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破人亡──追忆陈景光的惨痛一生

家　破　人　亡──追忆陈景光的惨痛一生

一卒

陈景光是广东潮阳人。自幼在家乡读书，聪明好学，思想进步。抗战初期，读高中一年级时，与同学组织「青年学术研究社」，学习社会科学，宣传抗日救亡，举办民众夜校等等。1940年在小学教书，被一三青团教师诬为异己分子，被迫离乡，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白天做学徒，晚上补习英文、会计。结识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同学，通过他们介绍了一些同乡参加新四军进行抗日。后来陈在毛织厂当会计。开始学习写作、投稿，认识了＜新人出版社＞的编辑，参加了他们主办的读书会。

　　1943年秋，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白天做会计，晚上读书。在该校认识了历史代课教授陈松溪（彭述之化名），陈教授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讲中国历史，把他吸引住了，常和一些同学到陈教授家坐谈，来往甚密，思想大受影响。

　　1944年夏，一天晚上，彭述之和籍云龙突然去陈景光家，说刚从杭州回来，要求借宿一宵。第二天才告以实情：原来有些托派分子被日伪追捕，故逃难至此。彭还告诉陈自己的真面目，并把一些托派文件请其保管。陈景光一向受共产党影响，视托派为日本汉奸、蒋帮特务、帝国主义间谍等等穷凶极恶的家伙，现在他所崇拜的教授，竟是一个托派分子！这个晴天霹雳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䧟入极端苦恼之中。……

　　经过一段激烈的思想斗争，加上阅读彭述之托其保管的文件，知道他们的政治主张，了解到他们不但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还受斯大林和中共的造謡污蔑，把他们打扮成大花脸，凶神恶煞，使人们看不清其庐山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艰难地进行顽强的斗争，使他深受感动，并确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自此以后，更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1946年陈碧兰（彭述之妻，陈碧云化名）创办《青年与妇女》，陈景光自告奋勇，去社会局登记，自任发行人，参加编委会。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诗歌，他的新体诗写得很好，是有名的诗人，笔名「蓝天」。

　　1947年秋，由刘康介绍，籍云龙接受他参加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同盟在建党大会后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

　　1948年春，由同学介绍他去中央航空公司做会计，后随公司南迁至香港九龙。1950年2月，陈景光参加两航（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义，随机飞抵广州。

他是两航起义员工，收入不菲。结婚不久，有个女儿，请个保母，过着温馨的生活。1952年冬至以反革命罪被广州市公安局逮捕。其妻顿感大祸临头，悲痛欲絶。虽不是托派成员，也是杀、关、管家属，公安人员和单位领导对她毫不放松，逼她交代问题，检擧揭发，划清界线，争取寛大。使她悲痛欲絶，六神无主，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保母被吓跑了，以至女婴无人照顾，一病不起，惨遭夭折，后来离了婚，从此家破人亡。

陈被捕后判刑五年，押送湖北省汉阳新生砖瓦厂劳动改造，担砖挑泥。惯坐办公室、拿笔杆、打算盘的人，一下子要挑土，压在肩上的担子，那怕只有一丁点儿，也不堪负重。干不了半天，腰酸背痛，肩膀肿胀，脚底也打了水泡。走起路来，东歪西倒，像扭秧歌似的。这就是：「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1956年夏，政府组织在囚的托派分子参观学习，陈景光看到武钢、武重等大型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医院、学校等等。尤其苏联展览馆，看到苏联的成就，工作人员一再强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使他感慨万分。工业国有化，农业合作化，再加上计划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象征了。自己所追求的，还不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党是真真正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去把她看差了，现在噬脐莫及！

1957年4月19日汉阳新生砖瓦厂召开奬惩大会，陈景光被宣布提前释放。当犯人给他戴上「新生花」时，他的心情异常激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以为过去那段历史，像恶梦般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回到祖国的怀抱，要好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他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少不了他这种人才。于是，满怀希望，走出监狱。

他以为自己是两航起义的有功之人，回到原单位要求工作，得到的答复是：已被开除，永不录用。这迎头一击，非同小可。当时就业困难，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后来街道办事处要他参加政协（政治协商会议）学习，一起学习的多是劳改释放份子：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军政人员、特务、青红帮及共产党的变节份子等等，过去深受其害的人，现在像垃圾一样，被收集在一起，去「洗脑筋」。每月领社会救济十二元，算是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一般人只有六元，小孩三元。随后介绍他去工地挑土，每天一元，也时有时无。

他念念不忘已离婚的妻子，几经打听，才知女方这几年来为他吃尽苦头，虽然离了婚，也无济于事。在旧社会，一些革命者被捕以至杀害，其家属不受株连；或易地而居，改名换姓，逃离厄运。而在新社会，则大不相同。一个单位，把全体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管住了，动弹不得。审查交代，检讨批判，没完没了，政治上的压力，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是个知识分子，离开学校即到机关工作，找了个如意郎君，以为是终身伴侣，从此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不料祸从天降，一下子掉进万丈深渊，不能自拔。离了婚也没用，档案就像个紧箍咒，紧紧地箍在她的头上，时不时念动真言，使她痛不欲生。这几年来她所受的苦难，并不比陈景光轻松。陈在劳改队，除管教干部外，都是犯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高低。而她处在群众之中，却被列入另册。每次运动，都要被动一下。知识分子是最爱面子的，撕破了脸，无异撕心撕肝，日子难挨。后来下放农场，从未干过体力劳动的人，要战天斗地。肉体上吃苦还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压力并未因此而减轻，在农村一样要受监督、受歧视，还要接受批判，苦不堪言。当陈景光辗转托人找到她时，她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过去他们夫妻恩爱，感情甚笃，她相信陈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为非作歹的事。离别五年，时时萦念。现在回来了，喜出望外。有机会时，还是偷偷地进城去看望他。他们不敢到外面，生怕被过去的同事看见了，横生枝节，只好躱在他寄居的朋友家的瓦面上，互诉苦衷。顾不得夏日的瓦面像个蒸笼，把他们蒸得汗流浃背。

是年中秋之夜，女方带来一些食物，与友人一家共聚晚餐。饭后依旧在瓦上谈心。望着圆圆的月亮，想起过去甜蜜的生活，陈景光再也受不了目前寄人篱下的处境了，他不满足于这样偷偷摸摸的约会，希望重建家园。女方一再劝他：目前能间中见见面已萛好的，要他忍耐些，慢慢来。可是陈等不及了，苦苦哀求，重温旧梦。不管环境怎样恶劣，经济怎样拮据，也要建立一个家。女方心有余悸，觉得现实如此残酷。他在农场，虽有一定自由，但界线分明。下放干部是有各种问题的所谓「社会渣滓」，低人一等，受人歧视。经常开会学习：深挖思想根源，彻底改造世界观，批判检讨，从未间断。现在要和「反革命分子」复婚，无异自讨苦吃。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经济情况更糟，农场工资不多，陈做临时工，收入低微且不固定。要建家庭，谈何容易。过去的家已被毁了，现在重新组合，租房子、置家具，一切日常用品，样样都要钱。靠两人不固定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在农埸，一个做临时工，今后飘泊何方，难以预料。现在要复婚，为时尚早。这几年来，为他吃尽苦头，他还不理解，只重感情，不顾实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再来一次打击，如何受得了！那晚谈话至深夜，不欢而散。经再三考虑，女方找他谈了一次话，表明态度，交给他一个照相机，这是过去唯一留下的一件价值昂贵的物品，从此不敢再去。

欲速则不达，陈景光对「家」的追求迫不及待，把对方吓怕了，使他很沮丧。1958年5月陈通过李展的关系，去了武汉，和李展一起在东西湖农场做基建临时工，每天八角钱。此前，他把照相机卖了六十元，等于六十天苦工，以为卖了个好价钱，沾沾自喜。不料回头一看，标价一百二十元，再转身一看，卖掉了。使他后悔不已。

李展是个女强人，在全民办工厂的号召下，找了四个妇女，合办拉丝厂。经过一段艰苦奋斗，成积可观。业务发展很快，陈景光做会计，不用当苦力军了。

陈景光渴望有个温暖的家。厂里一位股东姓杨，曾因打麻雀被捕判刑，与李展在被服厂劳改时认识，陈与她相爱。不料双双挨批斗，说他们「臭味相投」。孤男寡女，谈情说爱是正常事，也以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终于把他们拆散了。

不久，陈被派出所调去大办钢铁。1960年8月，又被派出所派去市郊参加抗旱，原订二十日，结果搞了几个月，最后号召全体抗旱人员在当地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名义上是自动报名，但谁敢不服从？于是一百多人全部留下，无一幸免。

初到生产队，他在食堂做会计兼记工分，一身兼二职。拿十多任务分，比强劳动力十分计还要高。过去队里帐目混乱，年终结算，迟迟算不出来，社员工分也记不淸，群众意见很大。他记工分后，清清楚楚。除搞好本身工作外，还帮助大队会计搞好日常工作，年终结算，很快便算出来了。领导和群众满意，他也高兴，觉得这里比原厂好多了，人格受到尊重，不用挨批斗，吃饭不用愁。食堂的粮食，是自己种的，新鲜可口，不似城里吃陈粮，还要配40％的杂粮──苞谷、大麦、高粱。城市副食品供应少，老菜多。品种单一。食堂吃的蔬菜是自己种的，质量好品种多，还养了猪，常有肉吃。别人教他养两只鸡，放在食堂，走来走去，够牠们吃饱，不用喂食，常有疍吃。在当时有这样的生活，算是优越的，他也心满意足。

食堂会计也好，记工分也好，用不着高深的学问。要他这位会计专业人员去做，应付自如。一次几位领导约他去看一块荒地，有说三十亩，有说二十亩，众人相持不下，他说有二十五亩，且肯定相差不会很大。众人不信，拿尺一量，足足二十六亩。大家惊叹他好眼力，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心里好笑。在他们议论时，他踱步向前，长、寛多少步，每步多长，心中一算，面积出来了，这是小学的算术，就那么简单。但那些干部文化水平差，连这个也不懂，才把他神化了。

和他一起下放的一百多人中，他算是幸运儿。其它人要下地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辛苦苦，养了自己，养不了家，叫苦连天。那里地势低，常受水患。一次水灾，农田被淹，家也保不住了。由生产队安排去城里做临时工。大队和派出所研究决定，让一部份人回城算了。于是通知1961年下放的可迁户回城。消息一传开，如下了大赦令，急不及待，把户口迁走，派出所始料不及。因为平时组织他们学习时，听到的都是好话，那知他们的苦衷！眼看一下子都要迁走，慌忙冻结。陈景光犹豫了一下，迟了半天，已截止了！

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祸福是难以预料的。谁料这一步之差，以后把他「整」得要命。

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他的食堂会计由别人代替了。派来的人学会后，把他踢开。新会计水平有限，兼不了记工分，也另有人做。他要下地劳动，要靠战天斗地来养活自己，工分比过去少了一半。再加上精神压力，使他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两派之间争权夺利，斗来斗去，都把他作靶子，狠批猛斗。对「敌」斗争狠，才表现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否则会被对方抓辫子、扣帽子，所以他成了两派斗争的磨心，成了他们的犠牲品。无论大会、小会，都不放过他。还要他抄写批斗自己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横额，使他想到渣滓洞里的烈士临终前要他们自己挖墓穴的悲惨情景。挖墓地不一定是埋葬自己的，但他抄的却清清楚楚是为了批斗自己而造的会塲气氛。不论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或是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都要他照抄不误，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

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见识，在农村里，如鹤立鸡群。过去领导有什么问题，主动找他研究；群众有什么困难，乐意找他帮助。他来者不拒，尽力而为，受人尊重。现在不同了，这只鹤太高大了，领导在他面前也显得失威，现在报复的机会来了，怎肯放过！一部份牢骚满腹的人，辛辛苦苦，不得温饱，无处发泄，也乘机出气。更有些积极份子，也想从他身上捞稻草。他成了众矢之的。结果把他整垮了，还不肯罢休。

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天灾是难以避免的，但人为的灾害更甚。那时的政策，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管实际情况，具体条件，一声令下，蜂拥而上。农业学大寨，硬要把斜坡变梯田，洪水一到，就冲垮了。自流灌溉是劳民伤财的事，辛辛苦苦把有限的田地挖出灌溉渠道，水一放，低的被淹，高的水流不到位，无法控制。又要用锄头扁担挑呀抬呀去填平。结果农作物受损，农业失收，最差的一年，一个工分只有八厘钱！一个强劳动力十分计，每日只有八分钱，当时够吃一根棒冰！

「积肥」既脏且臭，很多人不愿干，非要陈景光去不可。工分却不加，拿低工分干强劳动力的事，这是赤裸裸的剥削行为。他的任务是在镇上打扫厠所，马车来了，打起粪便，挑出去，倒上车，由车夫拖走。初干这行，不但气味难闻，恶心欲吐，就是看见那千千万万、蠢蠢欲动的俎虫，也够毛骨悚然了。但「置人刀俎供人烹」，只得服从。他没有气力，挑不了一担，东歪西倒，好容易挑到马车旁，那位车夫知道他体力差，主动帮他倒上车，并轻声说：「少挑些，我多等一会便是。」使他大受感动，体会到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内心得到安慰。他知道并非每个人都是凶神恶煞的，很多人心中有数，不好公开表示，只有沉默寡言。如果在生产队，众目睽睽之下，那位车夫是不敢叫他少挑的。慢慢地他爱上这个工作了。表面上是个苦差，实际上比队里干活好得多，工作时间少得多。车子拖走了可以歇一会，不用一天干到晚，业余还要搞环境卫生等义务劳动。听不到有理无理的漫駡声、吆喝声。晚上住在镇上的茅棚，又脏又臭，但习惯了，反觉舒服。因为那里远离生产队，不用开会，不受批斗，不挨打受駡，可以松一口气，也可以说是「自由自在」了！可惜「好景」不长，每月只有几天，由各生产队轮流去积肥。

记得刚出狱时，他满怀信心去建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共产党是真真正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是出狱不久，「反右」开始了，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运动一个接一个，直至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为什么老是强调阶级斗争，斗来斗去？为什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不集中精力去搞经济建设？自己本是起义人员，虽曾参加托派，没有干为非作歹的事。且无论在那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为什么得不到体谅，还要成为众矢之的，万箭穿心，比坐牢更受罪？……一连串的问号，得不到答复；一颗赤子之心，无人理解。白天劳累过度，晚上躺在床上，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悲惨景象，展现眼前。他支持不住了，脑动脉硬化，两眼直视发灮，手足失灵，走路困难。无钱医治，还要出工，下地劳动，苦不堪言。

远在家乡的老母，心痛极了，要他回乡治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仍不放过这个活靶子。一次在路上遇见派出所所长，陈向他诉说病情，要求回老家去。所长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留下来也没用，将来还是个负担，于是答应他迁户回乡。领导无奈，只好放行。

直至1977年5月，他像逃出魔窟似的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母亲的身旁。他的母亲已86嵗，仍能操持家务，他自愧不如。弟媳找来名医为他治病。他得到亲人体贴关怀，压在头上的大石没有了，冷酷的面孔不见了，喝駡声听不到了，连他的「安乐窝」──又脏又臭的茅棚也不用去了。精神上的压力，肉体上的折磨，都离他远远的了，在武汉十九年的悲惨生活像恶梦一塲过去了！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回天无术，任何灵丹妙药，只有拖延时日而已。而且他一贫如洗，吃饭问题不大，医疗负担很重。弟弟劝他不要管，安心养病就是了。

陈景光与弟弟向来感情很好。陈被捕后，其弟受到株连。几十年来，吃尽苦头。他不知托派是什么一回事，只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毛泽东选集＞里知道托派是「汉奸、特务、走狗……」等等。但从哥哥身上从未发觉他是个坏人，反正为此坎坷一生。过去他的哥哥回家探亲，其弟避而不见，住在单位不敢回家，以免检查交代，诸多烦恼。可这次不再逃避了，住在家里照顾兄长。尤其政协隆重地专车送上起义证书后，更毫无顾忌，悉心照顾，使颠沛流离，受尽冷酷的亲人得到温暖。

他回乡第二年，当地大队要为他「摘帽」（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壊份子、右派等五类份子「帽子」），到他原来的公社去查档案，出乎意外，他根本没有「戴帽」！没有戴帽而当五类份子整，把好好一个中年人整至残废人，使他怒不可遏。但有什么办法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过是劝世之言，有多少心狠手辣之人得到报应的？把他整得要命的人，肯定没有人用同样的手法去整他，使他尝尝那种滋味。所以有「若然不报，时晨未到」之说，把「报应」推向冥冥中的未来，搪塞了事。苦果是他吃了，善后工作是家人承担，整人者则逃之夭夭，不受惩罚。使他伤心不已。于是要求落实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艰难地不断往县城去，跑了几年，那些单位像踼皮球似的把他踼得精疲力竭，病情加剧而止。

1982年，广州成立南方航空公司，急需技术人才，找到陈景光时，他已生活不能自理，无法复职了！只有发给他一个很漂亮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每月给予生活补助25元，医疗费也没有。幸得亲友帮助和全家人无微不致的关怀照料，挨了几年，1985年7月折磨殆尽，终年65嵗。

他回乡后，念念不忘他的前妻。经多方打听，知道她已结了婚，定居香港。仍在工作。丈夫已去世，有个儿子二十岁，在上大学。前妻仍关心他，问他患什么病，需要什么药，只要能买到，不论昂贵，定会寄去。陈接信后，心情异常激动，思前想后，无法控制。于是写了一首诗，也是最后的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