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25日晚上，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对托派案犯人进行宣判。随后，分三批出发，没说去向。这些人，关了一年多，无论刑期长短，没写一封家书，没见一个亲人──「室家不知，与世两絶」（谢山《答从兄书》）。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广州。27日清晨，另一女犯人和鲍裕年第一批被押上火车，关在乘务员休息室的下铺。上铺是两个男犯人，事后根据情况估计，他们是林松祺和何若平。林松祺因不认罪，受尽折磨，重判七年，身体虚弱。何若平在狱中呼口号，被打断了一条腿，成为跛子。另一女犯人入狱不到半年，双目失明；继而两脚抽筋，全身关节痛；过了不久，一天早上，起不了床，当时她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同室的鲍裕年，比她大八岁，问明情况后，说是子宫下垂。因此把她们作为病号（鲍裕年是陪她的。一路上不用她背行李，鲍要背自己的被服），特殊「优待」，不用坐硬席，也不用带手铐。

带枪的管理员守在门口，大家不敢说话，也无话可说（无可奈何！）。唯林松褀打破沉默，他用普通话问：「我们去那里？」何若平答：「不知道！」每到一站，他跟着播音员说，到了甚麽地方。一路上，他断断续续阐明自己的观点：托派与中共只是政见不同，不是反革命。惹怒了管理员，把他和何若平同上一副手铐，下铺的我和鲍裕年也不例外。火车一路向前行，林仍不断报站，仍坚持说托派与中共只是政见不同，并非反革命。列车过了衡阳，没有走湘赣线，他肯定地说：这是粤汉铁路，终点站在武昌。但到武昌后会转到那里去呢，就不得而知了。他不停地喃喃自语。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慢车，第二天下午到达武昌，在湖北省公安厅看守所关了几天。到齐后，男犯去汉阳新生砖瓦厂，女犯去新生被服厂，唯陆绩去新生印刷厂。林松褀因思想顽固，仍关在看守所。

为甚麽劳改工厂都以「新生」命名呢？意思是说：「过去的如昨日死，今后的从现在生」，经过「改造」，变成「新人」，共产党是再生父母。犯人释放叫「新生」，释放后不准回家，留在劳改工厂就业的人叫「新人」。整个队伍叫「新人队」。李永爵、姜君羊判刑十五年，后来李减刑五年，姜减三年（姜在1951年初被捕），1962年释放后，在「新人队」做了二十多年「新人」。

在汉阳县下蔡甸新生砖瓦二厂劳动改造的，广东有十五人，广西八人，以后又陆续从其它地方送去三人，共二十六人，编成一个特殊的劳改分队。劳动、生活、学习与其它犯人完全隔开，互不接触。住的是独门独户，独进独出，不准与其它犯人来往。劳动由中队直接交代任务。当局对托派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放。」即是说：把他们关起来，不与外界接触，让其自生自灭，老死而后止。放出去的，也受种种限制，使其孤立于群众之中，群众听不到托派的声音，任由中共的宣传机器丑化。

为何集中在武汉三镇呢？这也是当局深思熟虑的。武汉和广州同属中南区，这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武汉是个空白，没有人在那里活动过。而且所有托派成员与武汉无人缘关系，语言也不通。事前当局查问过每一个人：「有甚麽人在武汉？」知道没有，才安排在武汉。只有梅尔端（原名俞守一）于1950年回到武汉老家。但他向来在外，武汉没有基础。

在劳改队，每晚学习二小时。白天干活是劳动改造，晚上学习是思想改造，即洗脑筋。他们到达劳改队的当晚学习时间，劳改大队的干部来了，中队的干部也来了，他们三、四人轮流发言，大大训斥了一顿。甚麽「托匪」长、「托匪」短的数落过后，便宣布这个特殊的劳改分队的分队长是一位劳改局犯了罪的，姓张的科级干部，分队副是他们中的方立维。他们分两个小组，当即指定各组正副组长。

同年六月间，林松祺被送去汉阳劳改队。那时他脸色苍白，神情呆滞，身体虚弱，手腕紫紫黑黑，疤痕累累，非常难看，这是手铐扣紧以至肿胀溃疡，反复发炎所致（在火车上，我没有注意这些，因当时天冷，穿长袖衣服）。这些疤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晚例行学习时，大多是敷衍了事，言不由衷地叫惯「托匪」，没有一人敢称「托派」的。轮到林松祺发言，他认真地大声申辩：「是托派，不是托匪」，托派与中共只是政见不同，并非反革命，于是被一些「积极份子」捆绑起来。不过当时还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教育为主」，没有关禁闭，还是随众出工，而且不强逼他做多少劳动。

一个休息天，那些「积极份子」为了立功赎罪，又挑起对林松褀的围攻，气势汹汹，喊打喊杀。别人说「托匪」，他说「托派」，如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不管别人怎样駡他「死顽固」，也不管自己如何孤立，仍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于是以队长方立维为首和那些小组长等等「积极份子」，乘机表现自己，由动口以至动手，把林打得脸青眼肿。直至惊动了隔壁劳改队的犯人，他们不敢跑过来，只隔着围墙高声大喊，叫他们「不要打人」，才停止对林松褀的攻击。事后方立维还说：动手打林松祺的人是「思想改造有收获」呢！

方立维何许人也？他是中共在中山县建制后参加解放军，「一网打尽」时在军队被捕，判刑五年，在劳改队当分队副。张队长走后，方立维当队长。方隐瞒托派身份，「打入」部队，按中共的政策是：罪加一等。他只判刑五年，可知他被捕后有「立功赎罪，悔过自新」的表现。在劳改队当中队副以至队长，足以证明他「积极可靠」。除林松褀外，体弱如何若平、陈景光、谢山等等也深受其害。刘平梅回广州后，谢山特意和他谈及劳改队中方立维等「积极份子」的情况时，仍有余愤。不料刘竟毫不介意，回中山时，特意去石岐找方立维「聚旧」，使谢山大感意外，也大为不满，认为刘此举抬高了那个可耻之徒。八十年代，方立维移居加拿大，乡亲们不知其底细，让他管理同乡会的财务，后因贪污舞弊，帐目混乱而被开除。方找移居加拿大的郑致祥等老友聚会，大言不惭地谈及狱中生活，看见友人聚精会神，更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后来郑致祥给他一篇谢山的文章，他顿时脸色变了，能说会道的人，一下子哑口无言。虽然，谢文是理论性的，毫无谈及狱中事。但他意识到东窗事发，灰溜溜的走了，从此不敢再去。

1954年7月，长江发生罕见的大水。武汉是重工业基地，有武钢、武重等等大型企业。为了确保武汉安全，政府采取分洪措施。一夜之间，很多农田房舍被淹，成了泽国。新生砖瓦厂也一片汪洋。他们奉命搬到离厂约十里的城头山上，安营紥寨。所有劳改犯，都去参加抗洪斗争，谢山和林松祺留守大本营。他们时有谈及古今中外的历史，不用说得很明白，隠隠晦晦，互相理解，就心满意足了。事后谢山受到批评，说他同情林松祺，没有给林做思想工作。本来让林松祺参加劳改队，是希望他在大伙的帮助下，「改造」过来。可是他「冥顽不灵」，坚持己见，毫无悔改之意。九月初，在城头山上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对林松祺加刑，由七年加至十五年，立即收监。押回武汉。

托派案是中央直接领导，统一布置，由各地公安机关执行的。1956年6月，政府组织托派犯人参观学习，中央派去武汉一位姓王的女组长领导，湖北省公安厅具体执行。在开幕礼上，政府干部口口声声称「托派」，而不叫「托匪」。这不是因为多年来找不到托派是「匪帮」的证据，而是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以肃托为名残酷镇压异己，制造一系列寃假错案。所以中共对托派的态度有所改变。

谢山非常怀念那位坚强不屈的战士，见到陆绩时，急不及待地问及林松祺的下落。陆说不认识林，听说他身体极差，神智似乎不大正常，仍坚持自己是「托派」，不是「托匪」，不是「反革命」！受到其它囚犯的侮辱与欺凌，可能于1955年被折磨殆尽了！

本来监狱里犯人与犯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准谁欺压谁。记得那位女犯人初到被服厂时，半个月打牙祭一次，即是说，一盆菜里有几片肉。有个犯人抢去她筷子上的肉吃，被人告了。结果大会批评，说他恶霸作风不改，马上送去大军山打石场。那里劳动强度大得多。本来照顾他年老体弱，时有吐血，在被服厂轻松些。可是他为了多吃点肉，罸去打石仔。但是如果要整一个拒不认罪的犯人，就另一回事了。长期关押的监犯，情况复杂。囚徒在二监看守所放风时，大家都从囚室走出来，排成长龙，绕几个圏。鲍裕年觉得很难堪，说走在前面年纪大的，可能是恶霸、地主、土匪、特务之类罪大恶极的人，没想到和这些人关押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内心非常难受。纵容这些犯人整犯人，更是另一种惩罚，不比脚镣手铐好过。

陆绩能够「听说」，可以肯定林松祺牺牲于湖北省第二监狱看守所（即模范监狱，在汉口宝丰路）。那里有三个劳改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和米厂。同在一个大门口出入。犯人未经批准，不得踏出各厂门口一步。五个女犯在湖北省公安厅转到劳改单位前，曾在该看守所逗留了两三天。有个犯人大组长，原是政府干部，他可到处串，上下沟通。本来监狱里不准谈案情，但他敢问她们的案情，和她们谈话。后来，把她们带出看守所，去一个地方（可能是办公大楼），他去办公室办了手续，再把她们带去被服厂。他住印刷厂男犯宿舍，所以能把看守所林松祺的情况告知陆绩。

林加刑后，不可能留在蔡甸，蔡甸是劳改单位，不是监狱。而且当时他们住的地方也没有，在山上露营。除二监看守所外，陆绩不会「听说」，不会得到林松祺的消息。

中共是一言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谁敢不认罪，只有死路一条。在托派案中，大家知道的，只有林松祺始终不认罪，结果被活活整死。令人痛惜！

1993年，林松祺的胞弟想寻找其兄下落，已尸骨全无了。想到他在狱中受尽刑罸，还遭到为虎作伥的「积极份子」批斗与辱骂，仍坚贞不屈，生死置诸度外。为此谢山写了一首律诗：

答人询旧事　（1993年6月）

四十年来事未忘，死生得失只寻常。

叔孙弟子夸通变，南八男儿自主张。

鬼若有灵当作厉，志应难夺耻成伥。

谈龙可是好龙客，留与青编论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