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神话与现实

 丹尼尔•萨拜

        约十五年来,如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机构用小额信贷作为一个对付贫困的重要手段。据小额信贷的先驱和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说法,小额信贷应该把贫困贬入历史。

        20世纪90年代起,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概念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今天,小额信贷机构已达3000多家。

        最近发生的事件,给小额信贷及其对贫困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信息。在2010年秋季,一波自杀的浪潮发生在印度的安得拉邦,该邦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比例在印度最高。超过30人的小额信贷者不得不自杀,因为他们无法还款。在2006年,出于同样的原因,第一波200人的自杀潮已经在安得拉邦发生过了。

        在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基德(Sheikh Hasina Wajed) 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控制权而争斗,该银行于1983年由尤努斯创立,是主要的小额信贷机构。尽管尤努斯已经被银行解职,司法斗争还在最高法院进行,尽管“穷人的银行家”受到如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希拉里•克林顿和尼古拉•萨尔科齐这样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小额信贷的形象似乎仍然已经受到了永久的损坏。

小额信贷简史

        20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是吉大港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发生在1974-75年的孟加拉国大饥荒使他意识到,他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和数百万孟加拉国人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鸿沟。与吉大港附近的一个村庄Jobra的居民的接触,让他“理解”到,那里所有的农民们都被困在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中,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摆脱它。虽然一美元可能足以让他们摆脱这种恶性循环,但农民被排除在传统的银行系统之外,受高利贷者的摆布,使他们陷入更深的贫困中。

尤努斯然后决定借钱给穷人,由于银行拒绝给予信贷,他就自己做贷款担保人。 然而这个经验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使他在1983年为穷人建立了一个特别银行。因此,第一个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gram”是指孟加拉国乡村)诞生了。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网站[1]上有小额信贷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方式的说明。

        第一项原则申明,信贷是一个人的权利。是最基本的。因此,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将履行人道主义使命,为贫困家庭,特别是妇女争取一项普遍的权利。发放贷款,以便自雇企业(微型企业)产生出收入,或获得住房。它规定,消费信贷不包括在内。

为了获得信贷,借款人必须加入一个“共同”借款者小组。贷款依靠的是一个不具法律效力的合同,它依靠的是银行的“信心”和组员之间的“互信”。要获得信贷,借贷者须要实行一个强制性和自愿性的储蓄计划。

        20113月,孟加拉国的借款者数目达到了8.36百万人,其中的97%是妇女。该银行拥有2,565分支机构,在81379个孟加拉国村庄有业务。它雇用了22,289人。自创建以来,乡村银行发放了相当于105.2亿美元的贷款,已偿还的有93.2亿美元。在20104月和20113月间,贷款金额达到9.8434亿美元。

        1995年以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已不再接受私人资金。它是100%的存款资金。超过55%的存款来源于借款人自己的储蓄,存款总额代表贷款的147%。所以是穷人自己给自己提供贷款资金。

  

所有企业家都精打细算

        据尤努斯和小额信贷支持者的说法,贫穷不是剥削的后果,而是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制度外的结果。“因为劳工不控制资本,所以他们无法受益于他们的劳动成果,这就是贫困的根源”。一个小小的货币推动,将会使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把自己转化成精打细算的企业家。

 “现在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结构性变化,使穷人可以像富人一样进入市场…贫困能够被消除,到处一样,刻不容缓。它完全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只有给最贫困者以自己控制自己命运的手段,才能抑制贫困。并非工作本身,而是来自于工作的资本才能消除贫困…”[2]

        总而言之,尤努斯的理念是:帮助穷人成为企业家,就可以消除贫困,这是我们大家力所能及的。一个孟加拉国妇女和一名公司董事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运用资本。因此,所有那些被资本排斥的人应该被允许进入市场和银行系统。

  

穷人背上的生意

        银行体系的不足和来自贫困家庭的信贷需求的增长,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例如在印度,据政府估计,2005年排除在传统银行系统以外的人的数量有近3亿。据估计,70%的农村人口没有存款账户,87%的人没有接触过银行信贷,而贫困人口的55.1%循非官方管道借了钱(向家人或朋友借)。

        商机是非常可观的。它是一个骑在穷人背上赚钱的生意。小额贷款机构的投资收益率在20%左右。贷款的还款率是95%以上,但这并不是因为穷人比其它人更诚实或还贷让他们感到光荣所至。因为安得拉邦的自杀浪潮,小额信贷机构的方法受到关注和谴责。从24%到36%的超高利率(但并没有高达75%,就像墨西哥的康帕塔莫银行(Compartamos Banco)的情形);贷款经理人收入根据客户的数量而定,导致资不抵债者借贷,为付欠债心力交瘁等等,都受到批评。

 

新自由主义实质的计划

        围绕小额贷款,没有关于既定秩序的论争,也没有替代资本主义的反贫困斗争的模式。更糟糕的是,根据其观念,“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工业化国家所分配的社会援助,可以让被剥夺者生存,但不能消除贫困”[3],这揭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实质的计划。决不要设想政府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作用。小额信贷的投资所在,是政府顾不到的地方:居房、保健、儿童的教育。

        从这个角度看, 印度的情况具有启发性。小额信贷发展于 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折点上。在20世纪70年代,国有化的印度银行有信贷配额分给农村地区,以及小公司和最贫困的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综合发展计划(IRDP)被遗弃,银行和金融部门的自由化给私人中介开了大门。

 

促销“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

        与小额信贷同时出现的有“社会企业”的概念。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他的著作“迈向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中是这样解释其意思的:“一个社会企业是一个不派发股份的公司。其产品的销售价格让它能够自我融资。在一段定时间后,它的所有者可以回收他们在公司投资的总和,但不以股息的形式把利润分付给他们。相反,公司把利润保持在内部,资助其扩张,其新产品的创造或服务,在世上做得更好”[4]

        社会企业呈现为人道主义和非营利的实业。像达能(Danone)这样的大公司,大银行(例如印度花旗银行)是非常愿意同一些公司结伙,这些公司能够用一个“社会”形象,让他们结合起来赚钱。

        事实上,“社会企业”仅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他们同其它公司一样运作在相同的市场上,并同他们竞争。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制造有竞争力的利润。他们又怎能把追求利润同履行社会使命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看,就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履行的职能本应是由国家负责的,而且可能是公共服务发展的课题。因为国家没有参与,例如在孟加拉国,或由政府推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印度,小额信贷和“社会企业”才发展起来。

  

对贫困有什么影响?

        据穆罕默德•尤努斯说:“我们正通过小额信贷和其它金融服务,説明1亿个家庭脱离贫穷。”[同上 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事实上,小额信贷很少被借款人用来开公司。几乎有八成的情况是用于消费,医疗,住房或教育。这种用法不会产生任何可用于偿还贷款的收入,反使贫穷借款人的债务增加。

        小额信贷 “道德”形象背后的那幅图景并不是很有指导意义的。集体协作的原则,增加了借款人压力,因为每个组员要为其它人担保。未偿还债就意味着切断任何新的信贷来源。当家庭能同几个小额信贷机构打交道时,他们会向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借钱偿还另一家小额信贷机构。一个庞氏螺旋骗局随之而来。

        积极向穷人提供贷款,对其偿付能力并无真正的检查。在最好的情况下,利率是24% 36%之间,这个利率是尤努斯和小额贷款的其它发起人所认可接受的。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消费产品同相应的小额信贷连接起来。把贷款同行动电话,鸡这样一些产品相联,这种做法在非政府组织中间并不少见,因为把行动电话,鸡等东西当作产品,可以产生收入来源。在现实中,他们创造了对这种联结的依赖性。说到底,小额信贷助长过度负债,助长庞氏骗局和对金融机构的依赖。

        几个独立研究[5]曾试图确定,小额贷款在反贫困斗争中的实际效果。两个研究小组分别在印度和菲律宾工作,根据两个群体的对比做研究,一个群体能获得小额信贷而另一个则不能。这两项研究的结论一致,即小额信贷并不有助于脱贫。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允许大量购买耐用消费品,但在签约了一个小额信贷的情况下,研究表明,家庭会放弃某些小享受(茶,点心,烟草,槟榔等),以偿还让他们购买商品的贷款。

 

 

        经过18个月,在借款家庭的生活中没有见到有显著发展。更长期的影响尚在检测中。最初的贷款会产生额外的收入吗?还款是否太重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美国工作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拉米亚•卡里姆[6]作了另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些新发现。惊讶于还贷率的超高,该经济学家在1997年作了实地调查,然后在2007年回头继续他的研究。有种说法认为贫穷和诚实之间有天然的联系,卡里姆拒绝这个说法,他强调指出一个更加肮脏的现实,他称之为“羞愧经济”。

        研究表明,95%的贷款请求是由家庭的丈夫或儿子提出的。把贷款发放范围扩展到孟加拉国妇女,这可能对她们有非常不利的后果。其实,小额信贷机构是在利用孟加拉国普遍的社会荣辱感,因为妇女是家庭荣誉的担保人。一旦妇女处在还不了贷款的情况下,为了逼迫她们还债,还贷经理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公开羞辱她们。

  

有其它办法吗?

        有一些把小额信贷神秘化的浮夸言辞,独立的研究有助于揭穿它们,而在安得拉邦发生的自杀浪潮说明,小额信贷的影响可以是相当负面的。最近在墨西哥或巴西这样的国家中,反对贫困的斗争经验,涉及到了对家人的收入转移。1997年在墨西哥开始的“机会(Oportunidades)”计划,或过去十年巴西推出的“家庭补助(Bolsa Familia)”计划,涉及向贫困家庭提供小额金钱以换取儿童们的正常上学和对他们健康的监测。在巴西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的花费少,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约0.40.5%。因此,他们对经济的增长没有负面影响,并非像那些控制通胀减少公共债务的正统政策的拥戴者们经常咬定的那样。

        据最有利的评估[7],自2001年以来,家庭补助(Bolsa Familia)将减少17%的贫困,而且对减少童工和农村的贫困儿童有积极的影响[8]

  

        但是,对家人的收入转移以及小额信贷这些政策并没有击中贫困的根源:失业或工资低是使穷人持续贫困的原因。在一个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小额信贷绝非能创造数百万必需工作的工具。

        其它比“家庭补助(Bolsa Familia)”计划或小额贷款较狭小的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是增加最低工资和65岁以上残疾者及最贫穷的农民获得平等的最低补助金,已经得到落实。就贫困的广度方面而言,这些措施更有效,而如“机会(Oportunidades)”计划或“家庭补助(Bolsa Familia)”计划这样的方式,只在其深度上有些用。[9]

        同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认定相反,国家应保持或成为减少贫穷的工具。应该制定政策或社会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的需求,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需求。应实施有利于就业和较高工资的政策。对最富有者征收累进制税和征收金融交易税,从而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准备经费。

 

 

-丹尼尔•萨拜是NPA(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和第四国际的成员。是第四国际驻亚洲的记者之一,其博客为“亚洲左翼观察员”,网址为http://daniellesabai1.wordpress.com/

  

 

 

 

 

注释

[1] http://www.grameen-info.org/

[2]“Transgresser les préjugés économique(违反任何经济的偏见),穆罕默德尤努斯,外交世界199712

[3同上

[4]摘自文章穆罕默德尤努斯:含糊或轻率的诺贝尔奖?”  丹尼斯·科曼尼Denise Comane – CADTM

[5] “小额信贷的奇迹?. 来自一个随机评价的证据  阿比吉特·班纳吉,以斯帖·迪弗洛,雷切尔·戈勒讷斯特,凯南·辛西娅,20095月。 “Expanding Microenterprise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in Manila”. “扩大微型企业信贷:采用随机供应决策,估计对马尼拉的影响 Dean Karlan and Jonathan Zinman, July 2009  卡兰和乔纳森辛曼,20097

[6]杰克芒·史蒂芬妮(Jacquemont Stéphanie “Les promesses non tenues du microcredit: nouvelles preuves à charge(小额信贷许诺的破产:新的失信证据)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23467

[7] “Favelous(巴西贫民区)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59966 

[8] “How to get Children out of job and into school(如何让孩子们弃工就学?)”.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690887

[9] 萨拉马·皮埃尔(Salama Pierre),. “Lutte contre la pauvreté en Amérique latine(拉美的反贫困斗争)”. http://pierre.salama.pagesperso-orange.fr/art/[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