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的不斷革命和反革命

21世紀初的不斷革命和反革命 - 我們的任務

2014年2月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關於世界局勢的報告

這是2014年國際委員會關於世界局勢的討論報告，它所處的局勢是前三年的繼續：我們繼續處在2008年至2011年間開始的情況，處在金融和經濟，生態和社會層面的危機中；一個全球不穩定時期，各個機制的不穩定深刻而廣泛，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直到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進程......，而在同時，這個時期大為缺乏成型的進步開放的政治。很明顯，對一些發展問題，要進行更詳細冷靜的考慮。這裡分為三個部分討論這些問題：

3.我們作為一個政治流派，同我們利害攸關的是：如何參預階級鬥爭的當前變換，如何參預群眾起義這個真正革命的進程，這是一方面，還有，要如何面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弱化的整體過程，比如被剝削群眾作為一個整體，如何面臨反革命機制的興起以及社會環境組織的破壞？

2011年2月在這同一個國際委員會上，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çois Sabado）就2007-2008年爆發的危機問：“過去已知的所有資本主義危機，其接踵而來的都是暫時的衰退，這一幕金融危機的情節也會類似嗎？抑或它是兩個層面上的制度性危機：因為發展了三十多年的金融積累王朝已經筋疲力盡，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地球及其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極限。”而在第二個假設的情況下，可推出直擊問題根源措施的緊迫性：整體上重組生產和社會的反資本主義的措施，使陷入這種螺旋式危機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得以滿足。

三年後，雖然有點後見之明，我們或多或少的主觀印象，以及最近在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IIRE）經濟研討會上那一類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討論，都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定義。而且，在持相反主張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感到樂觀！

有很多方法把當前的危機定義為制度性的。我把目光留駐於那些我們接近的經濟學家上：蜜雪兒·胡森（Michel Husson），他立基於曼德爾界定的“生產秩序極限”[1]，或以撒·約書亞（Isaac Joshua），他講的是“第三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2]。這裡漫話危機的歷史如下：

19 世紀的危機，可以做競爭力的調控，辦法是殘酷降低原材料費用，價格和清償債務，而在這一切之上的是降低工資，儘量壓低它，在資本的顯著破壞之後，依賴一個或幾個驅動性生產行業，可以讓利潤復蘇。這些危機是激烈而短暫的。

1929年的危機是非常強烈的，時間也很長。資本主義進入工薪者為主流的時期。因此，在生產過剩危機的時候，在小生產的環境下，不再有任何生產和消費的累積崩潰可以被稀釋淡化掉。最初的影響倍減，通過競爭退出危機變得不可能。積累不再是內生於經濟運行，而本質上是由於政治因素 --- 具體地說，是戰爭及其結果，使資本主義的積累全面重起。

當前的危機似乎比較不那麼強烈......但它的長度也起伏不定，其終點尚在未定之天！

目前制度性危機的基礎有哪些？為避免像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樣的新陣發性危機，資本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所採用的對應措施，是一般所稱的“福特主義”，國家對工資關係，對市場和貨幣的調控，進行經常而普遍的經濟干預。而當20世紀60年代中期利潤下降時，一種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危機在20世紀70年代形成，福特調控有效地保護了制度免受以往危機的暴烈影響，但代價是延緩了利潤的恢復。

從1980年起，借由大規模失業和金融全球化的複雜性，“新自由主義”重新啟動資本主義的攻勢。在需要顯著提高剝削無產階級的速度之前，已經有超過30年的時間，跨國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加劇了資本主義競爭以確保資本的再生產。金融資本對人與自然的掠奪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在全球化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中，這股力量積累了新層面的雇傭奴隸制，它是主導經濟裡的“剝奪式積累”，滲透進最週邊社會，攫取其土地和壟斷其出口，造成一個對整個世界生存條件進行破壞的新階段。

因為工業和商業保護主義的成分非常顯著，世界經濟的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比在19世紀末更加激烈。但是，國家的作用不具可比性（在1913年，國內生產總值中公共開支的比例，在美國和法國不到9％，相比現在，它分別超過30％和50％）。它在目前的動盪中，仍然是特別的，尤其是央行的干預行動，先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和19世紀自由主義的古典時期之間，它構成一個本質的區別，。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運作，使剝削得以恢復，從結構上和地域上延伸商品空間，利潤也因此增加。但投資資本的效率並沒有隨之而行，儘管速度快和數量多，卻沒有任何創新驅動鐵路，電力或汽車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讓我們記住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所闡述的悖論：“你可以看到電腦時代無處不在，但除了在生產力的統計上”。這種缺乏效率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利潤增加的難度，導致整體投資變動，從而使積累從危機中真正退出。

一時間，信用經濟允許的增長足以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場危機是可以克服的，但世界各大經濟區之間的增長差異有所增加。最後，全球化也產生了把經濟不穩定的動態延伸得更為迅速的效果！因此，矛盾激化了。就像以撒·約書亞所說的那樣，“一方面是政府的干預，另一方面，是工資和價格上的脆弱靈活性，兩者減少了當前危機的廣度... 相反，生產資本的全球化和實體經濟的金融化，增加了不穩定。”

對消費具有負面影響的強大工資壓力，極為複雜的信用經濟和資本主義區域的擴展，暫時對這種生產產出效應作補償。但我們現在知道，當前危機之前有一個利潤率轉機。截至2007年底，信用經濟和廣義投機達到了極限，並導致了始於著名的“有毒信用資產”的金融泡沫破裂。此後，虧損由銀行轉移到公共財政，政府的理由是 “拯救經濟”，這個做法允許資產階級奪回主動權，發起對公共赤字的攻擊。

這個趨勢導致了非常強硬的緊縮計畫隨處可見，不過傷害最大的是歐洲。這些方面已經大體上討論過了。我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在起初的大消費背後，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仍然牢固地坐落在新自由主義上，而完全不轉向凱恩斯主義。因此，打擊投機活動的銀行監管改革似乎非常有限，而銀行業務的集中變得驚人：美國最大的投資集團黑岩（Black Rock）管理的資產價值，接近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三菱銀行，德意志銀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和法國巴黎銀行（按降冪排列）則接近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那麼，在2013年有什麼樣的結果，在2014年會有什麼樣的前景？

2013年的經濟增長仍然疲弱，不同國家的衰退深淺不同。然而，債務危機似乎現在已受到控制，而今年也已見到了緩慢的恢復性增長，但問題是如何穩固？於是有一個問題出來了：歐債危機將預示著該制度的一個新的深度脆化？抑或從重新整合在淨化基礎上的資本的角度來看，這是最後一個必要之惡嗎？這要把幾個因素考慮在內。

在美國，美聯儲用貨幣擴張，對抗經濟衰退（大規模收購金融證券，貸款利率非常低，即所謂的“導引”利率），在2009年的經濟暴跌後，今年它導致各地恢復了3.5〜4％的增長，但有明顯的脆弱性：新的泡沫 --- 房地產或互聯網 --- 凶像已露。

在中國，央行也不斷用金錢來創造通貨再膨脹以刺激經濟，而增長率再次企高（7-8％）。但連帶著新的脆弱性：銀行和地產，猖獗的腐敗，競爭力的喪失。在美國還不止於此，對銀行倒閉及其未知的後果，人們懷有恐懼。

在全球，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病夫”：歐元區所受到的最大威脅是，彙集資本主義大雜燴的體制大廈的脆弱性，以及把危機擴大到意外程度的貨幣和信貸政策。國內生產總值的發展差異達到創紀錄的水準（2007年北歐增加3％，而南歐則減少9％）。即使2007年以來它們沒有減少，公共和私人債務卻似乎深受歐洲央行和新調控工具（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歐洲穩定機制）的緊壓，因為後者使用仍然嚴格的貨幣政策，緩和借貸利率的緊張情況。被貶責為“歐豬五國”的國家，南歐和愛爾蘭將受到控制，以換取大幅度的“債務清償”。德國和北歐正在做得夠好，但法國正經歷20世紀中期以來前所未有的社會攻擊，而且財政競爭的壓力無處不在加強。在2013年的停滯之後，我們會看到一個資本主義解決方案的開始而讓所有雇主獲利嗎？或者至少是一個衝擊，一個危機新階段的真正通貨緊縮（經濟壓縮情況下的物價和工資的下降）的猛烈出現嗎？

大型央行的政策對其他經濟集團，對老牌（日本）的或“新興”（東亞、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俄羅斯、土耳其）的經濟體有影響：他們不但不是獲勝者，相反，他們會不會是美國及中國開始復蘇以及貨幣巨大差異的受害者？貨幣市場確實表現得很狂熱，其中一些經濟體如阿根廷，印度和俄羅斯在2014年初被美國或歐洲的動盪困在邪惡中，因為貨幣和金融的戰爭動搖它們。

各國都用經濟危機這個因素把統治階級的進攻合理化。為獲取競爭力而反對人民權利和社會利益的鬥爭，為環境商品化的鬥爭，把國家規則改變，而這些規則仍然服務於新自由主義的管制放任做法。

這種進攻依賴於大規模的失業，失業人口還在增加（全球超過2億人），歐洲最多：歐盟有2600萬失業者或勞動人口的11％（德國有6％，而歐洲南部大陸則有20％的失業者）。而且不穩定的就業普遍上升。在這些領域中，婦女以及青年受影響最嚴重，因為這兩種人是全部臨時工作方案的首批受試者。

爭奪國際投資，以及各大洲，國家甚至每個國家內部之間的重定位，日益明顯是用來強化工資奴隸制的......但是它們也在工薪工作者數量的增長中結束。因為他們裡面的全球生產分工相互關聯，也因為被凍結在這種情況下的每個企業內部的有保障工人和貧窮較不穩定的工人相互關聯，這些工薪工作者越來越屈從于臨時工作。我們注意到，經濟復蘇時，這是第一個“就業的光環”反應。

利潤：跨國公司繼續其凝集運動，加強他們在有關政府的力量。如果證券交易所指數恢復到其2008年之前的水準，儘管剝削率增加，但投資資本效率（或資本生產率）仍然疲弱，到現在為止利潤似乎並沒有整個恢復，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與此有關的分析是複雜的。因此，利潤不斷指向食利者，利潤分配給股東而不是生產性投資。我們應該把分析明確落實到每個部門，為了做更精確的研究，這裡以汽車行業為例，因為又汽車業回到了危機前的生產水準，它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結論：當前的經濟危機已經遍佈全球，但各地情況不同。現在，在其爆發6年多後，我們無法談論全球金融危機的淡出：利潤不穩固，經濟“復蘇”是脆弱的，不穩定因素非常顯著。

資本主義繼續運作，受到其成熟的組織及其巨大靈活性的保護。但經濟動盪和不平等的增長令人目不暇接，阻礙其合法性得以堅實的恢復，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獲取資訊的方法是空前的，例如，可以展示這樣的事實：“85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多達世界一半人口的所有”（樂施會報告，2014年），讓這個說法到處傳播。

儘管美國歐洲仍然是兩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集團，但美國的地位已經削弱，而歐洲則削弱得更甚，首先是利益，但還不止於此，權力轉向亞洲，主要是中國。因此，為了恢復或獲取地緣政治統治地位，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加劇。

布殊時代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反攻顯然失敗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已證明是災難性的，而在阿拉伯革命的背景下，奧巴馬採取較為溫和立場的試圖，已不再有說服力。美國首先關注遠東，關注歐盟，要在某處採取主動的欲望，並不是真的有用。因此，我們看到，它一方面嘗試與伊朗發展“美式和平”，另一頭，又與以色列...收效甚微！來自維琪解密或斯諾登/國家安全局的事情，使美國政府在世界的信譽受到的影響。與此同時，奧巴馬的管理力被削弱了，他的國內政策有執行上的困難：預算“停擺”，奧巴馬醫改（Obamacare）受限。同時，美國仍是最大資本主義強權，它試圖不斷地推進其強處。因此，在2013年說服歐盟各國政府進入最後的 --- 和秘密的 --- 談判，訂立一個新的跨大西洋市場自由貿易條約（TAFTA），這將把歐洲經濟全面（公共服務和合同，社會，文化，環保等）開放給無節制的競爭，因此給大型私人集團以剝削人民和自然的龐大權利。

在結構上彙聚了新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利益的歐盟，在這同一時間，很少體現出政治上的團結。歐盟的外交政策是不一致的，英國，還特別有法國帝國主義試圖玩弄少數幾個併發性後果：西方干預利比亞後沒有抓緊它；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動亂不斷增長；敘利亞衝突開始讓俄羅斯在中東再擔重任。為了在歐洲以外“突出”自己，奧朗德和卡梅倫試圖恢復其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結果削弱了他們的政府，而圍繞默克爾的聯盟受益於歐洲內部的“中心-週邊”的關係。最後，某些國家內部離心力的高漲已確定：在西班牙、英國、比利時等。

結構調整政策和帝國主義干涉非洲的模式打亂眾多的國家結構。目前在一些國家可以看到的經濟增長，只導致了不平等狀況的增加，糧食作物經濟的毀滅和絕望。中國成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演員，法國-美國的競爭者；機會主義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勃發為新的意識形態演員，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干預馬里和中非共和國），這一切繼續把這個大陸推入戰爭，混亂和人道主義災難。南蘇丹後，是否會輪到喀麥隆還是其他地方？

在遠東地區，我們有好幾年目睹了帝國主義間緊張關係的高漲，它發生在日本，中國和東盟的保護者美國之間，特別是爭奪對中國海的控制，而且還有朝鮮問題。在2014年初，還有其他的緊張局勢激化發生在東歐，因為普京拒絕任何削弱俄羅斯掌控其鄰國的新動作，比如烏克蘭。隨著經濟競爭的惡化，和重新使用從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問題衍生出的沙文主義，國家之間對抗程度增加的風險是真實的和增長中的。

在整個世界，氣候變化的後果才剛剛顯現，但首先感受到的是熱帶地區。我們已經看到目前的破壞（乾旱和洪水），還有可以歸因於這一變化的災害，如突發的暴風雨，這些引出的問題是，當國家和國際機構在這個層面越來越無效的時候（見海地的資產負債表中），如何提高人道主義聲援和重建的水準。我們對災害之特定反應的發展，從第四國際參與菲律賓颱風的聲援經驗開始，是本次會議特殊貢獻的主題。

面對這些針對人類的危險，資本家扮演了環境危機，尤其是氣候能源危機中禿鷹的角色，開闢新的利潤來源（“綠色資本主義”，碳股市，等等）。無論人們的生態覺悟如何，對環境的威脅仍然是大規模的，而且降低許多領域和地方的生存條件：特別加速赤道區的森林砍伐；海洋和河水的污染以及清新水的攫取；掠奪性採礦，葉岩氣的醜聞，核電的危險和價格（因而福島災難的後果遠未得到解決）等等。同時，跨國公司繼續施壓，要徵用土地，農業投入和生存的專利。所有這些動作是今天徹底鬥爭的引爆器。

最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環境和政治危機倍增了武裝衝突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兩者都有一個可怕的人道成本。北方國家，首先是歐洲國家，正在變為難以進入的堡壘，它們毫不含糊地把海洋移民和難民推回去，而這同一時間，千百萬人被留在南方國家的臨時營地中。這些現象都重新出現在非洲或亞洲，現在則圍繞敘利亞衝突。拋棄難民將成為世界局勢動盪和醜聞增加的源頭。

不斷湧現的群眾運動具有經濟，社會，體制和生態等方面。面對他們的情況惡化以及缺乏未來的青少年，民眾以不同於舊工人運動的更新方式的反抗闡明這些方面，因為舊工人運動不是整合到主流政策裡，就是基本已過時了。

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過程：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獨裁者倒臺後，我們看到群眾運動延續，直到後繼的政府特別是伊斯蘭政府倒臺，穆斯林兄弟會的危機已經達到了土耳其。群眾起義在一些國家（摩洛哥、約旦等）已經消退，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蘇丹，甚至沙烏地阿拉伯）繼續出現。然而，由於敘利亞人民以一個英勇而可怕的方式經歷了國家機器的反攻，還有宗教法西斯主義潮流在擴大。而社會主義前景的弱點越來越成問題。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工具，理解其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其有進有退的長期延續的可能性，並幫助其發展。

城市危機和反腐敗鬥爭所顯現的社會政治爆炸，搖動了一些被認為是統治階級穩定的國家：在2013年年中，我們在同一時間看到，在土耳其出現了保護格茲公園（Gezi park）和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square）的抗議運動，在巴西出現了一個反對運輸價格和足球世界盃條件的抗議運動。追求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抗爭在許多新興國家醞釀，只待爆炸。

我們也看到，在東亞出現新的特定的無產階級起義，不過政治代表性有時很薄弱或不連貫：孟加拉，柬埔寨等等。有一些新領域尋求激進的替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措施。

在歐洲南部和巴爾幹地區，面臨著生活條件前所未有的退化，社會挫折，起義和群眾運動是結構性的，即使勝利是罕見的，即使沒有擊敗緊縮，即使沒有政治出路，運動還是不斷更新或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保加利亞，現在的波士尼亞 --- 雖然老的工人運動在消亡，但新的社會運動有什麼樣的潛力？由此，希臘局勢的命運有一個特殊的重要性。

在前蘇聯，作為安全服務的特定制度“民主獨裁（democratures）”的反對派，寡頭和腐敗在2012-2013年的俄羅斯得以強烈的展現。 2014年初，在烏克蘭圍繞基輔中央廣場“邁丹”發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運動，大規模活動推翻了統治集團。這是必要的做法：儘管有非常強烈的壓制，有超越西方帝國主義的動作，並有極端的政治混亂，民眾運動仍然在尋求他們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在多樣性方面，從最反帝者（委內瑞拉），通過仲介形式（阿根廷），到最大程度整合進新自由主義者（巴西），抽取式新發展主義的極限已經達到。有新的群眾運動出現，但反動的右翼也在伺機而動。

儘管他們經常混淆，但因為他們的訴求是正義的，我們支持幾乎所有這些非凡的街頭暴動。罕見的例外是泰國和委內瑞拉，因為據我們對他們的瞭解，他們自始至終被極端反動的階層所構造。我們看到，最後，若在中間階段沒有進展結果，群眾運動可以轉化為破壞性的社區暴亂，並且在統治階級動用反革命工具反攻的情況下，多在全球遭到挫敗。

隨著經濟危機的尖銳化，反革命傾向在統治階級先前攻勢的基礎上形成：隨著新自由主義固有的社會回歸組織，一方面是政府“反恐戰爭”機器的發展，另一方面是極端反動分子派別的興起，兩者結合起來。

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受到深深震撼，通過國家機器做反應，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名，挑戰民主權利：從美國到中國，都有廣泛的電子監控；新的法律威脅結社和活動的自由；完善殘暴的反示威設施。最近很多事都證明，沒有大陸不把工作階級的民主文化活動定為刑事罪：在歐洲（西班牙、法國、俄羅斯），亞洲（巴基斯坦、中國），非洲（南非、埃及）和拉丁美洲（阿根廷）。

包括在民主成果最穩定的歐洲，我們看到各級民主權利都在減少：“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反活動分子法律以及法律決定，膨脹的保安和員警機器，包括那些私人設備，都在挑戰議會的作用；

在世界各地，極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派別越來越有力地干預公眾場所，干預的形式非常不同，有時結合起來，把女權，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和變性戀（LGBTI）的權利犯罪化，挑戰社會公共服務：

• 歐洲的種族民粹主義運動，針對的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黑人，還有更廣義地針對羅姆人；

• 匈牙利的極右民粹主義掌權，或許很快在印度也會有極右民粹主義政權；

•新納粹運動出現在希臘或東歐，有時出現在跨階級的民主反對派裡面；

•所有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到處出擊，威脅受教育的權利，婦女和同性雜性戀者（LGBTI）的權利，藝術表現的權利，並且越來越多地採取謀殺方式；宗教原教旨主義轉移並嘗試粉碎人民解放運動；

• 聖戰者開展武裝行動直至名副其實的軍事衝突，在非洲和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區軍事衝突在惡化。

在此背景下，我們應強調指出暴力和反革命的攻擊決心無處不在，婦女各個領域的權利遭到反革命攻擊，並在制度層面受到廣泛的威脅，例如西班牙有關墮胎的權利。

我們面臨著一些反革命，提出了一些舊的但是更新了的戰術問題：

•如何處理滲透到憤怒民眾的運動中的法西斯或原教旨主義派別呢？

我們必須在一個非常矛盾的情況下採取行動，面臨許多兩難問題：（我們有幸能夠辯證地思考！）一方面是在世界水準上工人階級和群眾鬥爭大量增長；在另一方面，存在筋疲力盡的資本主義危機和顯著的反革命攻勢，其背景是工人運動組織結構的損失和社會主義視角的喪失。但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在很多情況下，同既定權力對抗的恐懼已經斷然地下降了。

起義和革命（在列寧的客觀意義上）是非常強大和確定的，它們創造新的鬥爭形式，但有一個有限的自我組織，而且沒有制定多少權力的替代方案 --- 在獲得或鞏固鬥爭成果方面，他們並不成功。因此，他們只是部分意義上的“實例”，大的混亂仍在繼續。要如何推進呢，特別是在覺悟水準上？

資本主義不可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無法獲得穩定的局面。這給更直接的反革命工具提供了空間。但是，重新部署工人運動及其革命成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困難？

老工人運動的危機在繼續：社會民主黨越來越緊密地整合進資產階級機器（在16個歐洲國家的大聯合政府，法國總統奧朗德等），並整合了大工會聯合會。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另一種形式，以歷史左派文化“為畫廊”。由老共產黨或新左派聯盟政黨代表的新改良主義，為他們能夠創造的社會民主主義左翼發展空間而煩惱。他們遇到了制定動態觀點的困難，有時提倡新保護主義的絕路，而且對大國之間的關係往往有 “選邊者（campist）”的看法，這導致他們拒絕群眾爭取自由的起義，像敘利亞和烏克蘭人民的起義。也有必要分析民族主義運動漸進起源的演變，面臨著多種形式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這使他們處於決定性方向的挑戰前面。

最後，現在全球正義運動回潮，風起雲湧，企圖克服這些危機，關於這個，我們可以總結些什麼？

革命和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尋求脫出邊緣化而出現在新的群眾運動中。它仍然介入社會運動，有時會取得顯著的選舉結果，優於其真正的影響力。但它沒有找到足夠的支撐點，展現一個可信而進步的政治開局和片段。

目前，我們第四國際自己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尋求群眾的自我組織，團結的自我組織以贏得基本的社會和民主訴求；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選邊投機主義（campism），制定反資本主義和生態學的女權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方案，適應動盪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形勢，首先是徵用銀行，把大集團社會主義化，像那些毀壞人類和地球的能源集團，要首先社會主義化。但在這個階段，強烈排斥“政治機器”是不夠的，不能取得顯著的影響力！在組織群眾鬥爭的水準和組織政黨爭取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勝利之間，我們需要找到橋樑。我們必須密切關注激進或革命左派再集結的新經驗，關注他們的特定情況：在西班牙，在英國，在阿根廷等等。

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事做，我們量力而行參預許多國家的活動，但也有一些地方，在這個時候尤其可以表達我們當前的責任，像希臘、敘利亞、波斯尼亞、委內瑞拉，我們應該在這些地方反映我們的國際貢獻。

我們的核心問題是，要在被剝削階級之間，在各種形式的反壓迫鬥爭之間找到新的國際關聯。如何重振國際團結和政治鬥爭？因為做不到這一點，社會趨於反革命的四分五裂的傾向就可能占上風！

[1]蜜雪兒·胡森： “論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及其長期動盪”，2013年12月。

[2]以撒·約書亞： “從1825年到1929年，再到 2008年：第三類危機---歷史源頭”。 11月18日，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