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兩名不過十三、十四歲少年，遭警方拘捕。原因是他們被發現攜帶利刀和噴火器，參加反東北開發示威活動。後來新聞報導，這兩名少年並沒有黨派或政治團體聯繫。據稱，只是其中一人曾表示，不喜歡梁振英政府。

姑勿論兩名少年的意圖是怎樣，事件是否反映了：個體、零散化的「抗爭」模式會否越來越多呢？

姑勿論兩名少年的意圖是怎樣，事件是否反映了：個體、零散化的「抗爭」模式會否越來越多呢？

到了議會政治出現，亦可算涇渭分明。經濟上的分野，讓你可以找到由勞工階層到商家富豪的代表；而以政治立場來劃分，親中親台都有代言人。對社會問題的反應和行動，很多時都是「順理成章」，會在預料之內。多個以民主、民生、基層利益為號召的政團，便儼如代表了所有群眾。

但到了後回歸年代，社運面貌在改變中。

        管治上的敗壞，令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傳統政黨老化，部分更漸漸有建制化的傾向，很多時落後於形勢。議會政治的長期失效，驅使群眾不滿情緒日漸高漲，特別是年青人。他們轉向尋求其他途徑，自行組織起來，「實實在在」地來回應問題。他們自行組合，或加入不同新團體來參與社運。雖然部分或許只是為求渲洩不滿，但尋求另闢途徑的意願，是明顯的。

        回顧近年較為人知的社會事件，不少都已並非再由傳統政治或社運團體主導：灣仔喜帖街遷拆、保育皇后碼頭、反世貿運動、反高鐵、菜園村遷拆，DBC事件、反國教、港視發牌事件，以至反東北開發的抗爭，都是明顯的例子。而港人抗議艾未未受打壓，在街頭塗鴉，把支援口號投影到解放軍大樓，都來自個別人士的行動。而甚至針對自由行的所謂「反蝗行動」，亦反映這個情況。

        以往的抗爭播下了公民社會的種子，加上客觀條件改變，催生了新的環境。互聯網普及、電訊業發達、社交媒體發展一日千里，造就了較小規模團體的動員能力。在虛擬世界要引起關注和維繫一班群眾，成本較以往低。隨時開設一個網上賬戶作召號，是簡單不過的事。團體大多有自己的網頁和Facebook等等發聲平台。只要它們關注的議題，是切合社會的怨憤，要動員群眾也並非困難。

        政府要對付這些新興團體，有一定困難。它們有些無往績可尋，政府弄不清楚團體背景。它們可能只有鬆散的主事人，而且抗爭手法層出不窮，往往跳出了傳統請願抗議的固定模式。因此，特別在團體出現初期，政府不知如何把它們定位來應付，例如以粗口諧音為名的民間團體，便堂而皇之到立法會陳述觀點。

        這些新興團體所關注的個別議題，可能是屬於地區性事件，或只涉及某個社會範疇。但若遇到政府激烈打壓，明目張膽的欺凌，而事件又反映到政府的嚴重失誤時，事件便有機會上昇成一個「全港性」大議題。梁振英班子拙劣的表現，演變成一次又一次，把個別社運團體聯合起來的機會。

另一方面，因為新興團體未必有一套宏觀政治論述，涵蓋社會各個領域，焦點只是針對特定社會問題，當問題得到舒緩或解決，運動便可能再難有所作為，無以為繼。而且，個團體目標不同，策略各異，有時更互相排斥，客觀上是未必易於凝聚力量。學民思潮能從一個議題，轉向繼續關注其他的議題，實屬可喜現象。

社會存在矛盾，就必然有抗爭。在百花齊放的同時，民間團體如何能令抗爭運動持續，在適當時刻互相支援，確是一個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