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集团与维稳成本

 

破谜


 

          20111219日,汕尾市市委书记郑雁雄陆丰市召开的陆丰、东海、乌坎干部与群众代表会议上披露,陆丰市人民政府为乌坎村部署的武警官兵的吃住花费庞大,喊叫「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说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社会冲突日增,环境不断恶化,赚到的钱大半都要用来缓解社会矛盾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成本实在高昂,比如政府花掉钜款的、自上而下的、高压的维稳方式治理社会动荡。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全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万起增加到了7.4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人增加到376万人,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2007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更高达8万多起,各地政府对维稳工作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仍保持多发态势。

        根据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维稳成本极为高昂。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成本相当高昂,甚至到了不计代价、不惜血本的程度。据估计,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高达44亿元,远远超过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的35.2亿元。这说明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性支出。如果以全国计,每年用在维稳上的资金更是吓人。据统计,2010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在2008年增加16%2009年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报告还指出,目前的维稳模式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地方政府把维稳当作首要任务,不仅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而且凡是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内平安无事。对于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员,采用多跟一的方式,实施24小时监控,甚至使用先进的监控工具。这样的维稳方式,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地方政府有时还会发动大量志愿者,或是走上街头,或是据守小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维稳工作。

根据2012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该报导网络版很快被网络监管部门下令删除。

        报告指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可是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根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的分析,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报告分析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坎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报告还指出,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批评,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还有,报告指出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

报告最后写道:「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

这报告虽然分析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僵局,以及以高压的维稳手段治理社会不安的困局,但还没有点出所谓『转型陷阱』的逻辑乃源于 先发展(资本主义)后治理(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安与环境恶化的陷阱。换言之,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改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僵局与困境。