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濟南一中二百多師生遷移到河南南陽賖旗鎮，與從山東各地流亡出來的中學師生成立省立“山東聯合中學＂。一九三八下半年“山東聯合中學＂遷移到湖北鄖陽，改成“國立湖北中學＂。我在鄖陽讀初中一年級下學期。

        學生的伙食，由各班選出一名伙食委員組成伙食團管理。一天，我偶然走過伙房，看見幾個伙食委員圍著一籮筐藕啃食，這些藕是做菜用的。我回到班上，氣忿地對我班伙食委員傅迺昭說了一句：“你們真該挨揍！＂午飯後，幾個人找到我宿舍來，“你要揍俺！＂是個操魯西口音的高中學生，隨著語音一個上來推搡我一把，接著一個打我一拳。同住一室的成德茂、李芸生、張錫縉等快速把我拉開，一位姓沙的魯西同學跑來，連推帶拉地把那幾個人勸走。我初次遭受這樣的屈辱，又氣又恨，從此，我同傅迺昭永遠不再講話。從那時起我同成德茂、李芸生等幾個格外親近起來。

        一九三九年初，到達四川羅江後，在學校所在的文廟附近有個籃球場，我們立刻成立了取名“平平＂的籃球隊。買了個籃球，定制了印有“平平＂字樣的球隊背心。“平平＂字型像雙翼飛機，我們挨過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對飛機的印象太深了，我們的球隊也應像飛機那樣威猛。球隊成員：成德茂、李芸生、李玉才、信法鈞、李克成、李毓林、張錫縉、張洪仁、張同祥、王連德、熊安東等十二人。

        一九三九年，六中四分校真是個自由民主的園地，學生自由結社，組織讀書會，舉辦各類討論會之風盛行。壁報貼滿山西會館的東牆。還能記住的刊名：《老百姓》、《思潮》、《突擊隊》、《射擊手》、《路燈》、《白火》、《新地》、《戰旗》、《火炬》、《喇叭》、《十月》、《暴風雨》，等等。各類性質的都有，政治的，綜合的，最多的是文藝的──散文、隨筆、詩歌、漫畫等等。方敬老師評論：“你們各種各樣的壁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抓住現實，認識真理，都希望自己的筆能跟爭取民族解放的刀槍靈活地配合起來，表達了與時代相呼應的感情和思想。”

        “平平”隊員們不甘心只玩球鍛煉身體，我們也出了一份壁報《白火》，物理課上聽老師講過，火焰的白色部份溫度最高。球隊的名稱和壁報的刊名，顯示了我這夥青少年的心態。

        我們沒有正式成立讀書會，只商定把每人手中的書刊集中起來，存放在成德茂的一隻竹箱子裏，誰要看書，隨便去取。竹箱子裏多是文藝書：肖紅《生死場》，肖軍《八月的鄉村》，葉紫《豐收集》，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斯諾《西行漫記》，巴金《家》，矛盾《子夜》，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曹禺的幾部戲劇等。社會科學書有艾思奇《大眾哲學》，張仲實《社會科學基本問題》，何干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李昂古耶大《政治經濟學大綱》等。矛盾主編《文藝陣地》和胡風主編《七月》兩份月刊不定期地購買。

        物質生活是很艱苦的，文廟和城隍廟裏用竹笆木板拼湊起來的寢室，潮濕，陰暗，散發著黴腐的氣息，睡在硬硬的鋪板上，僅只有一條棉被的同學，一半鋪在床板上壓在身下，一半裹在身上。米價飛漲，伙食費只夠維持吃不飽餓不死。李廣田老師在作文課上曾給我們出了個作文題“我們在飢餓中成長”。

        我們的精神生活豐富多彩，讀課外書，寫壁報稿，開讀書討論會，歌詠會，上街下鄉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等。

        方敬老師離開六中四分校兩年後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六中四分校被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並時）寫了篇六千多字的文章，題為《苦難──給一群苦難中奮鬥在奮鬥中成長的孩子》，發表在當時成都一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詳實地記敘了他在六中四分校的所見所聞和他的感受。如今讀此文，麈封了近七十年的如煙往事，彷彿又歷歷在目。他曾參加了我們班的一次生活批評會，也簡要地記錄在他的文章裏：

        我又坐在你們的批評會上了。

        ──近來我們的生活與學習都很鬆懈，督促不嚴，班長先得負起責任來。一個同學“發難”了。

        ──我的能力不夠，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到，很對不起同學，希望大家想個好辦法。

        ──我看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看看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一種難耐的沉默，全都低著頭，好像責備自己，真是孩子，犯了過錯，怕見大人似的，畏怯的不寧的情緒塞滿了你們的心。你們的表情是自疚而難過的，你們，有過錯的或無過錯的，都在默默地懺悔。

        ──這幾天都欠緊張，比如早晨該早起不早起，上午該上課不上課，也不能只怨誰，大家都有關係，我想也不會是出於有意。過去的不說了，以後要能夠積極地做到自覺自治，制裁還是消極的。

        ──自然能夠做到積極方面最好，不過我覺得還應該舉出幾個人來負責監察的責任。

        大家都贊成這個建議。監察人數決定四人。接著就選舉了，你們不約而同地選出了四個近來懶惰的，他們都不好意思地用手蒙著臉，這好像給了他們最有力的懲罰，自己在痛心地悔改。忽然一個被選者發言了：

        ──這是我的錯，對不起同學，對不起自己，我發誓從明天……

        他顫抖而羞赦地自白著。落後忽然坐下，靠在桌邊，哭了起來。話好像被什麼東西哽塞住了。這孩子至誠的猛省使你們都感動。你們都原諒了他，而且還勸慰他：

        ──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你們是好孩子，你們知道怎樣把錯誤的小坑填平，錯誤的石子踢開，你們走著，隨時提防著失足。

*    *    *

        在那艱苦的戰爭年代，我們養成了自學自治的習慣，並且能在集體生活中教育自己。     一九三九年暑假後，九月間，童子軍老師鄒紹夷組織三級一班的學生去南山舉行露營活動，三級二班的學生決定偷營，我參加了偷營活動。晚飯後等到太陽落山天黑，我們出城，先隱蔽在山下一農家的院子裏。半夜時分落起了濛濛小雨，我們分成三個組出發。第一組是幾個身體最捧的，負責突擊山頂偷營；第二組埋伏在半山腰接應；第三組安置在山腳下掩護，我被分派在第三組。第一組摸爬到山頂後，發現營地竟沒有站崗放哨的。拔掉營地的旗杆，把放在帳篷外的鍋灶等工具搬了家散棄於山腰，偷營成功。三組人馬在農家小院集齊後回城，雖然全身被雨水淋得濕透，勝利凱歸，心情興奮，虛擬的冒險活動，也夠刺激。        回到學校，顧不上休息，我和尹繼文商量著寫偷營勝利捷報，我執筆寫稿，尹繼文謄抄，趕在早飯前就貼到文廟門口的牆上。捷報的用語用詞，都是從報紙上戰地記者報導中學來的，抄來的。詞句極盡吹噓並表彰自己，矮化加醜化對方。惹惱了三級一班的同學，連帶隊的童子軍老師生了氣，因為他沒有安排我們偷營，說我們“太自由了”！這位老師思想舊派，他把自由理解成任意妄為。

童子軍老師的生氣，使我們三級二班的同學都感受到了壓力，因而產生了意見分歧。邵延儀是第一組的突擊手，幹得最熱火，旗杆是他拔的，他看到老師生氣了，膽怯了，他抱怨我和尹繼文，不應該寫那張捷報，他認為是那張捷報闖的禍。我和尹繼文又加了一層精神壓力，不知如何是好，沒了方向。

        李廣田老師教我們兩個班的國文課，關心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深受同學們的愛戴和尊敬。想不到他出面召集兩班同學開了個和解會，並為我們草擬了份和解公告，他還徵求我們對公告內容有無不同意見。李老師的一紙和解公告竟使兩個班爭吵得面紅耳赤的問題一笑了之，冰釋了。

        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李老師在文革時期慘遭迫害致死也已四十年了。在《李廣田散文集》第三冊裏，我發現收有他寫的那篇和解公告的草擬稿：

        “有露營者則必有偷營者，有防守者則必有攻取者，否則守營者獨居荒野而問津無人，當復有何趣味？況成敗乃兵家之常事，戰勝者不驕，而敗者勿自餒也。此次三級一班露營，三級二班偷營之後，又復誇大其詞，其用意原在引起偷營之興趣，言詞雖未盡屬實，而對三級一班同學，實未存絲毫侮慢之意，況我三級一、二兩班原屬兄弟之國，今乃互為假想之敵，聊作鬩牆之戲，熟長熟短，何足道哉！而今而後，仍當親愛精誠之精神，共相扶持，互為砥礪，有敢侮我者，共先外禦之。”

        李廣田老師寫此稿時三十三歲，我時年十七年。如今八十五歲，重讀並抄錄老師此稿，反躬自問，深感當時老師用心良苦，措詞婉轉，“誇大其詞”，“未盡屬實”，“未存絲毫侮慢之意”，像是孩子犯了過錯後得到父母的原諒，又得到撫慰，心境慚愧又自責，牢記老師的諄諄教導，樸實做人。

        一九三九年暑假前，教育部派了位叫孔敬庵的督學到六中四分校查思想，來做“思想之糾正”，怎麽糾正不得而知，只聽到李廣田老師在課堂上說：“他是來裝貓變狗的”。暑假後，又派了一位督學由校本部校長陪同來四分校視察，召開老師座談會，指責李廣田老師在課堂上不按照教育部規定的教材講課而專門教授高爾基和魯迅的作品，等等。召集幾名初三學生談話，問一位學生：“你信仰資本主義還是信仰共產主義？”“我信仰三民主義”。“為什麼信仰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這位思想進步的初三同學巧妙地套用了國民黨官方的宣傳口號，使這位視察員緘口。

        教育部先後兩次派員視察之後，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調六中四分校孫校長到重慶，以“縱容左翼師生”為藉口扣留，要他接受檢查。經四分校師生向教育部嚴正抗議，十一月底孫校長平安返校，全校師生開了個盛大慶祝會，特定名為“孫校長受訓畢業返校歡迎大會”，孫校長在大會上講述了他在重慶遭受到那些無理由的控告和莫須有的指責，“左傾”、“赤化”帽子一大堆。我們聽了，感到無比憤慨。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北鄖陽時，就聽說那未一股守舊勢力，用“左傾”、“赤化”等流言蜚語攻擊和誣詆濟南一中的師生。腐敗無能又想保住既得到利益的各層官員們看來，自由民主就等同“左傾”、“赤化”，像幽靈一樣地使他們感到恐怖。

        一九四Ｏ年初，教育部撤銷了孫校長的職務，由教英語的丁老師當校長，他是位死抓住學生課業不放手的老師。跟他學英語，只有死記硬背，勤讀勤寫，不然，在課堂上只有挨訓挨罰站的份，我就挨過一次，一個詞的音節念錯了，“你站在那裏吧！”一直站到下課為止。 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同學是受閆子桂老師思想影嚮的，同學們中很多人都知道。在課堂上，他們和同學們一樣地聽閆老師講解社會科學理論知識，在課堂外，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從閆老師那裏得到更多的思想指導。他們成立“真理讀書會”作為外圍組織，在初二、初三和初中畢業後升入綿陽六中校本部讀高中的各班級中都有會員，共約五十多人，兩地都出壁報，羅江是《思潮》，綿陽是《黑白》。

　　一九三九年底，四分校學生有了共產黨小組，當時，我不知道是方敬老師發展的，只知道與我同年級的劉守身，低我一年級的張繼乾，石仁厚三位共產黨同學活動很積極，他們在初一和本地四川學生班中成立“野火讀書會”作為外圍組織。初二和初三的劉公寬、李存業、藺善達、楊鎮畿、薑渭微等受共產黨同學的影響，成立了“十月社”，出壁報《十月》。

　　受托派同學及共產黨同學活動的影響，一九三九年底我認真地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幾本馬列的著作，為的是弄明白共產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讀之前，我曾以為馬列理論書一定是深奧難懂，讀之後，才知道馬列的書不難理解。讀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書，明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非正義性，資本制度把人異化成了為資本增殖利潤的動物。在那戰爭的年代，容易接受他們的學說，相信只有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社會主義才能根除戰爭。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都獲得全面發展。我信仰了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學說。

　　一九四Ｏ年初，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常到我住的寢室來，找李玉才、成德茂、李芸生、信法鈞等談話，他知道我們“平平”球隊的幾個人恩想進步，傾向共產黨。我們幾個人對他也表示好感。有一次，他送來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說：“這本書很重要，很全面，它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讀了這本書，才能懂得什麼是列寧主義。”他說：“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確的，在蘇聯不是都實現了嗎。托派們讀馬克思列寧的書，他們懂個屁！他們只會反馬列、反蘇反共、他們就想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這本書一定要好好的讀一讀。”等成德茂、李芸生幾個人都讀過之後，我讀了劉守身介紹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又讀了他拿來的一本康生寫的小冊子《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閆老師和托派同學會是匪徒，我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麼把陳獨秀說成是漢奸。我很想知道汑洛茨基派是怎麼回事。

　　一九四Ｏ年暑假前，我在羅江縣民眾教育館的圖書館隨便查看圖書卡片時，無意間發現有《托洛茨基自傳》，我借了出來。信法鈞、李芸生知道了，責備我，“怎麼看這種書，不要看！”語氣是認真的。“不看怎麼知道他的不對呢”，我講的也是實在話。

　　與我同年級不同班的杜文林知道我讀《托洛茨基自傳》是想瞭解托洛茨基是不是反馬列，他主動把托洛茨基著作介紹給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讀書會”的會員。他性格內向，待人態度和善誠懇。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個人辦了一份壁報，不貼在校內，而是貼在街頭的牆上，向民眾宣傳抗日救亡。他勤奮認真，星期日，他一個人自寫自編自畫，忙一個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堅持了很長時期。

　　一九四Ｏ年暑假前後的兩個多月裏，我讀了托洛茨基的《兒子、朋友、戰士》，《中國革命問題》，《不斷革命論》，《十月的教訓》，《蘇聯現狀與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等幾本書。杜文林還給我看了抄在練習簿上的幾篇文章：《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蘇芬戰爭》，《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等，都是閆子桂老師的筆跡。

　　讀了托洛茨基的書和文章後，知道了一個過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裏講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叛離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敗壞了列寧的蘇維埃民主制，背叛了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使命，使第三國際名存實亡，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脫變出斯大林官僚獨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說服力的。讀了托洛茨基的書，瞭解了他是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界定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而反對斯大林特權體制。斯大林體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敗壞社會主義信譽，而有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

　　讀托洛茨基書的同時，我讀了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他寫的《剛果旅行記》，我早已讀過了，他記述了在殖民主義者的野蠻掠奪和殘酷剝削下，剛果人民的悲慘災難生活。紀德同情受壓迫的窮苦人民，認識了現代社會制度而痛恨資本主義，痛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因而轉向了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對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樣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懷有崇敬心情，一九三六年他應邀參加高爾基葬禮的機會，到蘇聯旅遊參觀訪問，到處都受到熱情周到的接待。他親眼看到和感受到的蘇聯現實，與親蘇人士宣傳和吹捧的蘇聯，完全是兩樣的。回國後，他寫了《從蘇聯歸來》，如實地記述了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沒有盲目地歌頌和唱贊美的詩，使親蘇人士感到失望，他們原來打算借用紀德的名人效應，撈點宣傳蘇聯的本錢。紀德又寫了《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回答親蘇人士對他的指責。紀德明確地告訴人們，斯大林的蘇聯沒有實現列寧的社會主義，他看到舊世界的特權在蘇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還魂。因之，紀德遭受到法共和親蘇人士的陰險毀謗。我相信紀德是正真的人，他對蘇聯社會實況的考察和描述，證實了托洛茨基對蘇聯現狀的分析和判斷。

　　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一九四Ｏ年暑假後，我同“平平”球隊的李芸生、成德茂、信法鈞等分了手。他們堅信《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相信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的馬列主義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他們相信蘇聯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他們跟共產黨走，為實現蘇聯那種社會制度而奮鬥。僅僅一年前的一九三九年，我還是懵懵懂懂地和他們一樣地相信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把斯大林同十月革命聯系起來敬仰和崇拜，只因我讀了托洛茨基的書，我的思想認識起了變化，我信仰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原理，信仰托洛茨基的觀點而成了托派思想的人。

　　當時的思想進步同學，都是在那艱苦的戰爭年代把謀求個人的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而睜開了眼睛的青少年。國民黨屢遭軍事失敗，政治黑暗，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通貨膨脹，米價飛漲，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我們思想早熟，對現實不滿，為追求真理，為實現信仰而選擇了各自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回到敵偽佔領的山東家鄉去打遊擊，有的到重慶進入工厰，當工人，在那裏經受鍛煉，投身工人運動，求索中國革命的新路。

　　一九三九年冬，托派真理讀書會的孟憲章、楊壽元、曹慶華、孫鴻智等十多名同學離開學校去重慶時，我還不是托派，是事後知道他們去進工厰當工人。孫鴻智因吃不消苦一個人又回到學校讀書。

　　一九四O年暑假，六中校本部三青團放火燒房，嫁禍於人，迫害進步師生，又有第二批托派真理讀書會員離校去重慶，他們有範文華、蘇學常、康至泉、劉志超、陳汝霖、任玉璽等十多位同學，大都進工厰當工人。他們離校時，我正在讀托洛茨基的書，對托洛茨基派的活動，稍有所瞭解，他們棄學走向社會的實踐活動，對我的思想影響不小。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羅江有捕人的傳聞，三位共產黨同學劉守身、張繼乾、石仁厚迅速撤離學校，受他們影響的劉化生被逮捕。藺善達、肖力山、信法鈞、成德茂、李芸生、楊鎮畿、呂登州、朱靜英等十五名思想進步學生被迫離開四分校。三月，從一分校調來三十多名三青團學生，四分校建立了三青團區隊。教育部派來一位年輕的女音樂老師指導三青團活動。這位女音樂老師不教唱抗戰歌曲，專門教唱些迎合青少年萌動心情的情歌民歌，例如：“千盡流水／萬裡長江／煙波一片茫茫／離情別意隨波流去／不知流到何方”。自從這位女音樂老師來校後，只要有人高吭：“………呵，姑娘／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邊的寒星／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你是………”，《夜豐歌聲》立即變成多人的大合唱。自從這位女音樂教師來校後，抗戰歌曲不時尚了，彷彿這位女老師的音域承受不住那雄壯，悲憤的《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國歌），承受不了那粗狂勇猛的《大刀進行曲》。以後我在六中讀高中部時，一位男音樂老師也是教育部派來的，他也不教唱抗戰歌曲，教唱些修身養性的歌曲，例如：“坐臥廣廈中／不愁炎熱風／行立大樹下／不怕烈日烘／廣廈大樹蔭蔽吾／吾心感謝伊／如何感謝伊／立志圖奮起”。盡教唱些忘卻戰爭，好像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歌曲。陳翔鶴老師曾說過，成都的中學裏，國文課念文言文不教白話文，音樂課不唱抗戰歌曲。

　　一九四一年五月，國民黨羅江縣黨部派軍警包圍了四分校，逮捕了韓梅村、田裕恒、張潔民、南成美、張鍚縉、隋超、劉宏讓、王守先、胥正華、張宗武等二十多名進步學生，關押了四個多月，杳無證據，由四分校新校長丁用賓老師做保獲釋後，大都離開了學校，多數人去了北方。他們中的幾個人欲去延安，行經寶雞時被扣留，關在當地警察局看守所裏，他們自稱是打算回山東老家的學生，寶雞方面曾有公函寄到學校求證，我聽教地理課的萬禹疏老師講，他建議學校出公函保他們出來。這幾名學生中的劉宏讓是萬老師在山東時的學生，“七七事變”後投筆從戎，他所在的部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南京潰敗後，他在浦口隻身扶著一塊木板渡過長江，他輾轉到徐州，打聽到山東流亡學校的去向，他又追趕到河南找到了他原來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到了四川分配到四分校讀書。他平時總是少言寡語，有時他講起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事，他總說：“當局沒有抗戰決心，一會說與城共存亡，一會又說保存實力，撤退，能不潰敗！”我不知道他讀過什麼進步書刊，我認為他同共產黨同學少來往，同托派同學也少來往。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同許多思想進步同學同時被逮捕，大概促使他思想激變，決定投奔共產黨去。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重慶托派組織──中共同盟四川地委會，逮捕了兩名主要領導人梁貽，王振華和在工厰裏做工，從事工人運動的六中學生楊壽元、曹慶華、張洪仁、杜文林、任玉壐、趙鳳田等十人，他們在六中四分校讀書時，都是真理讀書會員。

　　一九四二年二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為藉口，撤併了六中四分校。在校師生被并入六中二，三分校。

*      *      *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讀高一，在綿陽六中校本部讀高二和高三。高中畢業後，一九四四年初離開綿陽去重慶。

　　梓潼一分校，是國立六中的師範部，國民黨和三青團在學校裏有嚴密的控制力量。為了甄別和監控四分校和二、三分校的初中畢業生，特開設了高中部。訓育主任宋東甫是個國民黨黨棍，他嚴禁學生閱讀進步書刊物，不淮學生組織社團，班會和學生自治會也不許成立。他明查暗訪被認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還佈置三青團學生採取盯人戰術。他對學生訓話時，除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外，他講不出什麼貨色。在訓話中一旦提到蔣介石的官銜（“委員長”或“總裁”）時，規定學生們都要肅立立正。再次提到，學生們要再次肅立立正。他的訓話就成了領袖崇拜馴猴戲。

　　認為有問題的學生，被叫到他的辦公室，輕則警告，重則離校，否則有被拘捕的危險。一九四一年暑假前後，一些在初中讀書時與共產黨劉守身、張繼乾有交往的同學悄聲地離開了學校，其中有與我很友好的張同祥，走前，他告訴我，他被宋東甫叫去，受到了警告。

　　托派真理讀書會的李麗亭、隗寬、王學誠、單松岑、王香臣、張洪仁、杜文林、蔣復學等十名學生被迫離開了學校，他們大都去重慶進入工廠當工人。留在學校裏的真理讀書會員有王元勛、曹玉林、李安民、姜桂林、習長堯、劉錫佑、王春祿等十人，表面上我們停止了相互間的交往。為了保護我們手頭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書，主要是馬恩列托的書，我們把一部份藏在肺病隔離療養室的病床下，王元勛害肺病，住在那裏療養。另一部分，由曹玉林和李安民設法攜帶到城外，用桐油紙包好，藏在山廟的神座下，埋在古墳的磚縫裏，塞進南山塔的牆裏，為此，損壞和丟失了一部分。

　　在梓潼被甄別，整訓了一年，一九四二年初，教育部把一分校從國立六中獨立出去，成立國立梓潼師範，為川北地區培養師資，高中部的學生歸拼到綿陽六中校本部。一聽說這個消息，我們的心情像獲釋的囚犯，不等學校正式宣佈，我們就立即打好背包，迅速離開梓潼，徒步直奔綿陽，兩地相距一百一十華里。蔡校長立在校門口，看著我們毫無留戀之情的離校而去，一副無可奈何的苦笑樣子。我走過他面前時，還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知道對他說什麼好。在山東時，他是濟南第一師範校長，我父親在他那裏教書還曾兼任過教務主任。我就在他們師範學校的附屬實驗小學讀書，小學老師都是他們學校的畢業生。蔡校長是我小學老師的老師，又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向他鞠躬告別，出自敬仰之情。我們對梓潼一分校沒有好感，主要是對訓育主任宋東甫沒有好感，國民黨黨化教育的一個官僚。還有一個原因，我們不相信教簡易師範的老師能教高中，而綿陽六中校本部是正規高中部，那裏聚集了山東時就有名望的高中老師，學生總是崇敬名校名師。

　　國立六中校本部的校址位於綿陽城外西北部，是利用一家停辦的針織厰房改建和擴建的，大部份是磚瓦平房，新建的房子都是土牆草屋頂。校園圍牆外是農田和為農田灌水的小溪。初春，學校就座落在金燦燦的油菜花的海洋中。校門朝北，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剛剛修建好的川陝公路在校門前經過，川陝公路聯結西北公路通到新疆，是抗日戰爭時期兩條國際通道之一，抗戰初期，蘇聯援助國民黨政府的軍用物資，經這條通道源源運來。另一條國際通道是一九三九年才建成通車的滇緬公路。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自顧不暇，無力援華，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的軍用物資，即從滇緬公路運進。

　　我們到綿陽後，校本部的葛校長即把我們召集起來，在訓話中講到：“………我是教育部派來的，你們要聽我的話，要好好念書就行，不好好念書，開除！………”我們都是流亡學生，都以學校為家，被開除，首先就是沒有了飯吃。抗日戰爭時期，在中日兩方的交戰區和敵佔區，有許多中學生流離失所，國民黨政府在它統治的西南地區，先後成立了二十三所國立中學收容這些學生，為抗戰建國培植人材。我早就聽說，這位葛校長在國民黨政府裏有後台，才撈到了國立六中校長一職。他治校的方針是校黨團一元化，他樣樣都要抓，樣樣抓而不緊。他知道禁止學生看進步書刊是難於辦到的，因此，他提出“要引導學生思想走上正規”，“要進行心理建設”，“要思想之糾正”，他的具體辦法是命令各課老師增加學生的課外作業和多舉行不定期的抽考。繁重的作業，天天備考，把學生的精力和時間捆牢。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慶的托派組織遭國民黨特務先後兩次破壞後，我們與重慶暫時失去了聯系，我們決定讀完高中考大學成了一股動力，我們做到了好好念書，上課時專心聽老師講課，勤記筆記，課後及時把作業做好，從容不迫應對抽考。星期日和暑假寒假，我仍有時間讀想讀的課外書刊。

　　我讀高二和高三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演變到了轉折點。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英對日宣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華戰爭消極地應戰四年之後，才跟在美英屁股後頭正式對日宣戰。把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拼入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控制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在歐洲，德軍打敗英法聯軍，法國投降，英軍撤出西歐大陸後，希特勒拋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德蘇戰爭爆發，斯大林祭起了反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蘇聯同英國簽訂了對德戰爭協定，一九四三年宣佈解散第三國際，與美英結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召開了佔勝德國、瓜分勢力範圍的德里蘭會議。

　　一九四二年初，重慶《大公報》發表了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未登完待續），立即遭到中共《新華日報》的毀謗，連在國共兩黨之間持中立姿態的《大公報》也受到了指責，因此沒有再發表未登完的續篇。五月陳獨秀病逝。他沒有看到蘇聯軍民取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之後，又續在南方戰場幾次大決戰中，全面擊潰德國侵犯軍，取得了衞國戰爭的勝利。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局改觀，戰後出現了美蘇兩個集團的冷戰對持局面，人類被推進了核戰毀滅的威脅中，是當時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

　　第三國際解散，重慶國民黨報紙上掀起了一陣反共喧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等等。在川陝公路上跑汽車的司機帶來消息：國民黨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局勢很緊張。

　　我們不知道上海托派對中日戰爭的性質和對蘇聯的性質的看法，有了意見分歧而發生了分裂。我們仍然按照列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的觀點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進步性質，按照托洛茨基關於蘇聯是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觀點理解蘇聯衛國戰爭的正義性質。列寧的書在重慶、桂林、成都等大城巿的《新華日報》門巿部或生活書店能買到，托洛茨基的書已無處可買，我們手頭的幾本經多人閱讀和藏放保管不善等原因，都已破損，曹玉林決定手抄一份出來。

　　在學校教室裏抄不方便，怕引起三青團他們的注意。沿公路走十多里路，路邊有一家供過客歇腳吃茶的小店鋪，每逢星期日，我陪他去那裏，他抄書，我做功課，同時留心公路上的動靜。我們陸續抄了好多個星期日，初去時老闆娘餵養的一群毛絨絨的雞雛在我腳邊跑來跑去，我還特意帶點吃的撒地上看它們爭食。曹玉林抄完《蘇聯現狀與前途》和《不斷革命論》兩書時，那群雞雛已經是羽毛齊全的童子雞，散養在屋後的竹林裏，看小公雞跟小公雞爭鬥很有趣。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們得到好消息，一九四一年重慶托派組織遭國民黨特務破壞，被捕的同學有部份人獲得釋放，並安排他們到指定的學校讀書。張洪仁去三台國立十八中，楊壽元去閬中國立四中，張聖時去江津國立九中，杜文林去沙坪壩中大附中。同時也知道經歷了那兩次破壞未被捕仍堅持下來的同學，又重新組建了重慶托派組織。

　　一九四三年底高中畢業後，我、曹玉林、習長堯、王春祿決定去重慶，姜桂林、楊承志、王元勛、劉鍚估去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