了十二月起義之後，用盡一切努力，尋求向君主制自圓其說，並且為他們在1905年的秋天當“文化”最為神聖的道具倍受危險的威脅時，他們當時的力不從心的積極的反革命行動尋求開脫。與冬宮進行幕後談判的自由派領袖米留可夫在報刊上相當正確地證明，立憲黨人在1905年年底時甚至不能在群眾眼前現身。他寫道： “由於我們當時沒有組織會議以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妄想來表示抗議，現在為此在責備我們的那些人…乾脆就不明白，又或是忘記了當時那些民主的公共集會的情緒是怎樣的了。” 自由派領袖們心知肚明，這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妄想”，就是把城市，士兵，農民和所有壓迫者最低下的層份的同情吸引到蘇維埃來，並因而引起“有教養的社會”的反感的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孟什維克的演變沿著與此平行的路線展開。他們由於在1905年10月之後與托洛茨基一度出現在一個聯盟之內，為此而必須越來越頻繁地向自由派自圓其說。孟什維克的才華洋溢的宣傳家瑪律托夫甚至做出這樣的解釋，他們有必要向群眾的“革命妄想”作出讓步。

在第比利斯，各種政治團體按照與彼得堡相同的原則形成。高加索的孟什維克領袖若爾達亞寫道： “粉碎反動，成功征服和把憲法推行到底 --- 這就有賴於有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兩方面有意識地聯合起來，共同為一個單一的目標奮鬥…，農民也將被拉到運動中去，給運動注以基本的屬性，但只有那兩個階級才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農民運動則會讓它更加有利可圖。”若爾達亞懼怕對資產階級施行不妥協的政策將使工人註定無能，列寧對此予以嘲笑。他寫道，若爾達亞“論及無產階級在一次民主顛覆中的可能孤立，他並且忘記了…農民！他知道無產階級的所有可能的盟友，癡心傾慕于自由派---地主。而他卻不知道農民。這尚且發生在高加索！”

列寧的反駁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但他在一個點上把問題簡化了。若爾達亞並沒有把農民“忘記”，而且可以從列寧的暗示裡得知，若爾達亞是不可能在高加索地區把農民忘記的，因為農民當時正是在孟什維克的旗幟下驟然冒起的。只不過，若爾達亞並不那麼把農民看為是政治盟友；他毋寧是把農民看作為可以而且應該被與無產階級聯成一線的資產階級所動用的歷史槌城棒。他不相信農民在革命中具有成為一支領導力量甚至是獨立力量的能力，而在這一點上他並不錯；但他也並不認為無產階級有能力領導農民起義直至勝利 --- 就是在這一點上，他犯了致命的錯誤。

孟什維克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結盟的見解，實際上意味著把工人和農民兩者都從屬到自由派之下。這個綱領的反動的空想主義，是由這個事實所決定的：即遠為先進的階級分解，已在事先令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素瓦解無力。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布林什維主義是完全對的：追求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結盟，將不可避免地把社會民主主義提出以和工農的革命運動對立。孟什維克在1905年的時候仍然缺乏勇氣，為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得出所有必要的結論。到1917年，他們把見解推向其邏輯性的結論，從而焦頭爛額。

就對待自由派的態度這個問題上，斯大林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中是站在列寧的一邊。必須指出，在此期間，就關乎作為對立面的資產階級這個課題上，大部分的孟什維克基層比較接近列寧而非普列漢諾夫。知識份子激進主義的文藝傳統對自由派素來抱持輕蔑的態度。但在這個問題上，即對高加索的社會關係的分析方面的新論點，甚至是對舊有的論據作新的系統性的闡析，人們若要找出科巴（斯大林）的獨立貢獻，將會是徒勞無功。普列漢諾夫之對於高加索的孟什維克領袖若爾達亞，列寧之對於斯大林，相較而言，若爾達亞是比斯大林遠為獨立得多。 “自由派的先生們徒然地設法，”科巴在1月9日之後寫道：，“挽救沙皇搖搖欲墜的寶座。他們徒勞地向沙皇伸出的援助之手！…”

“興起的平民大眾已經為革命作好準備，絕不與沙皇調解…是的，先生們，你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了。俄國革命不可避免，就像太陽必然升起那樣不可避免！你能夠制止初升的太陽嗎？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諸如此類。科巴無法比這升得更高。兩年半後，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列寧的話，他寫道：“俄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是反革命的。它無法作為策動力，而且更無法作為革命的領袖。它是革命的死敵；必須向它發動頑強的鬥爭。” 可是，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斯大林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經歷了徹底的蛻變，他就是一個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結成集團的黨徒，並順利成章地作為一個擁護與孟什維克統一在一個政黨之內的啦啦隊員來迎接二月革命。只有當列寧從國外歸來，才截然斷然的結束了斯大林的獨立政策，他稱之為冒牌的馬克思主義。

民粹派只是視工人和農民為“勞苦者”和“受剝削者”，他們一律對社會主義感到興趣。馬克思主義者把農民視為小資產階級，而只當農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停止作為農民，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傷主義，把這項社會學的界定理解成為對農民的道德譭謗。俄國的各種革命傾向沿著這條路線進行了歷時兩代的重要鬥爭。文理解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後來的紛爭，就有必要再一次強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傳統，列寧從來不曾有過片刻把農民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盟友。與此相反，列寧正是從農民的龐大優勢推論出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能性。這個見解貫穿了他所有的直接或間接地涉及農民問題的全部文章。

列寧在1905年9月寫道：“只當農民運動是一個革命的民主運動，我們才支持農民運動。我們作了準備（就在當下，即時地），當它作為一個反無產階級的反動運動出現時，與它進行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要點就在於這個雙重任務。” 列寧在西方無產階級裡，和部分地在俄國農村的半無產階級分子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盟友，但他從來不曾如此看待農民。 “我們不惜所有措施，從始到終，直至沒收土地，” 列寧以其特有的執拗重申，“全盤地支持農民反對地主，而在稍後（甚至不是稍後，而是與此同時）我們全盤地支持無產階級反對農民。”

“農民將會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出，”他在1906年3月寫道，“並因此而將徹底耗盡它在為農民的革命精神。無產階級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出，並因此才能實實在在的展開社會主義真正的革命精神。” “農民的運動，” 他在同年五月再次申述，“是不同的階級的一個運動。這個鬥爭並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根基，而是掃蕩所有封建的殘餘。” 這種見解可以在列寧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年復一年的繁浩文卷中找到。其中的語言和例子或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而且不可能是其他。要是列寧把農民視作社會主義的盟友，他不會有絲毫的理由，那他堅持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把“工農專政”限定在純粹的民主任務之內，就會是毫無根據的了。在這些情況下，列寧在指責本文作者“低估”農民的時候，他腦子裡想的完全不是我不承認農民具有社會主義傾向，但是相反，列寧的見解是認為，我並未充分承認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獨立性，它的創建本身的政權的能力，及因而具有妨礙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專政的能力。

對於這個問題的價值的重新評估，是到了特爾米多反動的年月裡才展開的，而這個開始又與列寧的病重和死亡大約同時發生。從那個時候開始，俄國工人和農民的結盟及這個同盟本身，便被宣佈為反對復辟威脅的充分保證，以及在蘇聯國境內實現社會主義的不可變易的盟誓。斯大林用一國社會主義論來取代世界革命論，他開始設定不同於“托洛茨基主義” 的馬克思主義對農民的評價，更有甚者，這個評價不僅涉及當前，並且涵蓋整個過去。

人們誠然是可能提出這個問題的，即馬克思主義就農民問題的經典見解，是否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呢。關於這個題目，將會超出這篇評論的範圍。這裡只表明一點就夠了：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把農民看為一個絕對而固定不變的非社會主義的階級。馬克思本人就說過，農民不僅擁有迷信，況且也有說理的能力。農民本身的性情隨著變化的條件而變化。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給予對農民影響和再教育農民開啟了非常廣大的可能性。歷史迄今為止仍未竭盡這些可能性的限度。

然而，時至今天已經很清楚了，在蘇聯，國家的高壓統治日益增加的作用，並沒有駁斥而卻是印證了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從民粹派區別開來的對待農民的基本態度。不過，在新政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新政權現時的局面如何，迄今仍然不容置疑的，就是截至十月革命為止，或更正確地說，直到1924年，在馬克思主義陣營裡，沒有一人--- 更不會是列寧了 --- 把農民視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因素。列寧反復重申，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俄國復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沒有看錯：斯大林官僚不是別的，而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段。

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兩個基本派別的分歧點。不過就在第一次革命漸露端倪的時候，還有第三立場，與上述兩個派別並行不悖。這第三個立場在那些年月裡沒有多少人認同，但有鑒於它在1917年的事件中得到印證，更由於在十月革命的七年後，這個觀念在備受到顛倒混淆之後，在斯大林和整個蘇聯官僚政體中開始發揮了之前完全不曾預見的作用，所以我們不得不有必要在此作出全面的說明。

1905年初，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冊子在日內瓦發表。這本小冊子分析了在1904年冬天展開的政治局勢。作者得出的結論是，自由派獨自進行的請願運動和宴會，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可能性；而寄希望于自由派的激進知識階層也與之一起走入死胡同；農民運動正在開創出有利的條件，但卻沒有將之把握的能力；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達至定案；而朝著這條道路走向的下一個階段，將是總罷工。這本小冊子因為寫在彼得堡血腥星期日之前，所以題目是“一月九日之前”。繼那天之後發生的澎湃有力的罷工浪潮，以及給罷工浪潮推波助瀾的最初的武裝衝突，是對這本小冊子所作的戰略論斷毫不含糊的確證。

給我這本小冊子寫引言的是俄國僑民帕武斯，他在其時已經成功地成為著名的德國作家。帕武斯其人獨具富創造性的個性，他能夠受到他人見解的影響，也能夠用他自己的思想豐富別人。以他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才華，他缺乏內心的均衡和缺乏對工作的熱愛，以對勞工運動作出有價值的貢獻。他對我個人的發展，特別是關於我們時代的社會革命的理解方面，發揮了不容置疑的影響。在我們第一次會晤之前幾年，帕武斯滿懷熱情的捍衛在德國舉行總罷工的想法。不過，德國當時正經歷一次冗長的工業擴張期，社會民主黨亦已經投霍亨索倫王朝政權的所好，一個外國人的革命宣傳除了招來尖酸的冷待外，別無其它。在彼得堡流血事件後的翌日，帕武斯在熱讀我這本小冊子的手稿之後，他被無產階級在落後的俄國命定要發揮特殊作用這個見解所俘獲。

我們在慕尼克的那幾天裡，盡是娓娓不斷的交談，這些談話讓我們雙方得到許多澄清，由此而令我們更加接近。帕武斯當時為這本小冊子寫的引言，堅實地載入了俄國革命的歷史中去。他在寥寥數頁裡闡明了遲緩的俄國的種種社會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在此之前不錯已經是為人所知，但是仍未有人作出必要的結論。

帕武斯寫道：眾所周知，西歐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主要是以小資產者為根據。這些小資產者是手工業工人，一般來說，是那些被捲進了工業革命但卻又被資產階級推到一旁去的那部分資產者…在俄國的前工業時期，城市發展較多地沿著中國而非歐洲的路線發展。城市都是行政中心，在性質上純粹是功能性的，沒有絲毫的政治重要性，而在經濟關係方面，它們是周邊地主和農民這類人作為交易的中心和集貿市場。這一類城市在受到資本主義按自己的模式建立大城市，也就是工廠城市和全球貿易中心而發展起來的進程所打斷的時候，它們的發展仍然是十分的微不足道，…妨礙小資產階級民主的發展，也就是造成手工藝生產模式的薄弱發展的這同一個事物，對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則大為有利。無產階級立刻在各個工廠集中起來……。

農民將會更大規模地給拖入到運動中去。但他們只能夠令國家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並以這種方式把政府削弱；他們不能組成一個緊密無間的革命大軍。因此，隨著革命的發展，將有更為浩瀚的政治工作落到無產階級的身上。與此並行的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自覺性將會擴大，其政治能量會越來越大。

社會民主黨將面臨兩難境地：要麼是為臨時政府承擔起責任，要麼是站在工人運動的一邊。而不管社會民主黨怎麼自處，工人將把這個政府視為他們自己的政府…俄國的革命顛覆只能由工人來完成。俄國的革命臨時政府將是工人民主的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領導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那麼這個政府將是社會民主黨政府。

社會民主黨的臨時政府將無法完成俄國的社會主義的顛覆，但清除專制制度和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進程本身，將會為其政治工作提供豐富的土壤。

在1905年秋季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期間，我再次和帕武斯聚首，這一次是在彼得堡。我們在兩個派別之外保持著組織上的獨立性，聯手編輯一份群眾性的工人報紙，Russkoye Slovo [“俄國的話”]，並且與孟什維克聯合編輯一份大型的政治報紙Nachalo [“開始”]。不斷革命論通常把“帕武斯和托洛茨基” 的名字聯結在一起，這只是部分正確而已。帕武斯的革命全盛時期屬於上個世紀末，那時他率領著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的隊伍，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機會主義的歪曲。他嘗試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推向一條政策更為堅定的道路上，這番努力的失敗，損害了他的樂觀。對於西方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景，帕武斯的反應也是日甚一日的保留。他當時認為，“社會民主黨的臨時政府將無法完成俄國社會主義的顛覆。” 因此，他的論斷所指向的，並不是把民主革命演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不過是在俄國建立一個澳洲式的工人民主的政體而已，澳洲那時在一個農民制度的基礎上，首次出現了一個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政體架構的勞工政府。

我對這個結論並不苟同。澳洲的民主政體是從一個新大陸的處女地上有機地生長出來的，它立即就具有保守的性格，並且把一個年輕而又富有相當特權的無產階級收歸其下。俄國的民主政體則相反，只有在經過一個大型的革命顛覆才會產生，而這當中的動力，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皆不會允許工人政府保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內。我們在1905年革命後不久之後發生的分歧，到了戰爭爆發的初期，當作為懷疑論者的帕武斯徹底消滅了革命家帕武斯，從而站到德國帝國主義者的一邊之後，我和他便以徹底決裂而告終。帕武斯後來成為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亞伯特的顧問和啟迪者。

我從“一月九日之前”這本小冊子開始，不止一次我回到不斷革命論去，將之加以發展和說明。有鑒於這個理論在本文作者日後在理論方面的演變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用直接摘引我在1905年至1906年寫的著作的方式在此向大家呈現。

一個現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經濟-政治重要意義的城市，其人口的核心，是由工資尖銳分化成不同等級的工資工人構成。正是這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基本上不為人知的階級，註定在我們的革命裡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在一個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有可能比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先取得政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自動地顛覆依賴于一國的技術能力和資源的這個假設，乃源自極度簡化的“經濟”唯物論的偏見。這種見解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儘管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比我們高出十倍，俄國無產階級對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它對世界政治未來要發生的影響，比美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是無可比擬地高出更多。

據我們的見解，俄國革命將開創出各種條件，俾令權力將會（而隨革命的勝利，更將是必定）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客有機會全面培養出他們有治理能力的天才之前，落到無產階級手中…俄國資產階級正在把所有革命位置拱手交給無產階級。同樣地，它也將拱手交出對農民的革命領導權。當權的無產階級在農民面前將會作為一個解放者階級而出現…建基在農民之上的無產階級將會施展其渾身解數以提高鄉村的文化水準，培養農民的政治覺悟…但農民本身也許會淹沒無產階級，取代無產階級的位置？這是不可能的。歷史的所有經驗對這種假設提出抗議。歷史表明了農民完全沒有能力發揮獨立的政治作用…我們如何看待 “工農民主專政”的觀念，.這從我們已經說過的話裡已是一清二楚了。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我們在原則上是否接納它，也不在於我們認為這種政治合作的形式是否“理想”或“不理想”。我們認為，“工農民主專政”是無法實現的，至少在直接和即時的意義上是如此。

有主張認為，作者在此陳述的觀念“越過資產階級革命”，這種主張在後來不斷重複。昔日的事態已經展示了這種主張是多麼的錯誤。我在那個時候寫道：“為俄國的民主革新而進行的鬥爭，是完全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它是由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展開的力量來進行，矛頭是直接和首先針對橫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道路上的封建農奴制障礙。”然而，問題的所在，是什麼力量和什麼方法能夠消除這些障礙？

我們可以藉著主張我們這個革命的客觀目標是資產階級性的，從而為革命的所有問題設置一個界限，由此而來的必然結果，是我們對以下這個事實閉眼不看：這場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並且將會被革命的整個過程推向權力…你可以用這個思想麻痹自己，即俄國在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社會條件還未成熟 --- 因此你可以罔顧以下事實，即無產階級一旦掌權，將會被它所處的局勢的整個邏輯所驅使，必然要引進一套由國家來運作的經濟體…無產階級的代表，將作為一個統治力量而不是無能的人質而當政，正是這個舉動，將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線消滅，也就是說，把集體主義置於議事日程。無產階級沿著這個方向在到達哪一點上才被制止，這將視乎力量的關係，但卻完全不會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初衷所決定。

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不會是為時太早：無產階級專政勢所必然，必定要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框架面前被粉碎嗎？它不可能在特定的世界-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把這個有局限的框架打碎而為自己開啟勝利的前景嗎？ ……可以確定的表明一點：如果沒有來自歐洲無產階級國家的直接支持，俄國的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權力，不能把它的暫時統治轉化為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

“ 由俄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政治解放把這個領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把龐大的力量和資源轉移到自己的手中，並使它成為全世界清算資本主義的先行者，歷史已經為清除資本主義造就了所有必要的客觀先決條件。”

就國際社會民主黨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其革命任務這點，我在1906年寫道：

“歐洲的社會主義黨派 --- 其中首推最強大的德國社會黨 --- 已經制定了他們各自的保守主義。隨著一批多似一批的群眾集結到社會主義，隨著這些群眾的組織和紀律的增長，這種保守主義也隨之增加。由於這個緣故，社會民主黨作為體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經驗的一個組織，在某一時刻，可能會成為工人和資產階級反動派之間所爆發的公開衝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礙。……” 然而，我是以下述保證來為我的分析作總結：“東方革命將以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西方的無產階級，引發它們用‘俄語’向敵人說話的意欲……”

且讓我們作出總結。民粹主義尾隨斯拉夫派之後，從幻想有一條絕對屬於俄羅斯自己的獨特的發展道路出發，繼續前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屑一顧。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於證明俄國和西方的歷史道路的基本共性。由此而得出的綱領，把俄國的社會結構和她在革命的發展方面真實不虛的，全然沒有神秘性的獨特性之置諸不理。孟什維克對待革命的態度，在剝去插話性的外殼和個別偏離之餘，還原如下：唯有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領導之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才是可以想像的，政權必須移交給資產階級自由派。然後，民主的政權才會准許俄國的無產階級趕上西方的老大哥，以無可比擬地巨大得多的空前成就，踏上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

列寧的見解可簡要簡述如下：遲來的俄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把自身的革命帶領到底。通過“工農民主專政”作媒介，革命的徹底勝利將把國家的中世紀主義清除，賦予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步伐，強化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開闢廣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國革命的勝利，將為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又反過來不僅會保護俄國，令它免受復辟的威脅，同時也允許俄國的無產階級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裡得以奪取政權。

不斷革命的見解可以用以下幾句話來歸納：除了通過以農民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形式之外，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是不可想像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把民主任務置於議事日程，並且不僅這樣，它不可避免地把社會主義的任務置於議事日程，而這同時將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強悍的推動力。惟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護衛俄國免于資產階級復辟，確保俄國可能把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最後兩個觀念，它們之與自由派-孟什維克黨人的見解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方面的同一性，以及它們在對待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關乎“專政”的社會性質和任務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極端的分歧，在上述扼要的公式中得到同樣清晰的披露。當前的莫斯科理論家們，就有關於在1905年的時候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再用“時機未成熟”來加以反對，全然是空洞無物之詞。從經驗主義的意義來說，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證明是同等地“時機未成熟”的。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力量關係的對比是如此之不利，乃至就是對革命的勝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更遑論無產階級專政了。與此同時，所有的革命傾向抱著全面勝利的希望繼續前進--- 沒有這樣的希望便不可能有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由此而派生出對革命的總體前瞻和總體策略的分歧。孟什維主義的前瞻是打從骨子裡錯誤的：它給無產階級指出迥然不同的道路。布林什維主義的前瞻的並不完全：它正確地指出了鬥爭的大方向，但對其階段卻有不正確的刻畫。布林什維主義的前瞻的不完全性在1905年沒有曝露出來，僅僅是因為革命本身在其時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到了1917年初，列寧在反對黨內老幹部的鬥爭中，不得不把這個前瞻更改。

政治的測斷不能裝成像天文學的測斷那樣精確。只要政治測斷對發展的總路線作出正確的指示，幫助人們在事態的實際進程中調擇方向，便以足夠；而事態進程的基本路線是必然會擺向右邊或左邊的。在這個意義上，要不承認不斷革命的概念已經完全通過了歷史的考驗是不可能的。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月裡，沒有人否認這點；與此相反，這一事實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得到承認。但是，就在死寂和僵化的蘇維埃社會的最高層裡，開啟了官僚對十月的反動，這場反動從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這一理論---這一理論比其他理論更徹底地反映了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同時又清楚地暴露了這個革命的不完全性，它的限制和局部的屬性。由此，而通過反彈的方式，產生了斯大林主義的基本教條，即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