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階級鬥爭:老闆報復

則麗·阿麗亞娜

        最近在印尼的罷工運動,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潛力和戰略作用提供了新的證據。 幾個月的鬥爭,主要發生在西爪哇省勿加泗(Bekasi)的工業區,結果掀起了24個城市的80個工業區的24小時罷工高潮。[1] 該運動贏得了顯著的加薪,並限制了印尼的業務外包。

運動也迫使議會通過關於社會保障組織機構(印尼文縮寫 BJPS)的法律,將為工人和窮人實施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2] 在對政府計的評估中,工會運動出現了分歧,因為政府計劃依據的是私人商業保險的模式,那意味著增加對工人的稅收,這是有爭議的。 但最近運動的巨大政治影響,則是不能否認的。

自從1998年蘇哈托倒臺以來,印尼工人對自己力量從未有過更強一些的感覺。老闆們知道這點,因此他們雖然緩慢但在確定地組織反攻。 工會活動分子注視著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該國的主要工會聯合會之一),特別是其創始成員,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作為回應,後者組織了一大批人參與103日的罷工。

 

關鍵要求

最近一波的工人鬥爭,要求維持生存的基本工資,終止業務外包和終止依賴工作的合同,結束對工會的破壞以及對工會領導人的定罪,還要求有更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系統。

這些要求是關鍵性的,能改變全國力量的對比,使它有利於工人。在過去的兩年中,印尼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6%,使這個增長率成為可能的,是巨大的國內市場,低廉的生產成本,廉價和靈活的勞動力,龐大和多樣的自然資源。 印尼的經濟強勁增長,而世界大部分地區卻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因而使得這個國家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本主義政權。

同時,對工會權利的攻擊仍在繼續。 例如,媒體公司禁止在工作場所組織工會,在法庭上,許多工會領導人都面臨著莫須有的罪名。 1998年以來,儘管經濟增長,但實際工資在下降。 最低工資的制定,根據的是對工人需求的評估,評估所謂的工資組成部分,如食品住房服裝等。 由於生活費用,因該國區域的不同而變化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是由每個區域確定的。 但是,這些評估嚴重低估了日常生活成本。 工人運動贏得最低工資的提高,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仍然不能保證一個體面的生活水準,考慮到還有通貨膨脹的影響,情況更是如此。

 

邁步向前

各省最低工資的顯著提升(7%到60%之間),對所有的印尼工人是個好消息。 升幅最高的城市,具有最活躍,最激進的工人組織,這是一系列工人抗議活動,要求重新計算生活成本的結果。

但在雅加達贏得了44%的最低工資提升後不久,印尼商會(KADIN 印尼工商會),遊說政府特別豁免勞力密集性行業,比如制鞋業,服裝業和紡織品業。[3] 該要求伴隨著的威脅是關閉公司,投資者將離開,大規模的裁員。 總之,所有反對工資增長的陳腔濫調。[4] 工業部已核准該豁免要求,讓其可不提升最低工資[5]

這對女職工是特別的打擊,因為她們是這些行業中的大多數。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60家公司,雇用了至少80,000工人(其中90%是無組織的合同女工),宣佈推遲工資增長。[6] 工會對此無能為力,公司以公共會計師作出的評估為憑據,據稱這些會計師對其財務能力作出了判斷。 沒有程式可以讓工會驗證或質疑這個評估。

在寫這篇文章時,工廠勞工論壇(FBLP)聯盟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組織了對兩家公司糾察,那兩家公司強迫他們的工人簽訂協定,放棄他們的工資增長。工廠勞工論壇(FBLP)還組織每週一次的集會,抗議免除工資增長。

結束業務外包和合同勞工的鬥爭需要繼續下去。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聲稱取得了成功,因為勞動部決定,限制外包五個部門:餐飲保安駕駛清潔和採礦區的支援服務。 但實際上這種限制已經于2003年成了法律。[7]

真正的成就是團結糾察員(所謂“geruduk”)獲得了永久工作,為至少40,000工人服務。[8] 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和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一個激進左派工會的聯盟)仍持續要求限制業務外包[9]

 

反攻

印尼工人運動最近邁出的步子,是讓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俗稱為SBY)政府頭痛的源頭。最早對工人的長期抗議作出反應並威脅要禁止工人入廠的,是印尼雇主協會(APINDO)。[10] 在此之前,勿加泗(Bekasi)幾個工業區的公司正式要求印尼警察和軍隊的保護,聲稱管理階層受到勿加泗運作中的團結糾察隊的威脅。 雇主抱怨暴力的工會積極分子,並聲稱他們的財產需要保護。

同時,公司雇用暴徒攻擊工人。 第一次大規模的攻擊,針對的是三星(Samsung)工人的糾察線。 在反工會活動和犯罪活動方面,三星(Samsung)是臭名昭著的。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是第一批敢於挑戰該公司的工會之一。

經過多次嚴重的攻擊和威脅後,118日,在勿加泗的一些工會,包括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簽署了一項協定,呼籲勞資和諧 勿加泗市長,地方議會議長,警察局長,當地軍隊頭目,雇主和商人協會,以及工會代表簽署了協議。工業區附近的鄉村村長也簽了字。 該協定錯誤地把雇主唆使的暴力說成是相互的對抗,這是嚴重的挫折。 它把對勿加泗未來運動的鎮壓合法化,並結束了該區域工人鬥爭的主要形式,即團結糾察隊。

同時,持續不斷地把工會積極分子污罪化並向他們發難,一些曾同意給工人長期合同的公司現在違反協議。 罷工仍在發生,但團結糾察隊變得更加難以組織。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最近在國家警察總局前面舉辦了一個大型抗議,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恐嚇[11]

來自老闆的壓力增加,使得運動的活力很難維持。在發生公司暴徒的襲擊後,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似乎不願組織團結糾察隊。 其頭目薩德·伊克巴爾(Said Iqbal)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媒體寵兒,具有可接受的勞工積極分子臉孔 --- 但儘管他有這樣的優勢,他卻並沒有出來說話,表示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對工會會員的不斷攻擊。

2013年,通過了兩項可能會嚴重損害印尼工人民主權利的法案:國家安全法(RUU KAMNAS)和群眾組織法RUU ORMAS)。 工人組織對這個政治威脅瞭解得非常清楚,並準備反對這些議案。

印尼資產階級似乎決心力挽狂瀾,降服增長中的工人運動。 為了抵抗,工會運動需要建立過去數個月鬥爭贏得的經驗和信心。

2012 11 28,馬尼拉,菲律賓

 

:

[1] 網站Chinaworker.infoIndonesia: Massive strike against outsourcing (印尼:反對業務外包的群眾罷工)

[2] 網站 Inside IndonesiaA new tactical toolkit (一個新的戰術工具包)

[3]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Minimum wage rise undermines coop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business (最低工資的增加,削弱了合作解決爭端的事情。)

[4]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With Jakarta’s minimum wage to rise 44 bosses warn of job cuts.(因為雅加達的最低工資增長44%,老闆警告要裁員)

[5] 網站The Jakarta Post Industry ministry pushes wage hike exception(工業部推動工資增長的例外情況)

[6] 網站The Jakarta Globe Firms call for delay to minimum wage hike (工廠呼籲延緩工資增長)

[7] 網站The Jakarta Globe Indonesian workers demand an end to outsourcing. (印尼工人要求終止外包業務)

[8] 網站International Viewpoint Hightide for the Indonesian workers’ movement and Report: National strike called in Indonesia for October 3 (印尼工人運動的高潮和報告:103日的印尼全國罷工)

[9] The Jakarta Globe Workers rally against Indonesia’s outsourcing system in Jakarta protest.

[9] 網站The Jakarta Globe Workers rally against Indonesia’s outsourcing system in Jakarta protest (工人在雅加達舉行抗議集會,反對印尼的外包系統)

[10] 網站The Jakarta Post Businesses vow to lock out workers. (企業老闆們誓言禁止工人入廠)

[11] 網站Beritahukum.com Mabes Polri Didemo Ribuan Sekber Buruh. (數千名勞工在Sekber員警總部前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