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特·曼德爾和關於官僚體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查理斯坡斯特


          過去的兩百年,官僚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各種組織裡的無產官僚主義(non-propertied officialdom),在社會科學家中引發相當多的討論。 通常,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認為,官僚等級制度是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特點,它的規模和複雜性把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做民主控制的任何可能性都排除在外。

        馬克斯·韋伯認為,要組織人數眾多的活動,官僚體系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模式,因為它確保決策根據的是一般規則,而不是官員或培訓出來的專家們的情緒發作,並減少腐敗和任人唯親的機會。[1] 韋伯的官僚體系理論,最初用於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場機制,羅伯特·蜜雪兒斯則把韋伯的理論,擴展到對二十世紀早期的群眾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研究上。 [2] 社會民主黨和新斯大林主義者今天接受了寡頭政治的鐵定規律,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制度和任何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下的群眾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其全職官僚階層的增長和篡奪權力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理論否認在現代世界按民主方式組織工人鬥爭和工人力量的可能性,曼德爾的工作提供了可取代這種理論的強大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種觀念認為,由少數官員和專家獨攬權力,是複雜的大型現代社會組織的必然結果,對這樣的觀念,曼德爾其在一系列的作品中[3] 給出了一個複雜一致而有良好經驗基礎的回應。 曼德爾認為,官僚機構是人類中間的,以及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特定歷史上有限關係的產物,是特定社會關係和物質生產力的產物。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官僚體系的討論,特別是對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為其提供了一個現時代的辯護,發展和深化。

        對於曼德爾,出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及出現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群眾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官僚體系,兩者的根源都在於管理工作(屬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鬥爭的鬆散性質,還是二十世紀革命後社會的廣泛的物質匱乏情況,腦力工作和體力工作的持久分工,產生了一個全職管理層,它或者管理群眾性政黨和工會,或者管理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階層會演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自己的物質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 官僚體系機構的發展並不能提高效率,不能提高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群眾組織的有效性,也不能提高後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央計劃經濟生活中的工人群眾組織的有效性。 相反,官場的壟斷權力破壞 群眾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捍衛自己最直接利益的能力,也破壞群眾工人階級建立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行方案的能力。 曼德爾關於官僚體系的理論,是工人階級的自主活動,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革命政治計劃的主要科學基礎之一。

        我們對曼德爾官僚體系理論的討論分為三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 我們將研究曼德爾有關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勞工官僚體系的起源和作用的分析,以及他用以替代官僚改良主義的革命工人組織理論。曼德爾試圖解釋,為什麼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期望相反,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出現真正群眾性的革命政黨,對於這個解釋,我們亦有評估。 在第二部分中,我們將檢討的是,曼德爾嘗試更新和完善托洛茨基對後資本主義社會官僚體系的分析。 特別地,我們會努力解決官僚體系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否構成了新生產模式的問題,還有,這些政權,在任何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是否可以理解為工人政權這個問題。 最後,我們將討論曼德爾官僚體系理論的政治重要性。

 

I. 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體系

        在二十世紀早期,群眾性社會主義政黨內部的改良主義有增長的趨勢,對這個趨勢進行解釋的嘗試,導致了關於勞工官僚體系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討論。 歐洲社會主義的革命左派領導人不只是批評社會民主主義主流的理論和實踐,而且還試圖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工運動的保守主義及其最終屈服于本國資產階級的社會物質根源。 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實際成功, 列寧關於社會民主黨蛻變的看法,用曼德爾的話說,變成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這並不令人驚訝。 [4] 根據列寧的說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思想的增長,是勞工貴族意識的表現,這個勞工貴族是西方工人階級中享有特權的少數人階層,他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準,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生活,是因為他們能夠分享來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攫取的超級利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和期間,這一階層支持黨和工會機構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傳播改良主義和社會愛國政治思想。 [5]

        曼德爾是第一位明確拒絕列寧勞工貴族概念而具有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思想家。有種說法,認為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一個工人階層分享從第三世界工人那裡攫取來的超級利潤,曼德爾列舉了拋棄這個概念的三個重要理由。 首先,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于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而獲得的總利潤,不能算在工業化國家裡工會工作者的工資單上,即便是工會中薪資最高者,也是如此。 簡單地說,第三世界的工人並沒有生產足夠的剩餘價值收買顯著份量的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人階級。 其次,北方南方工人工資之間的差距,要遠遠大於北方工人中間的工資差距。 換言之, 整個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人階級是潛在的勞工貴族。不過,曼德爾指出,造成這些全球性工資差距的原因,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較大資本密集度(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和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剩餘價值率rate of surplus value),而不是工業化國家的資本和勞動之間共用超級利潤的結果。 簡單地說,獲得較高薪水的北方工人比 比收入低劣的南方工人所受的剝削更重。 最後,曼德爾指出,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一些收入最高的工人,尤其是金屬加工行業的工人,是最勇敢和徹底的無產者,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革命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6]

        在羅莎·盧森堡的工作中,曼德爾發現了一個較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討論,該討論涉及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官僚體系。[7] 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前,盧森堡就理解到,工會和黨官僚的出現和發展,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中保守主義不斷增長的關鍵。 [8] 1905年的俄國革命之後,盧森堡宣導用群眾罷工作為德國工人運動的一種戰術,她遭遇到了反對,反對者有伯恩斯坦領導的社會民主黨(SPD)的公開修正主義派,還有考茨基和倍倍爾周圍的黨領導層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 她得出的結論是,整個領導層不容忍競選活動和例行集體談判以外的任何活動,其原因不單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影響,其根子在於黨和工會的全職官員對社會民主黨(SPD)的霸權。 盧森堡認為,這種官僚主義,一旦同群眾工人階級的機構結合起來,會把保存黨和工會的機構看得比任何深化和擴大工人鬥爭的企圖更重要。

        曼德爾確認勞工官僚體系的起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鬥爭的起伏斷續性。 對於曼德爾來說,階級覺悟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工人本身的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 是群眾的經驗,是在工作場所和社區中反對資本及其政府的成功的集體鬥爭,開啟各階層工人徹底革命的政治理念。如果工人不進行群眾性的鬥爭或遭受失敗,那麼當該階級的一部分階層徒勞地試圖保衛他們的特殊階層(民族,職業,種族,種族,性別)利益不受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影響時,他們就變得保守和反動。 總之,不是文化的影響,如城市化,電視,電影之類的東西,而是階級鬥爭和獨立性的程度,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覺悟的基本屬性。 [9]

        作為一個整體,工人階級不能永久地活躍在階級鬥爭中。 整個工人階級不能始終搞罷工,示威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動,因為這個階級沒有有效地佔有生產資料,為了生存,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實際存在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只能在特殊形勢中,在革命中或革命前的形勢中,進行群眾鬥爭,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薪勞工地位的結構性,群眾鬥爭必須是持續時間短的。 大部分的時間,不同階層的工人階級在不同的時間段,活躍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在成功的群眾鬥爭之後,只有少數的工人保持活動。 這個工人先鋒的大部分 --- 這個階層的工人即使在鬥爭的平靜期,也不退出階級鬥爭的第一線,繼續戰鬥,可以這麼說,繼續用其他手段戰鬥[10] --- 在工作場所或社區向新的工人傳播群眾鬥爭的傳統並保存這個傳統。 但是,戰鬥少數中的少數,加上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具備文化技能,而工人階級的大部分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只能由前者擔負起管理工會或政黨的責任,因為群眾活動會經常性的急劇增加。曼德爾承認,沒有一個具有全職工作人員的機構,群眾性政治或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指出,全職官員階層的出現,它帶來:風險,工人階級組織本身將分劃成執行不同功能的階層。專業化會導致越來越多的知識和重要資訊的壟斷。 知識就是力量,對它的壟斷會導致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情況,如果不加控制,就意味著老闆和老闆之下的群眾之間產生一個真實的分化。 [11]

        在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間歇期間,如果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是被動的,那麼潛在的官僚化就會變成現實存在的。 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興旺(long-waves期間,大多數工人的生活水準和工作條件獲得改善,沒有騷動,沒有群眾鬥爭,這時,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官僚階層會把自己同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分開。 成為工會和政黨官員的那些工人,他們的生活條件,開始非常不同於那些留在工作場所的工人的生活條件。 新的官員發現自己從通常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屈辱中解脫出來。 他們不再屈從於簡單枯燥的異化勞動,無須受辱于工頭的專橫行為及他們的監視。 可設定自己的時間計劃,安排自己的活動,並投入大宗清醒的時間為工人們奮鬥,官員們尋求鞏固這些特權,並尋求新的特權,尤其是欲使其收入遠高於他們聲稱所代表的工人的薪水。當工會和群眾性工人政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時,勞工官僚階層的特權已經相當可觀了,為了捍衛他們的特權,勞工官僚不讓工會和黨的普通成員有任何真正的決策權。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官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不同于而且分離於工人階級的其它部分,它的鞏固,產生了其獨特的政治實踐和世界觀。保存工會或政黨的機構, 作為目的本身,成為了勞工官僚的主要目標。 勞工官僚尋求遏制工人階級的戰鬥範圍,勿使其威脅到機構的繼續存在,因為那是官僚們獨特生活方式的基礎。 這樣,由於部分勝利的辯證關係dialectic of partial conquests),新的鬥爭可能導致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破壞,這些情況支援勞工官僚依賴選舉活動和議會的壓力戰術(遊說)爭取政治改革,嚴格地組織集體談判以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在所有的討論中,一直嘗試堅持認為,必須撤銷工人和被壓迫人民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所引起的動盪,比如在工作場所的鬥爭行動,群眾性政治罷工等等。[12] 在這一點上,官僚組織機構的拜物教(把機構的保存,看得比鬥爭的新進展更優先)發展為替代主義(substitutionism),要求工人無條件地服從領導,而那些領導人聲稱他們知道對工人最好的是什麼。

        曼德爾不厭其煩地指出,選舉政治的改革派替代主義和群眾鬥爭的例行談判,忽略了基本生產關係和政治社會階級力量的結構特徵[13] 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政治是最消極意義上的烏托邦。 [14]勞工官僚機構試圖調解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非常緩慢地修改力量對比關係,使其有利於工人,持續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盈利危機以及由此而激化的階級鬥爭中挪移行進。1935年後,當傳統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開始轉變成改良主義政黨時,[15] 他們兩者的歷史,不幸的是,都完全證實了官僚體系的漸進論是不切實際的。 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危機期間,比如1920年的義大利,1918-1923的德國,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和法國,1970年至1973年的智利,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政黨成功地瓦解了工人的鬥爭和組織(工人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他們的理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工人運動既得的成功。 不幸的是,群眾性革命鬥爭的脫軌,不只是浪費了奪取國家政權和開始建設一個新民主及社會主義秩序的機會,還給反動勢力開了路。 1921年義大利法西斯的勝利,1933年納粹奪得政權,1939年佛朗哥獲得軍事勝利,194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崩潰,1973911日皮諾切特的政變,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喪失時機未能奪取政權的結果。 總之,勞工官僚把工人鬥爭自我限制在資本主義民主界限內的企圖,促進了資本主義統治的獨裁和鎮壓兩者的牢固結合。 [16]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選舉活動,議會施壓政治,爭取工人階級利益的官僚化集體談判,還有群眾運動,這些變革,導致西方國家勞工運動隊伍中出現廣泛的混亂和消極性。 雖然這種官僚形式的鬥爭,能夠交付貨物,產生一些成果,比如提高工資,改善福利,穩定工作條件,還有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發展的長波期,擴大福利國家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長波經濟發展開始停滯,這一戰略就顯得完全不夠。 隨著資本主義盈利危機的加深,改良式的替代主義給了實用主義政治(realpolitik)一條生路,讓它能適應生活和工作條件下降的新現實 曼德爾指出:

        當今的社會民主漸進主義的基本假設就是:讓資本家生產商品,以便政府可以重新公正地分配它們。 但是,如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要求更不平等,更不公正的增長成果之分配,那又怎麼辦? 如果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完全沒有經濟增長,又怎麼辦呢?可漸進主義只是機械地重複說:沒有辦法,沒有出路。 [17]

避開工人和其他被壓迫人民的戰鬥性和直接行動,西方的勞工官僚和改革派政治家別無選擇 ,面臨雇主的進攻,只能做出讓步,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緊縮措施,只能執行。最近二十年, 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改革派官僚回避改革鬥爭,這種奇觀一再重複,伴隨著可悲的結果:從義大利共產黨同緊縮政策的擁抱,到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官員的讓步談判,密特朗政權的預算削減,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到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非洲國民大會-南非總工會(ANC-COSATU)主導之政府的屈服,再到一些人所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受虐貨幣主義(sado-monetarism)” 同樣,在資本主義盈利危機期間,即使是最溫和形式的社會民主漸進主義,都被證明是深深的烏托邦,無法保護工人的既得成果,不能贏得有意義的新改革。 [18]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群眾鬥爭必然有時間性,在這樣根本的環境中,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主義化是不可避免的嗎? 顯然,曼德爾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勞工官僚的理論,讓我們得出結論,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之前,改良主義將繼續是工人運動中的問題。 不過,曼德爾的理論還確定了防止政黨和工會官僚化的措施和對等的社會力量。 在其可能最重要的政治理論貢獻中,他對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做了闡述和澄清,[19] 曼德爾表明,創造環境從而讓勞工官僚得以發展的階級鬥爭過程,具有相同的時間性,曼德爾說明了該過程是如何為一個群眾革命工人政黨提供物力的。 在階級鬥爭的潮漲潮落中,一個工人先鋒沉沒了。 一個革命社會主義的核心在組織並最終融合最積極戰鬥的激進工人這方面的能力,會創立各種針對勞工官僚階層的潛在壓力。

        在非革命時期,有組織和無組織的工作場所的先進工人的非社會主義組織 --- 在美國,我們稱之為普通職工的大眾 --- 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保存著工人運動傳統的戰鬥和團結精神,為工會和群眾組織獲得有效而民主的保障(官員的選舉, 減薪,為競選職位而舉行的自由辯論和討論等)而戰鬥。 通常情況下,這類組織能夠取代黨和工會的官僚機構,領導重要而卓有成效的日常鬥爭,發展工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自信心。 即使在非革命時期,較小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組織普通職工大眾,向最激進的工人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學。 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以前的緊要關頭,革命核心同廣泛的工人階級先鋒有效地融合,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就可能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若是深度植根於工人運動,就有助於促進工人階級權力組織(鄰里,工作場所,學校等處的各種委員會)的形成和集中,推出實際替代改革派官僚做法的道路,突破把鬥爭限制於資本主義盈利能力和政治權力之容忍度內的框架,導致奪取政權的成功。 [20]

        問題仍然存在,儘管工會和改良主義政黨中的官僚機構是明顯的無能,對於雇主的進攻和資本主義的緊縮壓力,它們甚至沒有能力組織最起碼的防守鬥爭,那麼在20世紀20年代,為什麼沒有看到真正的群眾性革命政黨出現呢?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托洛茨基和他的第四國際支持者相信,第二次世界戰爭將導致終結蘇聯官僚統治的危機,導致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斯大林式共產黨的迅速崩潰,開啟建立新的群眾性革命工人組織的道路。 同樣,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停滯長波的開始和工人鬥爭的動盪興起,第四國際內外的革命社會主義者預期其相對較小的組織發展迅速,並紮根於工人階級的戰鬥層。 曼德爾肯定未能免於受這一時期激情的感染:從1968年到現在[1977],這個期間的基本作用,是讓中堅左派積累足夠的力量,帶著可望贏得廣大工人階級支持的現實可能性進入這個革命時期。 [21]

        革命左派的樂觀主義,經常同必勝信念相連,它遭受了挫折,因為1970年代初的群眾罷工和革命前期起義的波潮,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變成了整個工業世界工人階級不斷的退卻。 當資本主義發起一些挑戰時,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那一代激進學生和青年工人中的大多數,放棄了革命的政治和較早停滯期有作為的革命組織,或者消沉下去。 只是在過去的一年,法國發生的,總體上是成功的公共部門的工人大罷工,加拿大的反緊縮罷工,還有仍然分散的一些工人行動,例如美國代頓汽車工人的罷工等,讓我們看到,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方面,有一個新鬥爭可能的開始。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起義並沒有把歐洲革命左派轉變成數萬工人革命者的組織,關於這點,曼德爾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解釋。 一方面,他指出,他所看到的是,自1968年以來出現在歐洲勞工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戰鬥的少數,暫時迷失方向。 1974-75年全球經濟衰退,雇主的進攻和緊縮政策的啟動,正好與葡萄牙革命的失敗相遇:抓住了工人階級的無覺悟,以及沒有準備 我的意思是,工人階級的堡壘,先鋒,組織幹部,工會代表 --- 所有這些同志們過去一直站在無產階級鬥爭的最前沿。 這些同志,在保衛實際工資以對抗通脹的鬥爭方面,有豐富的經歷和組織經驗,但在反對大規模失業的鬥爭方面,他們完全沒有準備。 經驗不足,加上官僚體系 ---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 --- 向資產階級思想政治方面的進攻徹底屈服,使情況愈發糟糕了

        不過,曼德爾認為,這個工人階級現在被置於暫時的防禦中。” [22]事發後近二十年,現在看來,很清楚的是,曼德爾嚴重低估了歐洲工人運動所遭受的倒退。

        另一方面,曼德爾意識到,20世紀5060年代,共產黨轉型為改革派組織,產生一些累積影響。曼德爾特別指出:反資本主義傳統的消失,是一個比較近期的現象,它伴隨著發達工業國家共產黨的確定轉變,這個變化發生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束時,尤其是冷戰的結束期。 即使是在人民陣線時代,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教育也在繼續今天,社會民主式改良主義和斯大林式改良主義聯手,力圖讓工人階級成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囚犯。 但是,任何專注于這種現實的階級鬥爭觀點,都會低估一點,就是:任何顯著不穩定階段的階級鬥爭,幾乎是結構上就具有反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因。 [23]

        最後,曼德爾認為,1968年以後,建設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障礙是非常短暫性的。 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相信革命組織將能夠深入積極工人的先鋒中,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有數萬成員的小型群眾性政黨。

        20世紀70年代後期工人鬥爭的暫時退卻,變成20世紀8090年代資本主義的長期進攻時,曼德爾的第四國際的政治思想同志開始研究,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建設群眾性革命政黨,更長期的障礙是什麼。 在第四國際過去三屆世界大會採用的檔中,承認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先鋒的歷史中有一個深刻的斷裂。 有個觀念,認為 革命者只須把現存官僚化政黨裡的戰鬥的反資本主義工人爭取到手就可以了,這個觀念已經被換成了另一個觀點,即設法通過新的群眾防禦性鬥爭,漸進地重新組合工人先鋒。 在最近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上有一個決議,其中說道:

需要重新積累群眾的經驗,局部的勝利和新世代的戰鬥化,彙聚所有的條件,以便大踏步地建設先鋒組織,這個組織將是革命的和國際主義的。 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種革命先鋒之危機,其實是不再會出現的。 今天,不僅是改變破產的領導層的問題。 必要的重組將不會被限制於改變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的力量平衡。必須逐步重組不同的國際解放社會運動。 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世界階級鬥爭的某些大事,可能會加速這個過程。 [24]

        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他對西方共產黨的社會政治變革的分析,實際上是解釋大批徹底革命工人虛擬消失的關鍵。 曼德爾在托洛茨基後,也看到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是契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斯大林主義政黨演變的契機。 [25] “民眾陣線的戰略從政治上和社會學上轉變了共產主義政黨。 在政治上,共產黨適應了傳統的改良主義戰略 --- 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把它當作勞工運動歷史性成果的最佳保障。 從社會學的角度,在法國,義大利和(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西班牙,民眾陣線導致共產黨整個變成勞工官僚體系。 換句話說,共產黨原本是一個普通戰鬥工人的黨,他們在工作場所積極組織,反對官僚體系和雇主,如今轉變成了工會和黨的招工處。 結合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擴張長波期的影響,共產黨的社會轉型,完全摧毀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群眾性工人先鋒維護的戰鬥,團結,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激進主義傳統。 這種新的形勢,向西方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新而艱巨的任務。為了招受和培訓工人積極分子,使他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需要維持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同時,他們還必須發揮積極的主導作用,圍繞階級鬥爭但又不能有明確的社會主義色彩,圍繞戰鬥,團結,民主和政治獨立的綱領,重組工人的先鋒隊。 [26]

 

II.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體系

        曼德爾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理論,深化了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官僚統治的起源和矛盾的馬克思主義的開創性分析。[27] 20世紀20年代,大部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目睹了後革命時期黨和政府中全職官僚的增長,用曼德爾的話說,作為一個純粹的權力政治,體制的行政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政黨-工人關係的替代的概念:黨在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無產階級專政 換句話說,大多數俄羅斯革命家看到了官僚主義問題之一的管理不善以及不稱職官員的壞決策。 1923年,托洛茨基是第一個看到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 [蘇聯]官僚層轉化為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自己特定的物質利益。 黨機器捍衛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把權力當作捍衛和擴大自己物質利益的手段。 [28]

        對於曼德爾,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官僚階層的物質根源和特徵的瞭解,讓他對官僚化的蘇聯社會的動力和矛盾,作出一個嚴格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還使他依據工人的革命性自我組織和自我活動,提出了一個嚴謹的反官僚統治的政治戰略。

        曼德爾和托洛茨基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化的理論,來自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的必要性的說法。[29] 在全球(不只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商品生產廣泛化和社會內部及社會之間的不平等不斷增長的經濟)後,立即走向社會主義(自由聯合的生產者民主地制定計劃的經濟,其中的社會不平等和國家則消亡)是不可能的, 因為資本主義會竭力阻止均衡而平穩的勞動生產率的發展。 雖然二十世紀後期在全球範圍內科學和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有可能較快地輕地滿足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但這將需要:對最起碼需要的限制:人吃食物以不餓為度,衣著樸素,居住簡樸,送孩子去很初級的學校,只享受有限的健康服務。[30]

        為了讓整個人類都能享受標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減少工作日,讓他們能夠發展其全部潛能,消除經濟的不平等和促進國家的消亡 全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是必要的。 這反過來要求保存一定的資產階級分配模式,即按勞分配 ,而不是按需分配。 工資形式,貨幣,某些消費品市場和確保這一切運作的國家機器,是一個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 儘管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認為,工人民主對於一個成功的過渡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他們也承認,維護國家機器和資產階級分配模式會帶來這樣的可能性,即產生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衝突。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相信,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迅速勝利,特別是其在世界最先進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擴展,將大大減少這些危險。[31]

        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實際發展,1923年後出現的國際階級鬥爭的歷史僵局”[32],讓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面對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況。在一些國家,包括像德國和義大利這樣的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不是開始向社會主義的全球過渡,而是革命被孤立在經濟最落後的歐洲部分---前俄羅斯帝國。 俄羅斯的經濟落後,加上內戰的破壞性影響,更是雪上加霜, 參加過10月革命的一代革命工人,大部分死亡,國家微薄的工業基地遭受大規模的破壞,工業無產階級的大部分被分散到農村。對於德國和義大利革命的失敗,社會民主黨的官僚體系要承擔主要的責任,革命失敗也在俄羅斯創造了一個形勢,在那裡,過渡社會的所有內在矛盾--- 社會化大生產和資產階級的分配 ---  都激化了。

缺乏成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兩個主要先決條件 --- 物質上的富裕和大而集中的無產階級 --- 創造了讓蘇聯官僚體系增長的環境。 產生了一個脫離工人群眾的黨政全職官員階層,它首先出現在對人民做稀缺資源的分配和服務的管理工作中。 內戰期間,黨政官員的數量開始增長,因為蘇聯徵用農民的糧食養活城鎮工人和紅軍,並試圖組織萎縮的國有工業為戰爭進行生產。20世紀20年代,在新經濟政策下, 黨政的官僚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使得城市和農村的商品生產和流通復興。 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蘇聯的官僚體系加深了對國家機關的掌控,用災難性的農業集體化和命令經濟控制國有生產資料。 20世紀30年代末,官僚體系通過對黨政機器的清洗,分散和裂解了所有的反對派,尤其是來自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反對者,鞏固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巨大的物質特權。 [33]

        就像在他之前的托洛茨基那樣,曼德爾強調蘇聯官僚化的客觀物質來源。 一方面,需要有一個機構,在社會之上,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分發物品,從而為黨政官場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另一方面,由於失業,工業無產階級四處分散,削弱了作為蘇聯民主之社會基礎的積極分子。 [34] 然而,曼德爾和托洛茨基兩人都認識到,布爾什維克重大的主觀政治錯誤,尤其是革命黨人在內戰中的勝利,有助於斯大林官僚體系的勝利。 托洛茨基和曼德爾認為,1921年共產黨第十屆代表大會的決定 --- 全面禁止所有反對派參與蘇維埃,以及在執政黨內部禁止反對派 --- “阻礙而不是促進俄國工人的自主活動。” [35]  這些決定破壞了蘇聯工人,甚至是政治上最活躍的黨員,組織起來反對新興的官僚機構的能力,並給這些官僚機構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打擊執政黨內外的任何和所有的反對者。 正如托洛茨基在1937年確認的:禁黨令後,就禁止派系。 禁止派系的結果就是禁止同萬無一失的領袖有不同的意見。 員警製造的黨內的鐵板一塊,導致了官僚無法無天的情況,成了各種放蕩和腐敗的根源。 [36]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曼德爾毫不避諱地正視存在於1920-1921黑暗歲月的列寧和托洛茨基政治學中的不會犯錯的替代主義元素。 [37] 雖然曼德爾清楚地同意馬塞爾·利伯曼的說法,認為革命前的布林什維主義的特性,是一個堅決的反替代主義的自由列寧主義[38] 同時,曼德爾也指出,內戰時工人民主遭到侵犯,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後來把這種侵犯轉化成政治道德,曼德爾揭示了這個轉化過程 具體來說,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臨時禁止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限制農民和資產階級的選舉權, 授權契卡逮捕,審判和處決反革命分子而無須政治監督,這些是無產階級統治必要和需要的功能。 在許多著作中,列寧和托洛茨基明確地為黨和工人階級關係的替代主義概念辯護。 托洛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 (曼德爾正確地指出這是他最糟糕的書” [39] )一書和他同工人反對派的論戰中,宣佈工人階級是一個搖擺不定的群體,不能直接而民主地行使其統治。 在相同的幾年中,列寧多次把工人群眾描述為無望地分化了的群體,有被資本腐化的各階層(勞工貴族)。 1920年至1921年,兩人都宣稱,黨是唯一的 --- 即便同工人階級的願望和欲望相反 --- 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 曼德爾為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作出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識別並拒絕了我們傳統的這一面。

        如同資本主義國家勞工官僚的情況一樣,前蘇聯和其他官僚社會的統治官僚發展了自己的替代主義世界觀和政治實踐。部分勝利的辯證法導致東方的統治官僚偏愛特定版本的組織拜物教”--- 保存現有黨政機構要優先於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活動的信念。 在內部,斯大林主義者和新斯大林主義官僚的替代主義有特權發揮黨的主導作用。 執政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唯一合法的代表。 只有他們能捍衛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利益,反對所有敵人,包括工人階級隊伍本身的持不同政見者左或右派 執政官僚機構的替代主義意識形態,為蘇聯1930年代大清洗時對工人階級的殘酷鎮壓,為1950年代東德,波蘭和匈牙利的起義,為反對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為反對1971年和1981年的波蘭大規模罷工和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工人,提供現成的理據。 對於官僚體系,只有黨,而不是工人,是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的最終擔保人。 [40]

        從外部看,執政的官僚機構試圖要其他國家勞動人民的鬥爭服從保衛一個國家(選擇您最喜愛者)的社會主義的目標。 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要工人和被壓迫者在本國的實際鬥爭服從捍衛國外的一些社會主義祖國的目標,會有災難性後果,曼德爾擴展了這個分析。1933年的德國共產黨,1936年至1937年法國和西班牙的共產黨, 二次世界戰爭之後的希臘和1965年的印尼共產黨,把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的外交需要,置於本國階級鬥爭的需要之前,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 受到大規模的鎮壓,數萬名中堅分子遭殺害。 在東方,對統治官僚的屈服,創造了條件,使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逐步轉型為改良主義政黨,並導致20世紀60年代許多左派革命的崩潰,因為這些左派把毛式官僚主義當作政治指南[41]

        最終,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不能鞏固一個繁榮的,吸引人而且穩定的資本主義替代者。 曼德爾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他發展了托洛茨基關於官僚中央計劃之局限的洞見:蘇聯官僚階層的進步作用恰逢這樣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技術元素被全力地引進蘇聯.…根據現成的西方模式,通過官僚命令,可以建立龐大的工廠,雖然,可以肯定是正常費用的三倍。 但是你走得越遠,經濟運行的品質問題越多,它像影子一樣的滑出官僚之手在一個國有化的經濟中, 品質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個民主作用,批評的自由和首創性 --- 這些條件不符合一個充滿恐懼,謊言和奉承的極權主義政權。 [42]

        曼德爾用廣泛的研究,從理論上提煉,從經驗上記錄該理論 [43] 。用黨政官僚機制代替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策,斯大林的指令經濟(中國也是這樣的) 沒有任何機制可以保證勞動生產率長期和持續的發展。 後資本主義官僚機制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增長,迫使數百萬背井離鄉的農民在工廠工作,再現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 讓勞動生產率僅有一次性的提高。 然而,當他們面對有組織的集中強化增長時,措手無策,不斷地用新技術和新消費項目的生產替換生產活動。 官僚機制既缺乏競爭的鞭子,以確保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不斷地通過機械化減少必要的勞動,也缺乏對經濟決策的民主控制,無法讓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按照他們的利益,減少勞動時間和保證個人及集體消費項目的品質。 因此,官僚經濟沒有經濟或政治的動力,要去開發新技術或節約利用資源。 結果是普遍缺乏責任感,對工廠的運作情況漠不關心,是該制度的一個特徵,它以停滯和衰退威脅著蘇聯。” [44] 東歐和前蘇聯官僚指令經濟的命運,悲劇性地證實了曼德爾和托洛茨基的理論。

        托洛茨基把自己限於一般的號召,呼籲通過反官僚的工人革命恢復蘇維埃民主,與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曼德爾提出了詳細的民主集中制的經濟計劃模型。 全球性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將建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協商的基礎上。 這些參加協商的官員將由所有成年人選舉出來,將服從立即的召喚,並會獲得一個熟練的工人的平均工資。 這些工人權力的民主機制,通過西方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東方反官僚的革命而產生,這些機制將在國際,國家,企業及管理,工廠或其附近的層面上接合起來,其中:決策應在其最容易執行的層面上做出,而且還應讓最大比例的受到其實際影響的人可以參與決策過程。 [45]

        簡單地說,國際機構和國家機構將有權制定經濟計劃的基本輪廓,企業的,地區的或工廠-管理的機構在決定如何實現其計劃的特定部分時,將會諮詢他們產品的消費者。 [46]

        為了讓民主的自我管理是有效的,在計劃過程中,工人階級必須能夠表達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必須要有對社會經濟的計算錯誤作校正的機制。 據曼德爾的看法,要讓工人階級按照其所有的差異性,有效地控制計劃過程,政治多元化是必需的。 如果不讓所有的政治潮流(包括思想上親資本主義者)有權利組織政黨,能夠使用媒體(按他們的人數比例),以及有權組織示威遊行和其他非暴力行動,以推動他們特定的觀點,中央計劃將無法有效地利用生產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 曼德爾也承認,形式上的民主機制和各階層人民政治權利的嚴格保障,是民主社會主義治理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 還有關鍵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最重要的是,徹底減少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使所有人有足夠的時間,管理他們工作場所或社區的事務。” [47] 工作時間的這種減少,讓大多數人每天花3-4個小時在商品的生產或提供服務方面,每天另外的3-4小時則用在社會自我管理的工作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是官僚體系的基礎,為了取消這個分工,必須普及教育,文化和掃盲,以適應一個高水準的物質豐富性和勞動生產率。曼德爾斷言,要做到這點,不僅東方官僚統治要被取代,還須在一些先進的工業社會推翻資本主義,釋放其巨大的生產潛力,這才有可能。 [48]

        曼德爾如同他之前的馬克思和托洛茨基一樣,他承認,當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被推翻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商品生產和流通以及市場還會存在。 曼德爾同意最權威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亞曆克·諾夫的觀點,認為在任何後資本主義社會,對剩餘市場關係的激烈壓榨不是目前可望的或現實的。事實上,曼德爾看到,諾夫的可行社會主義模式中有些元素,同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民主治理社會中市場結合計劃的觀念相近。 [49] 不過,市場社會主義者聲言,商品生產是經濟生活的永久而不可改變的特徵,這是曼德爾不同意的。 對於諾夫,一個工業化經濟體中經濟決策的複雜性,以及人類的無限欲望,使得匱乏的消除是不可能的,而匱乏是商品生產的基礎。根據曼德爾的看法,市場的消亡是可能的,原因有兩個。 首先,溝通靈活的自我管理系統可以把數千計劃經濟必要的決策的大多數,分配給不同的民主組織的機構,克服決定太多的問題。 其次,一旦基本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可以設想到商品和服務需求的飽和度 曼德爾拒絕簡單化的人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和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商品…  絕不是人類行為的普遍甚或主要的特點。 個人才能和興趣的發展,健康和生命的保護,對孩子的照顧,作為心理穩定和幸福之先決條件的豐富社會關係的發展 ---一旦基本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所有這些就會成為主要的動機。只須看看資產階級上層在食品,服裝,住房,傢俱或文化產品上的作為,就會注意到,對於那些已經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人,理性的消費會取代無休止的欲求。 [50]

        曼德爾在回應過去二十五年環保運動的興起時,對不同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同自然環境的關係作了詳細討論。資本主義和官僚經濟兩者都強暴毀壞環境,對此有綠色分析,談到了馬克思主義角度的社會主義,曼德爾對此提出了兩點反對意見。 各種綠色理論家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社會的觀點,立基於物質匱乏的消除,這將給這個星球加上難以承受的物質資源壓力,並導致一場生態災難。 曼德爾指出了資本主義和官僚指令經濟兩者的社會資源的浪費規模。 單是直接取消軍火工業,就會釋放出巨大的資源,把其用於對社會有用的生產(基於可再生能源者,環保技術等)上,可以為世界人口的大部分提供足夠的生活水準,而無須對地球有限的能力提出新要求。 當身體安康(食物,衣著,住房,醫療,教育)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時,優先考慮的應是非物質的自我實現(文化,政治,思想和個人發展)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無需使用有限的自然資源。

        第二個對馬克思主義的綠色批判,基於前蘇聯和東歐的生態災難,認為在生態方面,中央計劃經濟並不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善。 對於曼德爾,由於相同的官僚之不善管理在東方造成的環境破壞,導致了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系統性浪費。換句話說,在東方,對中央計劃者和工業管理者這個部分,由於缺乏一個民主的問責制,使他們能夠系統地污染物質環境。 與此相反,民主計劃的經濟有可能避免生態災難,而生態災難是資本主義和官僚指令經濟的特點。積極參與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計劃的工人和消費者,有不可抗拒的利益,要發展既不傷害生產直接參與者的健康,又不污染必須呼吸的空氣和飲用的水的勞動過程。此外,工人嘗試提高他們生活水準而未考慮到對後世的影響,可能會造成環境的破壞,而民主的自我修正有可能把這些破壞極小化。 [51]

        曼德爾對托洛茨基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理論的發展,不僅為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官僚主義理論,而且也為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論替代方案。對於認為前蘇聯,東歐和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理論,曼德爾提出了廣泛的批評。 [52]有些經濟,其主要生產工具的分配,根據的是有意的計劃決策,而不是不同的利潤率和生產價格,但是官僚管理不善;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國家壟斷的對外貿易把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影響傳達到計劃經濟上,認為這種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這個觀念在理論上和經驗上是站不住腳的。 這個理論,正如曼德爾多次指出的,粗暴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理論和官僚經濟的經驗現實。 [53]

        關於官僚體系的其他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替代理論,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曼德爾也有批判,不過不像他對國家資本主義 理論的剖析那樣嚴格。同托洛茨基一樣,對於曼德爾,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官僚是一個印度式的種姓階級,一個社會階層,它不同於社會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沒有必要的角色。官僚體系和計劃經濟間的寄生關係,剝奪了這些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既成生產方式的社會一致性。 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來,針對斯大林主義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批評向這一理論提出了挑戰,認為官僚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它們在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組織了一個新的,後資本主義模式的生產。 [54] “官僚集體主義的理論已被各種各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掌握,包括前東歐集團裡許多著名的反官僚體系的活動分子。 [55] 其理論的吸引力並不讓人奇怪。 一方面,它避免了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問題。 另一方面,它避免了曼德爾和托洛茨基之過渡性社會理論的複雜性和模糊性,把官僚體系和指令經濟放在人們熟悉的階級和生產方式的馬克思主義範疇內。

        曼德爾對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做了兩種不同的批評。 第一個,我們認為是較弱的反應,針對的是官僚經濟中商品生產和流通的保存。工資形式的保留,世界市場的影響等,是任何過渡性社會特點,是同計劃經濟邏輯背道而馳的。 因此,這些經濟體是:分配式經濟和商品-生產經濟的雜交組合,價值規律運行其中,但不占主導地位。 而且價值律的這種影響, 最終確立了官僚專制不可移動的限制,這就是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看不到... 對於一個的,官僚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蘇聯官僚體系必須要一勞永逸地脫離價值規律的影響 [56]

        這段說法針對幾個重要的批評。首先,據曼德爾和托洛茨基的觀點,官僚特權和權力主要來自資產階級分配方式的保存, 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 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許多官僚有高得多的生活水準,這並不是來自其優厚的收入和商品市場的來往。相反,是基於他們的政治權力,而權力來自他們對國家機器和國有生產資料的指令,他們通過特殊的商店和插隊方式,優惠地的攝入非市場,非商品的消費品,獲得相對稀缺的消費品,如汽車,房屋等。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許多社會裡,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相當廣泛的商品流通並存,還有統治階級特權中的特權主要局限在私人消費領域,[而且]在持續增加的生產力方面,他們沒有長遠的利益。” [57] 古代和所謂新世界的歐洲封建制度,奴隸制度,以及各種亞細亞社會,在某些情況下,推進過廣泛的商品生產,雖然不是那種可能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有的廣義商品生產。 這些相同的生產方式由剝削階級主導,他們的特權限於私人消費,無法按生產力持續提高的方式組織其直接生產者的生產過程。事實上,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統治階級的特權會延伸到對生產工具 --- 組織勞動過程的手段的真正掌握。 因此,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是第一個能夠而且必須通過機械化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統治階級。[58]

        在過去25年,市場機制引入官僚指令性經濟,已經證明了這個可能性,即市場計劃的結合能夠不破壞特權和權力。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中國和前蘇聯的統治官僚,都在不同的時間點,推出了市場化改革,以圖克服東歐集團勞動生產率的長期停滯。 我們知道, 對於刺激集中性經濟發展或者減少官僚專制,這些改革均奇特無效。 如果有的話,市場機制豐富了官僚體系,加劇了同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對立,因為它不強制生產單位引進新的勞動過程,或更有效地使用材料。 [59] 總之,每一個社會,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計劃和商品生產的結合是必要的性能,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並不是拒絕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發展的新生產方式理念的充分基礎。

        對於作為一個新統治階級的官僚,曼德爾所作的第二個批判比較強烈,指出了官僚權力和有效的經濟計劃邏輯之間的深刻矛盾。 [60] 首先,官僚體系同經濟計劃有個寄生關係  --- 理論上,對於計劃經濟,這是不必要的。 無須特權階層的官員,工人階級可以很輕鬆地組織起一個計劃經濟,雖然,至少在最初階段,並非沒有專家和技術人員參與。 相比較而言,人們無法想像沒有資本家和工人的廣義商品生產經濟。

        第二,官僚體系欲使自己富裕,這種企圖會破壞計劃過程的效率。 在指令經濟的每一個層面,官僚階層有系統地隱藏資源,無論是勞動力,原材料還是機械,都隱瞞起來,以滿足生產目標,獲得現金或獲得更好的住房,休假等形式的獎賞。 官僚體系的秘密,使得有效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實際資訊,要設定現實可行的生產目標,是不可能的。 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努力,深化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競爭,因為每個資本家都試圖降低成本,削弱別人,提高自己的市場份額。 資本家的個人利益同價值規律的運作一致 ,但官僚的個人利益同經濟計劃的邏輯背道而馳

        最後,官僚特權和計劃邏輯之間的矛盾,剝奪了官僚經濟的危機復蘇的任何內在動力。 雖然官僚特權破壞計劃的有效性,導致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但官僚經濟內部卻沒有可以解決危機的機制。 只有社會力量的關係從政治上發生深刻的變化,或者是發生工人的反官僚體系的革命,或者是資本主義復辟,才可能建立恢復增長的條件。 資本主義有內在的動力,要替換人的勞動,雖然這會使利潤率下降和引起定期的長波式經濟危機。 然而,資本主義自己會產生這些長期危機的解決方案。 經濟崩潰時,低效資本和多餘勞動的大規模消除,會恢復利潤積累的條件,迸發新的長波經濟擴展。 [61] 因此,不存在資本主義的最終危機 資本的統治,像封建貴族和植根於生產方式的統治階級,必須被推翻 對托洛茨基和曼德爾理論之最有力的歷史驗證,就是前蘇聯和東歐的政權,它們沒有植根於新的生產方式,所以在1989年至1991年迅速倒塌。 這些社會的官僚統治並不是由工人階級或帝國主義推翻的,而是長期經濟停滯導致的崩盤結果。 毫不奇怪,出現在東歐和前蘇聯的社會形態,還沒有成功地過渡到資本主義。

        雖然曼德爾和托洛茨基關於後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性 的理論仍然有說服力,但他們聲言,這些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化形式,這個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62]  俄國革命初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把工人政府等同于高度民主形式的公眾參與和問政,特別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至1921年間出現在俄羅斯,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的工人,士兵和農民協會。 [63] 中西歐革命的失敗和內戰的破壞,削弱了俄羅斯蘇維埃作為人民權力機關的可行性。 對於列寧和托洛茨基,俄羅斯國家的工人階級特性被保存在社區的黨組織中,後者組織了最活躍,最堅定的工人。 然而,黨的統治被證明不足以維護甚至是間接形式的工人自治。1921年後,黨內民主的衰落,派別活動遭禁止,在1920年代末期,黨政官僚體系得以鞏固,把蘇聯共產黨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治工具。

        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托洛茨基認為,蘇聯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儘管政治上沒收了工人階級的權力,不過官僚體系仍然維持社會和經濟的十月革命成果”--- 國有資產,中央計劃和國家對外貿的壟斷。 蘇維埃政權是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形式,既類似封建專制主義,讓貴族割讓權力給皇室官僚以保存封建主義,又類似法西斯主義,讓資產階級分出些權力給小資產階級,以便維護資本主義積累的條件。 因此,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主流,包括曼德爾,把蘇聯,後來的東歐,中國和越南,視為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工人階級統治但沒有治理國家。 [64]

        有令人信服的理論原因,要維持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 最重要的是,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概念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公理是一致的,這個公理就是,每個因社會衝突而撕裂的社會,無論它是多麼不穩定的,多麼暫時的,都是由單一的社會階級統治的。 正如佩里·安德森說的,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提供了相當長歷史時期的斯大林主義現象的理論,它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是一致的。 托洛茨基在對蘇聯官僚體系性質做審視的每一處,都尋求在連續的生產方式以及它們之間轉換的邏輯中,找到它的位置,以及相應的階級權力和政治制度,他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統做法因為他可能考慮到斯大林主義在這個時代性的歷史階段的出現和鞏固,他避免了倉促新聞式的解釋和湊合出新的階級或新的生產方式,以免同歷史唯物主義脫節,而那是他許多同代人的反應特點[65]

        然而,這些優點,掩蓋了深層次的工人國家觀點的問題,據該觀點,工人統治國家但並不治理國家。 用封建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獨裁統治作比喻,往往模糊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層次問題 首先,無論是封建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們都不是因為自覺地試圖創造新社會形態的階級鬥爭而出現的。 相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有產階級為鞏固擴大其階級統治而鬥爭的結果。相反,社會主義,是無產的社會階級,也即工人階級,通過有覺悟的鬥爭而建立的第一個社會形態。 此外,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靠的是盲目的經濟邏輯背後操作的是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和直接生產者。 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無須直接支配政府,就能控制社會。 社會主義是第一個基於精確計劃的經濟發展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和所有以前的勞動形式之間的這些深刻差異,導致曼德爾在其最後的主要研究中認為:工人階級沒有治理而能執政,這是不可能的。必須同時在企業和部門,城市和地區內,以及在政府和國民經濟的總體上行使權力;在統治這個詞的任何現實和直接的意義上:在分配稀缺資源時,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輕重緩急做出關鍵的決策。 因此, 專業行政權和大眾階級之間,無產階級的決策功能,啟動了一個社會過程,抑制這種直接的階級集體統治。 [66]

        這裡,曼德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對把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官僚統治看作類似的東西,據此,他與托洛茨基曾經建立了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概念。

        曼德爾在其他著作中,試圖捍衛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認為斯大林官僚是工人階級的特權階層,篡奪了工人階級其餘人的權力。 首先,他聲稱官僚階層的大部分特權來自工資:

官僚階層,因為它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專門參與國民收入分配,以此作為其工作報酬。 這產生許多特權,但它是一種報酬形式,性質上同薪金報酬形式並無不同。 [67]

        這種說法面臨兩個批評。 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官僚通過非工資的,非市場的方式獲得消費品,確定其更高水準的消費。 官僚的特供店,別墅 等等,來自他們的政治權力 --- 對國家機器的統治和對國有生產資料的控制。 第二,工資形式,因為工人階級的必要特徵不足以把一個社會群體定義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上層和中間級別的企業高管領取薪水。 即使這些高管沒有自己的股票(儘管大部分人是這樣的),他們還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指揮他人勞動和配置生產資料。 同樣,可以說,一個更大階層的打工仔” --- 低一級的主管,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士 ---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屬於工人階級。 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些組別形成一個新的中產階級,它產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集中和中心化,以及科學在生產上的系統性應用。 [68]

        曼德爾還認為,後資本主義的官僚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階層,因為工作的個人容易轉入官僚體系。

        今天,相當多的官僚,按照其廣泛而真正的意義,不僅是工人的兒子和女兒,甚至是以前的工人本身,這是絕對肯定的。 在蘇聯社會的特殊結構,使官僚體系可以吸收工人的兒子和女兒甚至工人自己進入國家機器中。 雖然不是進入國家機器的高層,但其位置遠遠高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所謂的中產階級。 [69]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東方的工人階級和官僚體系之間,社會地位上升的流動速率雖然緩慢,但比西方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地位上升的流動速率要高得多,[70 ]這種說法在理論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決定階級屬性的是它們同社會生產的客觀關係,而不是其成員的社會出身。 簡單地說,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會遇到顯著增加的社會地位流動性 --- 大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以及少數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結構關係並無改變。 事實上,許多甚至大部分來自工人階級的後資本主義官僚,並未成為無產階級的官場部分。

        我們關於後資本主義官僚體系的討論,把我們置於一個困難的理論境地。 一方面,官僚體系是一個基於新生產方式的新社會階級的概念,很少有理論或實證的基礎。 後資本主義的指令經濟是過渡社會的,其社會主義進程受到官場的阻止,權力和特權使得有效的經濟計劃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非常難以認為,官僚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變形 東方的工人階級既未統治也未治理,官僚不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階層 這使得我們無法確定是哪個階級統治前蘇聯,東歐和中國。 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些社會是歷史流產的結果,是二十世紀全球階級鬥爭僵持的產品。 他們是極不穩定的過渡性社會,受官僚階層的控制,官僚階層把工人階級排除在任何真實的或正式的社會政治權力之外,只讓自己是唯一的統治階級。 他們在1989年至1991年的迅速爆裂,表現了其深刻的不穩定性和徹底的官僚寄生特性。 根據我們對他們實際歷史演變的經驗,這是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社會可以有的最佳理解。 進一步的理論澄清,將需要新的官僚化過渡社會的出現,它將為我們的理論提供了額外的原料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有理由希望這個理論問題,永遠不會決定性地加以解決。

 

III. 結論:工人階級自我解放

和工人民主的必要性

        在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所提供的基礎上,曼德爾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論上最嚴格,經驗上良好可行的,關於官僚體系的最近的馬克思主義討論。 曼德爾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和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裡執政官僚體系中的勞工官場的分析, 是一個有力的替代理論,可以替代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和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因為後者主張一個專職的非有財產官員集團的統治是現代社會一個不可免的功能。官僚體系是特殊的,歷史上短暫的社會關係和物質生產力的產物,而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

        曼德爾更多地表明,在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社會兩者中,工人階級都有民主自治組織的可能 他有關官僚體系的理論,連同他對20世紀資本主義積累動力的調查,指出了,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的必要性,因為那是全人類解放和生存的唯一基礎。 認為勞工官僚階層可以保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的利益,或者執政的官僚階層可以構建一個可行的資本主義替代者,這個觀念已被證明是徹底的烏托邦 。西方的改革派官僚層的物質地位和自身利益,讓他們瓦解和解散工人階級,不做任何實際鬥爭,使大多數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努力爭取工人利益的人屈服投降。東方的統治官僚階層的物質地位和自身利益,導致他們破壞計劃過程,浪費寶貴的人力自然資源。總之,逐步改革資本主義,或建立替代它的獨裁體制,這些官僚體系的戰略失敗,一定會在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形態裡的官僚階層的社會地位上掙扎。

        對於二十世紀後期我們的革命社會主義政治項目來說,曼德爾的官僚體系理論,是重要的科學基礎之一。 我們的論點是,即工人階級的自主活動和自我組織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基礎,讓人民可以抵抗資本主義進攻,推翻資本的統治, 構建一個替代它的集體主義的社會秩序,這個論點直接來自曼德爾有關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的理論。 不是善意,民主理想主義或單獨一個平等的道德承諾,而是對工人運動和後資本主義社會之官場作用的科學認識,使我們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是替代資本主義野蠻的唯一可行之路。

查理斯坡斯特是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的成員,在紐約城市大學教社會學,是該校教職工工會的積極分子。

 

註釋:

[1] 馬克斯·韋伯, 經濟和社會:解釋社會學概要(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2卷,第十一章。

[2] 羅伯特·蜜雪兒斯,政黨:關於現代民主的寡頭統治趨勢 的社會學研究(紐約:自由出版社,1962年,初版於1911年德國)。

[3] 對於我們而言,最重要的三個作品是: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第二卷(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0年),第15章,什麼是官僚?” T·阿裡(主編),斯大林主義的傳統:它對20世紀世界政治的影響 (哈蒙茲沃思:企鵝出版社,1984年);權力和金錢:馬克思主義的官僚體系理論 (倫敦:Verso1992)。

[4]“什麼是官僚?” 75頁。

[5] 列寧關於勞工貴族的理論,來自他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  見: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第八章,列寧選集,第1卷(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0年)。

[6] 曼德爾對列寧的勞工貴族理論的批評,見於什麼是官僚?” 75-76頁。 曼德爾 第三世界工人和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根源的思索,發生了很大的演變。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 453-459]中,曼德爾認為,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低工資,是這些社會中的資本的低有機組成和低剝削利率。 在晚期資本主義 [倫敦:新左派圖書,1975),359-364]中,曼德爾認為,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是,即固定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平衡發展是全球工資差距的原因。

        關於勞工貴族和工資差距的理論的最近討論,否定了這個想法,即壟斷寡頭” --- 缺乏或限制競爭--- 是工資差距的根源。 相反,工資差距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競爭的結果,因為競爭必然會在生產部門內部和之間產生不同程度的資本密集度。 見:撒母耳·弗裡德曼,論勞工貴族,中流砥柱(舊系列)2,3期(1983秋),撒母耳·弗裡德曼,結構,過程和勞動市場,小威廉·達利提, 勞動經濟學:現代觀點(HinghamMA:克魯維·奈霍夫,1983),霍華德·波特翁尼克, 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資本主義的競爭下的工資差距(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3年)。

[7]“什麼是官僚?” 72-75頁。

[8] 在這方面,盧森堡最重要的工作是 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 (紐約:HarperRow出版社,1971年)。

[9] 曼德爾的階級覺悟理論,詳見於S·.布盧姆(編輯)的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它與今日的關係20世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現實:曼德爾文集 (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國際新聞出版社,1994年),80-91頁。 類似的觀點見於J·Brenner布倫納,雷根,右派和工人階級中流砥柱(舊系列)1,21981年冬),29-35頁。

[10]“列寧主義組織理論85頁。

[11] 權力和金錢 59-60頁。

[12]顯然,勞工官僚也不是鐵板一塊。 群眾鬥爭導致了工會和改良主義政黨領導層的分裂,這些領導層的官僚部分試圖取得工人階級鬥爭浪潮的領導權。 然而,官場的一個部門的這種調整,通常是對獨立的組織和主動行動的一個反應,這些主動行動是自下而上(工會的普通員工等)的,往往由激進分子和革命者領導。反叛的官僚試圖干預這些鬥爭,把它們限制在改革派政治的範圍內。 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群眾產業工會主義出現時,約翰·L·路易斯的作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卡爾·列金及其他社會民主聯盟官員在武裝和動員德國工人挫敗1920年卡普政變時,它也有可能起了背景的作用。美國的情況,請參閱:普雷斯, 勞工的一大步: 產業組織大會(CIO)的20年(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64年),第I部;大衛斯,美國勞工和民主黨的野蠻婚姻,新左派評論 124198011-12月),46-54頁。 德國的情況,請參閱:哈蒙,失去革命的德國19181923 (倫敦:書簽,1982年),第8章。

[13] 權力和金錢 235(原文重點)。

[14]我們使用的烏托邦一詞,在同一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用於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托洛茨基把它用到斯大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概念:一個改變社會的戰略,它並沒有根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動態的現實科學的認識。

        曼德爾也承認,烏托邦主義有一個積極的方面:有能力想像一個更好,更民主的,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秩序,作為一種革命鬥爭的鞭策。 見權力和金錢 232-235頁。 也可見邁克爾·洛伊,論改變世界: 從馬克思到瓦爾特·本雅明的政治哲學論文(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學科出版社,1993年)。

[15] 關於西歐共產黨的社會民主化,參見曼德爾,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的惡果 (倫敦:新左派叢書,1977年),第 1章。

[16] 參見:克羅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情報局 ,第I卷(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5年)。

[17] 權力和金錢 236頁。

[18] 曼德爾關於這個動力的詳細討論見於義大利共產黨(PCI)和緊縮中,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25-149頁。對於 改良主義矛盾的類似分析,請參閱羅伯特·布倫納,改良主義的悖論,中流砥柱,43期(19933月)。

[19]“列寧主義組織論。

[20]儘管其對在20世紀70年代末西歐革命的短中期的可能性有非常過分樂觀的估計,有關這一戰略的最好演講之一是曼德爾的西方社會主義戰略,今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 (倫敦:新左派出版社,1977年),第1章。

[21]“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42頁。

[22]“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48-49頁。

[23]“社會主義戰略在西方,”61頁。

[24]“建立第四國際的今天,第四國際第14屆世界大會檔,特刊, 國際觀點 1996年春季),58頁。

[25]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7-22頁。

[26] 這種說法是更為詳細的C •坡斯特和K•A •外呐爾, 今日社會組織(底特律,MI:團結小冊子,未來 1996年)。

[27] 托洛茨基對蘇聯官僚的成熟分析之最完整的說法見 被背叛的革命 :什麼是蘇聯和它走向哪裡?(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最初發表於1937年)。關於蘇聯官僚 的托洛茨基理論發展的一個優秀概述,請參見佩里·安德森,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阿裡(主編) 斯大林主義的遺產,118-128頁。

[28] 曼德爾,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倫敦:Verso 叢書,1995),41頁。

[29]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過渡階段必要性的討論,包含在他關於德國工人黨1875年綱領的簡短邊際筆記中,哥達綱領批判 (紐約:國際出版社,1938)。 托洛茨基有關過渡時期的更詳細討論見於 被背叛的革命 ,第三章。 關於曼德爾對該討論的貢獻,請參閱: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第16章。

[30]曼德爾,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608頁( 原文重點)

[31] 關於1923年之前共產國際領導的團結一致,關於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見托洛茨基,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基礎評判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 (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首次出版於1936年),3-73

[32] 曼德爾,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47頁。

[33] 曼德爾對蘇聯官僚的物質根源和發展的分析,權力和金錢 ,第2章,和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第3章,緊緊追隨托洛茨基的分析,被背叛的革命 ,第二,四,五章, 因為有各種社會民主黨人和前斯大林主義者,聲稱斯大林只是在1920年代後期和1930年代實行了托洛茨基的經濟建議,儘管採取了野蠻的形式,對此,曼德爾提供了一個各種非常有力的回應。 在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 的第4章中,曼德爾證明,托洛茨基直到他於1940年去世時,一直主張民主管理的經濟,這種經濟把主導的國有企業,計劃部門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

[34] 撒母耳·法伯[在斯大林主義之前:蘇聯民主的興衰 (倫敦:Verso從書,1990年)],儘管有許多重要的見解,當他強調布爾什維克的主流主觀上低估民主制度和權利時,往往低估這些物質因素的分量。 對法伯工作的長處和弱點有很好的討論,請參閱 大衛·曼德爾,蘇維埃民主的興衰,中流砥柱 3719923-4月), 48-49頁。

[35] 曼德爾,作為替代者的 托洛茨基,82

[36] 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 104-105頁。 托洛茨基有關這些問題的最長討論是 斯大林主義對陣布林什維主義 (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4年,最初出版於1939年)。 曼德爾最終在幾部作品論及這些:什麼是官僚?” 83-85頁; 權力和金錢 117-118;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第81-8284-86頁。

[37] 權力和金錢  118-125;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83-84頁。

[38] 馬塞爾·利伯曼,在列寧名下的列寧主義 (倫敦:梅林出版社,1975年)。 保羅·勒布朗, 列寧和革命黨 (大西洋高地,新澤西州,人文學科出版社,1993年)。

[39] 作為替代者的托洛茨基,P 83

[40] 曼德爾, 權力和金錢 104-109

[41]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 見各處曼德爾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對世界工人運動的災難性後果的討論。

[42] 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 275-276

[43]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第15章, 超越改革:戈巴契夫的蘇聯的未來 (倫敦:Verso1989年和1991年); 權力和金錢,第1章。

[44] 權力和金錢 42 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資源浪費和低品質的消費者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提供的服務(醫療衛生,郵政,電信,運輸等) 同樣,沒有導致官僚的浪費和低效率的鞭子競爭或控制這些服務的生產者-消費者。 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和中產階級的支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服務私有化的物質基礎。

[45] 權力和金錢 213頁。

[46]“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新左派評論 1591986910月),5-38頁。

[47] 權力和金錢 202.

[48] 權力和金錢 197-214.

[49]“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931-34.

[50] 權力和金錢 206頁。這些論點首先見於曼德爾同亞曆克·諾夫的辯論:曼德爾,保衛社會主義的計劃,諾夫,市場與社會主義新左派評論  16119871-2月)98-104; 曼德爾,市場社會主義的神話新左派評論 16919885月)108-121頁。

        凱薩琳·塞梅熱,在<計劃,市場與民主> 7-8期的學習研究筆記(阿姆斯特丹: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1988年)和她在該卷的撰稿中指出,諾夫無法區分過渡性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類型市場機制的影響。 諾夫往往忽略了東方官僚體系的市場改革的災難性歷史,它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而備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接著黛安·埃爾森的建議[市場社會主義或市場的社會化?《新左派評論》 172198811-12月),3-44],塞梅熱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期,某些類型的市場監管同計劃及工人民主管理是相容的。

[51] 權利與金錢,209-210頁,240-246.

[52] 托尼·克裡夫,國家資本主義在俄羅斯 (倫敦:Pluto出版社,1975年,最初發表於1955年),賓斯,克利夫和哈曼, 俄羅斯:從工人國家到國家資本主義 (倫敦:書簽,1987年)。

[53] 這些主題所包含在曼德爾與克裡斯·哈曼和英國國際社會主義潮流的其他成員的辯論中, 國家資本主義的不一致性(倫敦:IMG出版社,1969年)。

[54] 馬克斯·沙特曼,官僚革命: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崛起 (紐約:唐納德出版社,1962年),傑克·特勞特曼編輯。 官僚集體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社會制度 (底特律,MI:太陽出版社,1974年)。

[55] 亞采·庫隆和卡羅爾·莫德澤勒夫斯基,致波蘭統一工人黨華沙支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成員的公開信G·L·韋斯曼(編輯)的 波蘭革命馬克思主義學生的聲音(1964 - 1968年)(紐約:優異出版社,1968年),15-90頁。

[56] 權力和金錢 2830(著重號為原文)。

[57] 權力和金錢 32

 

[58] 羅伯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式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新左派評論 10419778月),25-92.

[59] 見凱薩琳·塞梅熱,計劃,市場與民主;史密斯,中國資本主義之路,新左派評論  199199356月),55-99頁。

[60]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II572-574頁,584-599頁; 超越改革 ,第1和第3 ..

 [61] ·謝赫, 當前的經濟危機:成因及啟示 (底特律,MI中流砥柱小冊子,1989年),美國的利潤下跌率與經濟危機切瑞等編輯,岌岌可危的經濟 ,第一卷: 左翼宏觀經濟學的視角 (紐約: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1987),115-126頁;瑪麗·C·馬婁伊,在當前危機中的金融與產業資本:論布倫納的美國衰落政治學’”中流砥柱,5719958月),27-32頁。

[62]同馬克思一樣,我們交換地使用無產階級專政工人國家 參見哈爾·德雷珀, 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 ,第三卷:無產階級專政(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86年)。

[63]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於第一國際及其以後 (紐約:蘭登書屋,1974年);V··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II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寧文選,III

[64] 這個位置上最好的陳述仍然是托洛茨基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最初出版於1940年)。 見曼德爾,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 141-150頁。

[65] 安德森,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123-124頁。

[66] 權力和金錢 , 74-75頁(著重號為原文)。

[67]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 142頁。

[68] 有關新中產階級的資料摘要,請參閱C •坡斯特,新中產階級?中流砥柱(舊系列),2,41984年冬季),35-41頁。

[69]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今天 143

[70] 曼德爾討論了蘇聯階級地位緩慢向上流動的文獻,見超越改革 3和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