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標誌著拉丁美洲革命的開始，標誌著拉丁美洲統一這個烏托邦理想的恢復和重整。從那時起，我研究了這個烏托邦理想在古巴，我的祖國波蘭和法國的起源，歷史和實效。我願與你們分享我的思考。

        有人曾經說過，服務于拉丁美洲寡頭政治和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強權的三流作家捏造歷史傳說，把‘解放者’描述成創造了幾十個而不是一個非正常國家的狂熱黨徒。而且“官方歷史”這一真正醜惡的偽造在於這個事實：在西歐和美國，各個國家繼續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存在，而在拉丁美洲，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而出現的政治體制則被視為截然不同的非正常國家。

        無論誰是作者，這是個很好的說法。縱觀世界，拉丁美洲與阿拉伯世界都有一個不平常的特殊性，即四分五裂。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一書中，里昂•托洛茨基就有關國家的問題上說，“語言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因此也是產業最重要的工具。它隨著整合國家的商品交換的成功而成為全民的。在此基礎上，民族國家作為表演資本主義關係最方便並且可圖利的常規舞臺而搭建起來”。[1]

        這是事實，許多民族國家並不涵蓋使用其民族語言的全部領土而且 --- 儘管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 --- 有時兩個鄰國有相同的民族語言。

        但拉美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特別。在民族語言相同或相似的連片領土上，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典型時代，不是一個而是二十個左右的國家形成了。反常是無可否認而且規模巨大的。在這種反常情形裡，拉丁美洲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受制於人的被剝削未開發的周邊，它的條件被落實具體化。因此，在拉丁美洲，祖國是美洲這樣一種思想定期復活是很自然的，就像阿拉伯世界也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存在一樣。

        “在德國，容克道路是可能的，因為閔采爾的道路已失敗”，勒內•紮瓦裡塔•梅爾卡多說，指的是這個國家農民戰爭的失敗，以及後來的，遵循所謂普魯士寡頭政治道路的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中心，所有道路，無論是自下而上引導的完全的民主道路---這條路同一個積極資產階級革命導致的資本主義發展有關，抑或是寡頭政治道路---這條路亦步亦趨地跟隨自上而下施加的被動的半資產階級革命，它們都導向一個獨立的發展。

        不過，在寡頭政治道路的周邊，可能只有‘次資本主義發展’的附庸之路。就如紮瓦裡塔•梅爾卡多表明的，如果強加於拉丁美洲的正是這條路，那是因為尚未採取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道路的緣故。[2]

        1780年至1781年，與第一次北美革命即所謂北美第十三英國殖民地獨立戰爭的時間相同，在印加文明的領土上，在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的領導下，爆發了與土著農民的激進起義相結合的，爭取獨立的偉大起義。北美革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相比之下，安第斯起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真正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就它的階級組成和其本身的文明基礎而論，它比任何後來的獨立運動有更為巨大的潛力，為拉丁美洲的統一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獨立的發展，奠定基礎。

        西班牙殖民政權對印加文明的野蠻鎮壓和破壞，敲響了一場革命的喪鐘，這場革命有可能改變該半球西班牙或美洲伊比利亞部分的歷史過程。

        在北美，發生在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戰爭獲勝，並導致了殖民地的統一 --- 具體地說，導致一個聯邦。但在新聯盟的南部各州，奴隸制的維持和擴大，阻止了未來80年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民主和獨立的抑或寡頭和附庸的---被確定採納。

        在拉丁美洲，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一些獨立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卻是失敗的：他們沒有成功地自我轉變為拉丁美洲民族革命，建立一個拉丁美洲聯盟，或者至少是支持這個聯盟形成的堅定基地。不是形成一個聯邦或起碼是邦聯，擺脫了西班牙枷鎖的美洲支離破碎，成為一些國家的烏合之眾。

西蒙•玻利瓦爾省

        緊接這個意義上的失敗，獨立戰爭也沒有導致新共和國內的殖民地被抑制。與此相反，獨立戰爭後，經過無數內戰，統治階級和殖民地方式的剝削保存下來。 西蒙•玻利瓦爾省曾有一個不好，但鮮明的預感：即在北美，舊英國殖民地的聯盟和前西班牙帝國的破碎將決定他們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美國將統治拉丁美洲。基於這個原因，他期望在單一民族內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的統一。

        在合眾國，第一次美國革命的80年後，北方南方間爆發內戰，北方各州在剝削工薪勞工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通過剝削奴工發展資本主義，內戰轉化成為國家再統一和廢除奴隸制的革命戰爭。多虧了這一可怕的戰爭，美國最終贏得了全國團結。它讓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和獨立的道路壓倒了寡頭政治和附庸的道路。如果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贏了，這並非不可能，也並非未必會發生的，那末後一條道路將獲勝，美國會分裂並呆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周邊。南方失敗後的少許事件大大地揭示了美洲兩部分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歷史過程。

        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寡頭的三重聯盟在世界霸權英國的支持下，領導了一場對巴拉圭的可怕的種族滅絕戰爭，導致在獨立戰爭中顯現出來的，為確保資本主義獨立發展而作的唯一嘗試完全和不可逆轉的毀掉。

        該嘗試，其魯莽的程度一如它給地方帶來的災難，其悲劇結局向我們表明兩件事。第一，在這個時代，在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周邊附庸拉丁美洲，如果不同這個系統作長期決裂，如同獨立巴拉圭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督何塞•加斯帕爾•德•弗朗西亞領導的那種根本的決裂，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可能的。第二，這個時候，在世界體系的拉丁美洲這個周邊中的單獨一個國家裡，一個持久的獨立發展已經是不可能的。

        針對任何聽天由命的觀念，比如所謂美國和拉丁美洲註定要遵循他們已有效地行走過的道路，應當記得，這種態度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正如奧古斯汀•奎瓦的觀察，“歷史不是一個有目標的運動，有一條道路在前面可以追溯，而是一台階級衝突的戲”。“因為這種宿命論只是精英主義的另一邊，有關19世紀拉丁美洲革命運動歷史和民主選擇的知識，仍然是‘歷史的私生子’”。[3]

        當時歐洲的各大列強都非常清楚，---正如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基佐所說的---這是“歐洲黨”和“美洲黨”之間鬥爭的最後結果，它將決定拉丁美洲的命運。

        在美國， “美洲黨”壓倒“歐洲黨”的勝利是必然的嗎？而在拉丁美洲情況恰恰相反？ 不，該兩宗案件中沒有甚麼是命中注定或預先確定的。是階級鬥爭和內戰戰場上勝利的一方決定的。

        在墨西哥“美洲黨”黨魁貝尼托· 華雷斯領導下進行的勝利卓著的戰鬥 ---改革，內戰和全國抵抗戰爭---注定要在波菲裡奧·迪亞斯政權下的墨西哥資本主義的超級寡頭政治的和極度受縛的現代化中結束？不，他們可以以一個根本不同的方式結束。

        可能性的計算，包括了在美國和墨西哥幾乎同時發生的“美洲各黨派”在戰爭中的勝利的影響，連同他們政府的聯合支持，正在朝南半球迅速擴大，挑起了大陸“美洲黨”同“歐洲黨”堡壘的決定性衝突：這個堡壘是曾幾何時粉碎巴拉圭的三重聯盟。但是，這並不是所發生的情況，“改革期間，資產階級民主選擇的失敗”，奎瓦說，“在任何情況下，把整個拉丁美洲的航道，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極端保守---“寡頭政治”---的路徑加固，這正好吻合世界體系已進入的帝國主義階段，確定著我們歷史的一個新時期。”[4]

        兩件事，應該是很清楚的。首先，我們是在談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其次，這個時代曾是封閉的，在美國奴隸主的“歐洲黨”失敗後，在墨西哥人民向歐洲資產階級施以巨大打擊，在墨西哥處決篡權者哈布斯堡以及三重聯盟的“歐洲黨”摧毀巴拉圭以後，僅僅幾年就在世界範圍內完全封閉。結束它的是巴黎公社：第一次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革命，雖然只是一個過渡方式。

        在上述時代的末尾，我們因而有分佈於該半球兩部分之間兩個系列的邏輯和歷史相關性：北美的國家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民主獨立的，而且國家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推進；拉丁美洲的國家分裂，資本主義的不良發展是寡頭和受牽制的，而且拉丁美洲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持久的附庸地位。

        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這兩個系列的相關性產生的東西莫過於玻利瓦爾省所預期的：在該半球，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欠發達資本主義之間的兩極化，由統治和從屬的關係不可分割地聯合著。就像托洛茨基後來會說的那樣，拉丁美洲一直受到來自美國的“國家剝削，那是完成並鞏固階級剝削的剝削”。

        在世界資本主義這個框架內，並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這兩個系列相關性的結盟是不可動搖的。

     雖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在1871年最終結束，世界上每一個尚未完成這些革命歷史任務的國家，仍然留在沒有完成的狀態。這個時代不可逆轉的結局和充分實現這些任務的耽擱，兩者之間的矛盾，意味著這些任務再也不能由資產階級或其任何部門或派別加以解決。

        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隨後的整個歷史過程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現在，面臨著拉丁美洲資產階級在完成其歷史任務方面的破產，正是巴黎公社已經宣佈了其不可避免的崛起的革命階級，應完成它一度建立過的自己的政權權力。

        一如既往，大拉丁美洲家園的構思，存活於革命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中間。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間，拉丁美洲乃至整個殖民地附庸周邊所出現的最著名的革命家，何塞•馬蒂，把它作為一個革命戰略而啟動。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阿因此這樣形容這項應用於古巴的戰略：“戰爭是為了獨立，但也包括其他的目標：這只不過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政治戰略的路標，它開始於古巴，會繼續貫穿於波多黎各的獨立和拉丁美洲的漸進統一過程，面對美國的擴張企圖，西印度群島是首當其衝的防洪壩。

        這一戰略將保證消除拉丁美洲社會中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所有遺跡，避免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義。用我們時代的語言，人們可以稱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大陸戰略(...)。有一點是明白無疑的，即在這條道路上，僅玻利瓦爾省一人走在馬蒂之前，當時，他要求一個拉丁美洲聯盟強大得像在北美形成的聯盟那樣。

        然而，兩人的時代有很大不同；玻利瓦爾省領導南美洲獨立戰爭的時候，美國開始把他們的領土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掠奪印地安人的土地，而英國則主導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馬蒂經歷過的時代，是美國從壟斷資本主義前期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決定性時期，這個時期保證了它在加勒比國家的霸權，並把它投入到同南部大陸的歐洲人的競爭裡。在玻利瓦爾省時代或多或少是遙遠可能性的東西，在馬蒂時代成了一個現實。”[5]

        整個馬蒂的工作所作的參考表明，對他來說，拉丁美洲的統一也將意味著在拉美範圍內形成一個單一的“新共和”，也即是馬蒂自己所界定的，這種共和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的拉丁美洲共和國，因為它將打擊內部殘存的殖民地。

        同邏輯上可能的期待相反，拉丁美洲工人運動及其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沒有辦法用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大家園思想作恰當的翻譯解釋。屬於第二國際的，第一批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忽視了他們。可能因為有這樣的猜想，即共產主義運動將與社會民主黨的遺產徹底決裂。

        受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影響加入運動的革命鬥士，比如胡利奧•安東尼奧•莫拉，被十月革命勢不可擋地吸引住，信心十足地期望這一點。但他們很快就感到幻滅了。

        問題是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的。共產國際的拉丁美洲事務主要負責人，瑞士共產主義者儒勒•恩貝爾-德羅茲，建議共產主義運動同意把拉丁美洲的聯邦工農共和國聯盟的建立作為其主要的革命任務之一。他的建議，明晰且不可或缺，挑起了一個敵對的反應，而他被指責為對一個像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那樣的運動做明確的暗示，跟隨著“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拉丁美洲主義”走。在同一會議上，共產國際把爭取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的鬥爭從其計劃綱領中剔出了。

        蘇聯斯大林官僚權力的崛起，以及服從它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引發了無數災難性後果，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結果，共產黨同列寧托洛茨基領導下所採取的反帝統一陣線和革命民族主義者同盟的政策破裂。這個破裂，極大地影響了拉丁美洲革命運動的發展。回想梅拉所作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革命民族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革命民族主義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潮流，梅拉在其中說，他“想要一個自由的國家，以杜絕內部寄生蟲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因為認識到了任何一個社會的主要公民，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以日常工作幫助提升社會，而又不剝削利用他們的人類同胞。”[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使用這個詞。

        面對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化，最清醒的思想家和革命民族主義活動家,才會維持這種想法，即在爭取解放及掙脫帝國主義統治的各個基本任務中，拉丁美洲的統一應作為其中的一項。但是，斯大林丟棄和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始綱領，按照十月革命的直接傳統，這場革命的列寧以外的另一主要領導人，起用了被共產國際主動否決的觀念。托洛茨基不是只用了它，而且把它作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決定性貢獻---不斷革命論---的基礎。

        在俄羅斯，不僅直到1917年10月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候，而且差不多一年後，直到1918年秋天，革命的社會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的,但其直接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取得了政權，無產階級首先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個國家還沒有完成的各項任務，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解放被俄羅斯帝國壓迫的民族，以一個不間斷的或永久的方式，把這些任務從後面提前到第一批的社會主義任務。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最初是為俄羅斯革命精細設計的，後來他把它推廣到了所有的不發達的，殖民地和非獨立國家。據他表示，無產階級在這些國家上臺的可能性，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階級在國家經濟上的作用，因此取決於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水準。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標準。

        對於托洛茨基，稍遜一籌的重要問題是，是否在該國存在著一支宏大熾熱的“大眾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吸引大多數國民並且要求最大膽的革命措施。在這個問題單中，他強調了民族問題。

        鑒於帝國主義列強施加的不能忍受的民族壓迫，按托洛茨基的觀點，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年輕和較小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上,主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高度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 在時間上,前者可以先於後者。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取得一個受壓迫民族的領導權並奪取政權，就沒有民族民主革命，甚至像拉紮羅•卡登那斯那樣激進和特殊的領導人帶領的,像墨西哥革命那樣大的革命，都不能履行其解放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統治的任務。

        當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拒絕拉丁美洲統一的想法，把它歸於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的改革派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時候，托洛茨基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在評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主要領導人的立場時，他寫道：“哈亞•德•拉•托瑞堅持拉丁美洲國家聯盟的必要性，他信的結尾是這個用語：“我們，南美合眾省的代表”。就其本身來說,該思想是完全正確的。為拉美合眾國的鬥爭同每個拉美國家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分不開。不過，什麼道路可導致這個統一？是必須要清楚明確回應的問題。哈亞•德•拉•托瑞的一些極為模糊的提法可導致一個結論，即他希望說服目前拉丁美洲的各國政府在...美國的監護下...自願統一。在現實中，只能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包括反對“民主”帝國主義和其內部代理人的群眾革命運動,達成這一目標。我們承認，這是一條艱巨的道路，但沒有其他辦法。”[7]

        立基於農村生活的半奴隸條件的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具有陳舊而已經腐朽的特點，在指出這種情況時，托洛茨基解釋說： “美洲資產階級在其歷史性的興起時，在北部半個大陸，它已經能夠統一在一個單一的聯邦內，現在它利用從統一獲得的全部力量把南半部分化，削弱，退化到奴隸制。中美洲和南美洲只有把他們的國家統一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他們自己根本離開落後和奴隸制。

        但不是落後的南美資產階級---外國帝國主義的腐敗機構，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所選擇的領導者，將被召來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力和陰謀，以及反對土著買辦集團的血淋淋統治的鬥爭中，口號是‘中南美洲蘇維埃合眾國’。”[8]

        採取了這一論斷後，由托洛茨基在1940年5月草擬的，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第四國際宣言，繼續說道：“只有在其本身的革命領導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才能與大都市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整個實現無敵的合作。

        “惟有這項合作可以推翻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從而把被壓迫人民帶向完全確定的解放。國際無產階級勝利，將把殖民地國家從漫長而痛苦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釋放出來，向他們打開與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攜手到達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永久革命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落後國家應等待先進國家的信號，或者說，殖民地的人民應耐心等待大都市的無產階級解放他們。上帝幫助自助者。所有國家，不管是殖民地還是帝國主義國家，只要那裡存在條件，有利於為其他國家的工人樹立一個榜樣，工人們就應在那兒發展革命鬥爭。只有主動和活動，決心和勇氣，才能真正實現口號‘工人即團結！’”[9]

        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第一次把國家從帝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並進行了歷史上未完成的其他民主任務。它能夠這樣做，根本原因是：因為同1917年俄國革命裡所發生的方式類似，它給一個堅固的革命力量帶來權力，這個革命力量把自己等同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直接和歷史的利益 並以一個永久和不間斷的方式，把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成果轉向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成果。

        拉丁美洲和世界左翼力量的絕對多數都持守所謂的革命階段論，自從斯大林在蘇聯掌權以來，它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根本原則，任何熟悉革命階段論的人，都知道古巴革命所帶來的是一個多麼巨大的破裂。階段論應用的結果一直是相同的，在它被應用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總是降級為不可能的事 ，即使是第一階段的任務也沒有完成過。他們不能得到實現，因為確保民族民主革命征服的唯一可能的路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本質。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是這樣總結的： “具體地說，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工人革命的手段贏得絕對的民族解放” 。[10]

        被強大的拉丁美洲這樣一個使命所觸動，古巴革命把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最革命潮流的綱領性訴求同社會主義革命聚集一起。馬蒂去世後第一次並且受激於他的榜樣，在20世紀60年代這場革命闡述設計了大陸革命的戰略，它在拉丁美洲的大膽實施,是由國際遊擊部隊首腦切•格瓦拉司令執行的。我們今天知道，在切的戰略計劃裡，他的指揮下的民族解放軍，要在單一戰略的基礎上團結所有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並且有一天被整合到國際無產階級軍隊裡。這個軍隊的形成訊息，是在他的‘給三洲的信’中宣佈的。在參加了剛果革命和目睹了它的失敗之後，切寫道：“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倡議在第一次挫折面前應該不會死亡。” [11]

        當切•格瓦拉和他的古巴，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同志在玻利維亞鬥爭時，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發生在哈瓦那。來自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絕大部份革命流派和左派組織相會於拉美團結組織會議(OLAS)。“這裡代表的組織” 古巴代表團主席阿曼•赫德說：“開會擬訂一項共同的鬥爭戰略反對揚基帝國主義和偏從美國政府利益的資產階級寡頭和地主。古巴代表團代表一個革命黨。我們的論點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意識形態。我們是這個大陸人民的團結這個優良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我們應忠實於這一傳統。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說，該人民革命的目的，在於破壞國家的軍事官僚機器並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列寧後來說，這一思想裡有馬克思關於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任務的基本教訓。我國代表團認為，歷史經驗已經證實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些結論。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理論與其實際後果這兩方面分析馬克思列寧的這些方法。”[12]

        在其對大陸革命戰略的報告中，古巴代表團回顧說，“馬蒂觀念的價值和深刻性可以衡量如下：[馬蒂]加深了拉丁美洲作為單獨一個偉大國家的玻利瓦爾省理念,提出古巴的獨立鬥爭是拉丁美洲革命的一部分”。在同一時間內，古巴代表團表示，“今天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團結，比作為其基礎的背景有更大的深度，因為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這個觀念已得到加強。”[13]

        一年後，英迪•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的倖存者，加強了他對於“在拉丁美洲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的勝利”的信念和他對於“玻利瓦爾省和切•格瓦拉關於政治和經濟上團結的拉丁美洲的夢想”的忠實，說：“我們的單一和最終目標是解放拉丁美洲，這不僅是我們大陸，而且我們的國家，目前分為20個共和國。”[14]

        近40年後，迫切需要我們重申“一個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概念”以及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為之鬥爭的理念，即“拉丁美洲將是一個單一的國家”，也要迫切把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統一納入人民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綱領計劃。我相信，不要再拖延，我們必須開始為一個大陸革命戰略的精心設計準備條件，再一次，未來可能會證明大陸革命比它看起來的更加臨近。一套策略，將對應於拉丁美洲和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和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單極世界，美帝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具侵略性和致命的危險，但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腐朽黴爛，還有爆炸性的和不可調和的矛盾。

     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廣泛的盟友可以贏得獨立戰爭未贏得的東西，以及拉丁美洲資本主義不可挽回的損失，實現受剝削受壓迫群眾偉大鬥爭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走向拉丁美洲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統一。今天，大陸統一是在一個更廣大平靜的架構下提出的，應該能夠吸引加勒比地區的不同民族。

        在已經引述的，1967年OLAS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中，我們看到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對於其各個方面，一直沒有評估：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一群人民，這麼龐大的人口和如此延展的領土，卻保有非常相似的文化和利益，相同的反帝國主義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我們的美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學習歷史傳統，因此，我們繼承了我們的祖先，因此，我們學習我們的前輩！對於拉丁美洲革命組織的代表們，這些都不是新的思想。

        但我們是否充分的評估了這些事實代表什麼嗎？十九世紀最初幾年的遙遠時代，我們有一個大陸的鬥爭理念，它已發展到整個拉丁美洲，我們是否深入分析了該事實的意義？拉丁美洲由一個單一的偉大民族構成，我們是否足夠清楚地分析了這個不爭的事實？”[15] 所有這些問題，一如既往，也同今天有關。

        要成為一個單一國家，拉丁美洲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要成為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應該是單獨一個國家。為讓拉丁美洲實現其第二次，真正的和明確的獨立，這是100多年前由馬蒂，40多年前由卡斯楚宣佈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再次上路，直到建立一個單一的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它似乎是已經再次與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一起踏上征程。

        •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是波蘭評論“ rewolucja ”（“革命”）的編輯，專門討論世界革命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羅茲地區（ 1981年）團結工會的前領導人，和第四屆國際成員。我們在這裡發表的他的報告，以色裡亞•哈特的作者姓名，發表在2004年9月10日在哈瓦那舉行的關於“我們需要烏托邦”的會議上。

        茲比格涅夫•考瓦勒斯基在1980年至1981年是羅茲地區團結工會的領導成員。作為第一屆團結工會大會的一個代表，他參加擬訂的方案獲得採用。1981年12月宣佈戒嚴令時，他受法國工會主義者的邀請訪問巴黎。他説明編輯波蘭語言國外通訊，1981年到1990年第四國際在波蘭發行的雜誌，並出版了“Rendez-nous nos usines!” （“把我們的工廠還給我們！）”（La Brèche，巴黎1985年）。他目前是工會週刊Nowy Tygodnik Popularny和理論期刊Rewolucja的編輯。

註釋:

[ 1 ]里昂•托洛茨基， “俄國革命史” ，第3卷，第39章， www.marxists.org

[2] R.紮瓦勒塔•梅爾卡多， “玻利維亞人民，”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1986年，第84-95頁。

[3]奥古斯丁•開福,“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解釋”, 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頁49-59 。

[4] A.開福，同上，頁59-60。

[5]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何塞•馬蒂的民族解放思想”， 思想批判。49，1971，頁144，156 。

[6] 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 “文獻和論文”，社會科學出版社，哈瓦那，1975年，第190頁。

[7] L.托洛茨基，“工程”， 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5年，卷.19，頁160-161。

[8] L.托洛茨基，“工程”， 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79年,卷.4，頁56-57

[9] L.托洛茨基，“ 工程”， 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10] L.托洛茨基，“ 工程，” 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11] 埃內•切•格瓦拉，“革命戰爭通道：剛果”，Sudamericana社論，布宜諾賽勒斯，1999年，第32頁。

[12] “'海浪'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哈瓦那，1967年，頁5-6 。

[13] 同上，頁30，38-39。

[14] 圭多•"Inti" •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沒有消亡！他才剛剛開始”，三洲-特別副刊，1968年，頁6 。

[15] “古巴代表團報告”。同上，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