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

突尼斯:“勝利雖苦澀，但真實不虛”對話:

對話:阿楞·貝爾哈德、彼得·德魯克

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前任主席阿楞•貝爾哈德，是一名兒童精神科醫生，也是隸屬於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大學醫院醫師全國聯盟的成員，是第四國際突尼斯分部的一個長期活動家。突尼斯 2010年12月起義爆發後三年，貝爾哈德仍然在突尼斯社會鬥爭中看到了令人希望的動機和活力。 “革命仍在進行。”但是人民陣線在2012年10月的形成，仍然只開啟了極少數的政治前景。

不管怎樣，貝爾哈德高興的是，由原教旨主義的復興黨主導的政府被趕下臺，而所通過的憲法，制止了對世俗主義和婦女權利的威脅。

據貝爾哈德的看法，同阿拉伯復興黨作鬥爭，是絕對必要的。 “我相信溫和的伊斯蘭教，它有進步的解釋，但不相信溫和的伊斯蘭主義。” 儘管突尼斯伊斯蘭主義有它的異質性，但它連帶其所有不同的傾向，都要以宗教的名義執政，強制社會的伊斯蘭化，要“伊斯蘭教干預個人生活的細節”，“以真主的名義統治社會” --- 從政治人物壟斷宗教並以它的名義進行統治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完了”。

突尼斯人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形成了對原教旨主義政權的意見：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締結的協定，它的腐敗，還有它的無能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生活成本高，失業，通貨膨脹和債務，可是付出代價的卻是最貧窮的社會階層。貝爾哈德作為一名醫生，每一日都見證了 “那些搖搖欲墜的公共衛生服務。”不是改革和拯救這個系統，而是相反，阿拉伯復興黨的部長們從自己人裡雇用“數量龐大的顧問”，以低廉的價格把國有企業變賣給自己的親友。在任何情況下，貝爾哈德都沒有看到經濟的解決方案，“除了包括整個馬格裡布（Maghreb）的新發展模式。”

該阿拉伯復興黨政府被民眾抗議者推翻了，原因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還因為他們打擊了婦女的權利和藝術自由，他們想強推突尼斯人陌生的社會模式，比如結束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協定。它被推翻，是因為所有這些原因 --- 還有因為它主導的暴力行為，最終導致人民陣線領導人喬寇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和穆罕默德·布拉姆（Mohamed Brahm）的被謀殺。根據貝爾哈德的看法，儘管阿拉伯復興黨本身沒有殺他們，但對左派使用暴力的薩拉菲分子（Salafists）和復興黨之間有相當密切的聯繫。她引用阿拉伯復興黨部長們的兒子為例，那些人是眾所周知的薩拉菲武裝分子，阿拉伯復興黨民兵（“保護革命聯盟”），他們襲擊工會運動，有一個視頻在網上流傳，在該視頻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復興黨成員在一個薩拉菲分子聚會上說：“要有耐心”

貝爾哈德認為，關於在革命過程中的民主和社會任務的銜接，關於所需要的聯盟類型（統一戰線？），缺乏理論和政治上的清晰度，除此以外，在極大程度上還有薩拉菲分子的威脅，導致人民陣線領導人 ---它在開始的時候是那麼有生氣，彙集了幾乎所有的激進左派 --- 並與自由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許多前本·阿裡獨裁政權的關鍵人物結盟。

薩拉菲分子（Salafists）的暴力和威脅是真實的，它表現了“精心策劃的灌輸恐懼的政策。” 但陣線領導人的反應是選擇接受警方的保護，而警方總是被視為前獨裁政權的勢力 --- 因為“基於事實的過渡期司法”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任務。

因此，人民陣線的形成是一個“重大成就”，在最貧窮階層看來，它不像是一個可能的第三條道路，一個原教旨主義以及世俗資產階級勢力的替代者。它迅速融入了統治秩序，它受到美國大使的接納，就是象徵。

此外，事實上，對薩拉菲暴力的恐懼，並不是對人民陣線右傾化的唯一解釋。貝爾哈德引用了其它方面的因素：幾乎所有的陣線成分，尤其是“那些沒有修正的舊傳統”的組織弱點。在人民陣線的政黨中，你可以看到各種派別，包括過去的親阿爾巴尼亞者，毛澤東主義者，史達林主義者和崇拜薩達姆的民族主義者。這導致思想混亂，可是人們還沒有質疑這些混亂的準備。相反，混亂使支持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趨勢加強。

這種混亂的表現之一，就是人民陣線和資產階級政黨突尼斯之聲（Nidaa Tounes）組成了救國陣線，接納前政權的成員。所以貝爾哈德認為，戰勝復興黨，這個勝利是“苦澀的，很偏面的，但是真實的。” 如果結果是“實現一個自由主義的政府，”那就會變成一個“傷心的勝利。”

工人左派聯盟（LGO），第四國際突尼斯小組，在其最近的會議上，譴責人民陣線，同時選擇留在那裡進行鬥爭。貝爾哈德沒有看到太大的希望。三，四個反對救國陣線的組織已經離開了人民陣線，只留下工人左派聯盟（LGO）作為一個小而孤立的關鍵力量。有幾十個成員，尤其是年輕人，甚至離開了工人左派聯盟（LGO），在人民陣線之外另立一組，嘗試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左派聯盟 --- 但貝爾哈德並不看好其前景。

貝爾哈德擔心一個“艱難的選舉進程。棄權的水準可能會非常高，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 考慮到仍然頗具實力的伊斯蘭主義者，他們有精心準備的結構 --- 清真寺，可蘭經學校和慷慨的資助 ---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他們仍然是得益者，有“選舉日倒退的風險”。

仍然存在“活躍”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強大的突尼斯總工會（UGTT）。突尼斯總工會（UGTT）前領導的很大一部分是當權者的支柱，儘管如此，貝爾哈德還是認為，該聯盟現在是 “該國的主要社會力量”，大多數突尼斯總工會（UGTT）領袖是抵制本·阿裡的活動分子。但現在“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不再捍衛其代表底層的政治力量的理念。得益于此，自由民主黨現在掌握了權力。”

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內部運作沒有任何改革 --- 貝爾哈德作為一個處在其中間領導層的女人，經常看到其後果。突尼斯總工會（UGTT）是“一個性別歧視非常嚴重的地方，”她說：工會成員的44％是女性，但只有1%到3%的工會領導人是婦女，而且在執行委員會沒有一個女人。為了在突尼斯總工會（UGTT）內爭取性別平等，大會期間貝爾哈德遭受了各種謾駡。

另一方面，在突尼斯有一個相當強大的女權運動，包括貝爾哈德任主席的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因為新憲法，女權主義者“避免了最壞的情形。” 憲法肯定了婦女的工作權，有權防止暴力，有權在各種選舉產生的機構內獲得平等待遇，有權獲得平等機會。但“並不能保證真正的平等，而且敞開了大門，給婦女權利有不同的解釋。” 例如，在制憲會議上關於家庭的辯論，女權主義者輸了：她們想確定個人自由組織家庭的權利，但最終文本斷言，“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必須由政府保護。 “這就是為什麼女性接受暴力的原因”，目的是“保全家庭。”

在突尼斯，丈夫仍是一家之主，父親的監護權仍然是常態，在遺產分配上，有對婦女的歧視。貧困的女性化在繼續和加速。暴力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影響到近二分之一的突尼斯婦女，沒有真正的方法可以打擊這種現象。突尼斯法律仍然允許強姦未成年人的男人與受害者結婚而不被定罪--- 甚至受害女孩僅是13或14歲。

此外，要求實施消除一切形式的對婦女歧視的國際公約，讓伊斯蘭主義者看到了引入同性婚姻的企圖，他們正在讓這一點成為反對女權主義運動的基礎。

這個需求尚未在突尼斯的議程上，儘管有恐嚇，突尼斯民主婦女協會（ATFD）仍要求同性戀合法化，還有一些小的同性戀和交叉性戀（LGBT）群體和個人自由捍衛者也開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