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原來在湖北務農，娶妻後移居上海做小販，賣湯丸，住在小沙渡的工人區。街上很多店鋪是回教徒開的，招牌上有“清真”的字樣。祖父在小沙渡工人區協助籌款創辦清真寺，牲口要經他宰殺，別人稱他為爸爸，意即教父。祖父生四子，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孩，也是五代唯一的女孩。

外祖父在農村給人家“磅牛”，拍拍牛身就能估量牛有多重，殺牛後切開來稱，很準確。外祖父重男輕女，有2子2女。大舅舅幫人以馬代步，是被馬踢死的。小舅舅務農。

我母親三歲時，外祖母死了，母親哭壞了眼睛，靠比她大七歲的姐姐照顧。外祖父後來娶了填房。母親想嫁給城裏人，把眼睛醫治好，嫁了比她大兩歲的我的父親，24歲時生我。父親嫖賭飲吹，染上性病。二叔在監獄做事，把麵包屑拿回家，母親懷著我時，只吃麵包屑，身體很差。祖母是出名的刻薄惡婆，經常打四個兒媳婦，母親是她的同鄉，少點挨打挨駡。據說，祖母很凶，三個小夥子都打不過她。她打罵兒媳婦後，還不讓吃飯，兒媳婦之間會偷偷送飯。母親生倒睫毛，用夾子夾著眼皮，祖母打她的時候，偏打她眼睛。我出生後，幾個月打噎；祖母還好意思說，寶寶打噎，是因為在娘胎裏受了氣。

        我是五代唯一的女孩，出生的時候，小鵝蛋臉，很美，阿訇為我洗禮時，祝賀我祖父，說你添了個天使。

我六歲的時候，祖母提出要把我送到日本紗廠筒子間做細紗童工，母親不答應。當時，二叔是崇信紗廠的職員，在廠裏有點權力，所以祖母在工廠負責派廁紙；母親同另一人負責在打好包的紗包上蓋章，活輕，下午三、四點可以下班回家。如果我做紗廠的養成工，會有工資。

母親讓我報讀崇信紗廠的附屬崇信小學，讀到小四。我們家窮，有一個同班同學叫姚桂香，與我很要好，她和妹妹上學由家裏的私人黃包車接送，路經工人房區把我接上。我讀書時比較懵，小一的課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白布五匹六匹”，“燕子爾又來乎，舊巢破，不可居。燕子銜泥銜草，重造新巢”，我都琅琅上口，可是一本書讀下來，我還搞不清“人”字原來在第一頁。小三的時候開始讀英文，老師問“時鐘”怎麼說，我答不上，後來能答是“clock”，老師問怎麼拼寫，我不知道，老師給我板尺，自己打手板。有一次，我問母親拿一個銅板買英文練習本，母親不識字，要我唸英文給她聽，我大聲把26個英文字母唸了一遍，母親還以為我英文流利，給我銅板買練習本去。

        我讀書不大行，但是好奇心重，觀察力強。母親比較迷信，曾經請拖著駱駝的相士給我算命。我不迷信，自己一個人在街上觀察擺地攤的相士怎樣用雀鳥占卜，雀鳥會啄出客人的生肖紙片，很準確，但是我拆穿相士說，你不要指手畫腳，要讓雀鳥自己找。我對機器很感興趣。大概八歲的時候，有一次偷拿了叔叔的掛表，拆開來看為什麼能轉動，接著沒法拼好，趕快把零件扔到小巷對面的樓房裏，二房東知道，幸好沒告訴母親。十來歲在北方的時候，我又拆開了一個座台鐘，然後重新裝嵌，分針慢了15分鐘，我勉強把針撥過去，沒被人發現。

母親有很強的自尊，教導我要有骨氣，不貪婪，不依賴。我自小走路只往前走，目不斜視。也很執著，兩條小辮子不對稱，一定要重紮，否則不肯出門。母親管教很嚴厲，知道我不規矩會教訓我。沒有玩具，我用繩子綁著一塊銅板，走一步踢一下；母親上班後，我會把新鞋翻出來穿上，到母親幫我舊鞋換新鞋時，才發覺新鞋早已破爛。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吹氣進去會彈開發出嗚嗚聲的小玩意兒，我很想得到，從母親那兒偷了十個銅板，一股腦兒給了小販，換了小玩意兒，回家後，給母親按在床上狠打一頓。母親不苟言笑，也不讓小孩饒舌，我很少說話，儘管有時候會鬧出笑話，比如說，家人說不能吃普通的牛肉，要吃清真的牛肉，我就提議大家吃清真的豬肉。

        工廠有工屋，大部分被黑社會霸佔。所有工屋一律是樓下客廳、廚房，樓上居室，每個月付4元租金。二叔有一間工屋。父親常常不在家，母親和我租住一個後樓，把三塊床板放在兩條長凳上。在板牆上貼花紙，不久，花紙上都是吸血白蚤，在床板上淋火水、燙沸水，還是被咬。上樓樓梯的近出口位置放了一塊板當台用，上面放火水爐煮食，馬桶放床旁邊，行李塞在床下。整個工廠區有十多弄，名字很好聽，有大旭裏、梅芳裏，我們住在櫻華裏第七弄，路中間有自來水和電供應。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愛把小板凳放在屋子外面的大街，坐著乘涼。二叔住在櫻華裏第二弄，跟我家隔一個馬路；母親打我的時候，我就跑出去，我跑得快，母親追不到，祖母是我的護身符。二嬸生的嬰兒夭折了，讓我去吃她的奶。我小時候身體羸弱，到十六歲乘船從遼寧去上海，連小孩半票都不用買。

大概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在北方遼寧（奉天）東塔兵工廠冷作間做工，賭博贏了很多錢，租用了楊宇霆第五姨太的物業，把全家連祖父母、叔祖父母、三叔父子倆、母親和我，一起接到遼寧住。我讀完小四，到北方輟學幾年期間，父母親帶我在城裏購物，我買了毛線和十字本，父親工友的妻子教我編織毛線，我再對著本子學，給自己織了一條長毛線褲。接著，我在兵工廠小學繼續唸小四。

祖父閑著沒事幹，早上用拐杖點數外牆上的喇叭花，一天五次虔誠磕頭做禮拜。我只跟從祖父在家裏做過幾次禮拜。一方面，我痛恨母親和嬸嬸們在家裏地位卑微，挨打挨駡；另一方面，我不相信鬼神，所以我後來叛離回教。到我參加托派組織後，同志們作弄我，在飯裏放豬油，看不出來但我覺得有一股臭味。後來，少吃豬肉不是宗教原因，只是貧困。

        在遼寧的時候，我聽家裏人說，二叔功夫很厲害。祖父懂功夫，我父親頭額上有一個硬包，用頭額撞人，可以撞死人。父親不肖，祖父再沒有教他功夫，傳了給二叔，二叔收了兩百多徒弟；但在1927年出家後門準備回工廠的時候，被三個共產黨人圍著，他們打不過二叔，開槍殺死了他；工人恨他這個工頭。在東北的時候，我聽到父親跟工友聊天，是否吹牛就不得而知了，他說，他在上海跟人打架，打死了人，被通緝，逃到新疆，做過官，再到法國，因為非法入境，被抓到牢獄裏。牢獄的小房間有一個小窗對著街，他請一個路過的中國工人幫他弄到一把斧頭，打了洞逃獄，但被抓回去，關進同一個牢房，之前打洞補上的牆還沒乾透，他有點功夫，用手肘把洞打穿，成功逃脫。四叔是律師樓的師爺，吊兒郎當，有一子一女，但他另外租房子跟別的女人同居。叔祖母是傻婆，螃蟹生吃，回上海後生一子，有一次帶兒子看病拿了藥，把藥給兒子一次性全吞下，兒子死了。

        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生病，肚子很大，姨母在湖北漢口，母親帶我跟著她去治病，在仁濟醫院，同一天三個人做手術，另外兩個人都死了，幸好她沒死，從肚子裏拿出來的血肉瘤，有13磅重，可能是沒成胎兒的雙胞死嬰，應該是跟我父親的梅毒有關。之後母親再回遼寧。那時候，母親住在醫院，我很不懂事，不懂得擔心她，反而向她訴苦，說吃不慣姨母做的飯菜。如果母親當時死了，我真是不堪設想。

        我陪母親離開遼寧去湖北的時候，第一天出門，第二天父親就招妓進屋。我們回到家裏，看到被褥都換了新的。我被遺傳了父親的梅毒，第一胎墮胎，第二胎小產；懷第三胎時，在廣州，產前檢查驗出有梅毒，說200元包治好，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生活費，哪來200元？於是自己買了914藥，請同志幫忙打針。針藥要打進血管，不能打進肌肉。頭兩針沒事，第三針打不好，將914打進肌肉，晚上全身發腫，送去廣州的紅十字會方便醫院。生產是在伯多祿醫院，全身潰爛，生出來的男嬰，眉目清秀，像個女的。鄰床的孕婦生了女嬰，看上去卻像個男的。我當時病重，丈夫喂我一口一口吃飯，嬰兒卻一周後餓死了，丈夫把他拿到山邊挖一個洞埋了。

        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輸了錢，欠了賭債。一天，他帶著我出去找朋友，到一個地方，他讓我坐在客廳，他和別人在後頭談話。接著到另一個地方，最後到了一個妓院。父親在後樓說話，一個外號叫“老江湖”的工友在靠近樓梯口的床上抽大煙，跟我說，“你父親輸了很多錢，用什麼還賭債？”我忽然醒悟，立即輕輕地跑下樓梯，在馬路邊跳上一部人力車，請他拉快車，帶我去遼寧東塔二邊門；到弄口，看到母親還有其他人。母親在哭，因為父親威脅要殺她。過了一會兒，父親回來，大家都不說話。這是我險些給父親賣到青樓妓院的故事。

        我們一家在遼寧住了大概6年，父親欠債想辦法偷走，祖父等親戚也陸續離開。父親回上海租了一個店鋪，賣牛肉湯，然後委託工友安排我們母女倆坐船回上海。我十六歲回到上海，不再上學了，到紗廠做工。紗廠工資比較穩定，有津貼，有工人住房，但是空氣環境不好，而且工人忙著跟機器轉動，一點不能鬆懈，就像查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一樣的情景。我第一天上班是夜班，工頭不派活給我，早上離廠的時候，他向我提親。我第二天就不去上班了。我們在新大昌雜貨店租用了一個灶披間，後來我在這個灶披間的牆裏收藏違禁的托派組織刊物。隔壁住了一個織綢女工，跟一個老男人同居。雜貨店老闆姓賈，除了開雜貨店和在市中心開旅館，也放高利貸。他的母親和妻子同情我們，介紹我去學織綢。

        織綢廠剝削很嚴重。我到織綢廠學師，先送禮給兩個介紹人，頭一年全部幫師傅做，工資歸師傅。做滿一定量之後，學徒只能拿2成的工資，然後4成、6成、8成，等到幾年滿師，才能拿全工資。學師的廠多半是織錦，經是真絲，緯是人造絲。自己派到機器的時候，做的是計件工，織一碼算一碼。了機要換新經的時候，等一兩天完全沒有工資；機器出毛病斷了一梭絲，要一根一根地駁上；檢查織綢的人可能很苛刻，會做出處罰（他下班後也會經常在路上被工人打）；甚至工友之間嫉妒，故意下班交接時在機器上做手腳。所以，織綢工資好像高於紗廠，但平均下來，工資不如紗廠工人收入穩定。我當學徒時，有一次把手伸進機器的時候，一個工友開機，我的右手肘被夾著，去了醫院，放了很多藥紗進去，幸好沒夾斷，否則就殘廢了。為此，我停工幾個月，沒有分文工資收入。右手肘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學滿師後，做了幾年織綢工。工資僅夠勉強糊口。織綢廠的好處是空氣流通，一人一部機，可以坐著，下午累的時候，可以趴著休息一會。因為是件工制，晚飯後會回去做到10點。我對機器有興趣，師傅來維修機器的時候，我會在旁邊看著偷師，拿螺釘扳鉗（士巴拿）學著修理機器，也略懂修理電器電燈。

        我本來在滬東做工，不在美亞等大廠，而是在開利織綢廠。開利有二十多部機器，一排五部，有四、五排，全廠有幾十個工人，工廠規模不算小，有職員宿舍。1937年8.13事變，日軍打進上海，我和父母親被迫從滬東逃難到比較安全的滬西英法租界區，後來東搬西搬，還是回到開利織綢廠。我也曾經在工廠做大機，不做花機，織航空飛機用的太空傘，有2碼寬，用的是真絲，緯是濕的，織出來的航空布，不能有一絲跳線，要密密的不透水不透風。

        我們上海織綢女工，上班穿裁縫做的旗袍，前後長短不同，前面長及腳背，後面長及鞋跟，旗袍叉開到大腿，方便活動。我不喜歡花布，旗袍大都是素色的。做學徒時，有一個男工是國民黨黨員，對我說“三從四德，婦女道也”，我裝作沒聽見。經常有工友留字條向我表達愛意，我很嚴肅，不理睬他們。我身體不好，經常病，工頭介紹一位駐廠中醫師給我治病，他叫顧正洪，比我小兩歲。他到我家給我治病，看到我小學的中英文讀本，還有我做工後自己買來讀的《古文觀止》和詩詞書。他追求我，向我父親提親；父親說不能把我嫁給漢教。為了要與我結婚，他趕緊洗禮，改信回教，取得我家人的歡心。我和他訂了婚。訂婚時，他買糖果送給我們的親戚族人，還做了兩個大本的訂婚書，一人一本，每次來看我，他都會帶上他那本訂婚書，以表明我們的關係，免生誤會。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父母和姐姐弟弟，只聽說過他弟弟在背後批評他哥哥過分順我意。

一年多之後，我聽顧正洪說他父親是漢奸，我想，我不能做漢奸的兒媳婦，立即提出要解除婚約。為了躲避他，我不斷搬家，換工廠，持續了幾年。無論我搬到哪兒，他都能找到我，後來我知道父親是內奸，給他通風報訊。他以羊肉酒菜討好我父親，父親後來胃潰瘍，說不定與此有關，但他肯定不是有意害我父親。他又高又帥，皮膚白皙，善良、斯文、坦率，我覺得他是真心愛我，無奈他父親是漢奸。有一次，我父親把刀橫在我脖子上，要逼我和顧正洪結婚。我說，我死也不要跟漢奸的兒子結婚。父親將刀橫在我脖子上威脅我，我把頸脖伸直，讓他砍，嚇得母親向他下跪哭求，說，女兒給你殺了，你也沒有女婿了，他才作罷，放下手上的刀。父親後來因胃潰瘍去世，母親哭得很傷心，我一滴眼淚也沒流。父親去世後，母親安排了一個伯父與顧正洪中午來我家，伯父要他同意解除婚約，揮拳打他胸口，顧正洪即時答應。之後，母親把他送給我的一件我從沒穿過的名貴灰背旗袍（長袖旗袍的夾裏是灰鼠的黑背毛）退回給他。顧正洪家頗有社會地位，正式解除婚約時，報紙刊登了消息，標題是：“青年醫生顧正洪婚變，未婚妻毅然決然提出離婚。”

        1937年發生上海8.13事變時，我在滬東的開利織綢廠上班，已經是熟練工人了。8月13日那天早上，父親一大清早出去了。我睡在床上，日本轟炸機投下炸彈，把我床邊的窗玻璃震碎，碎片灑到我床上。我和母親立即跑到樓下躲在樓梯底。沒有父親的訊息，我們匆忙用兩張床單包裹細軟，一人背一個包，沒有從外白渡橋走，因為逃難的人擁擠堵塞在那。我們邊走邊看到轟炸機嗚嗚地飛過來，投下兩顆炸彈，像生下兩隻蛋一樣，接著是嘭嘭兩聲巨響。看到飛機時，我們找地方躲避，沒有飛機時，我們趕快走，邊走邊躲邊哭，從滬東經過浦東到海對面的滬西小沙渡工人區找同鄉，到達時，父親已經從外白渡橋來到這裏。滬西是英法租界區，又是日本紗廠區，日本軍不會轟炸這裏。不久之後，我找到工作。可是，後來為了避開顧正洪，我不斷搬家，重回滬東，回到開利織綢廠。

        1939年，我參加了托派組織。少數派以鄭超麟、王凡西、樓子春為首，主張對抗日採取失敗主義。多數派以彭述之為首，主張抗日。從此，中國托派分成兩個派別。固然，除非組織獨裁，否則有不同意見，就會分裂。我參加後不久，聽同志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給斯大林的特務謀殺了。

        我參加組織，是在開利織綢廠的時候。那時已經解除婚約。開利在楊樹浦，老闆是中國人，抗日時趁機發國難財。我和母親在亭子間住了一段時間。工人要排隊領米，要求不要工資，只要每天一頓午飯，老闆也不答應。當時米價是一元一斗米。在三八婦女節，上海的女工會自己放假，參加大規模遊行。我很積極，在大路上倒著走，在地上寫上標語：“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一個共產黨的男工調侃我：“這還不夠激烈啊！”工友美玲與我一起鬥爭，她的丈夫蔣某是托派，女兒已10歲。蔣某像知識份子，身穿巴黎長衫，帶流氓氣，是織綢廠支部的負責人，五人支部除了蔣某和我，還有織綢廠三個男工，兩人未婚，一人已婚。我討厭他們開會時爭風呷醋，搶著向我獻殷勤。我一本正經，不苟言笑。我參加組織後，自覺地、天真地搞罷工，常常單人匹馬，在工廠籌備罷工，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罷工時，要面對的有廠家的親戚，有走狗，有共產黨，也有托派。

蔣某對我有野心。我參加組織後沒多久，有一次發熱、腰疼，不能上班，臥病在床，美玲來看我，告訴我他丈夫的話，說我“年輕貌美，又勇敢，若有這樣的女子抱在懷裏，多麼窩心”，又說他丈夫說我在某時某地接受了資方金錢，出賣工人。我聽到後，不管生病臥床，立即起來跑到蔣家樓下，破口大駡他，說斯大林莫須有污蔑人，你和斯大林一樣，造謠中傷。蔣某從樓上扔東西下來欲打傷我，我還是大罵。然後我回到家裏對著母親，邊哭邊訴苦。

當時我們住在湯丸店後面的灶披間，時間已經很晚了。就在那時候，一個日本兵推門進來，手裏拿著槍，我看到很危險，一個箭步從他腋下鑽出去，在湯丸店裏裝作是老闆娘招呼客人。日本兵悻悻然離開，店東立即上了排門，樓上樓下全熄燈，前樓住戶讓我躲在前樓床上假裝前樓住客的孩子。沒多久，樓下有人大力敲門，我們不吭聲。一到天亮，母親和我立即逃到滬西，同時我也離開了組織。聽說蔣某後來死於中共獄中。

        我繼續在織綢廠搞罷工，組織對我觀察了一段時期，認為我可信任，又把我找回去。我下班後，會聯絡較為要好的工人談話。我認識了羅子玲，她哥哥是小織綢廠經理，我影響了羅子玲參加組織，甚至在他哥哥的織綢廠和她一起搞罷工。我做過很多織綢廠，有時候是長夜班，一周上日班，一周上夜班，每班12小時。當我在滬西做一個有幾十個工人的大廠時，我寫信代表工人，要資方改善待遇，接著罷工；幾天後，我懷疑被中國共產黨出賣，我和羅子玲及幾名工友被資方抓進巡捕房。我的30歲生日，在牢獄中度過。我記得四叔送來一碗紅燜羊肉面，慶祝我生日。

        有一個叫阿楊的女同志，年紀較輕，廣東人，戴眼鏡，學生出身，香港的體育健將，從香港來上海，沉默寡言，比較呆板。我們感情很好，她很疼我，常帶我遊玩。我在織綢廠上班時，她跟我在新大昌雜貨店的灶披間一起住，母親煮了飯，她把飯菜送來工廠給我吃，路程挺遠的。我們入獄後，她認為其他同志不關心我們被捕，儘管王國龍勸她不要探監，她堅持要來送飯，結果也被捕。被問訊的時候，警察騙她別人都說了，她太天真，沒經驗，供出了其他同志的名字和住處。她被送進我們的囚室時，只說“我不說你們都說了！”我很氣憤，拉她咬她的鼻子，罵她出賣了同志。鼻子滑，我咬不住。她很快就被釋放了。同志說出獄後，阿楊瘋了，有人看到她一絲不掛拾街上的食物，喝溝渠裏的水。

        獄中，五個人一個牢房，除了我和阿楊外，還有同志羅麗萍，同情者尹靜文；先我們入獄的，還有一個吸毒的女犯，毒癮發作的時候大叫大喊。牢房約10平方米，沒有床，沒有水，只有一個坐廁。我接廁所的水來洗臉，沒有換洗的衣服。食物是一股臭味的玉米連渣攪在一起，和一條不鹹的雪裏紅鹹菜。開始我們都不吃，後來餓了，警察把麵包扔進來，把我們當作是狗，我們也沒法，只能撿來吃了。

        這次同時被捕的有三個男同志高擎宇、李永爵、劉康，在隔壁的囚房裏。在日本憲兵的指揮下，李、劉飽受酷刑逼供，要供出彭述之等同志的地址，但是他們堅持不說，連施行酷刑的中國警察也稱他們為硬漢子。高擎宇是老師，很斯文，警察沒對他逼供。

        警察也沒有向我問口供，有一個警察還逗我玩，把兩隻手放在頭角上，讓我猜他姓什麼，我說“楊”，他說嘻嘻猜對了。獄中度過多久我也不清楚，大概幾個月吧。獄中有一個高級日本軍官喜歡我，出獄時他要約見我，我故意打扮得很醜，不搭理他，他也作罷。有工友為我可惜，說丟了做官太太的大好機會。我不屑一顧。

        出獄後，由於我到處組織工人爭取權益的名聲太大了，沒有哪個織綢廠願意聘請我，我早上上班，中午吃飯回來，老闆已經不准我進廠了，半天的工資也拿不到。日本投降後，我還是怎樣都找不到工作。我不到十歲的時候，到姨父鄉下玩，學會打算盤，於是我在家自修珠算、會計。接著叔父介紹我到一間工廠做簿記，不久被老闆轉到虞爾雅清路的一品香旅館的中菜部，做正式會計。我要做兩本賬，真假各一，國民黨的官員來查賬，被查的是假賬，票據齊全，一點漏洞都沒有被查出。

        1948年，我在廣州患病時，在報紙上看到廣州稅務局招聘會計的廣告，我應聘被錄取，在稅務局做了幾個月會計。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是我認為自己沒有走錯路。在這自私自利的黑暗社會裏，我受盡折磨，委曲求全。我奮鬥一生的理想，是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國界之分，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勞動者是主人，人人平等自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剝削，沒有人禍，避開天災，最後進入共產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

我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