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格柏烏

共產國際與格柏烏

------5月24日的行刺企圖和墨西哥共產黨

托洛茨基著(1940年8月17日)

這篇文獻的目的，是司法方面的而非政治方面的。可是墨西哥這個所謂“共產主義”黨的成員的犯罪行為，卻是出於政治動機。 5月24日的行刺企圖，是一項具有政治性質的企圖。要是不把行刺企圖的政治底蘊袒露無遺，而只是作總括性的描述，那便無法理解引發這宗罪行的機制，更無法理解激勵行刺參與者的動機了。

這次行刺企圖是由斯大林最主要的統治工具格柏烏一手組織起來的，時至今天，公共輿論對於這點已經毫無疑問。克里姆林宮寡頭集團的屬性是極權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把國家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全部功能置於其下，把任何最細微的批評意見和獨立意見的表達一一粉碎。克里姆林宮政治學的極權主義性質並不是源出自斯大林個人的性格，而是源出自新的統治階層凌駕人民之上的位置。十月革命追求兩項緊密相關的任務：第一項是生產資料社會化，以及通過計劃經濟來提高國家的經濟水準；第二項是在上述基礎上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分野的社會，並從而建立一個沒有職業官僚的社會 --- 一個由社會全體成員整體來料理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一項任務的基本輪廓已經實現；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縱使在官僚主義的影響下仍然以其無可爭議的力量披現出來。在社會政體方面卻是另一回事。社會政體不是邁向社會主義，更反是愈離愈遠。出於歷史性的原因 --- 本文不宜處理這個課題--- 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了，新的特權階層把全部權力集中在其手中，恣意吞食愈來愈大宗的國民收入。這個階層發現自己處在深刻矛盾的位置之內：它在口頭上以共產主義之名冒起，但在行為上，它爭取的卻是本身的無限權力和排山倒海的物質特權。新貴族受到被欺騙的群眾的不信任，被憎恨所包圍，它無法承受其制度內最微不足道的裂口。新貴族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無法不把哪怕是一閃而滅的批評和反對也給絞殺掉。所以就有了令人窒息的暴政橫行，就有了普遍匍匐在“領袖”腳下的卑躬屈節和同樣普遍的虛情假意。從這同一個源頭便派生了作為極權統治工具的格柏烏的龐大無比的角色。

斯大林的專制主義不是由“神的賜給”，或“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來支撐；支撐它的是共產主義的平等思想。這麼一來，便剝奪了寡頭集團之運用任何說理和有可信性的論句來給它的獨裁統治作辯解的可能性。同樣地，寡頭集團也不能拿政權的“過渡性”來自圓其說，因為問題不是在於為什麼仍未能夠徹底的實現平等，而是為什麼不平等在持續地增加。統治階層無法不系統地撒謊，把自己美化，披上假面具，並且每每把批評者和反對者行動動機的原因說得截然相反，顛倒過來。任何挺身而出，為保衛貧苦大眾而反對寡頭集團的人，便會被克里姆林宮立刻扣上帽子，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持者。這種一律化的謊言並不出於偶然：它從這個階層的客觀位置派生出來；這個階層既誓言要搞革命又是反動的化身。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裏，新生的特權階級用虛假的革命辭藻保護自己，以圖對抗左派的批評。在法國大革命時，特爾米多分子和波拿巴主義者向所有真正的革命者 --- 雅各賓派 --- 窮追猛打，把他們譴責為“保皇派”和英國皮特反動政府的間諜。斯大林並無發明任何新鮮事物，他不過是把捏造政治冤案的制度推至極致而已。在蘇維埃社會篡奪權力的官僚層從它的位置中頑強地源源不絕的發放出各種謊言，誹謗，迫害，誣告和各種司法喜劇。人們除非明白這一點，否則便不可能理解在蘇聯內部的政治，亦無從理解格柏烏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

列寧在遺囑裏（1923年1月）提議撤去斯大林作為黨總書記的職務，列寧給出的理由是斯大林其人粗暴，不守誠信，並且有濫用權力的傾向。在此之前的兩年前，列寧已經提出警告說：“這個廚子將只會調製辛辣尖刻的菜色。”黨內沒有一個人喜歡斯大林或尊敬斯大林。不過，當官僚層開始尖銳地感到來自人民的威脅的危險性，它所要求的正好就是一個粗魯和不守誠信的領袖，這個領袖隨時準備為了官僚層的利益而濫用權力。因此，一個調製辛辣尖刻菜色的廚子，便如此這般的成為了極權主義官僚層的領袖。

莫斯科的寡頭集團之對我切齒痛恨，是由它根深蒂固地深信我“背叛”了它而引起的。這樣的一種指責自有其歷史性的含義。蘇維埃的官僚層不是一下子便把斯大林擢升到領導層，並且也不是沒有過躊躇不決的。直到1924年前，即使在較闊大的黨圈子裏，斯大林仍然是不為人所知悉的，這更遑論是在人民之間了；而且正如前面說的，斯大林就是在官僚的行列裏也是不負人望，不受歡迎的。新生的統治層曾經希望我擔起保衛其特權責任。在這個方向上曾經做過不少功夫。只當官僚層終於確信了我是無意保衛它的利益以反對貧苦大眾，而且更是相反之保衛貧苦大眾的利益而反對新生的貴族，官僚層才徹底轉向了斯大林，並且宣佈我是“叛徒” 。特權階級口中的這個稱號遂構成我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證據。在過去12年裏，所有那些建立起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十月革命，創立了蘇維埃國家和創立了紅軍，領導了內戰的革命者們，他們中的9成人全都被作為“叛徒”而給一一消滅掉，這不是出於偶然的。另一方面，在這同一段時期裏，斯大林主義的機器把在革命年代裏對抗街壘的壓倒性的大多數人納進其內。

在那個時期，共產國際蒙受到同樣的墮落過程。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當革命從一個險境大踏步到另一個險境，當全部的精力都被內戰及附隨而來的饑荒和時疫所吸去，各國最大無畏最無私的革命者紛紛加入到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這批在艱難歲月中用行動來證明其對十月革命忠心耿耿的整個第一代革命者們，如今蕩然無存。克里姆林宮這一幫極權主義的夥徒，他們通過沒完沒了的開除手法，經濟壓力，直接賄賂，清算和死刑而把共產國際徹底的變成了順從的工具。現行的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領導層，都是由那些沒有參加十月革命的人所組成；那些人參加的是那個洋洋自得的，作為高官厚祿源頭的寡頭集團。

現在那些“共產主義”官僚的類型，壓倒性都是政治野心家，從而就是與革命者背道而馳的另一極。那些政治野心家的理想，就是在他們本國之內得到與克里姆林宮寡頭集團在蘇聯之內所得到的同樣地位。這些人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卻是極權統治的追求者。他們夢想在那個蘇維埃官僚層及其下的格柏烏的扶助下獲得成功。他們懷著欽佩和羡慕的看待紅軍侵略波蘭、芬蘭、波羅的海諸國和比薩拉比亞，因為這些侵略，立即造成權力的轉移，使權力移交給地方上那些追求極權統治的斯大林主義者。

這些共產國際支部的領袖們缺乏獨立的身份，獨立的見解，獨立的影響力，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本身的地位和名譽與克里姆林宮的地位和名譽聯成一道，同起同落。在物質的意義上來說，他們依靠格柏烏的供食；這點稍後在本文加以陳示。因此，他們為掙扎求存，狂熱地守護克里姆林宮以反對任何反對派。對於來自所謂的托洛茨基派的批評，他們無法不意會到那些批評的正確性，從而亦無法不意會到那些批評的威脅性。而這只會令他們加倍地憎恨我和我的同道人。這些共產黨的領袖們就一如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的主子，他們對第四國際的真實見解無法作出批評回應。因此便唯有訴諸捏造和冤案，這些捏造和冤案源源不絕的從莫斯科輸送出來。因此，墨西哥斯大林主義者的行為之與“民族性”完全無尤：他們只不過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格柏烏的指令轉譯成西班牙語。

斯大林幫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後企圖在外地把我殺害，這在沒有創見的人看來，或許是無法理解的。要是像對待其他許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殺害，那不是更簡單嗎？

這就是解釋：在1928年把我驅逐出黨及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那個時候，莫說是槍殺，而是連談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與之一起共同經歷了10月革命和內戰的那一輩人仍然還健在。政治局感到四面楚歌。我從中亞細亞能夠與反對派維持直接的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在經過一年來的舉棋不定之後決定，把我流放到外國去是最少遺害的辦法。按他的推想：從莫斯科隔離出來的托洛茨基，被剝奪了機關和物質資源之後，將完全無權無勢，辦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還算盡心機，估計他把我在全國的眼裏成功地抹黑之後，他可以毫無困難的從友國土耳其手中把我討回來，以便在莫斯科給我來個總算帳。可是事態表明，不擁有任何機關和物質資源，也完全有可能參與政治的生活。我在年輕友人們的幫助下，給第四國際奠定基礎，它正在穩步向前，步履雖慢但卻堅忍不拔。 1936-1937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是為了把我從挪威遞解回國而開出來的一台戲；那就是說，是為了把我交到格柏烏的秘密員警之手而設的。但這事沒有成功。我抵達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說，斯大林有好幾次承認，把我流放外國是一項“重大的錯誤”。除了訴諸恐怖行動，無法糾正這宗錯誤。

格柏烏近年來消滅了我數以百計的友人，其中包括我在蘇聯的家人。在西班牙，他們殺害了我的前秘書愛爾文·吳爾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道；在巴黎，他們殺害了我的兒子里昂·西道夫 --- 斯大林的職員殺手把他追蹤了兩年。在[瑞士]洛桑，格柏烏殺害了伊尼亞斯·賴斯 ---賴斯脫離了格柏烏而加入了第四國際。在巴黎，斯大林的間諜殺了我又一個前秘書魯道夫·克萊門特 --- 他的屍體在塞納河被發現，其中頭，手，腳全被斫掉。這張受害者名單還可以無窮無盡的算數下去。

在墨西哥，有過一次暗殺我的明顯企圖：有個人拿著一張偽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紹信來到我家，這宗事件令我們的友人警覺到，有必要採取更為嚴密的保安措施：設立日夜輪班的守衛，設置警報系統等等。

格柏烏積極參與西班牙事件，並且進行實實在在的謀殺；自此以後，我收到主要是來自紐約和巴黎的友人的許多信件，都是關於從法國和美國派到墨西哥的格柏烏的特務，我適時地把部分這些先生們的名字和照片轉交給墨西哥的員警去了。在[第二次] 大戰爆發後，由於我對克里姆林宮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絕不妥協的鬥爭，局面是更加惡化了。我在世界報章上發表的宣言和文章 --- 關於分裂波蘭，入侵芬蘭，被斯大林斫去盲腸的紅軍之脆弱等等問題 --- 在世界上所有國家數以千百萬計的給重印。蘇聯的內部不滿與時俱增。在上一次大戰開始時的第三屆國際比起今天的第四國際，是無可比較地薄弱得多。

在1939年8月25日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行將破裂之前，法國大使古龍德向外交部長G·邦內特彙報他在下午5:30向希特勒進行的一次戲劇性的訪談：

“要是我真的認為” --- 觀察所見 --- “我們將會勝出，我也同樣的恐怕，到了戰爭結束之時只會有一個真正的勝利者：托洛茨基先生。”總理打斷了我的話，吼叫道：“那麼你為什麼讓波蘭自由放任？”（《1938-39年外交檔》，頁260，檔編號242）

就在戰爭之前夕的關鍵時刻，兩個帝國主義勢力的兩名權勢代表人物，一名是民主國家的，一名是法西斯主義的，互相以一個革命者的名字威嚇對方；而這名革命者，格柏烏多年來徒勞地試圖把他塗黑為“帝國主義的間諜”。我尚可以引述其他同類的事例哩。但實在毋須多費筆墨。希特勒和古龍德無論如何皆是比大衛·西凱羅斯和倫巴度·托尼丹諾更要認真許多的專才政治家了吧。

斯大林作為從前的革命家，他明白到，戰爭的進程或許會於第四國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推動，而且會在蘇聯的內部發展。因此，斯大林給他的特務發出指令，盡可能快些把托洛茨基幹掉。

因此，從眾所周知的事實和總體的政治考慮可見，俱無可置疑的展示出，組織5月24日的暗殺企圖只能來自於格柏烏。況且還有補充性的證據哩。

1. 在暗殺行動發生前數個星期，墨西哥報章上滿載有關於格柏烏特務群集到墨西哥的謠言。在這些報導裏，有許多內容都是子虛烏有，可是謠言的本旨正確的。

2. 襲擊技術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殺之所以失敗，就和每場戰爭皆有意外事故一樣：戰爭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襲擊在規模，計劃和效率方面所作的準備和執行，實在教人嘖嘖稱奇。恐怖主義者對房子的規劃和房子內部的活動情形瞭如指掌；他們配有員警制服，武器，電鋸，繩梯等。他們徹底成功地把駐守在房子外的員警捆縛，正確的使用開火的策略而把屋內的守衛癱瘓下來，他們深入行刺目標的房間，無傷無故的開火三至五分鐘，投擲燃燒彈，然後不留痕跡地離開襲擊現場。像這般俐落的行動，私人集團是辦不來的；遵循這樣的行動需有其傳統，培訓，巨大的資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樣可以精心挑選的劊子手。這就是格柏烏的工作。

3. 襲擊計劃本身的其中一環，是急不及待的把調查轉移到錯誤的軌道去：這是嚴格遵照格柏烏的整套的方法。襲擊者一邊把員警捆縛，一邊高呼：“阿爾馬桑萬歲！”這種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向著5個員警---其中有3個在睡覺 --- 惺惺作態的呼喚，旨在一石二鳥：一是為了轉移視線，以讓在未來的數天或哪怕只是數小時裏，不向格柏烏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務作調查；二是為了挫害總統競選人之一的追隨者。格柏烏--- 更準確地說，它的勵志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殺害一個反對者之餘，把可疑點嫁禍到另一個反對者的身上。

4. 襲擊者隨身帶來了幾個燃燒彈，其中兩個投擲到我們的孫子的房間。從而，有份參與其事的襲擊者所考慮到的，不僅是謀殺，而且還有縱火一項。他們縱火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的檔案庫毀滅。我的檔案庫，在反對莫斯科寡頭集團的鬥爭中，對我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因此，我的檔案庫的毀滅，惟有對斯大林才有利。在我的檔案庫的説明之下，我對莫斯科審判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瓏突現。單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烏蒙受重大風險之下，竊取了我位於巴黎的檔案庫的一部分。格柏烏在5月24日這次對檔案庫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燒彈，猶如是斯大林的到訪名片一般。

5. 格柏烏罪行頗富特色的一點，就是在秘密殺手和所謂“合法友人”之間的分工，格柏烏在一邊進行地下密謀，為襲擊作出準備，一邊就發動誹謗攻勢，旨在使襲擊對象名譽掃地。這種分工在行事之後照辦如舊：恐怖主義者躲藏起來，而他們在光天之下業務的代理人就試圖把員警的注意力引導向錯誤的路線。

6. 最後，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報章的反響：各類傾向的新聞報章，皆公開地或心照不宣地把這次襲擊當作是格柏烏一手包辦的事情來處理；惟有由克里姆林宮所津貼，俯首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報章，才會為相反的版本說項。這就是無可辯駁的政治證據啊！

7. 然而，說明這次行刺企圖是由格柏烏所組織的最重要和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行刺的所有同犯都是共產黨的成員或者其最親密的“友人們” ；還有，這批人中最重要的成員，俱是在格柏烏直接發施號令的那種西班牙軍隊部隊內（“第五軍團”和“國際縱隊” ）擔任指揮職務。

為什麼打從年初開始，我已經那麼肯定預料會有行刺的企圖？7月2日當我在法庭上回答辯護律師帕馮·弗洛雷斯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我特別指出墨西哥共產黨在今年3月舉行的大會，那次大會宣佈它的方向將邁向把“托洛茨基主義” 殲滅。為了把我的回答作進一步的澄清，我必須附加提供更多的說明事實。

為了讓行刺的圖謀在今年1月能夠開始作出實際的準備，同時也為了讓初步討論和詳細地切磋行刺方案有所需要的間隙時候，容或可以確定的說，行刺的“命令”最遲得在1939年11月或12月間下達到墨西哥去。

回溯《墨西哥之聲》報，可以看到，墨西哥黨領導層的危機，正是打自那個時期出現的。引發危機的衝力既來自於黨外，而危機本身亦是由自上而下的發展開來。1月28日刊載在《墨西哥之聲》的那篇被稱之為“討論材料”的特殊文件是誰人執筆，這點無人知悉；這篇檔對舊有的領導層（拉波爾特，坎帕等人）提出匿名指控，指稱領導層對待托洛茨基主義犯有“調和”之罪。廣大的公眾輿論當時對於事情的背後到底是什麼還是徹底地一無所知。可是對於有心的人及有興趣的觀察者而言，那是毫無疑問的正在磨刀霍霍地作出認真的準備，以對付抋托洛茨基主義或托洛茨基本人。

墨西哥共產黨的顛覆是和莫斯科的行刺命令緊密相關的，這在今天已經是不言而喻。最可能發生的事，大概是格柏烏碰到墨西哥共產黨某些領導人的反對，因為那些領導人已經慣于太平無事，並且甚至恐怕行刺會引起甚為不快的政治後果和員警插手的後果。或許這正是那些領導人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了。

一個匿名的“清算委員會”把墨西哥共產黨的領導人拉波爾特及由前次大會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一併撤職。誰能給清洗委員會注以這麼巨大的權力？而委員會本身又是從何處生出來的？這不會是自動自發產生出來的。這是由外而來，得到委以全權的人所委任的委員會。那些人顯然有各種理由必要隱姓埋名。

唯當在2月18日之時，當變動已經完成，剩來下的唯一的事情只在於把變動作出認可，才向公眾公佈新設的委員會的組成名單。這個委員會全部由墨西哥人組成，可是對於他們是由誰來委任這點，卻仍然沒有任何交待。待到3月21日召開墨西哥共產黨大會的時候，所有的問題已經有了決定，而留給大會代表的唯一事情，就是讓他們向那個新領導層效忠。這個新領導層產生，代表們既不在場，而且大多數的代表也不知道產生這個新領導層的背後目的是什麼。

由《墨西哥之聲》（1940年3月18日）對黨大會所作的報導所示，就有關“向托洛茨基主義和其他人民之敵作鬥爭”的問題，並非一如大會其他議程般公開地作討論，而卻是在一個特別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中進行。這項事實本身就是證據，證明新的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他們本身的黨的大會前掩藏他們的計劃。我不知道這個特別委員會是由誰來組成。但是誰人在幕後作出指導，則可以猜測出來。

大會選舉了 --- 毋寧說是被動地通過了一個“榮譽主席團”；這個“榮譽主席團”的成員是季米特洛夫，馬努伊爾斯基，庫西寧，撒爾曼，卡洛斯·孔特拉斯等人。這張名譽主席團名單刊載在奧尼西奧·恩西納寫的小冊子“帝國主義者滾蛋！”內（1940年，大眾版，第5頁）。其中季米特洛夫，馬努伊爾斯基和庫西寧是人在莫斯科，撒爾曼是人在柏林的監獄，而卡洛斯·孔特拉斯是人在墨西哥。把孔特拉斯納進名單去，並非出於偶然。孔特拉斯不論在那個方面都不入於那些所謂的國際“頭目” 的那一號人；把他納入名譽主席團去具有儀式性的特色。孔特雷拉斯首先是在西班牙內戰中獲得的惡貫滿盈的聲譽，他在西班牙內戰其時，是第五軍團的委員長和指揮，是格柏烏最兇殘的特工的一員。裏斯特，孔特拉斯和“鄉民”在共和派陣營內發起他們的內戰，把反對斯大林的無政府派，社會主義者，P.O.U.M.派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肉身消滅。這項事實，可以從報章的電訊和許多西班牙難民的證言中得到確證。所以，要是我們假設這位第五軍團的前委員長和大會 “榮譽主席團”的成員之一，就是今年初掀起領導層變動的重要搞手之一，該不會是過分魯莽的假設。尤其是，孔特拉斯在1929年之時已經在墨西哥共產黨進行過一次“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清算活動，所以更能說明上述假定的正確性。但既是這樣，哪為什麼要把他選進和行刺陰謀聯結起來的大會名譽主席團呢？

我在今年初在報章上注視墨西哥共產黨的事態那時所能看到的東西，完全沒有現在所看到的那麼清晰。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很明顯，在黨的影子戲的布幕之後是掩藏著實質人物的活動的這一點，對我來說已經明白不過。格柏烏人員是這一場表演的實質人物。此所以我預料會有行刺的企圖。

發展一個托洛茨基驅逐出墨西哥的“群眾”運動的這個原有計劃的草圖，蒙受徹底的失敗。格柏烏唯有訴諸恐怖行動。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便有必要作好公共輿論的準備。由於格柏烏不打算承認它是這次謀殺的贊助者，所以有必要把恐怖行動與墨西哥的內部政治鬥爭聯接起來。在更早的時候，《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已經企圖把我與塞迪奴將軍，阿馬婁將軍，巴斯孔塞略斯，阿特爾博士，以至更不消說還有那些石油大亨和戴斯委員會掛鉤在一起。現在，他們接到命令，要加倍朝著這個方向盡力。總統大選和預計在來臨中的尖銳衝突看來給這種努力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時機。行刺企圖的知識份子同犯企圖把我扯進阿馬桑將軍的陣營混為一談，而這在後來也無礙於他們把行刺的搞手歸咎到阿馬桑的追隨者去。這些人的活動是由斯大林早在希特勒將之化為公式之前所應用的格言作指引的：“謊言愈大，更可入信”。

為行刺而作的“道德”準備是和技術性的準備同步進行。在去年12月，推動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努力更趨激烈化已經明白可見。在12月24日該期的《墨西哥之聲》，有一篇名為“托洛茨基主義的作用”的文章，在該文中我們讀到：

“... 至於那個新教皇里昂三十世---聯想到卑鄙的猶大的那三十個銀幣---他執行了戴斯委員會編派於他的角色，... 里昂三十世站在帝國主義勢力那邊來干預拉丁美洲的事務，以宣佈‘沒收石油是共產主義者的工作’來完成他的工作，...”（作者：貢薩洛·貝爾特蘭）

那句“沒收石油是共產主義者的工作” 附有引號，彷彿就是從我的文章摘引出來似的，用以表示反對沒收石油公司。這不消說是個謊話。我在全世界的報章上所做的，是盡我所能的保衛墨西哥人民之作為本國自然資源的主人的權利。但這宗小事是不會打岔格柏烏的捏造者的。

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安特尼斯·加西亞·沙爾格度在黨3月大會上作的報告，其撒謊之能事打破了國際斯大林主義的所有紀錄。儘管這些謊話令人深惡痛絕，也且讓我舉敘述一斑吧：

“ ...卡德納斯政府違反所有工人組織的意見，容許了托洛茨基進境；托洛茨基得以在我國設立一個為所有反動勢力服務的國際間諜組織的指揮中心這個事實，僅僅是由於帝國主義者們本身有意思把我國變成一個供他們進行間諜活動和煽動活動的中心而才有可能。”

不管這些人有多麼的無知，他們不會不知道，沒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會容許我進入它們的國境；他們也不會不知道，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皆把我看作是頭號敵人；我的同道人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皆受到迫害，而墨西哥政府之所以對我客氣，正由於它並不是個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其政府對尋求庇護權持有嚴肅的態度。可是那些正為行刺而磨刀霍霍地作準備的捏造者們是不會為這些區區瑣事而卻步。沙爾格度先生繼續說：

“所以托洛茨基派的間諜經常與佛朗哥的軍隊合作，與敵人的軍事行動相配合，在忠心派的後衛隊裏進行叛亂和煽動。”

“為蒙特裏的老闆們所歡呼喝彩的托洛茨基這個人，他是按照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需要而調轉他的工作，他為石油公司之反對工人組織，反對政府而提供論句。”

“同志們：讓我們以此為鑒來加強我們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而且因為這夥間諜的頭目必須給逐出本國。”（見“把人民之敵逐出革命隊伍”）

這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黨大會上的一個領導人的報告！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把曾經一度正確的共產國際，改造成怎麼一個藏污納垢的水槽啊！一個革命家聚集的場所，由於自然而然的物以類聚和人為的選取，而逐漸被野心家、惡棍和職業誹謗之徒所佔據了。沙爾格度也屬於這麼的一個集團。就在1940年5月1日的《墨西哥之聲》，刊載了黨的一篇正式宣言，它要求受到員警追捕的西凱羅斯博士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這篇宣言向人民發出以下的聲明：

“把帝國主義代理人逐出墨西哥！必須把外來的間諜和煽動者逐出本國，其中首先要驅逐的是他們中最邪惡最危險的頭目托洛茨基…。”

在保衛西凱羅斯博士之同時，又要求同一個政府把托洛茨基迫害，所有這些在行刺前三個星期裏發生的事，倘若不是為行刺而作出的準備，哪會是什麼呢？

就在1940年5月19日，即行刺前的5天，我們在《墨西哥之聲》上找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苦心經營的狂熱症到痙攣陣發的程度：

“就如倫巴度·托尼丹諾同志在某個場合對他作的評定一樣，托洛茨基這個‘老叛徒’每次都能向我們顯示到，他是愈老愈卑怯，愈老愈尖酸刻薄。”（見《叛徒托洛茨基》）

“受反動派勢力收買的間諜，戴斯委員會在墨西哥的特務... 墨西哥的叛徒，帝國主義公司和戴斯委員會的特務，托洛茨基在這些陰謀中負上責任...”

“托洛茨基必須在國家當局跟前，對他的反無產階級，反墨西哥的行徑作答，必須停止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在最近，這個叛徒大概在夢想再一次重現迭戈·里維拉的房子裏由他的友人們來評判他的那些日子，他現在發出挑戰，要求設立一個法庭，對指他為戴斯委員會的特務的那些指控作出審議。而他本人曾經在公開聲明中招認過他與戴斯委員會的關係。”

“托洛茨基是為了從事攻擊墨西哥工人的惡毒活動而謀求開啟論壇，這是最清楚不過的。但人民不會給他這樣的論壇。”

“對於托洛茨基，在他必須被驅逐出境這個意義上，墨西哥工人已經宣佈他們的意見。”

這篇文章是由集體連署的，這全然不教人覺得出奇。連署人是：大衛·西凱羅斯，內斯托爾·桑切斯·埃爾南德斯，路易士·亞雷納爾，大衛·塞拉洛和馬里奧·帕馮弗洛雷斯。

“有關於托洛茨基，我們記得這個惡形惡相的叛徒剛剛向 《民眾報》和《未來報》發出挑戰，要求它們在72小時內對“第四國際”這個老不中用的小頭目提出指控 --- 也就是墨西哥和全世界的整個革命運動所提出的指控。這個老叛徒是多麼的狡滑啊！他深知肚明，在72小時之內，單是就他在蘇聯，中國和西班牙所犯的所有彌天大罪和惡行，在他與所有人民之敵的糾葛之種種，也不知從何說起才是。”

我們已經看到，在行刺發生前最末一期的《墨西哥之聲》，基本上是對托洛茨基窮追猛打，徹底捏造的專號。這樣的寫法，是準備放下筆桿，執起槍桿的人的寫法。《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是知道行刺在即的，是在為本黨和同情圈作出輿論的準備。

若說《墨西哥之聲》那些飽富風霜，精神正常的編輯相信他們筆下的那個我，這是一刻也不可能的。他們是根據從上而來的指令而冷酷地撒的謊。而且，他們在接收莫斯科的現成誹謗之外，更附上自己發明的一筆，指我的“參加”到塞迪努的叛亂，指我與戴斯委員會“聯線”反對墨西哥和插手墨西哥大選；這樣一來，便加倍地披露了他們的惡毒。撒謊者們以不願讓我有開設“論壇” 和“宣傳”的機會為藉口，拒絕就他們的指控提供證據。而當我把他們稱作為金錢而替斯大林工作的人，他們則威嚇說要用“毀壞名譽”之罪把我送進監獄去！

這就是斯大林主義的學校。它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犬儒主義，道德方面是厚顏無恥。這些人對於事實和文獻毫無尊重，從來不會清楚確鑿而有系統地闡釋他們作出的指控；他們所作的誹謗，具有着把污名化而廣之的特色。從無人膽敢對斯大林及其同僚表示相反意見的蘇聯，充斥着奴性，阿諛奉承和犬儒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直擴散到整個共產國際，其毒性直透工人運動的骨髓。

在企圖行刺發生後的數天裏，主謀者先生們躲在他們的巢穴裏按兵不動。他們恐怕他們的“軍事”同僚或會落入員警的手上。格柏烏的報刊初時所作的暗示是十分的謹慎小心。但是，每個新的一天給這些紳士先生們帶來更多的勇氣。他們通過若干管道而推廣流通那個愚蠢而又惡毒的 “自我襲擊”的版本。員警被那些道德上的同謀犯誤導方向。如所周知，直到五月底，仍然無法追蹤到罪犯的線索。斯大林派的圈子是愈來愈自鳴得意。到了6月1日，《墨西哥之聲》便已經把行刺稱為“這一場怪誕的鬧劇”了：

“由可憐的托洛茨基及其一夥聰明地進行的，最近在墨西哥發生的那些事件，其所包含的挑釁性質是欲蓋彌彰...”

“托洛茨基這個特工，把身體和靈魂都交給了國際資本主義；為之服務，甘心為它的利益而當工具。這一趟，他以在他所居住的宅第中作為被襲擊的對象為國際資本主義再作一次服務，他並不感到有何不妥。”

至於“資本主義”和托洛茨基本人為什麼需要有此神奇的事件，這份報章沒有給人解釋。“謊言愈大，入信愈易” --- 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如是說。

《墨西哥之聲》竭力的為共產黨確立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這點對於人類的腦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這份報章卻沒有就此停下來，而是同時也替格柏烏辯護：

“... 由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惹起的挑釁，尤其具有反蘇維埃的挑釁的特徵。”（1940年6月10日）

確鑿無疑！托洛茨基運用“自我襲擊”的手段，企圖損害格柏烏的純潔無瑕。

“我們收到西班牙共和國退役兵會社墨西哥分部的一些宣言，這些宣言作出聲明說，攻擊反革命者托洛茨基的‘行刺企圖’，是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反對墨西哥人民的庸俗技倆。”

擔當這個會社的墨西哥分部的主席者，不外乎是大衛·亞爾法羅·西凱羅斯！行刺的搞手對 “反動的庸俗技倆” 作出抗議。編輯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他們為了證明他們之不在罪案場，不得不表現出那個他們無法掙脫關係的格柏烏是與本案無涉的。而為了證明我是“自我襲擊”，他們感到有必要引述更高的權威D.A.西格羅斯。這一切的一切，都有著瘋人院的成份。目空一切和厚顏無恥距離瘋狂不過一線之隔。但就在這種瘋狂裏有著一種做法，這種做法與格柏烏的名字難分難解。

《墨西哥之聲》在介紹西凱羅斯不偏不倚的證言之餘，也自己寫上一筆：

“托洛茨基...是催生第五縱隊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五縱隊是支持墨西哥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美國佬的據點，是屠殺墨西哥人民的最頑劣的劊子手所雇用的人員。”

恐懼在此說出了瘋狗病者的語言。這些人為他們將要為5月24日的行刺企圖答辯而害怕。

對於這份卑劣的，在墨西哥員警和格柏烏之間掙扎打滾的斯大林派報章，實在不需要對它的每一期作出分析。在最為關鍵的幾周裏，《墨西哥之聲》的行為無可爭辯地表現出，打一開始，其督印人之對於行刺是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所編排一事，是完全的心知肚明。他們知道D·西凱羅斯在行刺行動中的作用。他們知道，羅伯特·哈特不是行刺的同犯，而卻是受害人。他們製造這個自我襲擊論，散佈攻擊哈特的流言蜚語，是為了格柏烏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結論是不言而喻的：要是格柏烏的正式喉舌報在墨西哥出版，則這份喉舌報為行刺所做的準備，及後來為行刺的線索的所作的掩飾，其表現出來的狂熱和無恥，亦無法超過《墨西哥之聲》的所作所為。

自從我抵達墨西哥的第一天（1937年1月）開始，員警便採取了保護我的特殊措施，以防各種行刺企圖。墨西哥當局無疑有著非如此不可的嚴重理由才採取這樣的措施。人們會想到，員警守衛我，並不是嚴防戴斯委員會，因為在1937年時，戴斯委員會尚不存在；而員警之所以守衛我，既不是為了嚴防 “阿爾馬桑的追隨者”，也不是為防“自我襲擊”。那麼，墨西哥員警在5月24日發生行刺當天之前的三年半裏，他們之所以把我守衛，到底是嚴防著誰呢？對於這個問題，只可能有一個合理的答案：是嚴防格柏烏。

然而，當行刺的確發生了，並且還呈露出使用的是斯大林的秘密員警所具有的全部特點，卻有某一類的墨西哥報章（《墨西哥之聲》及其傳聲筒《民眾報》和《未來報》），發動起一場造勢運動，旨在證明行刺事件與格柏烏毫無瓜葛。唯有格柏烏特務訓練有素的目空一切，才會煞有介事的把那麼荒唐的“自我襲擊”的想法，看成是真有其事。

我能從這般可怕，可厭而又危險的投機冒險行為中去達到什麼目的呢？時至今日，仍沒有人給以解釋。有種暗示謂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烏抹黑。但對於一個摧毀了整個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的人而言，他還有任何聲譽可言嗎？有人說，我想證明“第五縱隊”的存在。為什麼呢？況且，格柏烏的特務有足夠的行動傭金，無須有一個神秘的“第五縱隊”存在。有人說，我希望給唯一為我提供庇護的政府製造困難。那麼，我能有什麼動機，要給唯一為我提供了庇護的政府製造困難呢？有人說，我是想激發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戰爭。但這個解釋完全是一個胡說。要挑起這樣的戰爭，應該組織反對美國大使或石油巨頭們的活動，而不是反對帝國主義世界排斥和憎恨的布爾什維克革命。

當斯大林組織針對我的行刺企圖時，他的目標是明確的：清除第一號敵人。斯大林自己不必冒任何風險，他只要遠距離操縱。另一方面，安排“自我襲擊”，我就要自負其責，讓我自己的命運，我家人的命運，我的政治聲譽和我投身其中的運動的信譽，擔受風險。那麼，我會得到什麼呢？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放棄我畢生的事業，違反常識和違反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可能的，為了一個未知的目標，我做了決定，安排了一個“自我襲擊”，但還是有問題：我如何獲得20個執行人？給他們配備員警制服？武裝他們？向他們提供所有必要的東西？如此等等。換句話說，一個生活同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人，怎麼能策劃必須由一個強大機構來實施的活動？我承認，批評一個不值得批評的想法，我感到很尷尬。

刻下，共產黨的領導人正圍繞著西凱羅斯這個人大造手腳。這些動作的目的，是要把西凱羅斯犧牲，把我譭謗，謀求自保。可不過，正是這種滿腹機關的陰謀詭計，而會造成的結果，將會做出與格柏烏戰略家所預期的相反的證明。

這些技倆是由，大衛·塞拉諾先行開始的；塞拉諾是共產黨政治局的成員，所以是共產黨的官方領導人之一。6月19日的報章就他的聲明作出以下的報導：

“他表示，在可沃亞崗的事件發生後，共產黨立即作出調查，以便探尋發生了什麼事。從那個時候開始，調查便落向了A·西凱羅斯；這個人是不受控制的分子，被認為是瘋狂的。...從那時始他們便對西凱羅斯有所懷疑。與他一起被懷疑的，還有一個名叫布朗哥的和一個名叫安東尼奧·普霍爾的，這兩人是他的學生和助理，經常露面。”

像這種對自己最親密的同路人，行刺中的同謀者所作出的譴責，在一個革命黨人裏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不過斯大林主義的規則是“向至高無上的格柏烏致敬”。D·塞拉諾把西凱羅斯稱為“不受控制和半瘋狂的分子”，是為了把注意力引離開克里姆林宮和他本人。

6月23日，當襲擊的總體性質和主要參加者的名字已經得到披露，《墨西哥之聲》刊出共產黨以下述聲明：

“多個名字被直接和間接的影射到，其中的一人是D·A·西凱羅斯，他被指為襲擊的首領...墨西哥共產黨明確地宣佈，這場挑釁的參與者沒有一人是黨的成員；他們所有人都是不受控制的分子，都是專職煽動家...”

這則聲明在隨後的日子裏，大同小異的一再重申。打那時開始，西凱羅斯不僅被稱為 “半瘋狂”，而且是“專職煽動家” 。

D•塞拉洛對西凱羅斯和A•普霍爾兩人所作的聲明，是讓其餘囚犯作出同類聲明的訊號。 “塞拉諾•安多奈吉首先提供了A·西凱羅斯的消息，繼而兩名女特工願意擴充她們所作的聲明...” 因此所有被告都把全部責任推卸給A•西凱羅斯。黨員之一的馬特奧•馬丁內斯最初承認，政治局成員D•塞拉洛這個人“即如行刺托洛茨基之類，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 。但顯然的，經過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其代表律師帕文•弗洛雷斯的有益影響之下，馬丁內斯突然明白到D•塞拉洛與此事無關，而且唯有西凱羅斯這類專職煽動家才能夠做出那種行動。

斯大林派搞定這點之後，就向前推進...，到了8月2日，據報章所報導來判斷，D•塞拉洛已經作出口供說，我把一筆錢交給西凱羅斯，用作出版或... “自我襲擊”。這遭新的荒唐話的目的很清楚：D·A·西凱羅斯是逐點逐滴的給改造成...托洛茨基主義者了。就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說的：“謊言愈大，入信愈易”。

在官式調查的幕後，毫無疑問的進行著緊湊的活動。格柏烏不願意就此放棄。儘管有著羅伯特·舒爾頓·哈特的屍體，也儘管有著一部分被捕者的供詞，格柏烏意欲讓自我襲擊論死灰復燃。這對於那撮污名累累的人是多麼的便利啊！再者，格柏烏擁有用之不竭的經濟資源。

在極權主義的莫斯科，掌管這麼的一台機器會是沒有困難。但在墨西哥卻是另一回事。在這裏，格柏烏的特工及其D•塞拉洛和他的律師馮•弗洛雷斯須把他們的熱情約束起來。他們的謊言太笨拙，他們自相矛盾太過突兀。今天的他們忘記了昨天的所作所言。我們將就此用充分的證據給以陳述。這些段落之目的，是為了防止格柏烏用陰謀詭計把公眾輿論迷惑，哪怕只是迷惑數天也不應該。

在行刺發生之前，共產黨和西凱羅斯的實在關係是什麼？他們的關係是親密的合作者，在目的及方法上完全統一；他們的關係是友好分工的關係。毋庸置疑，西凱羅斯從不曾與克里姆林宮破裂。他一如往昔，仍舊是斯大林忠心耿耿的特工。西凱羅斯無疑對墨西哥共產黨裏某些領導人有“誤解”。一般而言，黨內氣氛的特點是競爭，勾心鬥角，相互譴責。但是西凱羅斯從未同克里姆林宮破裂。他持續是斯大林的一個忠實特工。在西班牙，他和D•塞拉洛一起共同在蘇聯格柏烏的特工的領導下工作。他是作為莫斯科所信賴的特工而返回墨西哥的。所有斯大林派和半斯大林派的團體皆向他致敬。《民眾報》和《未來報》皆有文章對他推崇備至。倫巴度·托尼丹諾，V·比利亞塞尼奧爾和門力山德羅·卡裏洛怎麼可能從不去懷疑西凱羅斯是個“半瘋狂” ，“專職煽動家” ，乃至是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在1939年12月，當行刺的計謀已經在密謀者的小圈子裏緊鑼密鼓地進行時，共產黨組織了一次向“親切的指導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驕傲”的斯大林的60歲生辰致敬的聚會。我們在12月21日的《墨西哥之聲》上讀到有關該次聚會的報導：

“ 上述速記下來的訊息，就在希大爾高劇院出席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參加者如雷震耳的鼓掌聲下得到通過，...主席團有占姆士·福特同志， A·西凱羅斯同志，拉斐爾·卡裏洛同志，，巴倫廷·坎帕同志，安特尼斯·沙爾格度同志和西班牙作家馬加烈達·尼爾金...”

那麼，這個在很久以前已經被“開除”出黨的“半瘋狂”的“專職煽動家”西凱羅斯，就這麼的和競選美國副總統的斯大林黨的候選人福特和共產國際其他星光燦燦的人物並肩坐在祝壽會的主席臺上。D·A·西凱羅斯（那時仍沒有疑心他的“托洛茨基主義” ）明明白白，滿心歡喜的簽署那份致送給斯大林的興高采烈的賀電，而他在此之前的不久，才從斯大林那裏接獲組織一次行刺的命令哩。

“另一宗同類的事例是關於D·A·西凱羅斯同志，他被聯邦地方警隊下級的雇員通過捏造的證詞非法地送上法庭...，我們的意見是，所有組織也必須在西凱羅斯同志的案件上組織起來。”

《墨西哥之聲》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西凱羅斯稱為“同志” ，並且熱烈地保衛這名專職煽動家，反對墨西哥的員警。

1940年1月14日，當西凱羅斯已經著手給行刺進行實際的籌備其時，《墨西哥之聲》報告了又一則共產黨的會議：

“接著是西凱羅斯登上講壇，為的是展示那些所謂‘獨立報刊’的真正性質，這些報刊把自己出售給最高的出價者，並且按付錢的主子而改變標準，....他向每個人，人民及其組織作出召喚，提醒他們注意一場反動叛亂的威脅，他肯定墨西哥共產黨是正在動員，以便用任何必須的形式來回答帝國主義者和民族叛徒的進犯。”

D·西凱羅斯作為共產黨集會上的一名主要的講者，他不僅與這個把他“排斥”的黨團結一致，而且權威地以這個黨的名稱發言：“肯定墨西哥共產黨是正在為鬥爭而動員” 。唯有黨的領袖，才會使用這種語言。至於《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則是五體投地的團結響應西凱羅斯“同志”這番戰鬥性的演詞。

“… 西凱羅斯的審訊即將結束。由於商業性報紙的腐敗的影響力，他有著被判有罪的威脅。所以，工人的團結支持有必要表現出來，立即支持‘讓西凱羅斯完全自由委員會’。” （見《爭取西凱羅斯自由》一文）

距離行刺當天只有三個星期；格柏烏迫切地需要西凱羅斯，而西凱羅斯處在員警的監視下。《墨西哥之聲》的編輯們為他作辯，卻沒法預見到，就在個把月之後，他們要把自己的親密同黨宣佈為“專職煽動家”。

如此這般的犬儒主義的矛盾性，同樣可以在共產黨與羅森多·科美斯·洛倫索的關係上找到，只是規模較小了罷。據6月19日的報章所載：“有關於羅森多·洛倫索，他（D•塞拉洛）說他知道由於[洛倫索]犯有某些欺詐的把戲而在之前已被開除出黨。”《墨西哥之聲》也複述這個版本，把洛倫索定性為一個把黨收集得來的款項吞併的普通竊賊。

後來，在6月23日，出於確信洛倫索有份參與行刺一事不會得到證實，而且考慮到稍後有需要用到洛倫索，《墨西哥之聲》的寫法便有了不同：

“對報人羅森多·科美斯·洛倫索表現出同等的憤慨；由於洛倫索贊同革命力量的立場，使得那些聲名狼藉的記者們對他痛恨交加。”

昨天被宣佈為竊賊的一個人，在次日卻被描繪成一個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的烈士！

我們在此之前已經聽過，D•塞拉洛是如何輕蔑地指普霍爾是半瘋狂的西凱羅斯的“學生和私人助手” 的了。D•塞拉洛之和普霍爾明明白白的是毫無共同之處囉。可不過，在1939年1月4日，《民眾報》刊登了一份發自巴賽隆納的電報，該篇電報的日期是同月2日，是致發給“墨西哥工人聯會”的，電文如下：

“最近被遣返回國的墨西哥退役軍人，我們祝你們打擊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聯合革命鬥爭裏有一個豐收累累的新年。致委員會：總書記普霍爾；鼓動及宣傳處書記塔拉韋拉；組織書記胡斯托。”

胡斯托就是大衛·塞拉洛。這則電報只是無可辯駁的證言，證實D•塞拉洛和普霍爾以至西凱羅斯其人密切無間的合作性。

格柏烏難道不會在明天以死來脅西凱羅斯，要他招認他一向是個秘密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嗎？西凱羅斯難道不會宣稱羅伯特•舒爾敦•哈特是在“自我襲擊”期間受害的嗎？難道D•塞拉洛本人不會招認他只不過是戴斯組織政治謀殺的眾多人員之一？《民眾報》難道不會就這個題目已經寫就了一篇社論嗎？我們可以在事前預見到愛國人士同仇敵愾的風格了！就讓他們試試看！莫斯科在很久以前便給諸如此類的行為創造了經典的模型。我們平心靜氣地守候新的陰謀詭計。我們毋須作出什麼發明。我們將會做的，只是協助闡明這些事實的邏輯。偽造者一腦子碰上這些邏輯是將要頭殼破裂的！

當那個荒唐的“自我襲擊論”招來貽笑大方，克里姆林宮的特工的罪行大白於人前時，西凱羅斯的友人們，主雇者們乃至他的保護人皆依據“原則”性，企圖洗脫與行刺的關係。

“列寧和斯大林的國際：共產國際及其下的全世界政黨，從來不曾主張而且也不從事個人恐怖式的鬥爭，但只是主張和從事於群眾性的有組織的暴力...”

“共產黨成千上萬次宣佈過，它的綱領不接納亦不主張個人恐怖主義；它所接納和主張的是人民大眾為保衛自身的利益而作的公開行動。”

“那麼，共產黨又怎麼可能會否認其自身的原則，違反自身的利益而行動，參加到與我們的鬥爭戰術和方法完全陌生的恐怖主義行動呢？”

被指控的D•塞拉洛，馬特奧•馬丁內斯和他們的律師皆複述了同樣的說話。他們全部都孤高傲岸的大談那禁止個人恐怖的精神性的“原則”，卻無一人就事實講上一句話。無人談到格柏烏。他們難道真的未聽聞過這個機關的存在嗎？他們難道真的對格柏烏在蘇聯本土乃至世界所有文明之國家有系統地忙於暗殺的事無知無聞嗎？

這事全然無關乎共產黨那些所謂“原則”之孰好孰壞。問題之所在，乃是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及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與格柏烏的真正關係。

格柏烏不僅是蘇聯的秘密員警而已，它而且是更要重要的東西。它是斯大林幫對蘇聯和共產國際施行極權統治的工具。格柏烏最重要和最行之不懈的任務之一，就是把反對斯大林個人獨裁統治之最堅決，最危險的反對者的肉身消滅。在蘇聯內部，這種消滅是用上合法的形式來半遮掩的。在蘇聯以外，就通過用計謀，行刺和謀殺來進行。

格柏烏和共產國際之作為兩個組織，它們兩者並不一樣，但卻是難分難解。它們兩者互相隸屬，然而發號施令的並不是共產國際而是相反，是格柏烏徹底的把共產國際來支配。這種支配性，表現在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的中央委員會，隨著莫斯科的頤指氣使而會突然作出更換，也表現在從黨背後伸出的神秘之手所進行的種種清算。位於中央委員會的那些格柏烏人員，監視著黨的行為，以防黨在任何方面違反格柏烏的利益。而由於黨內無從談得上有任何的自由討論和民主決策，所以格柏烏人員能夠經由中央委員會透過施行道德懲罰而有時甚至是肉身消滅的方式來強使黨員執行格柏烏的決定。倘若不明了這些機制，便無從理解《墨西哥之聲》，被告們及其支持者的種種行為背後的真實動機了。

在1937年6月，埃爾南•拉波爾特先生遵照莫斯科的命令而把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及他自己本人置於“自我批評”之下。以下是他的悔過書的一些內容：

“我們要求撤銷允許托洛茨基留駐在墨西哥的協定，我們並且以群眾行動作脅，但是我們無法把群眾行動策動起來，因為我們沒有必要的力量...。”（見埃爾南·拉波爾特，‘不惜一切代價而團結’，1937年）。

這段摘錄非常嚴重。莫斯科自然是寧可我在群眾的壓力下被驅逐出墨西哥。可是黨並無群眾，黨於是便落入了荒唐的局面。莫斯科曾經一度希望倫巴度·托尼丹諾運用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墨西哥的口號，能夠較為成功的把工人發動起來。但不管托尼丹諾是如何的賣盡氣力，工人是頑固地拒絕回應這一次鼓動 --- 貧困大眾並不喜歡扮演迫害者的角色。隨著戰爭的爆發，莫斯科更感到尤其迫切地需要令我的聲音沉默下來。隨著每一天的消失，莫斯科是更不耐煩了，它對其在墨西哥的代理人是更為催迫了。歷史教導我們，當一個冒進主義的組織在缺乏把任務來解決的政治力量時，恐怖主義行動的念頭便會應運而生。必須用手槍，機關槍，或炸藥來替代群眾力量之不足。這是個人恐怖主義的傳統公式。

《墨西哥之聲》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只不過是回避責任的儀式性的言詞了罷。D•西凱羅斯其人的行為是這種虛情假意的譴責的最佳明證。 1939年3月5日，西凱羅斯在一次墨西哥教師的會議上，以斯大林派的雄辯家之一的身分，就發動鬥爭以打擊“叛徒”必要性作出以下的訓誨：“...並且有必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將向他們進行戰鬥，而這些戰鬥並不是通過直接的行動，而卻是通過群眾的聯合一致。” （《民眾報》， 1939年3月6日，第1頁，第2欄）。

西凱羅斯在此所採用的公式，正是《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在後來為了與西凱羅斯脫離關係而被迫一再重申的完全相同的公式。卻都是徒費功夫！西凱羅斯已經令這一條作為救贖的公式徹底失去信用。

革命黨派使用的恐怖手段之與格柏烏那一幫人所使用的恐怖手段之間的巨大差異，是無法不予強調指出的。俄羅斯是典型的充滿個人恐怖國家。革命政黨對其所作的每一宗的血腥行動，向來都是採取公開負責的態度。波蘭的恐怖主義者和愛爾蘭的恐怖主義者在進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裏的行為，同是不相伯仲。但斯大林派卻是全然不同。他們在幹掉一宗處心積慮的謀殺案後，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幹的罪行，而且還將之搪塞給他們的政敵。他們是為了一個極權幫派的利益而行事，而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事。他們不得不把人民來欺騙。這個懦怯的表裏不一，使格柏烏的恐怖有著欺詐和可憎的屬性。

7月2日，我在法庭上再一次確定我對《墨西哥之聲》，《民眾報》和《未來報》的論斷，即它們皆是格柏烏的工具，收取格柏烏的金錢。《墨西哥之聲》遵循《民眾報》和《未來報》的做法，認為有必要入稟法院，控告我“毀壞名譽”。精明的一步！共產國際之為克里姆林宮的順從的工具，正與格柏烏相同。可是啊，《墨西哥之聲》既然仍然是共產國際屬內的一份報刊，怎能又同時認為把它和克里姆林宮聯繫起來就是一種“毀壞名譽”？很顯然了，《墨西哥之聲》之入稟投訴，只是為了把《民眾報》和《未來報》的投訴化為荒誕不經的事。

莫斯科方面對別個國家的革命運動給與物質協助的這件事，是從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那一刻開始的。在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員會公佈了如下法令：

考慮到蘇維埃權力是建基於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原則之上及建基在所有國家的貧困大眾的兄弟般的關係之上的這個事實，考慮只有在整個國際的範疇來發起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才能把鬥爭帶向完全的勝利的這個事實，人民委員會議認為有必要運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也包括金錢的手段，以向所有國家內的勞工運動中的國際左翼提供協助，不論這些國家是否處在戰爭中，或是否與俄國結為同盟或是否採取中立。人民委員會為此決定撥授200萬盧布以供革命的國際運動之需，這筆款項交由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外交代表處理。

即使在今天，我亦無意撤回我在這道法令上的簽名。這是關乎到在工人組織的控制之下向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給予公開的援助。受取援助的黨派享有批評蘇維埃政府的完全自由。在共產國際的大會裏，向來都有著熱烈的意識形態鬥爭，而列寧和我不止一次的處在少數。

在斯大林的政權下，向外國組織提供財政援助的問題蒙受了徹底的墮落。由黨控制和向蘇維埃交待的“工農政府”變成了建基在非人化的機關工作人員所組成的極權機器的個人獨裁專政。國際團結變為向克里姆林宮的卑屈投誠。財政援助成了賄賂的形式。就在共產國際仍然是個革命組織的那個時期，沒有一個革命家膽敢把從克里姆林宮收取援助的說法稱之為“誹謗” ！這種“援助”來到了今天，就是連莫斯科的代理人也感到是一種不能公開承認的，可恥墮落的依附。克里姆林宮的墨西哥代理人之向我提出“毀壞名譽”的訴訟，只不過進一步鞏固我對現時的克里姆林宮的評價。

我並不非難《墨西哥之聲》和其他刊物之從它們在外地的同路人處得到金錢。這事沒有可非議之處。我所指控的，及我對他們的指控，乃他們在蘇聯的同路人並不是工人和農民，而卻是工人和農民的壓迫者和劊子手。我指控的是他們履行格柏烏可恥的罪惡任務，他們為寄生的寡頭集團的反動目的服務，他們被迫掩藏他們與格柏烏的連接及他們在經濟上對格柏烏的依賴。我全盤地維持這項嚴重的指控！

自1926年初，當斯大林確定的把自身置於共產國際的首腦地位，格柏烏之介入共產國際的事務，向外國的勞工運動的領袖作貪污賄賂的制度便開始有系統地發展開來。與此同時，反對派（“托派”）開始對共產國際及其週邊組織的專橫和行賄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因此，舉例來說，反對派把英國工會界的著名領袖珀賽爾收取每月25英磅的秘密月薪，以作為他對蘇聯 --- 即克里姆林宮的“友誼”的回報這件事揭露出來。在這些工會裏的其他重要領袖，也同樣的享有各式各樣的物質恩賜。他們的妻室，則獲得“沒有冒犯性”的禮物黃金和白金。毋須贅言，所有這些在形式上不屬於共產國際的紳士淑女，俱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視為“叛徒” 。

由於害怕反對派所作的揭露，斯大林不得不開始刊登某些性質屬於共產國際的財務報表的東西。我在這篇聲明裏附錄了其中三年 --- 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三份財務報表。必須首先申明，這些在格柏烏的實驗室裏著手準備的財務報表徹頭徹尾是虛假不實的。整項財政預算一而再的削減，秘密的開支隻字不提。款項來源是偽裝出來的。在彙報裏所指的削減後的數字 --- 即上述三年的675,000美元，956,000美元和1,128,000美元 --- 幾乎全部來自斯大林的秘密資金。

儘管有著如許種種的掩人耳目和扭曲，或該說是正由於有著這種種動作，開支欄裏的其中一個專案便尤其具有說服力了。我們在每年的預算中找到一個特別專案：補助黨出版物，該3年的數額分別是$435,000, $641,000 和 $756,000；也即是說，由這份大刀闊斧地刪減掉及偽造的財務報表承認了有這樣的一宗開支。在三年間，補助共產國際眾支部的出版物的費用分別躍升了50萬，75萬，和1百萬美元。所以，報表是認為，對於這項廣為人知的事實，即莫斯科方面對其他支部及其刊物的財政援助是不必要掩藏或不可能掩藏的了。顯然，那些高度謹慎的格柏烏會計從不曾想過，《墨西哥之聲》會把有關於指它吸收莫斯科的金錢援助稱之為“陳腐的誹謗”。這些財務報表很自然的只是述及共產國際的正式出版物如《墨西哥之聲》一類，至於那些在形式上並不入於共產國際的期刊，例如《民眾報》和《未來報》之類，其所作的直接或間接援助，財務報表是完全抹省掉了，但這些期刊卻履行著格柏烏極之重要和微妙的任務。我們將分而述之。

自然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來，為什麼我只動用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財務報表。答案很簡單：在把“托派”鎮壓掉之後，也就不再刊登這些財務報表。他們的虛假捏造挑起各方面的更多懷疑，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滿意。而同時，公告諸如資助共產國際支部和出版物這些專案，則為一些支部製造了麻煩。共產國際不再刊登其財務報表這個事實本身證言了共產國際不得不把它的財政活動全面隱藏起來

但這絕不是說它對支部和“友人們” 的資助是終止了。正要相反，這些資助是與年俱增。時至今日，其總數必定是數以千萬美元計，而且這一數額中的大部分無疑是給予那些在形式上不屬於共產國際的出版物和“友人們” 。

身為美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的B·吉特洛在致我在美國紐約的律師亞伯特·戈特曼的一封信裏，對共產國際與格柏烏的關係有如下的界定：

在我身任共產國際主席團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那個時候，我協助指導共產國際的事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之作為格柏烏的代理人的方式非常熟悉。

共產國際從俄國派往外國的每一個代表，經常都攜有格柏烏的特別指示，他們倘非格柏烏的特工，也會是在格柏烏代理人的指導下工作。

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那個主持簽發護照，簽證和向俄國以外的共產黨和共產黨報刊提供財政津貼的特別部門，同時也主持格柏烏，這個特別部門的主管是個受薪的雇員，直接向格柏烏這個組織負責。

共產國際的財政事務操持在格柏烏的手中這點，對我而言是一個普通常識。

鑒於吉特洛先生所在的市鎮沒有法律公證人，A·戈特曼先生用特設的宣誓書為這一封發給墨西哥法院的信件的真確性作出證明。

亞伯特·戈特曼本人正式以口頭宣誓作證，作出以下的宣誓：

2. 他收到一個從本傑明·吉特洛發於1940年7月25日的一封信件，該封信件涉及的是有關於共產國際與格柏烏的關係的事宜；

3. 他認識本傑明·吉特洛的手筆，並以他所知認為上述信件確是本傑明·吉特洛的手筆。

B·吉特洛在他的‘我供認’一書內，就共產黨之依賴格柏烏的事情作了殊為重要的和殊為確切的聲明：

“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聯繫也有著更為強力的串繩。這些串繩當中最重要的是格柏烏。黨應格柏烏之請而把黨員供應給它以加入它的情報員的行列。這些黨員便成為了正式的格柏烏人員，受蘇維埃政府支薪雇用。這些人員是黨和格柏烏之間的聯繫。黨書記局為他們打點接觸交往，不時對他們之如何行事提供建議。一個黨員一旦給選拔為格柏烏的特工，便會脫離黨的活動，從屬於格柏烏套用到其人員的嚴苛紀律之下。僅有少數幾個領導人知道哪個黨員成為了格柏烏的特工，並且會把這個資訊嚴格保密。每次當黨被格柏烏敦促幫忙，黨將收到遠高過實際開支的費用，餘款將收歸黨的庫務部。可是，我們這些愛惜每一次格柏烏差遣的機會，援助格柏烏的工作及它所信賴的黨領袖們，是知道格柏烏同樣也把我們密切監視著的。格柏烏向莫斯科供應美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及黨整體活動的完整記錄，這點對我們這些領袖來說，是個公開的秘密。...然而，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蘇維埃政府不僅把我們的黨視作由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支配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也把美國共產黨看為它的代理之一。…蘇維埃政府把美國共產黨黨員使用於廣大的區域，包括中國、日本、德國、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國家...”（見B·吉特洛《我供認》，第302、303頁）。

就我們所觀察，墨西哥並無例外。否認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這點，亦不是《墨西哥之聲》的首創；B·吉特洛就這一點這樣說：

“...美國共產黨經常申辯說它與蘇維埃政府沒有任何聯繫，但事實是，美國共產黨之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就和美國內部收受納粹德國金錢的代理人之和第三帝國政府的關係相同。” （見B·吉特洛《我供認》，第300，301頁）

西班牙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恩里克·馬托拉斯在他的1935年於馬德里出版的文獻性書籍裏，就克里姆林宮對共產國際支部所施行的財務專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儘管這些資料遠非完整：

“共產國際在經濟上支持共產主義運動，經費的攤派或多或少，通常每個國家有一個固定的數額，但是在異常情況下它會發送更大的款項。這種支援不僅針對恰當地稱為黨的組織，還延伸到其他不同的形式的共產主義運動分支。”

		(披索)
共產國際支付給黨		12,000
國際紅色工會支付給共產主義工會運動		10,000
共產國際青年團支付給青年組織		5,000
國際紅十字會援助西班牙支部		5,000
國際工人援助西班牙支部		2,000
紅色國際運動會付予文化工人運動聯會		1,000
共產國際報刊部付予黨刊		10,000
合計		45,000

上述數額並不入於維繫各個代表的款項，而只限於用在增強黨和其下的各種不同組織的活動。尤可注意的是，黨的‘政治局’和青年組織的所有成員，每月都收取400披索定額以作月薪；此外，他們在本城以外出差能享有每天10披索的出差費，以致所有出差費用的開銷皆可報銷”。

“該宗金額通過各種方法送到西班牙境內。有時是由個人攜帶，或有婦女專門擅長這項工作。有時是經由與黨有聯繫的出版社作仲介；人們因此而推斷塞列出版社接收該宗款項有超過兩年以上。簡言之，共產國際設法通過一切手段務使每個國家有一隊受薪的雇員供它完全差遣。”（見前西班牙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恩裏克·馬托拉斯著的《西班牙的共產主義，其方向，組織和程式》，馬德里，1935年西班牙出版，“Pax”版專利本，Plaza de Santo Domingo 13, Apartado 8001. Madrid. 第13， 15頁）。

這裏提到的款項是相對地小額。但且讓我們不要忘記，馬托拉斯這本書是在1935年面世的，也就是說，是寫在格柏烏決定性地介入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前。E.馬托拉斯的證言是證明了無論如何，共產國際對其支部的資助，在其取消出版共產國際的財務報表之後，還沒有停止過。

前面摘引的參考材料是有關共產國際而非格柏烏的援助。但這裏涉及的僅僅是用術語來掩飾的問題。格柏烏並無本身的庫務部。克里姆林宮出於實際的考慮而把所有這些發放基金蓋上諸如共產國際，國際紅色援助金，國際文化關係協會，或“蘇聯之友”或運動國際等等之類的印章。掩飾在這些印章之後的是那同一個斯大林，而他用以維繫外地接觸的就是格柏烏這部機器；這部機器有著各種理由需要隱姓埋名。

就共產國際各個支部對克里姆林宮的財政依賴這點，我們有的是克里維茨基將軍歷數不竭的證言；克里維茨基直至1938年時一直是蘇維埃在全歐洲的間諜的頭目。

“共產國際的心臟是罕為人知的，從不傳世的國際聯絡部，這個部以其俄文簡寫見稱：OMS（Otdyel Mezhdunarodnoi Svyazi）...他（皮亞涅特斯基）之作為OMS首腦便實際上成為了共產國際的財務部長和人事部的主任。”

“他創立了一個向他交代的全世界的長駐特工的網路，用以作為莫斯科和整個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美國的那些名義上獨立自主的共產黨之間的聯絡官員。這些OMS代表作為駐共產國際的人員，執掌著揮舞在其駐留地所在的共產黨領袖們頭上的鞭子。普通的基層黨員以至大多數共產黨領袖皆不知悉這些OMS代表的身份；這個OMS代表向莫斯科交代，不直接參與黨的討論。

“在近年間，格柏烏逐漸取代了OMS的許多運作，尤其是有關追蹤對斯大林有異心的人事及將之向莫斯科彙報這方面的運作”。

“付託給OMS駐當地特工的最為微妙的工作，就是分配金錢以資助共產黨，其昂貴的宣傳和其虛假的陣線 --- 例如“爭取和平民主聯盟”，“國際勞工援助會”，“國際勞工援助”，“蘇聯之友”及各種名目上的非黨派組織，當莫斯科著手從事人民陣線時，這最後一類組織變得尤為重要...”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從未能應付多過它們開支負擔中的一個極為微小的比率。莫斯科自己本身的估計，是它必須承擔外國共產黨平均支出的90-95％。這宗金錢由蘇聯的國庫部支付，按斯大林治下的政治局所決定的數額，經由OMS來支取。

“對於當地共產黨希望設立的任何的開支新項目，駐當地的OMS特工會首先是這項新專案是否得當的裁判人。例如，在美國，美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假如考慮出版一份新刊物，它會諮詢OMS特工的意見。這名特工會考慮這項提議，倘若他認為提議值得注意，便會向莫斯科的OMS總部傳達...”

“莫斯科向外國當地的共產黨傳送金錢和指示的慣用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外交郵袋，這些郵袋是豁免於搜查的...從莫斯科送發...這些有蘇維埃政府蓋章的郵包裏裝有一束束鈔票和如何分配的指示。他（格柏烏的代表）把這一束束鈔票親自交給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與黨領導直接接洽的。有過好幾次，這些送往國外給共產國際使用的美金，英鎊和法郎，由於輕率不慎而蓋有招人話柄的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蓋章。” （見W.G. 克里維茨基著的《斯大林的特工》，第.51〜54頁）

克里維茨基從而證實了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在財政上是絕對地依賴莫斯科，而對共產國際施行財政控制的直接機關就是格柏烏。

由於克里維茨基在美國國會調查委員會上宣誓作證所提供的資料是和上述摘引的段落的資料相同的，而且他也準備答覆墨西哥法院對他的質詢，因此對克里維茨基該書的摘錄，具有法律供詞的份量。

就有關於證明共產黨對莫斯科在財政上的依賴這件事，唯一的困難就是可資應用的證明和文獻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之多。在此，我不得不把有關的摘錄減至最少。

過去20多年來在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裏擔任領導角色的本傑明•吉特羅，他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內裏載錄了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對莫斯科的全盤財政依賴的無可爭辯的證據。吉特洛已經與共產國際脫離關係，否則他不會站出來作此披露。我對吉特洛現時的政治立場並無興趣。這本書在事實方面是建基在無可反駁的事實之上的，這點便綽綽有餘：

“...《工人日報》經常蝕錢，遠遠不能自行繳賬。共產國際在投資開創這份報章的3萬5千美元的創辦費之外，一而再次的注資進去。... 我們希望，隨著把總部遷到紐約，《工人日報》將能從增加銷路的形式而得到較佳的收入。在建設物，一般維修，新印刷廠和各項突發開支的費用，達到30萬美元...” （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307頁）

“黨在今天伸展到如此之多的新領域方面；有鑒於日本的局勢，其對蘇聯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使黨有必要推行史無前例的宣傳活動，使用上每一種宣傳途徑，包括動用十分昂貴的無線電廣播。在最近，黨又創辦了兩份新日報，一個在三藩市，另一份在芝加哥出版，儘管《工人日報》的每年赤字經常超過5萬美元。蘇聯現在顯然要較之過去給予美國黨尤為沉重的津貼...” （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389頁）

“...我從莫斯科回國參加1928年競選總統提名的黨大會時，牛仔褲裏袋有俄國出資的5000美元，這筆錢是莫斯科捐贈給我們作總統競選活動的3萬5千美元的首期付款。這也是我們每年從給予特殊用途的特別授款中所得到的25萬美元的一部分。莫斯科在1924年給我們的總統競選活動捐贈了五萬美元。莫斯科從最初捐贈3萬5千美元以創辦《工人日報》之後，每年繼續用不少於這宗金額的數目來餵養這個無底深潭。而當然了，在我的那個時期，莫斯科對美國共產黨的財政捐贈，比起今時的數額，只不過是區區小數；今時的莫斯科已經是無可非議的老闆了...”（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496頁）

莫斯科作的財政援助的比例有多少呢？不止一次地從莫斯科掌間轉手經費的B.吉特洛對此作出以下的宣稱：

“...莫斯科是個豪爽的捐贈人，但我們的所有行動遠遠不是全都由俄國人支付的。美國共產黨當年的成員從不超逾1萬6千人，我們平均每年支出1百萬美元，其中的過半數是在美國國內募集得來...” （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470頁）

即便富裕有如美國的黨，其中近半數的財政開支也得由莫斯科的來源來勾銷。

同一位作者向我們訴說在倫敦創辦一份共產黨人報章的情形：

“...英國共產黨被當作一個病弱的孩子般來對待，黨每走一步，都必須得到來自莫斯科的援助...，共產國際試圖迫使英國黨為創辦一份英國共產黨日報所需的金錢而自行募集其中若干比例的數目。開始英國黨的領袖們則搬出各種各樣的藉口來解釋他們為何不能籌得這筆款子。報紙終於出版了，金錢是由共產國際一手包辦的；為創辦這份報紙和維持其不倒的所有金錢，實際上全部都是由俄國人來供應。這些國家的領袖們的實情，也適用於其他國家的領袖們的實情，分別只在於程度的多寡...”（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587-588頁）

吉特洛的書，我不是作為一部文人的著作而卻是作為一個證人的證詞來引述的；首先是因為他在國會調查委員會上宣誓而後作出與該書相同的證言，其次是由於他準備在宣誓下回答墨西哥法庭提出的任何問題。

拉美的共產黨之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與莫斯科的關係大同小異，這點已經是相當的不言而喻。即使我們在這方面沒有特殊的資料，也是毫無疑問的了。不過我們確是持有這方面的資料。在此我附上的約塞·紮克的重要證言。紮克在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生活中發揮了領導的角色有15年之久。以下是約塞·紮克宣誓後所作的證言：

2。他在大約15年間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在這段期間，他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並擔任其他許多負責性的職位。

3。他在1929-1930年期間為位於莫斯科的紅色國際工會工作；在1930年時，他被共產國際當時的書記皮亞涅特斯基和共產國際的主席馬努伊爾斯基遣往拉丁美洲哥倫比亞的波哥大，以代表共產國際監督哥倫比亞共產黨的工作。

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哥倫比亞停留了15個月，並且也代表共產國際而在委內瑞拉停留了7月。

當他在該處時，他和駐烏拉圭蒙特維多的共產國際局保持經常接觸。

4。宣誓人進一步聲明，當他在哥倫比亞期間，他被授權開銷並且確有開銷了約6千5百美元，作為資助當時隸屬於共產國際的哥倫比亞的工作的用途。當他在委內瑞拉期間，他也有開銷作為資助委內瑞拉共產黨的工作的金錢。

大部分的金錢來自於居住在紐約的一個名叫吉蒂·哈里斯的共產黨黨員。

他特別記得，他個人有一次從一名稱作威廉斯的共產國際代表裏收到800美元的數目。據他所知和據他相信，這個威廉斯其人是格柏烏的成員。

不錯，J.紮克是沒有和墨西哥有聯繫。但格柏烏既然沒有忘記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則它無疑有更多理由須關注墨西哥。

墨西哥政府在1931年時留意到有一個名叫馬奴爾·戴亞斯·拉米尼斯的人，其人有一筆巨大的款項存入他的銀行戶口。1931年5月6日《宇宙報》對此事有以下的文章：

“...據知，他曾經屬於墨西哥共產黨有10年時間，現在是第三國際在墨西哥的代表，就此他曾經到過俄國，在那裏留了一年。他從1927年到1928年掌管黨的財政，處理了3萬披索。他出差的全部開支就是由這個基金支付。” （《宇宙報》，第一部，第7頁第7欄）

據我所知，在那個時候已經堅實的確定了，那筆錢是來自莫斯科的。法庭當局完全有可能對這段插曲作出查證。

就在墨西哥和蘇聯中斷外交關係的那段時期，墨西哥政府曾經正式述及共產國際的支部之與蘇聯國家機關的關係。

對於墨西哥和蘇聯的外交關係破裂是“正義”或“不正義”的問題，我將之完全置諸一旁；同樣的，我也把墨西哥共產黨的迫害的問題置諸一旁。我所感興趣的是已經官方確立了的事實。墨西哥政府在1930年1月23日的傳達如下：

“墨西哥政府清楚無誤地知道:俄國的共產主義團體並不是獨立地工作，亦不能獨立地工作，因為該國無論任何政治都是隸屬於蘇維埃政府的。”

在蘇聯，沒有一個組織可以作為獨立于政府而自行其事的這個論斷，絕對是無可爭議的。對所有組織的指揮皆集中在格柏烏的掌中，而當關乎到對外的關係，更是變得尤為嚴苛和專橫。向共產國際的外國支部以及對“友好的”刊物的財政援助，俱是格柏烏的事務。墨西哥並不成其為例外。

在莫斯科向來自外地的勞工運動的領袖所使用的貪污行賄的方法，在很久以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莫斯科對共產國際內部的反對派，要麼是行賄，要麼是扼殺之。由黨大會合法選出來的美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出發前往莫斯科之時，黨的領袖便在事先知道他們在莫斯科將會受到怎樣的接待：

“...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代表，以對抗莫斯科貪污制度。我們向他們提出警告，前往莫斯科是一個嶄新的經驗，他們該準備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麻煩。我們也向他們解釋共產國際的種種做法。我們告訴他們說，共產國際有著無與倫比的資源，它的人員會給他們花天酒地，會向他們作出各式各樣的誘惑，以令他們改變看法，而要是誘惑不生效，便會使用壓力。我們的代表莊嚴地誓言保持忠心，為我們所尋求的正義而奮鬥到底。” （見本傑明•吉特羅著《我供認》，第528頁）

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你爭我奪，經常都是用把一些“領袖”調往格柏烏來解決。當吉特洛因企圖實施一項獨立的政策而失寵時，莫斯科便試圖把他調往格柏烏。吉特洛本人就這件事有以下的說法：

“...對我作了種種行賄的企圖。有一份薪金十分優厚的職位提供給我，是在拉美國家做保密性的格柏烏的工作，除優厚的薪金之外，還包括有足以供我乘坐頭等交通，出入最佳酒店的旅費，...我把這個誘惑推掉，因為我認識到這是一項賄賂，並且也知道，要是我讓自己任由格柏烏的差遣，從此之後我便會由它為所欲為的了。” （見 B•吉特羅《我供認》，第568-569頁.）

這個插曲，揭示了給許多那些曾經被“開除”，被“撤位”的人的命運，諸如D·A·西凱羅斯，G·洛倫索，H.·拉波爾特等人，投下了耀目的光照。把吉特洛這麼顯要的一個人物派往拉丁美洲的企圖，展示了格柏烏對拉丁美洲國家有著特殊的興趣。

美國的工人領袖之一弗雷德·比爾在他的書裏談了他在莫斯科是怎樣被爭取過去的：

“共產國際...開始用打動人心的渴求來討我歡喜。他們讓我在莫斯科稱心滿意：住的好，吃的好，為報刊而作的演講和文章的稿費也好。” （弗雷德·比爾著《無產者之旅》，第257頁）

吉特洛談到克里姆林宮是怎樣把著名的美國黑人福特爭取過去的：

“...形形色色的諂媚討好，獎狀，徽章和禮物鋪天蓋地的向他投來，...” （見本傑明•吉特羅著《我供認》，第455頁）

就在5月24日行刺發生之前，在墨西哥共產黨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動的期間，當時在墨西哥代表著共產國際的人，就是這同一個福特；在此指出這一點，實在不是多此一舉。

克里姆林宮採取誘使個人貪污腐化的這些例證，只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制度裏的一些孤立的狀況。這個制度的基本元素，就是斯大林引進的雙重工資制度：第一重工資是正式償付給黨雇員的工資；第二重工資，是由格柏烏控制下的一個秘而不宣的特別財庫部專門支付給那些“負有更多責任”的機關人員的工資。這個制度以莫斯科為發源地，從打擊“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派生氣勃勃的抵抗開始，旋即擴展到共產國際的整個方面去。毋需置疑，同樣的制度在過去和現在皆在墨西哥照辦如儀。收受秘密酬勞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因此能把他們的精力用在友好組織（《人民報》，《未來報》）方面，從而給它們提供了最重要之一種經濟支援的方式。

吉特洛回憶起斯大林是如何的愛在莊嚴的場合裏，大談共產國際的純潔性和貞潔性：

“...‘共產國際是神聖的工人階級的最神聖者。一定不能把共產國際與股票市場混為一談。’可見，這正好是斯大林打理共產國際的方法：收買，出賣，把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弄得一敗塗地...”。（見 B•吉特羅著《我供認》，第553頁）

1940年7月7日，《墨西哥之聲》聲稱，我斷言它從莫斯科接受財政援助，這個說法，是一個“陳腐的誹謗。” 為把我自己同斯大林式的傲慢浮誇撇清開來，我要再加上一段摘錄：

“卑劣叛徒的斷言，陳舊誹謗的重複，都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但我們等待，希望他提供證據，但肯定他無法提供，因為這份報紙帶著自豪和切實的期望，獲得工人，農民和同情者的自願捐款而維持存在。”

顯然的，這些紳士先生們是帶有這麼一種印象，即他們既然採用了目空一切的調調兒，那麼他們便毋需要處理他們本人已經承認過的事實。

《墨西哥之聲》否認有接受來自莫斯科財政援助，它假惺惺的裝作相信，在統治著共產國際的常規裏，全世界獨有墨西哥共產黨是個例外。於是，正是這同一份報章，在今年5月1日該期裏寫道：

“黨之所以陷入這樣的經濟局面，其根由乃在於黨過去的領導層把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弄成依賴於總督，議員，代表，把黨綁到... 資產階級的尾巴去，使黨的原則變質，放棄保衛的工人和人民的利益，制止群眾爭取更好條件的鬥爭，把黨與之對立。”

我們看到，對於選取金錢的來源，黨並不是如它在7月7日裝模作樣宣稱的那麼一絲不苟。

就在黨上一次的大會裏（1940年3月），黨領袖之一的沙爾格度指控前領袖拉波爾特收取賄賂說：

“尤卡坦人民的全部痛苦和饑餓，就以每個月一千比索之數目，賣給了控制著國家的一小撮政客。”（見《把人民之敵趕出革命行列！》）

黨另一名領袖拉斐爾·卡里略在1940年4月就有關上次黨大會有以下的寫法：

“...全國非常大會做出了無可估量的努力...它把須對存在於基層之中的混亂和貪污腐化的局面負責的領導人開除出黨...” （見迪奧尼西奧·恩西納著的小冊子《帝國主義滾蛋！》的序言。 1940年墨西哥出版）

我們因而知道，在以黨之名義發言和行事的黨領袖之間，不僅充斥著無組織的“混亂”，而且還有著“貪污腐化”。

這不是一個無傷大雅的插曲。須為“貪污腐化”負上責任的埃爾南·拉波爾特其人，從1928年開始出任黨的最高領袖，也就是說，長達十二年之久。他對黨有無限的權力；在過去的五年，更尤其如此。

“黨在過去的領導層不過是一個狹小的領導層，由它處理和解決所有事務，把政治局的其他成員淪為附從，這樣的領導層不是狹小的領導層又是什麼？”

“... 自第四屆大會迄今，也這是說，黨在拉波爾特和坎帕的領導之下足有五年。” （同上，第102頁）

作為墨西哥斯大林主義者的領袖之一的D·A·西凱羅斯，有一次這樣宣稱：“從莫斯科方面收取金錢，要比從墨西哥資本家方面收取金錢為佳” 。他們在1940年時，公開的承認有從墨西哥資本家方面收取金錢。而這當然並不表示他們在同一時候裏沒有收取莫斯科的金錢。

共產黨之與總督、議員、代表和墨西哥資本家的關係，我在此是毫不關心的。《墨西哥之聲》和沙爾格度先生以前承認了的事實，使我感到興趣之處的，僅僅是在於他們把有關《墨西哥之聲》這份報章只是全賴著“工人，農民和同情分子的自願捐助” 而生存的這項斷語，徹徹底底的駁倒了。

上次黨大會（1940年3月）不錯是決定了此後要過上更富德行的生活。可是我們就在下一輪的清算裏得知，黨所採取的措施，首先是它所推行的程度，是有多麼嚴肅：共產黨從所能及的方面收取盡所能多的金錢，而且對於金錢的來源毫不靦腆；這個事實，一直維持迄今。

即使我們接受上次大會的虔誠意欲是真實不虛的吧，我的話裏亦沒有一丁點兒的誹謗成分。《墨西哥之聲》認為從“同情分子”間收受金錢完全是可允許的。而難道斯大林主義者不入於同情者之列嗎？就在那篇把我稱作“誹謗者”的評論裏，斯大林是被稱作為“偉大的蘇維埃領袖斯大林同志”。然則，為什麼又不可能接受這位 “偉大的蘇維埃領袖”的同情者的金錢呢？

但問題不僅是 “同情”分子。共產國際是把本身看成為無產階級的國際政黨。格柏烏的頭目貝利亞，聯同其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及在格柏烏擔任要職的所有人員，全部都是共產國際的成員；這就和《墨西哥之聲》編輯中的黨員同志一樣。所以，這份報章是可以接收貝利亞和格柏烏委員會 ---國際黨的同志 --- 的金錢而不會損害它的“驕傲”。因此，在我的論斷裏，全沒有一點誹謗的影子。不過，《墨西哥之聲》的公正無私必定是完全入於神話的範疇了吧。

在本檔行將完成之時，我接到由蘇維埃駐歐洲情報處的前任首腦華·克里維茨基將軍向墨西哥法庭作出的一份特別聲明。這份聲明是就蘇聯和國外的格柏烏組織的系統，格柏烏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及國外格柏烏的恐怖活動而作出的。身為格柏烏多年來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的華·克里維茨基先生，他在斯大林開始通過捏造冤案審判而把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的一代摧毀的時刻裏，與莫斯科決裂。克里維茨基在全世界報章和最近通過書本形式所揭露出來的事情，皆被所有嚴肅的出版界譽為是有關克里姆林宮政治學的隱藏機制方面最為有力和最為精確的證據。

為了避免誤會，必須交代，克里維茨基聲明內的縮寫GUGB的所指，就是格柏烏機關。由於格柏烏的名字[“國家安全委員會”]具有招人憎惡的性質，克里姆林宮試圖給它取用其他名稱。不過，不論在蘇聯和外國，由於事情的本質無改，所以人們仍然把GUGB稱為格柏烏。

我把在紐約的代表律師A·戈特曼宣誓作證以證明克里維茨基的聲明確是出自其人不虛的聲明，一併附錄在後。克里維茨基將軍本人由於受到格柏烏的職業殺手追殺，所以他萬非不得已，除緊急事態外是不會在公眾場合露身的。

亞伯特·戈特曼所作的聲明的日期是8月9日，這與克里維茨基的聲明是同一天：

“我謹為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面聲明，這份聲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個法庭使用。

國家內部關係全國委員會安全總行政部（GUGB - NKVD）是蘇聯秘密員警的部門。內務部人民委員貝利亞同時是GUGB首腦。

GUGB按部門編分，配合著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而組織。

GUGB的基要部門名叫特別部門。這個特別部門執掌對整個黨組織的監視工作，軍隊中的特別部門和海軍也隸屬其下。特別部門在所有組織裏布有秘密人員和線人。由這些秘密人員和線人所作的舉報，就成為GUGB扣留的根據。GUGB典型的工作方法就是定期的逮捕。登記在GUGB檔案名冊的人，都是不太完全忠於蘇維埃政府者，沒有受到任何實質犯罪指控。GUGB把這些人目為“潛在的反革命”；他們在這支不忠心的公民大軍裏實行大規模拘捕。在獄中，他們把這些人變成罪犯，令他們為國家生活中的各個領域的失敗揹上責任。

這些人在官式方面擔任外交人員的職務。在這些人的指導下，他們對位於所在國的所有的蘇維埃正式機關進行監視。

在國外的共產國際的全部工作，都是經由國際關係部（OMS）執行。從1936年至1937年以來，國際關係部在莫斯科和國外的全體機關，俱通過GUGB的特工而融為一體，而國際關係部的所有活動，皆由GUGB所操縱。在共產黨屬於合法的國家裏，都有來自莫斯科的國際關係部的一名代表。在過去，這些代表是處於較次職位的使節人員，而在近來，這些人俱轉到地下。這些人員的運作如下：對共產黨的活動和財政狀況作出控制；轉達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和經濟援助。蘇維埃政府的金錢資助，不僅限於正式的共產黨及其報刊，而且也及於不屬於黨的親斯大林派的報刊。例如：巴黎的《今夜刊》。拉丁美洲的共產國際的所有活動，皆駐集在美國；國際關係部出任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首要代表，就是駐在美國。這名代表的助手們散佈多個國家。有關的指示和經濟津貼，主要通過蘇維埃駐華盛頓大使館進行。除了這個主要中心之外，國際關係部還有著非法的網路機關供其差遣；這個網路機關分有歐洲，亞洲和美國各不同部門。這種編排，是為了應付與任何一國發生戰爭或外交關係破裂而作出的。

GUGB組織在國外的恐怖活動。有鑒於執行命令會涉及的風險和外交麻煩，這些恐怖行動的指令皆是由內務部人民委員會， GUGB最高頭目親自發出，經由斯大林批准。負責組織恐怖行動的搞手，都是國外GUGB身居要職的人員。為GUGB服務的殺手通常都是外國人，都是經過共產黨反復考驗過的戰士。在這類人之中，有些人由於被認為具有陰謀家的性格，所以不是正式屬於黨的。”

2.他接獲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以英文開首如下：

“我謹以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聲明，這份聲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個法庭使用。”

3.他熟知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手筆，並且知道該份檔是出自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手筆。

4.這位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無法親自作出宣誓，因為他若親自作出宣誓便會暴露出他的所在；他由於害怕格柏烏而不願意暴露他的所在。

由於我在法庭表示，《墨西哥之聲》的負責人肯定是和其他的格柏烏人員一樣，是有從主子收取財政援助，《墨西哥之聲》的編輯部便要求我必須為“毀壞名譽” 負責。

在這篇文件裏，我嘗試證明，並且相信我是已經成功地證明了，《墨西哥之聲》是充分意義上的一份格柏烏的喉舌報。這份報章除了由克里姆林宮通過格柏烏灌輸到其國際特工的政策之外，別無其他政策。它保衛格柏烏所犯的全部罪行，誣告格柏烏的敵人。它在過去數年間最暴烈洶湧的誹謗造謠，就是用來攻擊我的。

我還進一步嘗試證明，並且希望我已經能夠成功地證明，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之聲》在籌措行刺的過程和在事後把行刺的線索加以掩飾所用上的種種錯綜曲折的手法。墨西哥共產黨全體的領導層參與了行刺的準備，領導層中的一部份人而且更參與了實際行動。

而在道德輿論方面的準備，主要就是用有系統的，蓄意而為的用惡毒的誹謗來攻擊我；這些誹謗更是屬於最嚴厲和最富殺傷力的指控。

這同一批的人物，在代辦了行刺之後，又試圖用新一輪的誹謗攻勢（所謂“自我襲擊論”等等），來愚弄負責調查的當局和公眾的輿論。

所有這種種工作，從始到終，俱是對應著格柏烏的任務和利益而作的，而且也是履行其指令而作的。墨西哥共產黨的領袖和《墨西哥之聲》的眾編輯，是作為格柏烏的特工而行動。指稱他們像所有其他格柏烏特工一樣，必然是有收取格柏烏的酬勞的這項聲明，並無一點兒的“毀壞名譽” 的成分。我已經額外地舉出了無數的證明，以說明全世界各國共產國際支部的領袖們，都是由克里姆林宮支付酬勞。

說到“毀壞名譽”方面，那些據以對我作出誹謗而造就政治事業的那批人，應該是最無資格來談“毀壞名譽”的。我的前文裏，已經陳示了一些他們作的誹謗的樣本。這些誹謗的惡意之甚，已是無出其右的了。

從而，我在此謹表達我深信：墨西哥司法不僅會拒絕指我毀壞名譽的訴訟，並且反過來要讓《墨西哥之聲》的編輯們為誹謗負責，而且根據他們有系統性地、惡毒地作出的誹謗的性質，而對他們判以最重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