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暴政

銀行暴政：從威尼斯共和國到馬里奧·德拉基和高盛

埃裏克·杜桑

從12世紀到14世紀初，出現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聖殿騎士，成了強大的銀行家們，參與了金融十字軍。在14世紀初，他們是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的主要債權人。菲利普四世面對扼制其資源的債務負擔，他把聖殿騎士團妖魔化，指責他們的許多罪行，從而消除他的債權人和債務 [1]。

他們的團隊被取締，頭領被處死，資產被查封。他們的軍隊（15000人，其中有1500名騎士），他們遺產及其借給統治者的錢未能讓他們免於政府規定的影響，該規定要消除其主要的債權人。

在同一時期（11-14世紀），威尼斯銀行家們也資助十字軍東征，把錢借給了強大的歐洲，但是他們操縱得比聖殿騎士團更靈巧。在威尼斯，他們通過資助威尼斯共和國而控制了政府。他們資助包括塞浦路斯，優卑亞島（內格羅蓬特）和克里特島在內的威尼斯城邦轉型成爲名副其實的帝國。他們運用聰明的策略，獲得他們的財富和債務的持久償還：他們決定驅使威尼斯國家向他們所擁有的銀行舉債。當他們成了銀行的所有者和國家統治者時，是他們設置了貸款合同的條款。

當菲利普四世有興趣在肉體上擺脫他的債權人而讓自己免於債務負擔時，威尼斯政府以現金償還銀行家的債務。後者提出了建立公共債務的議題，讓債務可能在銀行之間流通。這是朝著建立金融市場的一步[2]。這種類型的貸款，是我們在21世紀所知道的主要形式的國家債務的先導。

菲利普四世粉碎聖殿騎士團後七個世紀的今天，歐洲的銀行家們，就像他們的威尼斯或熱那亞的先輩那樣，對於政府，顯然沒有任何的擔心。

民族國家和現代歐洲聯盟的原型國家可能比13至16世紀的威尼斯 - 或吉諾維斯 - 共和國更複雜精細，但對於統治階級的權力行使來說，他們只不過是單純的機關組織而已，在1％控制99％的情況下，前高盛歐洲區的執行董事德拉吉負責歐洲央行。私人銀行家們在政府和行政部門的關鍵崗位上安置他們代表或盟友。歐盟委員會成員都非常關注維護私營金融利益，銀行對歐洲議會議員，監管機構和法官的游說確實是非常有效的。

少數資本主義大銀行近年來佔據了舞臺中心，這一點並不能掩飾主要的工商業私人公司，利用和濫用他們與政府機構的緊密聯繫，其巧妙的程度不下於銀行家。國家，政府，銀行，工商企業，以及主要私營公司傳播集團之間利益交叉，錯綜複雜，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之一，現在和過去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只要資本主義成爲生產的制勝模式和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主要私人團體及其盟友的代表就會立刻行使權力。

回望歷史，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推出的新政和第2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似乎是一個例外，當時統治階級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限制，對工人階級做了真正的讓步。大資本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對政府控制。70年代末開始，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他們丟棄了謹慎做法。

20世紀80年代把完全不羈的統治階級置於聚光燈下，肆無忌憚地頌揚利慾，鼓吹對人民和自然進行全力以赴的剝削。臭名昭著的撒切爾夫人說，“沒有其它選擇”，這個標記通過對權利和社會成果的暴力攻擊，至今仍然加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層面上。德拉吉，默克爾，貝盧斯科尼（意大利大資本家）和何塞·曼努埃爾·巴洛佐已經成爲延續撒切爾計劃的象徵人物。社會主義政府的積極同道（從施羅德到奧朗德，經過布萊爾，布朗，帕潘德里歐，薩帕特羅，蘇格拉底，萊塔，狄如婆和其它幾個人），已經表明他們服從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就像大西洋另一邊的奧巴馬一樣。正如美國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所說的：“這是一場階級戰爭，而我的階級是贏家”。

因爲公共債務系統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運作，所以它是永久性的機制，把人民生產的財富轉移給資產階級。2007-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強化了這一機制，因爲各大銀行的虧損和債務轉化成了公共債務。在非常大的規模上，政府把銀行的損失社會化，所以銀行可以繼續賺錢，可以把錢重新分配給他們的資本主義業主。

政府領導是大銀行的直接盟友，使用他們的權力和公款爲後者服務。在各大銀行和政府之間存在恆定的旋轉門。財政部長和經濟或總理直接從各大銀行來，或者離職後去到他們那裏，這個數目自2008年以來不斷上升。

要把經濟留在私營部門手中，銀行界太重要了。銀行必須在社會化（這意味著徵用它們），並置於公民控制（銀行職員，客戶，協會和地方公共利益有關方面的代表）下，因爲它必須服從公共服務的指導[3]，其活動產生的收入必須用於公共利益。

救助銀行的公共債務合同，肯定是不合法的，必須放棄。必須用公民審計確定其它不正當或非法的債務，在羣衆運動中發揮作用，以便讓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可以初具規模。

銀行的社會化或非法債務的取消必須是一個更廣泛計劃的一部分[4]。

就像威尼斯共和國的情況，如今在歐洲聯盟和這個星球上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裏，政府悄悄地運作於主要的私人銀行，乖乖地償還公共債務。拒還非法債務，銀行社會化和其它重要措施，將是人民自己作爲歷史主角的運動的結果。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忠實於被壓迫者的政府，就像默克爾，奧巴馬和奧朗德的政府是大私營企業的政府那樣。這樣的一個人民政府必須進入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型私人產業，發展尊重自然限制的共同利益。這個政府還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根本決裂，摒棄一切形式的壓迫。一個真實的革命是必要的。

[1]見戴維·格拉貝（David Graeber），債務，第一個5.000年， Melvillehouse Brooklyn出版社，紐約，2011年，453頁；托馬斯·莫雷爾（Thomas Morel），弗朗索瓦·魯芬（François Ruffin），銀行萬歲！（Vive la Banqueroute!），巴黎，Fakir版，2013年。

[2]費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物質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經濟與資本（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系列，巴黎，阿爾芒科林，1979；戴維·格拉貝（David Graeber），債務，第一個5000年，埃德。 Melvillehouse Brooklyn出版社，紐約，2011年，453頁。

[3]銀行業必須完全公有化，除了一個小規模的合作行業，它可以共存和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